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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中国内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这场旨在“防止中国走修正主义道路”的运动不仅在内地得到蓬勃开展，还波及到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当时，由于国内“左”倾思潮泛滥，在香港的左派人士对香港因劳资问题引起的工人罢工事件推波助澜，将这一维护自身权益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层面，导致了一场激烈的“反英抗暴”斗争。
一、镇压工潮酿成“五月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粤港边界曾经发生过一些冲突，当时，中国政府对边界地区的管理方针是十分明确的：“保持边界平静”，“不挑衅，不示弱”，“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①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建国初期，粤港边界基本保持着平稳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香港逐步完成了从转口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过渡。1959年，香港的工厂已增加到4541家，雇佣人员达到了17万多人。但是，香港的普罗大众并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劳资矛盾尖锐。进入60年代后，香港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非常活跃。但是，这一种斗争却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来自澳门。1966年“文革”开始后，澳门发生了“一二·三”事件，掀起了反对澳葡迫害的斗争，左派群众冲进澳督府斗澳葡总督。当时的港澳工委还没有分开，他们在澳门大获全胜后，还组织了香港群众去澳门取经和操练②。紧接着，等待香港的机会到来。
1967年，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香港工潮迭起，尤其是九龙新蒲岗香港人造塑料花厂等企业相继发生的工人罢工激起了华人团体和企业的有力声援，人们仿照内地文革的方式，手捧“红宝书”，高呼口号，参加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等以多种形式与港英军警进行斗争。
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和罢工并不稀奇，但港英警方却采取镇压的方式，把本来通过调解就可以化解的经济问题复杂化。1967年5月4日，港英警方开始介入九龙新蒲岗人造塑料花厂的罢工事件，殴伤工人多名，拘捕21人。
11日，人造塑料花厂罢工工人和支持群众在新蒲岗举行示威，港英警察出动近六百名警察和机动部队镇压，逮捕示威群众400多人，并在新蒲岗至东头村一带实行宵禁③。这就是著名的“五月风暴”或称“左派风暴”。
15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提出强烈抗议，北京举行了10万人集会，表示对香港工人的支持。
16日,左派工人宣布“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紧急委员会”成立，由该组织领导群众与港英开展斗争。
22日，前往港督府的示威队伍途中遭到警方阻止和殴打，200多人受伤，多人被拘捕，送上法庭和投入监狱。港府当天宣布了紧急法令。
从23日起，港九巴士、电车、小轮、电厂、煤气……等众多企业的工人陆续举行罢工，左派工人除游行集会外,还制作土制炸弹和假炸弹,作“真假菠萝阵”在街头困扰军警。④原来单纯的劳资冲突，终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二、内地启动了强大的舆论工具
就在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统称“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和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⑤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态度很鲜明，就是保持香港现状，不能照搬国内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但大陆新闻媒体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控制，“两报一刊”和广播电台针对香港的“反英抗暴”事件不断发表消息和社论。在舆论导向和香港左派组织的影响下，香港部分市民和大陆人民一样纷纷起来游行，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
