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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这里打个勾，眼角膜。对。打个勾就行。然后，在这里填您的姓名。”
陈淑莹的手指在纸上慢慢地滑动。坐在病床上的汪先生，一项项地填写着；《捐献者资料》上的空格，渐渐地满了。
“这里打个勾，眼角膜。对。打个勾就行。然后，在这里填您的姓名。”
汪先生手中的笔，沉重而缓慢地蠕动着。
陈淑莹点着空格下的横线，“写个日期。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汪先生放下笔，双手蒙住脸，仰天倒向了枕头。泪水，流出了他的指缝。这位病危的癌症病人，签下这一纸死后捐献眼角膜的文件，无疑是向自己签发了死亡的证书。
“汪先生。你很坚强，你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陈淑莹扶住他的双肩，由衷地说：“真的。你一定能挺过这一关的。还记得么，你还要好好享受生活。别哭了。别哭了。”
这位中国目前惟一的专职角膜劝捐员，安慰着被她第九个说服的眼角膜捐献者。
劝说汪先生捐献眼角膜的工作，还是从6天前开始的。起初，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因为汪先生自己也有死后捐献眼角膜的想法。可当汪先生的父亲来到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老人从家乡赶来看望临终前的儿子，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心里是异常的悲痛。
老人说：“我的儿子都要没了，哪有心思做这个事情。还管人家看不看得见东西。”说到最后，他一口回绝了陈淑莹：“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坚决不同意。”
陈淑莹能够理解做父亲的心情，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她的身影，依然在病房里出现。陪伴病人，拉家常，忙这忙那的，就像病人的亲属一样；还带给他们看介绍其他捐献者的报道……
汪先生的父亲，终于同意了。
2004年2月18日夜晚21．00。深圳市人民医院。
白衣白帽的陈淑莹，向病床上的汪先生的遗体深深地三鞠躬。她的同事，也随着她一起弯下了腰，献上深深的致意。
“我是陈淑莹。我来取你的眼角膜，帮你完成帮助别人的心愿……”
摘除眼角膜的手术，就在这里进行，这张病床就成了手术台。一小时过去了，眼角膜就取了下来。陈淑莹双手抱住装着眼角膜的保温瓶。她的手在颤抖，止不住地颤抖。这不仅是因为眼角膜的来自不易，它更是关系到两个人的重见光明。12个小时后，汪先生的眼角膜分别被移植到两个期待已久的病人眼中。
[人物]“我是在最后一天报名竞聘劝捐员的，思想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
2003年5月8日。通过竞聘的陈淑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专职眼角膜劝捐员。
那时，陈淑莹所在的深圳市眼科医院要招聘一名专职的角膜劝捐员，为眼库工作，向社会劝捐眼角膜。实际上，成立于2002年6月的眼库是一个组织，两块牌子；一块牌子是深圳市眼科医院，另一块是建于1917年的全球性慈善服务组织国际狮子会深圳分会。
在为期一周的报名期里，医院里共有8个人报了名，陈淑莹是在截止前的最后一天报的名。之所以在最后的一天报名，是思想一直在进行反复的斗争。一方面是来自她的同事：科室的主任对陈淑莹说，做这个工作要有很强的心里素质。因为要与濒临死亡的病人打交道，要与即将失去亲人的家属打交道，要与死人打交道。同时，你还要有张厚脸皮，不怕热面孔贴上冷屁股。另一方面是来自她的家人：陈淑莹妈妈的反应尤其强烈，说当初护校毕业要你选择眼科医院，就是想让你一个女孩子避开重危病人。此外，陈妈妈还觉得这个工作不太吉利……而陈淑莹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今天成为她丈夫的邱海文，担心的是她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工作。
