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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确制定和实行知识分子政策，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1949年互1956年，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正确。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但是，这一科学认识在1957年却发生了逆转，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行列。本文主要想对这一政策变化的原因做一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 阶级属性
正确制定和实行知识分子政策，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1949年至1956年，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虽然出现过波折，但总体正确，特别是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这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这一科学认识在1957年却发生了逆转，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行列。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P409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导致把事实上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资产阶级的队伍。那么，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一、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过激言论改变了我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为了贯彻“八大”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员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开门整风运动。为了广泛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各地党组织也采取多种形式，请党内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党外人士言词过激，甚至出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等反动言论。其中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后来被称为“三大右派言论”，是最毒的“毒草”、“毒气”。此外，针对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人提出“党员干部土头土脑，不能代表知识分子说话，知识分子比他们高明”；在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有人提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搞臭、搞垮、搞服，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失败了。知识分子觉悟提高与党和历次运动没有关系。党对知识分子很残酷，党为什么把知识分子看成这样不依靠，引起知识分子把党也看成不依靠”［2］；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批评共产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讲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意见。这些过激的甚至错误的言论绝大部分是从知识分子中间鸣放出来的。中共中央认为对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进行反击，全国就会陷入政治思想上的混乱。于是一场反右派斗争开始了。遗憾的是，我党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相呼应。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1］P456结果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由于把右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因而知识分子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量的重要而唯一的力量，这就导致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不重用，其重要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速度。
二、我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划分标准的两重性
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的成员，在不同阶级中形成该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正确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成了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
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标准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是在我党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时通常会采取的划分标准，而且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标准。比如，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郑重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3］P185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指出，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5］P162另一方面又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思想状况及所依附的阶级，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与领导者相矛盾时这种划分标准可能就要占上风了。比如，在1956年8月30日举行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1］P302195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P87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1957年，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不断出现的时候，我党则过多地是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思想状况及所依附的阶级来判定其阶级属性，甚至以知识分子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衡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结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极为不满，毛泽东的“皮毛说”就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说：“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指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这五张皮都没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文章还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比作雇佣关系，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公然对立起来：“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P452-453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划分标准发生变化，所以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毫无疑义地把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的范畴了。
三、对知识分子缺乏全面认识
建国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人，这些人的构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经历战争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绝大部分工作在党、政、军等各部门；二是建国前夕毕业和在校的广大青年学生；三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工程师、记者，等等。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针对后两类知识分子而言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有许多不足，但是其优点和作用也是很大的，对此我党应该一分为二地全面看待，不能以偏概全。但遗憾的是我党在一定时期，只夸大其缺点，却忽视其重要作用。
首先，从思想状况来看，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他们有的人自高自大，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工农干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说：“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自高自大，觉得自己了不得，架子搭得半天高，平日看不起广大的工人农民，拿起笔来就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不识字。”［6］有的人以清高超脱自居，存在着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对国家和社会的变化不闻不问，只管埋头读书、搞研究。另外，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沾染了旧思想。当时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就曾对高校教师中存在的旧思想作了归纳：“在我们不少的高校教师中还浓厚的保存着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崇拜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其次，我们的教师中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客观主义思想和态度……最后，在我们的教师中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分离的教条主义，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学，依然是我们高等学校中压倒优势的教学方法。”［7］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给予了知识分子优厚的待遇，特别是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他们决心抛弃旧思想，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季羡林回忆：“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8］P203-204
其次，从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来看，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对新中国抱有满腔热情和希望。“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对自己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得以实现而欣喜若狂；建国前夕毕业或在校的广大青年学生虽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多数同情或参加过国统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求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从旧社会过来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包括海外知识分子也因为终于结束了近百年来受列强的蹂躏和赢得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而以同样的心情来拥抱新政权。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共产党是国家利益和新社会的代表者，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服从国家、融人了新社会。由此引发了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期望和信心。他们决定以自己的知识财富来建设新政权，报效祖国”［9］
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可是思想改造中不恰当的群众运动，也使知识分子心有余悸，引起了他们的不满。1957年4月，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在座谈会上就曾发言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的‘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地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当他们对时局对党的政策存在不满时，又会直指时弊。这就引起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尽管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正如胡乔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曾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不正确的态度。”［10］P9441957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阶段的引蛇出洞中，知识分子又大放“右派”言论，甚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就使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不只是不信任，而且对他们产生了反感和鄙视心理，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不断遭到政治上的排挤打击。
总之，在1957年我国正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由于我党没有恰当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结果导致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不但使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得不到发挥，而且破坏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断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石恩：从反右派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右派言论”来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J］.消费导刊·理论版，2007（21）．
［3］国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河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N］．光明日报，1951一10—27．
［7］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J］．学习，1951—1952年第5卷第1期．
