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广梅1987年投书《经济日报》引发社会关于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讨论，2000年吴敬琏股市赌场论招来各路大佬轮番走台，2004年郎咸平“国退民进”的论断惹起经济学和法学人的各种对垒并直接把顾雏军送进监狱……
　　说起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天都奔得气喘吁吁，新事物、新思想、新辩题“突突”地冒，在中国当经济学家是幸福的，尽管有许多议题不宜公开讨论，但相对来说还是宽松的。
　　随便一捋，留下记忆的便有：关广梅1987年投书《经济日报》引发社会关于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讨论，2000年吴敬琏股市赌场论招来各路大佬轮番走台，2004年郎咸平“国退民进”的论断惹起经济学和法学人的各种对垒并直接把顾雏军送进监狱……而这两位，也是出了名的辩手，除了群辩，还喜欢单挑，林毅夫与杨小凯的后发优劣之辩，张维迎与高西庆股市公平之争，都留下印记。
　　11月9日下午1时，在北大朗润园万众楼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两位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辩论了国家产业政策。
　　今日两位顶尖经济学家要掰斥的产业政策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核心就是在市场中，政府的意念或期许是否必要。
　　粗看林张的辩论，说实话，没有出乎预料。
　　林毅夫支持政府产业政策：就像毛泽东说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国家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太多了，如果你全都做，但资源不够多，只能像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发展起来，最后是大家共同发展。但林毅夫也坦率，说他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时研究产业政策，1000多个经济学家反对，理由是二战后很多使用了产业政策的国家，包括日本，效果很差。但林毅夫还是坚持，不能不要产业政策，那样做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他给出的药方是：提高成功概率。
　　对此，张维迎兜头驳之：我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这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张维迎没有说出的话是：人，包括官员，无知是必须的，因此不可能提高成功概率。
　　纵观此类经济或治国之辩，大多是政府与市场掰手腕的游戏，除去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辩论，早1000年，1069年在首都汴梁有一场“延和殿廷辩”，亦是如此，王安石主张中央要实行经济集权，司马光认为要以农为本藏富于民。所以，中国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把政治和经济掺合到一块儿研究。老外没有，他们不科学。
　　2000年1月3日，时任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与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有一场辩论，末了，高西庆说：作为政府官员，要来对付学者提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各位站在我的位置上去辩论也一样的困难。我要讲的是，国营企业在市场上到底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政府应该给它们什么帮助，我们必须历史地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国有企业通通放到市场上。我以前工作的老厂，将近6000人，2800多人离退休职工，只靠一个100多人的家属易拉罐工厂的产品过活，问问这些老企业，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让国家拿钱去给他们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国的税收有多么困难吗？
　　在中国，像高西庆这样在位的官员大多不喜欢参加辩论，肯出头的多是没有实权的学者，官员貌似委委屈屈，但结果还是官员说了算。而在美国，官员必须舍得老脸冲锋。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财长保尔森轮番舌战议员要求批准刺激资金，甚至不惜给众议院议长翠西下跪。
　　像咱这儿，辩论完了，林张走下台来，和群众一起吃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