思想斗争虽然是反复的，但最后总是要有一个结果。报名或者是不报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5月的南方，暖风吹来已有几分夏日的味道。陈淑莹的脑海里，浮现出去年夏天参加深圳狮子会赴内蒙古医疗队的情景。在那里，他们进行了名为“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的义务眼科诊治活动，十天之内共为512位白内障患者免费做了手术。
那一天的画面是她永远不能忘怀的。医疗队为一个从小失明的男孩进行手术。当做完手术打开手术室大门的时候，陈淑莹看到门外站着一大群人，手里拿着哈达；有病人的家属、有病人、有医院和当地残联的干部。看到陈淑莹他们出来，掌声就在顷刻间响了起来。其中的几位已经做完手术、眼睛已经重见光明的老人马上就跪下磕起了头，什么也不说……
陈淑莹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长得那么大，从来没有觉得你帮助别人，能够得到那么大的一个回报。去内蒙，可以说很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觉得，社会上还有非常多的人需要帮助。”回想起来，陈淑莹还是抑不住她的激动。
同去内蒙古的姚晓明博士是陈淑莹所在医院的一位副主任，他不仅是院里从事眼角膜移植的高手、他还创立和主持了深圳狮子会的眼库。陈淑莹就在那时、就从他那里知道了眼角膜的移植、眼角膜的捐献和劝捐；她至今依然清晰地记着姚博士的那番话：“一个人捐献的眼角膜，就能帮助两个以上的病人恢复光明。这不仅是救了两个人，有可能就是救了两个家庭。”
通过竞争，陈淑莹终于成为了专职的角膜劝捐员，成为了姚晓明博士的助手。
她能在8个人中胜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她本人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沉着冷静的性格，有曾经跟随姚晓明劝捐眼角膜的实践，有主持眼库工作的姚晓明对她的了解；还有一个他人所没有的开展工作的独特的语言优势，她会广东地区三种主要的方言——粤语(白话)、客家话、潮汕话。
陈淑莹告诉我们，“当时我就在想，就是其他人都做不到，那我就想去试一下。”
[叙述]“当问我什么时候最委屈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她要在一个难以启口的地方，说出同样是难以启口的话语。
成为专职角膜劝捐员的陈淑莹，工作岗位变了。新的工作内容带来的新工作方式。
就上班时间来说，也不像过去那样的固定和有规律。从前是再怎样的三班倒，上夜班多，可每班也倒不出8小时之外去，8小时之外就是我的自由。现在看起来是不要坐班满世界地跑，但工作的时间大大地延长，全天候，年中无休。她的手机号码是向社会公布的，全天24小时开机。就连陈淑莹在享受15天婚假的时候，手机一响，信息传来，就忙开了。她成功劝捐的9例中，有一例就是在度蜜月期间完成的。
让陈淑莹倍感艰难的，就是怎样展开她的劝捐角膜的工作。“这个压力没人想得到。每天早上起来，看着大家提着包急匆匆上班，我有时就坐在那里。我说我完了，我现在要去干嘛。现在回想起来，那三个月过去了，简直就像无头苍蝇，拎着个袋子自己撞。”
要劝说的对象从何而来?就说一个媒体，除了有自己庞大固定的通讯员队伍，还有众多热心的报料人。而陈淑莹是没有任何的线人，她还不如跑传销的幸福，可以有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等作为自己的发展下家。她怎么能开口对这些人说，等你死后，请捐出你的眼角膜，现在就请在这里签字吧。
她必须这样做。从自己开始，自己签字死后捐献眼角膜，然后劝说父母，签下了字。
知难而进的陈淑莹，还是打开了局面，并确定了她的“两条腿走路”的劝捐路线。“一条腿”是找医院的急诊科、急诊中心，还有死亡率比较高的脑外科、心血管等科室；把她的联系方式留给科主任和护士长。但由于涉及到病人的隐私等其他的因素，“一条腿”显得是有点的羸弱。而另“一条腿”，就是自己根据报纸等媒体报道的车祸等新闻线索，找上门去。
千辛万苦、踏破铁鞋找到了线索，怎样谈又成了摆在陈淑莹目前的难题：如何启口，怎样走向主题，碰壁的对策，等等。这一切，需要艺术、需要技巧、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毅力；但是，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教材。
