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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问起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是什么，我的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出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如今，越到晚年，那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那惊心动魄的危险时刻，那牺牲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就越是经常浮现在眼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参加过大小四五十次战斗。下面就是我亲历的几个战斗片段。
反扫荡 机智勇敢退敌寇
我生长在江苏省高邮县横泾乡腰带村，村四周到处都是湖泊河汊，芦苇密布。抗日战争时期，它处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1945年5月间，即将灭亡的日寇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更加疯狂残酷的扫荡，他们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天，横泾区党组织召集周围几个村的干部和民兵在我们村开会，商量如何配合子弟兵进行反扫荡。我们村的儿童团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站岗放哨的重任。
当时我15岁，担任村儿童团的指导员。我和团长组织儿童团员有的爬上大树，有的站在高岗，远远地观察着村庄周围的情况。我则进到了河边的荡子里，警惕地监视着河对面和桥上的动静。
突然，站在高处放哨的儿童团员向我发出警报：远处有一队日本鬼子正向我村开过来了。情况十分危急，村里面干部和民兵正在开会，各家各户的乡亲们也都在忙碌着，来不及转移了。这时我想，一定要拖住鬼子兵，不能让他们就这样顺顺当当地冲进村子。我灵机一动，吩咐放哨的儿童团员跑步向村干部报告，自己则飞快地跑上桥去。
我们村里的这座桥是用木头一根根连接起来搭建成的简易木桥，虽然并不十分牢固，可它却是村里唯一一座与外界连接的通道。我用尽力气，把捆扎在一起的一排做桥面的木头全部翻到河里，木头一掉下去就顺着水流飘走了。拆完了桥我赶紧返回河边，躲进芦苇深处观看。
不大一会儿，一队日军就赶到了河边。鬼子看见河上的桥板已不知去向，而河面水深流急，无法涉水过河。这时河岸上的稻草垛子也被儿童团员们点着了，火光冲天。气得鬼子兵恼羞成怒，端起枪远远地对着村子一阵乱射，最后只好原路返回。
我们小小的儿童团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前来扫荡的日军逼退了。
打游击 舍身忘死救战友
不久，新四军在东固成立了高邮县团，我在第一连三班当战士。有一次，我们全团出动，带领众多乡亲潜入敌人占领的大河南边，一个晚上就抢收粮食十万余公斤，足足装了十条大船运回了根据地。
日伪军为了对付神出鬼没的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每个区、乡、村都设立了伪公所，还将一些恶霸地主、地痞流氓任命为伪区、乡、村、保长。这些汉奸仗着日本人给他们撑腰，在乡村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去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很多参加抗日的乡亲被他们出卖，惨遭日本鬼子的杀害。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在区长谢德光的带领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锄奸行动，一次就抓获伪区、乡、村、保长20多人。在公审大会上列数了这些人的累累罪行后，我们毫不手软地处决了这些汉奸恶霸。
1947年5月，我调到了英勇善战的江都团，团长是赵家干。当时江都团仅三个连，我被分在第一连。团长赵家干用三句话精确地概括了我们三个连：“稳扎稳打是一连，猛打猛冲是二连，打不垮的是三连。”一连连长是韦满春，我给他当通信员。
当时，我们江都团与之周旋的就是国民党赫赫有名的王牌七十四师。敌人是清一色最先进的美式装备，我们团的武器装备却落后得可怜，不仅枪支老旧落后，而且还不能保证每人都有一支。我们一个班10个人，满打满算只有七八支枪。可我们还是拿它们当宝贝疙瘩似的。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在一次战斗中，我班一个反正过来的姓吴的战士，一不小心把枪打得炸了膛，我情急之中把他痛骂了一顿。可这个姓吴的战士还真不含糊，晚上一个人悄悄地溜了出去，摸了一个敌人的岗哨，回来时竟扛回了两支新式步枪。
7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团要去拔掉驻扎在周庄的敌人据点。周庄紧靠一条大河，易守难攻。我们连担任主攻任务，全连战士分别划着十几条大小不一的木船从水面发起攻击。敌人居高临下，密集的子弹不停地向我们扫射过来。我们匍匐在船上，无隐蔽之处，只好一边还击，一边撤退。我和韦连长所在的船上就有四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连人带枪掉进水里。我水性好，忍着悲痛跳下船去，把四支步枪全部捞上了船。