在粤港边境沙头角中英街，华界一侧用高音喇叭的宣传天天都在播放，使街对面英界方圆几十里都可以听得到。在中英街英界居住的华人居民也高举五星红旗，聚集在中英街参加游行示威。
三、沙头角边界的声援活动被镇压
英界沙头角乡事会副主席温华安回忆：1月24号，我们组织了游行队伍，在街上参加抗英游行，离英军防暴队很近的距离，大概是一二尺左右，我们高举五星红旗，面对面的和英军防暴队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受中英街华界群众的影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我那时小小年纪就这样站起来，就好像排演电影一样，我们和防暴队面对面斗争，一点也不害怕。
6月9日，沙头角民兵、农民和当地驻军示威游行，涌入沙头角中英街，向英方居民散发大量传单和慰问信被英警阻拦。
10日，新界左派群众在新楼街举行“反迫害誓师大会”，华界民兵隔岸声援。同一天，沙头角人民公社在盐田港举行抗议集会，有数千香港渔民介入，一度包围了警署（警岗）并张贴标语。
24日，沙头角英界居民数百人开会追悼反英烈士，警察和防暴队出动镇压，对空鸣枪和施放催泪弹。据《南方日报》报道，防暴队“向我境内施放了大量的催泪弹，致使我方群众三十多人受伤”。
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新界沙头角墟（东）村长李来胜回忆说：游行路线由乡事会到新楼街，但未出发，警方已经来镇压。我们惟有逃走，有几个人被捕，有两个人从乡事会跳下去受伤。我们不敢回香港，就在东和学校居住。⑥
四、中英街枪战酿成伤亡事件
7月8日，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天上午，英界沙头角的居民到华界参加集会，会后分路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头角警署时，警察和防暴队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和发射催泪弹，还向中方境内开枪扫射，中方边防部队在鸣枪示警无效后，边防战士和民兵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事件的亲历人李来胜回忆：“为了测试港英政府有没有进一步行动，我们就到沙头角警署示威。当时有两手准备，在大陆那边放着机枪保护我们。我们烧毁了香港军警放置的装甲车，他们就开枪，解放军开枪还击，民兵就准备包围他们。”⑦
当时，沙头角的气氛很紧张，可以说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英界沙头角莲麻坑、菜园角已成为通向中英街的主要通道，英界沙头角山嘴村乡民黄冠尧当时就曾为民兵引路去沙头角河边后，再到三家店和菜园角过去的人会合。中英街英界一侧有个叫菜园角的地方，那里有一条隐蔽的小道，香港发生“反英抗暴”的时候，许多居住在英界的华人同胞都是利用这条小路来到中英街。
英界沙头角乡事会副主席温华安曾亲历了事件。当时，他旁边的战友受了伤，他就背着那位战友拚命地跑向菜园角，把伤员护送到华界停放的救护车里。他回忆说：英军的炮楼设在沙头角警署、民房和天台上面，形成用沙包堆砌起来的临时防御工事。六连的解放军在沙头角综合商店的楼上架起了冲锋枪，枪口瞄向英界沙头角的警署。港英当局不仅在沙港边界地区增加了警力，而且还在中英街附近村庄的高地架设了机枪和高射炮，英界沙头角乡顺安楼也有英军驻守，还在新楼街中英茶餐厅都堆有沙包并筑有炮台，一排排警车则停放在英界新村那边。中英街南侧有英界山嘴、担水坑、盐寮下等村庄与陆地相连；北侧有英界榕树坳、凤坑、鸡骨树等村庄与小海峡相接。由于这些村庄与华界中方阵地相距很近，所以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⑧
中英街社区工作站站长刘伟强回忆说：到了7月8日，我们开了大会，声援爱国同胞，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反对港英镇压这些同胞。我们要民兵做应变准备，然后把躲在华界的新界居民送回沙头角禁区。我们送到沙头角警署（警岗）前读抗议书，还未读完，华界那边又打石头过来。本来要送回去的人都退走了，警署要接抗议书的人又退回去来的边防军警到边界执行任务。
驻守在中英街的公安边防部队“红色前哨连”的一位老战士回忆说：当时民兵和居民的情绪都比较激动，作为部队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我当时是炮班班长，站在楼上最高的地方，所以对这一事件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沙头角和邻近公社的群众都愤怒了，纷纷赶到中英街，向。华界有些人就拿渔炮打过来，冲突又起。于是，双方在警岗打起来，民兵都冲过去了，华界有民兵（张天生）拿了汽油想烧港方的港亭，走到岗楼下就中枪死了。⑨