陈淑莹提着一小箱的蒙牛牛奶，向医院走去。今天，她要去深圳市人民医院，探望一个在半年之前就签了角膜捐献书的小男孩董斌。她边走边说，“我自己有个本，刚开始的时候，写了些开场白，要怎么怎么说，但是这些都没用的。”
她把提着的东西换了一只手，继续说了下去：“我会背些台词，说捐献眼角膜对你们家里人来说，是一个福分啊福气啊。但很多时候就忘了，有时是家属一句话顶过来；哎呀，完了。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答。”
起初，陈淑莹见到病人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介绍自己的身份；但不等她进一步说明来意，对方已经晓得了她的目的。结果往往是被人家关门赶人，那回在盐田，差点就被人打。后来，她采用曲线接近目标的方法，先以比较模糊的身份出现，先与病人的家属拉家常套近乎，等熟悉和对方接受你之后，才选择时机，提出捐献的建议。尤其是看能不能为病人和其家属提供些什么服务，以服务取得信任。就在捐献者离开后，陈淑莹还东奔西走，为捐献者的亲属寻医看病，解决入学……
“我觉得，你首先要把他们这些家属当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就先站到他的立场去说话。不要老是说一些很大套的，你说怎么去贡献社会啊，帮助别人啊，人家不喜欢听你这些的。”
身患脑瘤的董斌，是陈淑莹遇见的第一个自己主动打电话来要求捐献角膜的。她当角膜劝捐员后第一个劝说的对象，也是一个小男孩，4岁的迎澳。但她的劝捐，没有获得成功。
更叫陈淑莹记着的，是这样的一次劝捐。那回，老天还未放出亮来，睡梦中的陈淑莹接到电话；医院里来一个车祸急诊，女孩抢救无效而亡。它急急忙忙赶去，却被一大群家属给轰了出来。
陈淑莹站在路边，哭了许久。她不仅是因委屈而流泪，也恨自己是这般的无用。哭完了，她又转回医院。说是死者已经被送到太平间了，她连忙赶到太平间；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死者的家属已经回去了。陈淑莹没有气馁，还是想方设法地找到了这个名叫春华的女孩的母亲。
陈淑莹紧挨着春华母亲，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腿上，“春华走了，我们什么都留不住她。但我们可以把她的名字、把她的眼角膜留下来，等于把她的光明留下来。”
角膜捐献者的名字，现在都一一镌刻在眼科医院悬挂着的匾额上，今后还将刻在竖立在公园的纪念碑上。“春华她捐出眼角膜，就可以给两个，或者是四个盲人做手术。你就可以在这两个人的眼睛里面，又看到春华的眼睛了。”陈淑莹的话，打动了老人。春华的母亲，同意了。陈淑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一直忙到把遗体送到了殡仪馆。
做得是这样的辛苦，收入还是和过去没做专职劝捐员一样，每个月是四、五千元。她说，“是自己的选择，就要把它做好。”
就人体器官捐献而言，大部分的器官是属于活体捐献，就是说，是可以在捐献者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但惟独眼角膜的捐献是要在捐献者故世之后才能进行，而且，一般要求是时间不能超过人死后的10个小时。因为要时常与死人打交道，陈淑莹的母亲每逢初一、十五就为她烧香拜佛。还经常从梅州老家给陈淑莹带来吉祥物和平安符。
今年27岁的陈淑莹，是在2003年12月结的婚。自从当了专业角膜劝捐员，陈淑莹也为工作的诸多不顺和烦恼向丈夫抱怨过，说真不想干了。
邱海文回答：“你自己挑的工作， 如果放弃，别人是会笑话的。你一定要做出成绩来，要下定决心，不能打退堂鼓。”
陈淑莹说：“有时候，我老公会跟我说：你有一个月没有进厨房做过饭了，房子也有些日子没有打扫了。”说归说，只要是陈淑莹晚上回来迟了，邱海文就会到路口去等着。陈淑莹深有体会地小结，“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家庭的支持了，要是他们反对的话，那我可能是寸步难行的。”
每每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志愿捐献者之后，陈淑莹也没什么来犒劳和慰问一下身心疲惫的自己。比如说美美地吃上一顿，或者是以年轻人喜爱的庆贺方式。但没有美食，也没有歌舞。陈淑莹久久不能人睡，她说自己实在是太兴奋了。