这时，只听韦连长“哎哟”一声，用手捂住了腹部。不好，韦连长也受伤了。我赶紧上前抱住韦连长，把他扶到船舱里，然后和其他几名战士奋力划船驶回了对岸。上岸后我背起韦连长一路小跑返回了驻地。事后他常说：“是朱万余救了我啊！”
渡长江 枪林弹雨勇争先
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已全部占领长江以北地区，进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江浙沪地区。
蒋介石为了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全力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号称“长江天堑，固若金汤”。
我所在的江都团于4月初集结在长江北岸，开展渡江战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19日，我们团出发了，任务是先沿途消灭江边残留的敌人。20日下午，敌人从镇江突然向我发射起密集的炮弹，有几发炮弹正中我们八班阵地，有四名战士当场牺牲。敌人的炮火刚停，杨指导员就带着卫生员跑了过来。指导员一看见我就问：“怎么，八班长你挂彩了？”我说：“没有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指导员指着我的肩膀又问：“这里的血是怎么回事？”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肩膀红红的一片，鲜血正顺着衣袖流了下来。我脱下衣服一看，肩膀上被弹片击中了，那小小的弹片还嵌在肉里呢。由于战斗时的高度紧张，又处在战友牺牲的极端悲痛之中，我竟毫无察觉。卫生员赶紧拿出钳子，将弹片取出，然后给我进行了包扎。
包扎完，指导员问我：“怎么样，能坚持吗？”我爽朗地答道：“没问题，这点轻伤算什么，我还要打过长江去呢！”
“好样的！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刚才机枪七班长牺牲了，你立刻到七班去当班长，渡江时机枪可是要发挥大作用的呀！”
“坚决完成任务！”我二话没说，跟着杨指导员就到七班去上任了。
4月20日20时，渡江战役开始了！我人民解放军在100余公里的江面上，万炮轰鸣，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强渡长江。
我们一营全体战士也乘着一条轮机船，从江北朝着对岸镇江方向开进。
负隅顽抗的敌人开始拼命地打炮，把成千上万颗炮弹倾泻在长江里。一些小木船顷刻间被炸成碎片抛入空中。
敌人的飞机俯冲下来，向江面上投下了一束束炸弹，掀起的巨浪比二层楼还高。我们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历尽千难万险，我们终于快要接近敌人的江防阵地了。这时敌人的防御工事里喷射出一串串更加猛烈的火舌，弹雨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
“机枪集中火力给我狠狠地打！”营长发出了战斗号令。
到我们机枪手发威的时候了。我挺身站立在船头，端起机枪对准岸上的敌人猛烈地扫射。
这时我军阵地上的炮火也更加猛烈，电闪雷鸣般的火力将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冲啊！前进！”战士们以摧枯拉朽之势冲上岸去。经过一夜的苦战，拂晓时分，我团终于突破了敌人江防，占领了江南要塞镇江。
战后在评功时，干部和同志们要给我评二等功，我硬把机会让给了一名在战斗中腿部严重负伤的战士。我认为自己少得到一点没啥，可不能委屈了英勇负伤的战士。就这样，我荣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和渡江战役纪念章，不久我被提升为副排长。
（责任编辑 徐 洋）
反扫荡 机智勇敢退敌寇
我生长在江苏省高邮县横泾乡腰带村，村四周到处都是湖泊河汊，芦苇密布。抗日战争时期，它处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1945年5月间，即将灭亡的日寇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更加疯狂残酷的扫荡，他们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天，横泾区党组织召集周围几个村的干部和民兵在我们村开会，商量如何配合子弟兵进行反扫荡。我们村的儿童团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站岗放哨的重任。
当时我15岁，担任村儿童团的指导员。我和团长组织儿童团员有的爬上大树，有的站在高岗，远远地观察着村庄周围的情况。我则进到了河边的荡子里，警惕地监视着河对面和桥上的动静。
突然，站在高处放哨的儿童团员向我发出警报：远处有一队日本鬼子正向我村开过来了。情况十分危急，村里面干部和民兵正在开会，各家各户的乡亲们也都在忙碌着，来不及转移了。这时我想，一定要拖住鬼子兵，不能让他们就这样顺顺当当地冲进村子。我灵机一动，吩咐放哨的儿童团员跑步向村干部报告，自己则飞快地跑上桥去。
我们村里的这座桥是用木头一根根连接起来搭建成的简易木桥，虽然并不十分牢固，可它却是村里唯一一座与外界连接的通道。我用尽力气，把捆扎在一起的一排做桥面的木头全部翻到河里，木头一掉下去就顺着水流飘走了。拆完了桥我赶紧返回河边，躲进芦苇深处观看。
不大一会儿，一队日军就赶到了河边。鬼子看见河上的桥板已不知去向，而河面水深流急，无法涉水过河。这时河岸上的稻草垛子也被儿童团员们点着了，火光冲天。气得鬼子兵恼羞成怒，端起枪远远地对着村子一阵乱射，最后只好原路返回。