中英双方互相开枪射击，中方死1人，伤8人；英警死5人，伤12人，也有一说英军被解放军当场击毙了42人。⑩次日清晨“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据香港报刊报道：当日，中方群众越境，武装民兵首先向警署发动袭击，随即有解放军边防部队介入。这次边界冲突被称为“沙头角事件”。事件结束后，英方调集了大批正规军替换原位于英界一侧的英国警察示威游行，严厉声讨港英当局的行为。当天，英界各村的数百名老乡集合起来，赶到英界联乡会强烈抗议。沙头角及周边的民兵也迅速集结到中英街向英警挑战。六连也作好了准备，把猪也杀了，给战士们发了许多饼干。港英军警有24门重机枪对着中方，还有六门大炮和迫击炮。当时，华界沙头角各路人马已全部汇齐，在这些人中间，不但汇集了部队各级军事指挥员，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负责后勤供应的地方干部。
当时，由于中英两国政府都不想事态扩大，影响两国关系，边境形势才得到缓和。曾在宝安县委统战部工作的吴泮池回忆说：“反英抗暴”时我在宝安县委宣传部工作，并到支持港澳同胞反英抗暴办公室上班，所以比较清楚当时情况。初期香港塑花厂工人跟老板谈判，要求加工资。后来港英政府镇压示威，令形势很紧张，两边对峙起来。担水坑的进步老师、学生在沙头角支持香港工人斗争，游行示威。初期沙头角的民兵准备冲过去，说要解放香港，我们边防很紧张。最紧张的两天我回到沙头角镇，据说，当时直接与周恩来总理通电话汇报，总理制止了民兵冲击香港的行为。
1978年，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了中央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指出：“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这次会议，是中央给“反英抗暴”事件下的历史结论，它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反英抗暴”事件和沙头角边界冲突的历史。
（作者为深圳中英街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殷之俊
注释：
① 刘蜀永著：《刘蜀永香港文史集》，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7页。
②、③、④ 参考《大公报》原副总编辑罗孚撰写的《香港式文革风暴》一文，《九十年代》，第67、68页。
⑤、⑧、 参阅军盟中文网，1967年解放军击毙42名英军事件，发布于2005-04-18。
⑥、⑦、⑨、⑩、刘智鹏主编：《潮起潮落—中英街记忆》，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7月版，第112、103、42页；关于双方伤亡数字，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关系史》一书与罗孚《香港式文革风暴》一文的数据基本一致；但军盟中文网在“1967年解放军击毙42名英军事件”一文中说，此战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
李后著：《百年耻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一、镇压工潮酿成“五月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粤港边界曾经发生过一些冲突，当时，中国政府对边界地区的管理方针是十分明确的：“保持边界平静”，“不挑衅，不示弱”，“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①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建国初期，粤港边界基本保持着平稳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香港逐步完成了从转口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过渡。1959年，香港的工厂已增加到4541家，雇佣人员达到了17万多人。但是，香港的普罗大众并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劳资矛盾尖锐。进入60年代后，香港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非常活跃。但是，这一种斗争却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来自澳门。1966年“文革”开始后，澳门发生了“一二·三”事件，掀起了反对澳葡迫害的斗争，左派群众冲进澳督府斗澳葡总督。当时的港澳工委还没有分开，他们在澳门大获全胜后，还组织了香港群众去澳门取经和操练②。紧接着，等待香港的机会到来。
1967年，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香港工潮迭起，尤其是九龙新蒲岗香港人造塑料花厂等企业相继发生的工人罢工激起了华人团体和企业的有力声援，人们仿照内地文革的方式，手捧“红宝书”，高呼口号，参加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等以多种形式与港英军警进行斗争。
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和罢工并不稀奇，但港英警方却采取镇压的方式，把本来通过调解就可以化解的经济问题复杂化。1967年5月4日，港英警方开始介入九龙新蒲岗人造塑料花厂的罢工事件，殴伤工人多名，拘捕21人。