她能不兴奋么。整整10个月的时间，向100多人进行了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劝捐，最后只有9个人签下了他们捐献的名字。
[结论]“眼角膜捐献在深圳，三年以后就会像无偿献血一样。”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严峻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约有盲人445万人，其中需要角膜的有300多万人，这里面包括120万角膜性盲人和190万角膜性视力残疾者。但有幸能够接受角膜移植的患者，每年只有四、五千人。然而在美国，每年能做角膜移植的，则是这个数字的十倍。
如今，就我们所知在中国大陆还只有陈淑莹这么一位角膜劝捐员，劝捐的工作又是那么的艰难，叫人心力憔悴；但这位年轻姑娘对这项工作的未来是充满信心。她不止一次地这样说道“希望我能尽快失业，像那个献血一样，以后会主动踊跃来报名，就不需要有我这个劝捐员的存在了。”
美好的愿望要变为现实，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事实已经证明，仅仅只有一个陈淑莹是不行的；事实同时也证明，毕竟有个陈淑莹，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据一位同仁说，在美国，驾照上写明你是否为器官的志愿捐献者。如果是的话，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不需要像陈淑莹这样的劝捐者奔过来开展工作，医院就按你生前的遗愿执行，让阳光最快地照耀到受益者的身上。
陈淑莹说，她的手机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有时甚至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对方只是想证实一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电话。是否有这么一个人。……我想，那些电话想要证实的，恐怕是远远不止这些。
鸣谢：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60’大型电视新闻周刊《1／7》友情协助。
陈淑莹的手指在纸上慢慢地滑动。坐在病床上的汪先生，一项项地填写着；《捐献者资料》上的空格，渐渐地满了。
“这里打个勾，眼角膜。对。打个勾就行。然后，在这里填您的姓名。”
汪先生手中的笔，沉重而缓慢地蠕动着。
陈淑莹点着空格下的横线，“写个日期。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汪先生放下笔，双手蒙住脸，仰天倒向了枕头。泪水，流出了他的指缝。这位病危的癌症病人，签下这一纸死后捐献眼角膜的文件，无疑是向自己签发了死亡的证书。
“汪先生。你很坚强，你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陈淑莹扶住他的双肩，由衷地说：“真的。你一定能挺过这一关的。还记得么，你还要好好享受生活。别哭了。别哭了。”
这位中国目前惟一的专职角膜劝捐员，安慰着被她第九个说服的眼角膜捐献者。
劝说汪先生捐献眼角膜的工作，还是从6天前开始的。起初，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因为汪先生自己也有死后捐献眼角膜的想法。可当汪先生的父亲来到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老人从家乡赶来看望临终前的儿子，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心里是异常的悲痛。
老人说：“我的儿子都要没了，哪有心思做这个事情。还管人家看不看得见东西。”说到最后，他一口回绝了陈淑莹：“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坚决不同意。”
陈淑莹能够理解做父亲的心情，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她的身影，依然在病房里出现。陪伴病人，拉家常，忙这忙那的，就像病人的亲属一样；还带给他们看介绍其他捐献者的报道……
汪先生的父亲，终于同意了。
2004年2月18日夜晚21．00。深圳市人民医院。