［8］季羡林：牛棚杂忆［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9］崔晓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及原因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
［1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 阶级属性
正确制定和实行知识分子政策，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1949年至1956年，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虽然出现过波折，但总体正确，特别是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这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这一科学认识在1957年却发生了逆转，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行列。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P409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导致把事实上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资产阶级的队伍。那么，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一、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过激言论改变了我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为了贯彻“八大”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员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开门整风运动。为了广泛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各地党组织也采取多种形式，请党内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党外人士言词过激，甚至出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等反动言论。其中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后来被称为“三大右派言论”，是最毒的“毒草”、“毒气”。此外，针对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人提出“党员干部土头土脑，不能代表知识分子说话，知识分子比他们高明”；在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有人提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搞臭、搞垮、搞服，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失败了。知识分子觉悟提高与党和历次运动没有关系。党对知识分子很残酷，党为什么把知识分子看成这样不依靠，引起知识分子把党也看成不依靠”［2］；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批评共产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讲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意见。这些过激的甚至错误的言论绝大部分是从知识分子中间鸣放出来的。中共中央认为对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进行反击，全国就会陷入政治思想上的混乱。于是一场反右派斗争开始了。遗憾的是，我党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相呼应。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1］P456结果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由于把右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因而知识分子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量的重要而唯一的力量，这就导致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不重用，其重要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速度。
二、我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划分标准的两重性
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的成员，在不同阶级中形成该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正确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成了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
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标准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是在我党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时通常会采取的划分标准，而且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标准。比如，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郑重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3］P185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指出，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5］P162另一方面又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思想状况及所依附的阶级，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与领导者相矛盾时这种划分标准可能就要占上风了。比如，在1956年8月30日举行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1］P302195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P87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1957年，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不断出现的时候，我党则过多地是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思想状况及所依附的阶级来判定其阶级属性，甚至以知识分子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衡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结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极为不满，毛泽东的“皮毛说”就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说：“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指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这五张皮都没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文章还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比作雇佣关系，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公然对立起来：“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P452-453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划分标准发生变化，所以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毫无疑义地把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的范畴了。
三、对知识分子缺乏全面认识
建国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人，这些人的构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经历战争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绝大部分工作在党、政、军等各部门；二是建国前夕毕业和在校的广大青年学生；三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工程师、记者，等等。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针对后两类知识分子而言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有许多不足，但是其优点和作用也是很大的，对此我党应该一分为二地全面看待，不能以偏概全。但遗憾的是我党在一定时期，只夸大其缺点，却忽视其重要作用。
首先，从思想状况来看，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他们有的人自高自大，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工农干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说：“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自高自大，觉得自己了不得，架子搭得半天高，平日看不起广大的工人农民，拿起笔来就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不识字。”［6］有的人以清高超脱自居，存在着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对国家和社会的变化不闻不问，只管埋头读书、搞研究。另外，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沾染了旧思想。当时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就曾对高校教师中存在的旧思想作了归纳：“在我们不少的高校教师中还浓厚的保存着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崇拜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其次，我们的教师中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客观主义思想和态度……最后，在我们的教师中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分离的教条主义，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学，依然是我们高等学校中压倒优势的教学方法。”［7］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给予了知识分子优厚的待遇，特别是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他们决心抛弃旧思想，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季羡林回忆：“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8］P203-204
其次，从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来看，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对新中国抱有满腔热情和希望。“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对自己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得以实现而欣喜若狂；建国前夕毕业或在校的广大青年学生虽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多数同情或参加过国统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求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从旧社会过来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包括海外知识分子也因为终于结束了近百年来受列强的蹂躏和赢得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而以同样的心情来拥抱新政权。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共产党是国家利益和新社会的代表者，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服从国家、融人了新社会。由此引发了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期望和信心。他们决定以自己的知识财富来建设新政权，报效祖国”［9］
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可是思想改造中不恰当的群众运动，也使知识分子心有余悸，引起了他们的不满。1957年4月，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在座谈会上就曾发言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的‘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地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当他们对时局对党的政策存在不满时，又会直指时弊。这就引起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尽管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正如胡乔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曾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不正确的态度。”［10］P9441957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阶段的引蛇出洞中，知识分子又大放“右派”言论，甚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就使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不只是不信任，而且对他们产生了反感和鄙视心理，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不断遭到政治上的排挤打击。
总之，在1957年我国正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由于我党没有恰当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结果导致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不但使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得不到发挥，而且破坏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断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石恩：从反右派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右派言论”来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J］.消费导刊·理论版，2007（21）．
［3］国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河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N］．光明日报，1951一10—27．
［7］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J］．学习，1951—1952年第5卷第1期．
［8］季羡林：牛棚杂忆［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9］崔晓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及原因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
［1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