11日，人造塑料花厂罢工工人和支持群众在新蒲岗举行示威，港英警察出动近六百名警察和机动部队镇压，逮捕示威群众400多人，并在新蒲岗至东头村一带实行宵禁③。这就是著名的“五月风暴”或称“左派风暴”。
15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提出强烈抗议，北京举行了10万人集会，表示对香港工人的支持。
16日,左派工人宣布“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紧急委员会”成立，由该组织领导群众与港英开展斗争。
22日，前往港督府的示威队伍途中遭到警方阻止和殴打，200多人受伤，多人被拘捕，送上法庭和投入监狱。港府当天宣布了紧急法令。
从23日起，港九巴士、电车、小轮、电厂、煤气……等众多企业的工人陆续举行罢工，左派工人除游行集会外,还制作土制炸弹和假炸弹,作“真假菠萝阵”在街头困扰军警。④原来单纯的劳资冲突，终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二、内地启动了强大的舆论工具
就在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统称“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和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⑤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态度很鲜明，就是保持香港现状，不能照搬国内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但大陆新闻媒体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控制，“两报一刊”和广播电台针对香港的“反英抗暴”事件不断发表消息和社论。在舆论导向和香港左派组织的影响下，香港部分市民和大陆人民一样纷纷起来游行，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
在粤港边境沙头角中英街，华界一侧用高音喇叭的宣传天天都在播放，使街对面英界方圆几十里都可以听得到。在中英街英界居住的华人居民也高举五星红旗，聚集在中英街参加游行示威。
三、沙头角边界的声援活动被镇压
英界沙头角乡事会副主席温华安回忆：1月24号，我们组织了游行队伍，在街上参加抗英游行，离英军防暴队很近的距离，大概是一二尺左右，我们高举五星红旗，面对面的和英军防暴队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受中英街华界群众的影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我那时小小年纪就这样站起来，就好像排演电影一样，我们和防暴队面对面斗争，一点也不害怕。
6月9日，沙头角民兵、农民和当地驻军示威游行，涌入沙头角中英街，向英方居民散发大量传单和慰问信被英警阻拦。
10日，新界左派群众在新楼街举行“反迫害誓师大会”，华界民兵隔岸声援。同一天，沙头角人民公社在盐田港举行抗议集会，有数千香港渔民介入，一度包围了警署（警岗）并张贴标语。
24日，沙头角英界居民数百人开会追悼反英烈士，警察和防暴队出动镇压，对空鸣枪和施放催泪弹。据《南方日报》报道，防暴队“向我境内施放了大量的催泪弹，致使我方群众三十多人受伤”。
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新界沙头角墟（东）村长李来胜回忆说：游行路线由乡事会到新楼街，但未出发，警方已经来镇压。我们惟有逃走，有几个人被捕，有两个人从乡事会跳下去受伤。我们不敢回香港，就在东和学校居住。⑥
四、中英街枪战酿成伤亡事件
7月8日，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天上午，英界沙头角的居民到华界参加集会，会后分路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头角警署时，警察和防暴队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和发射催泪弹，还向中方境内开枪扫射，中方边防部队在鸣枪示警无效后，边防战士和民兵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事件的亲历人李来胜回忆：“为了测试港英政府有没有进一步行动，我们就到沙头角警署示威。当时有两手准备，在大陆那边放着机枪保护我们。我们烧毁了香港军警放置的装甲车，他们就开枪，解放军开枪还击，民兵就准备包围他们。”⑦
当时，沙头角的气氛很紧张，可以说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英界沙头角莲麻坑、菜园角已成为通向中英街的主要通道，英界沙头角山嘴村乡民黄冠尧当时就曾为民兵引路去沙头角河边后，再到三家店和菜园角过去的人会合。中英街英界一侧有个叫菜园角的地方，那里有一条隐蔽的小道，香港发生“反英抗暴”的时候，许多居住在英界的华人同胞都是利用这条小路来到中英街。