白衣白帽的陈淑莹，向病床上的汪先生的遗体深深地三鞠躬。她的同事，也随着她一起弯下了腰，献上深深的致意。
“我是陈淑莹。我来取你的眼角膜，帮你完成帮助别人的心愿……”
摘除眼角膜的手术，就在这里进行，这张病床就成了手术台。一小时过去了，眼角膜就取了下来。陈淑莹双手抱住装着眼角膜的保温瓶。她的手在颤抖，止不住地颤抖。这不仅是因为眼角膜的来自不易，它更是关系到两个人的重见光明。12个小时后，汪先生的眼角膜分别被移植到两个期待已久的病人眼中。
[人物]“我是在最后一天报名竞聘劝捐员的，思想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
2003年5月8日。通过竞聘的陈淑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专职眼角膜劝捐员。
那时，陈淑莹所在的深圳市眼科医院要招聘一名专职的角膜劝捐员，为眼库工作，向社会劝捐眼角膜。实际上，成立于2002年6月的眼库是一个组织，两块牌子；一块牌子是深圳市眼科医院，另一块是建于1917年的全球性慈善服务组织国际狮子会深圳分会。
在为期一周的报名期里，医院里共有8个人报了名，陈淑莹是在截止前的最后一天报的名。之所以在最后的一天报名，是思想一直在进行反复的斗争。一方面是来自她的同事：科室的主任对陈淑莹说，做这个工作要有很强的心里素质。因为要与濒临死亡的病人打交道，要与即将失去亲人的家属打交道，要与死人打交道。同时，你还要有张厚脸皮，不怕热面孔贴上冷屁股。另一方面是来自她的家人：陈淑莹妈妈的反应尤其强烈，说当初护校毕业要你选择眼科医院，就是想让你一个女孩子避开重危病人。此外，陈妈妈还觉得这个工作不太吉利……而陈淑莹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今天成为她丈夫的邱海文，担心的是她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工作。
思想斗争虽然是反复的，但最后总是要有一个结果。报名或者是不报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5月的南方，暖风吹来已有几分夏日的味道。陈淑莹的脑海里，浮现出去年夏天参加深圳狮子会赴内蒙古医疗队的情景。在那里，他们进行了名为“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的义务眼科诊治活动，十天之内共为512位白内障患者免费做了手术。
那一天的画面是她永远不能忘怀的。医疗队为一个从小失明的男孩进行手术。当做完手术打开手术室大门的时候，陈淑莹看到门外站着一大群人，手里拿着哈达；有病人的家属、有病人、有医院和当地残联的干部。看到陈淑莹他们出来，掌声就在顷刻间响了起来。其中的几位已经做完手术、眼睛已经重见光明的老人马上就跪下磕起了头，什么也不说……
陈淑莹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长得那么大，从来没有觉得你帮助别人，能够得到那么大的一个回报。去内蒙，可以说很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觉得，社会上还有非常多的人需要帮助。”回想起来，陈淑莹还是抑不住她的激动。
同去内蒙古的姚晓明博士是陈淑莹所在医院的一位副主任，他不仅是院里从事眼角膜移植的高手、他还创立和主持了深圳狮子会的眼库。陈淑莹就在那时、就从他那里知道了眼角膜的移植、眼角膜的捐献和劝捐；她至今依然清晰地记着姚博士的那番话：“一个人捐献的眼角膜，就能帮助两个以上的病人恢复光明。这不仅是救了两个人，有可能就是救了两个家庭。”
通过竞争，陈淑莹终于成为了专职的角膜劝捐员，成为了姚晓明博士的助手。
她能在8个人中胜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她本人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沉着冷静的性格，有曾经跟随姚晓明劝捐眼角膜的实践，有主持眼库工作的姚晓明对她的了解；还有一个他人所没有的开展工作的独特的语言优势，她会广东地区三种主要的方言——粤语(白话)、客家话、潮汕话。
陈淑莹告诉我们，“当时我就在想，就是其他人都做不到，那我就想去试一下。”
[叙述]“当问我什么时候最委屈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她要在一个难以启口的地方，说出同样是难以启口的话语。
