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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嫌职务低的陈毅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陈毅正在武汉。起义的第二天，他奉命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可是，当他克服沿途阻挠与艰险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于前一天撤走了。他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地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起义部队。周恩来找陈毅谈话，分配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陈毅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团，1923年入党，在武汉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对陈毅是了解的，便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道：“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他领受了任务，当即上任去了。后来，陈毅协助朱德，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把失败了的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甘居下级之下的罗荣桓
1934年9月，罗荣桓调任新成立的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曾经是他部下的一个连长任军团长，过去他领导过的一个团政委任军团政委。命令下达后，他毫不计较，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军团长、军团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当时，不少同志认为罗荣桓资格老，德才兼备，作战指挥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很强，组织上这样安排不公平。羅荣桓知道后对他们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感到责任重大，更加努力地工作。但他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还曾患过肾癌，1946年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为此，毛泽东曾批示：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1956年9月2日，罗荣桓感到身体实难支持，便写了一封亲笔信通过彭德怀转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信中说：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信中还建议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任总干部部部长，如李不能调离志愿军，而又无其他适当人选时，赖传珠长期在总干部部工作，情况熟悉，亦可以任总干部部部长。
情愿任副职的徐海东
1931年3月，徐海东被调到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团长。在一次戰斗中，他不幸负伤，被送进红军医院。手术后一个月，他便拄着棍子回到了部队。当时三十八团天天打仗，不能没有指挥作战的团长，组织上又不知徐海东何时出院，于是就任命了一位新团长。徐海东回来后，一时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要他留在师部等待分配，徐海东却向师政委提出：“我当副团长去！”
徐海东主动请求降职不止一次。1934年11月，早已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又主动要求当副军长，把军长位置让给从中央来的程子华。徐海东高风亮节，充分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的宽广胸怀。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甘愿当营长的彭绍辉
1932年，彭绍辉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彭绍辉失去一只胳膊，成为独臂将军。1934年，彭绍辉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遵义会议后，第十五师拆散编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彭绍辉调任该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被调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他说：“你回来了好，但没有适当的位子安排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回答说：“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于是，他愉快地当了教导营营长。
彭绍辉曾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回乡当农民的甘祖昌
1957年，由于战争受伤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少将谢绝了组织上让他到上海、青岛等地去治疗和疗养的安排，向组织提出了回老家江西省莲花县农村参加劳动的申请。经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人回到故乡，开始了他从将军到农民不平凡的后半生历程。甘祖昌回乡后，一直过着节俭简朴的生活。他给自己立下规定：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他养猪种菜，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却把70%的工资收入捐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上级在生活上要按有关规定照顾他，他一一拒绝；省民政厅要给他在县城盖房，他坚决不答应；新疆军区和江西省政协先后两次要给他配小车，他坚持不要。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代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
甘祖昌，1905年生，江西省莲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在战争年代，曾三次负重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主动考虑革命需要的朱瑞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朱瑞闻讯后，去找毛泽东，说自己在苏联学习过炮兵，可为炮兵建设做些工作，起一点桥梁作用，副参谋长一职，请中央考虑合适的人选。他还从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向毛泽东汇报了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对朱瑞这种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中央任命朱瑞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瑞带领全校师生坚持教学训练，迅速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
朱瑞，1905年生，江苏宿迁人。1925年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三军和第五军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后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等职。1948年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牺牲。
上书辞职的徐特立
1956年，徐特立年近八十。他感到自己记忆力衰退，身体不支，便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他在报告中强调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此后，徐特立就不参加中宣部的领导工作了。
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徐特立就曾让贤过，那时他是教育部长。瞿秋白从上海来到瑞金后，徐特立首先提出：秋白年轻有为，应该让秋白任部长，自己任副部长。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得很好。徐特立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因病去世。（《党史博览》）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陈毅正在武汉。起义的第二天，他奉命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可是，当他克服沿途阻挠与艰险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于前一天撤走了。他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地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起义部队。周恩来找陈毅谈话，分配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陈毅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团，1923年入党，在武汉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对陈毅是了解的，便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道：“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他领受了任务，当即上任去了。后来，陈毅协助朱德，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把失败了的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甘居下级之下的罗荣桓
1934年9月，罗荣桓调任新成立的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曾经是他部下的一个连长任军团长，过去他领导过的一个团政委任军团政委。命令下达后，他毫不计较，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军团长、军团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当时，不少同志认为罗荣桓资格老，德才兼备，作战指挥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很强，组织上这样安排不公平。羅荣桓知道后对他们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感到责任重大，更加努力地工作。但他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还曾患过肾癌，1946年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为此，毛泽东曾批示：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1956年9月2日，罗荣桓感到身体实难支持，便写了一封亲笔信通过彭德怀转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信中说：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信中还建议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任总干部部部长，如李不能调离志愿军，而又无其他适当人选时，赖传珠长期在总干部部工作，情况熟悉，亦可以任总干部部部长。
情愿任副职的徐海东
1931年3月，徐海东被调到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团长。在一次戰斗中，他不幸负伤，被送进红军医院。手术后一个月，他便拄着棍子回到了部队。当时三十八团天天打仗，不能没有指挥作战的团长，组织上又不知徐海东何时出院，于是就任命了一位新团长。徐海东回来后，一时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要他留在师部等待分配，徐海东却向师政委提出：“我当副团长去！”
徐海东主动请求降职不止一次。1934年11月，早已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又主动要求当副军长，把军长位置让给从中央来的程子华。徐海东高风亮节，充分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的宽广胸怀。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甘愿当营长的彭绍辉
1932年，彭绍辉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彭绍辉失去一只胳膊，成为独臂将军。1934年，彭绍辉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遵义会议后，第十五师拆散编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彭绍辉调任该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被调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他说：“你回来了好，但没有适当的位子安排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回答说：“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于是，他愉快地当了教导营营长。
彭绍辉曾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回乡当农民的甘祖昌
1957年，由于战争受伤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少将谢绝了组织上让他到上海、青岛等地去治疗和疗养的安排，向组织提出了回老家江西省莲花县农村参加劳动的申请。经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人回到故乡，开始了他从将军到农民不平凡的后半生历程。甘祖昌回乡后，一直过着节俭简朴的生活。他给自己立下规定：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他养猪种菜，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却把70%的工资收入捐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上级在生活上要按有关规定照顾他，他一一拒绝；省民政厅要给他在县城盖房，他坚决不答应；新疆军区和江西省政协先后两次要给他配小车，他坚持不要。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代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
甘祖昌，1905年生，江西省莲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在战争年代，曾三次负重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主动考虑革命需要的朱瑞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朱瑞闻讯后，去找毛泽东，说自己在苏联学习过炮兵，可为炮兵建设做些工作，起一点桥梁作用，副参谋长一职，请中央考虑合适的人选。他还从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向毛泽东汇报了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对朱瑞这种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中央任命朱瑞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瑞带领全校师生坚持教学训练，迅速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
朱瑞，1905年生，江苏宿迁人。1925年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三军和第五军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后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等职。1948年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牺牲。
上书辞职的徐特立
1956年，徐特立年近八十。他感到自己记忆力衰退，身体不支，便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他在报告中强调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此后，徐特立就不参加中宣部的领导工作了。
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徐特立就曾让贤过，那时他是教育部长。瞿秋白从上海来到瑞金后，徐特立首先提出：秋白年轻有为，应该让秋白任部长，自己任副部长。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得很好。徐特立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因病去世。（《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