英界沙头角乡事会副主席温华安曾亲历了事件。当时，他旁边的战友受了伤，他就背着那位战友拚命地跑向菜园角，把伤员护送到华界停放的救护车里。他回忆说：英军的炮楼设在沙头角警署、民房和天台上面，形成用沙包堆砌起来的临时防御工事。六连的解放军在沙头角综合商店的楼上架起了冲锋枪，枪口瞄向英界沙头角的警署。港英当局不仅在沙港边界地区增加了警力，而且还在中英街附近村庄的高地架设了机枪和高射炮，英界沙头角乡顺安楼也有英军驻守，还在新楼街中英茶餐厅都堆有沙包并筑有炮台，一排排警车则停放在英界新村那边。中英街南侧有英界山嘴、担水坑、盐寮下等村庄与陆地相连；北侧有英界榕树坳、凤坑、鸡骨树等村庄与小海峡相接。由于这些村庄与华界中方阵地相距很近，所以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⑧
中英街社区工作站站长刘伟强回忆说：到了7月8日，我们开了大会，声援爱国同胞，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反对港英镇压这些同胞。我们要民兵做应变准备，然后把躲在华界的新界居民送回沙头角禁区。我们送到沙头角警署（警岗）前读抗议书，还未读完，华界那边又打石头过来。本来要送回去的人都退走了，警署要接抗议书的人又退回去来的边防军警到边界执行任务。
驻守在中英街的公安边防部队“红色前哨连”的一位老战士回忆说：当时民兵和居民的情绪都比较激动，作为部队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我当时是炮班班长，站在楼上最高的地方，所以对这一事件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沙头角和邻近公社的群众都愤怒了，纷纷赶到中英街，向。华界有些人就拿渔炮打过来，冲突又起。于是，双方在警岗打起来，民兵都冲过去了，华界有民兵（张天生）拿了汽油想烧港方的港亭，走到岗楼下就中枪死了。⑨
中英双方互相开枪射击，中方死1人，伤8人；英警死5人，伤12人，也有一说英军被解放军当场击毙了42人。⑩次日清晨“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据香港报刊报道：当日，中方群众越境，武装民兵首先向警署发动袭击，随即有解放军边防部队介入。这次边界冲突被称为“沙头角事件”。事件结束后，英方调集了大批正规军替换原位于英界一侧的英国警察示威游行，严厉声讨港英当局的行为。当天，英界各村的数百名老乡集合起来，赶到英界联乡会强烈抗议。沙头角及周边的民兵也迅速集结到中英街向英警挑战。六连也作好了准备，把猪也杀了，给战士们发了许多饼干。港英军警有24门重机枪对着中方，还有六门大炮和迫击炮。当时，华界沙头角各路人马已全部汇齐，在这些人中间，不但汇集了部队各级军事指挥员，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负责后勤供应的地方干部。
当时，由于中英两国政府都不想事态扩大，影响两国关系，边境形势才得到缓和。曾在宝安县委统战部工作的吴泮池回忆说：“反英抗暴”时我在宝安县委宣传部工作，并到支持港澳同胞反英抗暴办公室上班，所以比较清楚当时情况。初期香港塑花厂工人跟老板谈判，要求加工资。后来港英政府镇压示威，令形势很紧张，两边对峙起来。担水坑的进步老师、学生在沙头角支持香港工人斗争，游行示威。初期沙头角的民兵准备冲过去，说要解放香港，我们边防很紧张。最紧张的两天我回到沙头角镇，据说，当时直接与周恩来总理通电话汇报，总理制止了民兵冲击香港的行为。
1978年，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了中央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指出：“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这次会议，是中央给“反英抗暴”事件下的历史结论，它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反英抗暴”事件和沙头角边界冲突的历史。
（作者为深圳中英街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殷之俊
注释：
① 刘蜀永著：《刘蜀永香港文史集》，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7页。
②、③、④ 参考《大公报》原副总编辑罗孚撰写的《香港式文革风暴》一文，《九十年代》，第67、68页。
⑤、⑧、 参阅军盟中文网，1967年解放军击毙42名英军事件，发布于2005-04-18。
⑥、⑦、⑨、⑩、刘智鹏主编：《潮起潮落—中英街记忆》，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7月版，第112、103、42页；关于双方伤亡数字，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关系史》一书与罗孚《香港式文革风暴》一文的数据基本一致；但军盟中文网在“1967年解放军击毙42名英军事件”一文中说，此战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
李后著：《百年耻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