成为专职角膜劝捐员的陈淑莹，工作岗位变了。新的工作内容带来的新工作方式。
就上班时间来说，也不像过去那样的固定和有规律。从前是再怎样的三班倒，上夜班多，可每班也倒不出8小时之外去，8小时之外就是我的自由。现在看起来是不要坐班满世界地跑，但工作的时间大大地延长，全天候，年中无休。她的手机号码是向社会公布的，全天24小时开机。就连陈淑莹在享受15天婚假的时候，手机一响，信息传来，就忙开了。她成功劝捐的9例中，有一例就是在度蜜月期间完成的。
让陈淑莹倍感艰难的，就是怎样展开她的劝捐角膜的工作。“这个压力没人想得到。每天早上起来，看着大家提着包急匆匆上班，我有时就坐在那里。我说我完了，我现在要去干嘛。现在回想起来，那三个月过去了，简直就像无头苍蝇，拎着个袋子自己撞。”
要劝说的对象从何而来?就说一个媒体，除了有自己庞大固定的通讯员队伍，还有众多热心的报料人。而陈淑莹是没有任何的线人，她还不如跑传销的幸福，可以有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等作为自己的发展下家。她怎么能开口对这些人说，等你死后，请捐出你的眼角膜，现在就请在这里签字吧。
她必须这样做。从自己开始，自己签字死后捐献眼角膜，然后劝说父母，签下了字。
知难而进的陈淑莹，还是打开了局面，并确定了她的“两条腿走路”的劝捐路线。“一条腿”是找医院的急诊科、急诊中心，还有死亡率比较高的脑外科、心血管等科室；把她的联系方式留给科主任和护士长。但由于涉及到病人的隐私等其他的因素，“一条腿”显得是有点的羸弱。而另“一条腿”，就是自己根据报纸等媒体报道的车祸等新闻线索，找上门去。
千辛万苦、踏破铁鞋找到了线索，怎样谈又成了摆在陈淑莹目前的难题：如何启口，怎样走向主题，碰壁的对策，等等。这一切，需要艺术、需要技巧、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毅力；但是，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教材。
陈淑莹提着一小箱的蒙牛牛奶，向医院走去。今天，她要去深圳市人民医院，探望一个在半年之前就签了角膜捐献书的小男孩董斌。她边走边说，“我自己有个本，刚开始的时候，写了些开场白，要怎么怎么说，但是这些都没用的。”
她把提着的东西换了一只手，继续说了下去：“我会背些台词，说捐献眼角膜对你们家里人来说，是一个福分啊福气啊。但很多时候就忘了，有时是家属一句话顶过来；哎呀，完了。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答。”
起初，陈淑莹见到病人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介绍自己的身份；但不等她进一步说明来意，对方已经晓得了她的目的。结果往往是被人家关门赶人，那回在盐田，差点就被人打。后来，她采用曲线接近目标的方法，先以比较模糊的身份出现，先与病人的家属拉家常套近乎，等熟悉和对方接受你之后，才选择时机，提出捐献的建议。尤其是看能不能为病人和其家属提供些什么服务，以服务取得信任。就在捐献者离开后，陈淑莹还东奔西走，为捐献者的亲属寻医看病，解决入学……
“我觉得，你首先要把他们这些家属当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就先站到他的立场去说话。不要老是说一些很大套的，你说怎么去贡献社会啊，帮助别人啊，人家不喜欢听你这些的。”
身患脑瘤的董斌，是陈淑莹遇见的第一个自己主动打电话来要求捐献角膜的。她当角膜劝捐员后第一个劝说的对象，也是一个小男孩，4岁的迎澳。但她的劝捐，没有获得成功。
更叫陈淑莹记着的，是这样的一次劝捐。那回，老天还未放出亮来，睡梦中的陈淑莹接到电话；医院里来一个车祸急诊，女孩抢救无效而亡。它急急忙忙赶去，却被一大群家属给轰了出来。
陈淑莹站在路边，哭了许久。她不仅是因委屈而流泪，也恨自己是这般的无用。哭完了，她又转回医院。说是死者已经被送到太平间了，她连忙赶到太平间；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死者的家属已经回去了。陈淑莹没有气馁，还是想方设法地找到了这个名叫春华的女孩的母亲。
陈淑莹紧挨着春华母亲，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腿上，“春华走了，我们什么都留不住她。但我们可以把她的名字、把她的眼角膜留下来，等于把她的光明留下来。”
