萨伊德还在炒得沸沸扬扬，顾准却向我们走来，尽管有点姗姗来迟。谢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在作者逝世二十年后，中国大陆终于有了收集他主要遗作的《顾准文集》。谢谢诚挚的友人用快递寄来这部用血泪和睿智凝成的书，让我在一九九五年的第一个月便有幸在思想与学术的崇山峻岭中跋涉。
　　顾准(一九一五年七月——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这个名字对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乃至不少知识分子说来恐怕是陌生的。简单说来，三十年代的顾准是自学成才的会计学专家，一直在著名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在之江、沪江等几所大学任兼职教授，同时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一九四○年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各地负责财经等方面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一九五三年后调至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开始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五年两度划为右派；文革后均已平反。
　　故事如果到此为止，那不过是五十五万个右派悲惨经历中的一个小故事。除了一九六五年再戴右派帽子极为罕见外，对司空见惯的中国人说来大约不会有多少新鲜感。顾准的奇特之处在于身处顺逆两境都要寻根究底，不停地探索。一九五二年，他身居高位，竟“目无组织，自以为是”，否定上级规定的“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建立依率稽征、依法交税的制度，冀图以现代税收制度取代革命的群众路线，从而从三十七岁的黄金年华开始在政治上坠入备受煎熬的炼狱。在灾难连绵的岁月里，忍受着难以想像的痛苦，他仍在追寻历史和现实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答案，中心是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为此而考查了中西历史和现状。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亚细亚生产方式、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孔子、老子、韩非、黑格尔、培根等思想家也一一重新受到审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都在他笔下受到挑战。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写下《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著作。后者是写给他的弟弟和挚友的信——十八篇学术笔记和评论，本不打算发表，处处直抒胸臆，每一篇都令你不能不掩卷沉思。
　　按照中国传统，“处士不议”是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亿中国人已习惯于“统一思想”，却偏偏有一些人事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我思故我在。”这或许是解答人与其他动物差别所在的最深刻的答案。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尽千难万劫，理应出现震古烁今的思想家。迄今无缘见到，那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负债。但决不能说中国人交的是白卷，顾准的著作就是填补空白中留下的重要记录之一。
　　要是说萨伊德关注的焦点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顾准全部思虑的中心却是东方专制主义。处境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向。曾经“赞美革命风暴”的顾准，面对的却是“娜拉走后怎样”即取得政权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苏联、东欧、中国乃至亚非拉广大的新兴国家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实，许多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顾准的深邃之处，在于他视野特别宽广，对古今中西的文化、社会结构、政制、思维方式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坚持内因是决定因素的观点，从中国文化和社会内部寻找问题的根源，真正如先哲所云“于不疑处有疑”，道前人所未道，直指症结所在，令读者不能不跟着他思索。在三十多万字的论述中，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制约下的中国文化的论断。
　　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对的严峻的现实。在“评法批儒”的狂潮中，顾准以出奇的冷静剖析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渊源于巫和史，早就有诸子起于王官的说法。顾准赞成前人关于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的论断，尖锐地提出：“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244页)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他申明，这是就总体上说的，“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内，至小无外’之辩；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243页)
　　这不是他一时愤激之言，而是冷静地对比了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差别后得出的结论。中国的五行阴阳与古代希腊人对宇宙的观察类似，但中国发展成为政治服务的相生相克；而他们却提出了原子假设及关于宇宙和自然的不少颇为深刻的问题。两方都有过数学神秘主义，但希腊搞出一整套几何学，而中国却没有。唯政治权威是从的古代中国人“没有逻辑学”(246页)，而好自由辩论的希腊人却从诡辩中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学和一整套文法学。“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242页)且这部《文通》也是马建忠留学法国，学了西方的文法学才弄出来的。
　　顾准没有停留在文化。在他看来，中国先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差别，植根于两者与地理环境有关的社会制度中。东方文化所以一直屈服于政治权威，主要原因在于东方社会制度及国家形成途径与希腊为代表的西方迥异。在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耕战是国家威力所寄，在大陆中通过征战建立领土王国或帝国，相应的政治特征是东方专制主义。在这里，有工商业，但它在王国控制之下，那些制造武器和供应王室消费的手工业更是如此。与此同时，知识与文化也没有独立的余地。在这里，“知识无非‘求禄’，”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396页)否则，便消极退让，明哲保身，“不是禄蠹，就去出家”。于是，“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379页)
　　希腊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海上文明。“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它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283页)他们建立城邦国家，与春秋以前的中国有神授王权的最高政治权威驾临于各小邦之上的状况不同，古希腊各城邦很快就抛弃了被称为“万民之王”的最高政治权威；他们一般都采取“同盟”的形态处理各邦之间的关系，与东方通过兼并、征战建立的帝国有别；在内部也发展起法治、民主政制。在城邦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公民权利观念，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文化得以独立发展，因而在吸收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很快就超过了东方。
　　紧紧抓住是从属还是独立于政治权威作为区分中国文化和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以及海上文明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别，顾准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例如，从三十年代开始便热闹非凡的中国古代有没有奴隶制问题，在顾准看来全是教条主义的谬误。“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286页)因为“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291页)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没有这个条件。在中国有的是鸳鸯、袭人一类家内奴隶和困苦的赋役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