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朋友做生意多年，实现了“财务自由”，开始向文学领域进军。据说他也是爱书者，做生意期间也不曾辍读，十多年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最近几年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诗。朋友指出他的创作的毛病，他不服气，说朋友不是弄文学者，要请文学名家给他做“裁判”。
　　一时失了底气的朋友请名家看了，原来跟自己的意见并无二致。朋友大为感慨：国人对权威意见好像有本能的服从欲，而每个人心目中的权威，又都随着自身地位、自我感知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国人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唯权威标准是从。而所谓的“权威”，根本就是权力的权威，而不是真知的权威。在国人的潜意识中，权力权威，或说是官崇拜之外，自己就是权威，其实就是无标准的虚无主义。更严重的是：陷入虚无主义而不自知！
　　这是我能理解的。我们总是把自己的一点心得当作世界的中心，而如果没有得到身边人对这个“世界中心”的朝拜、赞美，我们就觉得他们无知、不懂。我们要去寻找名家、权威、流行来给自己背书。
　　朋友的自省和批评是对的。当今社会流行的也正是这类现象，传统有“以吏为师”的说法，现在很多人也以为官大就值得师法——官大代表真理、真相。钱多亦然，名高亦然——谁钱多、谁名气大就代表成功、有发言权。相应地，流行、圈子也代表了生活和标准
　　钱钟书的《围城》里有过这类的讽刺：有人访学英美回来，就说了一句，罗素先生都向他请教，引得听者一阵崇拜，“想想看，大哲学家罗素都请教他问题！”而事实上，他见罗素，罗素问他，是喝茶还是喝咖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成长时光，跟朋友聊天时，会把名人拉进来作为谈资，或自抬身价。这种小小的虚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想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有所建树，或希望自己有所服务于社会和文明，那么，这种方式是需要避免的。我曾批评一个大历史学家，在他的自传中自始至终诉说他的论文、他的工作、他的才华，到晚年还说得到了一个什么学者的评价、称赞。
　　事实上，我们大多是从不自信走过来的。记得大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国内外流行的学者敬服有加。有一次，在海外工作的同学回国看我，听我满口大师、宗师、伟大的罗尔斯、施特劳斯同学便对我说，“不要这么想啊，他们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工作称职的教授、学问有成的学者而已。给他们加冕大师，跟他们站在一起，你的世界就有救了吗？人家的杰出成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社会开放至今，仍热衷于推出权威、大师。知识界曾有过每年引进一个甚至若干个大师供大家学习、谈论、摹仿的时期，从萨特、弗洛伊德到福柯、哈贝马斯这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我们的知识界演进多年仍停留在这种流行阶段，流行过了，就弃萨特、弗洛伊德等人如敝履，如刍狗，一切权威、价值、标准等都是相对的，都只是流行的、圈子的，那么，我们的文化实在积累不了什么。
　　从知识界到社会各界，因为流行这一类现象，使得权钱名利本位成了当今社会的生活本位。膜拜流行权威成了大家都乐在其中的游戏。这个游戏使国人热衷于流行，其中表现之一是热衷于领奖。一个记者对外人傲然，他的某件作品得过什么什么奖；一个公务员也骄傲他的体制人生，他的一个工作曾得到部领导的表扬除了这一人生世界的中心，其他文明世界不在他的人生视野之内。至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聚会、餐叙，也是参与这种大大小小的“领奖”过程：人们寒喧、交流时总是说，这个人你不知道哇，他拍过一个什么片得了什么奖；那个人哦，他是顶级的学者
　　我们需要权威，我们需要流行，但我们的人生理性之进步呢？我们自己的身心安置呢？难道永远交给了流行的权威？我们中国人的伟大传统是要“自作元命”：决定一切的乃是绝对自我，是自我认同。如果我们不能把最终极、最简单的自我安置好，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虚无。因此，立足坚实，一步步地发展我们自身，进而服务于周围和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生道义。
　　说到这里，我想起罗念生先生。他一生很简单，就是研究古希腊文化。他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的儿子曾劝他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则凑近儿子，带着一种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回答：“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当然，我仍要虚荣地替罗先生补充一句的是：这位生前寂寞清贫的学人，得到了一个国家的尊敬。他的遗骨被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
　　(作者系作家、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