角膜捐献者的名字，现在都一一镌刻在眼科医院悬挂着的匾额上，今后还将刻在竖立在公园的纪念碑上。“春华她捐出眼角膜，就可以给两个，或者是四个盲人做手术。你就可以在这两个人的眼睛里面，又看到春华的眼睛了。”陈淑莹的话，打动了老人。春华的母亲，同意了。陈淑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一直忙到把遗体送到了殡仪馆。
做得是这样的辛苦，收入还是和过去没做专职劝捐员一样，每个月是四、五千元。她说，“是自己的选择，就要把它做好。”
就人体器官捐献而言，大部分的器官是属于活体捐献，就是说，是可以在捐献者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但惟独眼角膜的捐献是要在捐献者故世之后才能进行，而且，一般要求是时间不能超过人死后的10个小时。因为要时常与死人打交道，陈淑莹的母亲每逢初一、十五就为她烧香拜佛。还经常从梅州老家给陈淑莹带来吉祥物和平安符。
今年27岁的陈淑莹，是在2003年12月结的婚。自从当了专业角膜劝捐员，陈淑莹也为工作的诸多不顺和烦恼向丈夫抱怨过，说真不想干了。
邱海文回答：“你自己挑的工作， 如果放弃，别人是会笑话的。你一定要做出成绩来，要下定决心，不能打退堂鼓。”
陈淑莹说：“有时候，我老公会跟我说：你有一个月没有进厨房做过饭了，房子也有些日子没有打扫了。”说归说，只要是陈淑莹晚上回来迟了，邱海文就会到路口去等着。陈淑莹深有体会地小结，“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家庭的支持了，要是他们反对的话，那我可能是寸步难行的。”
每每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志愿捐献者之后，陈淑莹也没什么来犒劳和慰问一下身心疲惫的自己。比如说美美地吃上一顿，或者是以年轻人喜爱的庆贺方式。但没有美食，也没有歌舞。陈淑莹久久不能人睡，她说自己实在是太兴奋了。
她能不兴奋么。整整10个月的时间，向100多人进行了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劝捐，最后只有9个人签下了他们捐献的名字。
[结论]“眼角膜捐献在深圳，三年以后就会像无偿献血一样。”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严峻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约有盲人445万人，其中需要角膜的有300多万人，这里面包括120万角膜性盲人和190万角膜性视力残疾者。但有幸能够接受角膜移植的患者，每年只有四、五千人。然而在美国，每年能做角膜移植的，则是这个数字的十倍。
如今，就我们所知在中国大陆还只有陈淑莹这么一位角膜劝捐员，劝捐的工作又是那么的艰难，叫人心力憔悴；但这位年轻姑娘对这项工作的未来是充满信心。她不止一次地这样说道“希望我能尽快失业，像那个献血一样，以后会主动踊跃来报名，就不需要有我这个劝捐员的存在了。”
美好的愿望要变为现实，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事实已经证明，仅仅只有一个陈淑莹是不行的；事实同时也证明，毕竟有个陈淑莹，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据一位同仁说，在美国，驾照上写明你是否为器官的志愿捐献者。如果是的话，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不需要像陈淑莹这样的劝捐者奔过来开展工作，医院就按你生前的遗愿执行，让阳光最快地照耀到受益者的身上。
陈淑莹说，她的手机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有时甚至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对方只是想证实一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电话。是否有这么一个人。……我想，那些电话想要证实的，恐怕是远远不止这些。
鸣谢：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60’大型电视新闻周刊《1／7》友情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