我们小小的儿童团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前来扫荡的日军逼退了。
打游击 舍身忘死救战友
不久，新四军在东固成立了高邮县团，我在第一连三班当战士。有一次，我们全团出动，带领众多乡亲潜入敌人占领的大河南边，一个晚上就抢收粮食十万余公斤，足足装了十条大船运回了根据地。
日伪军为了对付神出鬼没的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每个区、乡、村都设立了伪公所，还将一些恶霸地主、地痞流氓任命为伪区、乡、村、保长。这些汉奸仗着日本人给他们撑腰，在乡村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去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很多参加抗日的乡亲被他们出卖，惨遭日本鬼子的杀害。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在区长谢德光的带领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锄奸行动，一次就抓获伪区、乡、村、保长20多人。在公审大会上列数了这些人的累累罪行后，我们毫不手软地处决了这些汉奸恶霸。
1947年5月，我调到了英勇善战的江都团，团长是赵家干。当时江都团仅三个连，我被分在第一连。团长赵家干用三句话精确地概括了我们三个连：“稳扎稳打是一连，猛打猛冲是二连，打不垮的是三连。”一连连长是韦满春，我给他当通信员。
当时，我们江都团与之周旋的就是国民党赫赫有名的王牌七十四师。敌人是清一色最先进的美式装备，我们团的武器装备却落后得可怜，不仅枪支老旧落后，而且还不能保证每人都有一支。我们一个班10个人，满打满算只有七八支枪。可我们还是拿它们当宝贝疙瘩似的。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在一次战斗中，我班一个反正过来的姓吴的战士，一不小心把枪打得炸了膛，我情急之中把他痛骂了一顿。可这个姓吴的战士还真不含糊，晚上一个人悄悄地溜了出去，摸了一个敌人的岗哨，回来时竟扛回了两支新式步枪。
7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团要去拔掉驻扎在周庄的敌人据点。周庄紧靠一条大河，易守难攻。我们连担任主攻任务，全连战士分别划着十几条大小不一的木船从水面发起攻击。敌人居高临下，密集的子弹不停地向我们扫射过来。我们匍匐在船上，无隐蔽之处，只好一边还击，一边撤退。我和韦连长所在的船上就有四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连人带枪掉进水里。我水性好，忍着悲痛跳下船去，把四支步枪全部捞上了船。
这时，只听韦连长“哎哟”一声，用手捂住了腹部。不好，韦连长也受伤了。我赶紧上前抱住韦连长，把他扶到船舱里，然后和其他几名战士奋力划船驶回了对岸。上岸后我背起韦连长一路小跑返回了驻地。事后他常说：“是朱万余救了我啊！”
渡长江 枪林弹雨勇争先
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已全部占领长江以北地区，进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江浙沪地区。
蒋介石为了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全力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号称“长江天堑，固若金汤”。
我所在的江都团于4月初集结在长江北岸，开展渡江战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19日，我们团出发了，任务是先沿途消灭江边残留的敌人。20日下午，敌人从镇江突然向我发射起密集的炮弹，有几发炮弹正中我们八班阵地，有四名战士当场牺牲。敌人的炮火刚停，杨指导员就带着卫生员跑了过来。指导员一看见我就问：“怎么，八班长你挂彩了？”我说：“没有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指导员指着我的肩膀又问：“这里的血是怎么回事？”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肩膀红红的一片，鲜血正顺着衣袖流了下来。我脱下衣服一看，肩膀上被弹片击中了，那小小的弹片还嵌在肉里呢。由于战斗时的高度紧张，又处在战友牺牲的极端悲痛之中，我竟毫无察觉。卫生员赶紧拿出钳子，将弹片取出，然后给我进行了包扎。
包扎完，指导员问我：“怎么样，能坚持吗？”我爽朗地答道：“没问题，这点轻伤算什么，我还要打过长江去呢！”
“好样的！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刚才机枪七班长牺牲了，你立刻到七班去当班长，渡江时机枪可是要发挥大作用的呀！”
“坚决完成任务！”我二话没说，跟着杨指导员就到七班去上任了。
4月20日20时，渡江战役开始了！我人民解放军在100余公里的江面上，万炮轰鸣，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强渡长江。
我们一营全体战士也乘着一条轮机船，从江北朝着对岸镇江方向开进。
负隅顽抗的敌人开始拼命地打炮，把成千上万颗炮弹倾泻在长江里。一些小木船顷刻间被炸成碎片抛入空中。
敌人的飞机俯冲下来，向江面上投下了一束束炸弹，掀起的巨浪比二层楼还高。我们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历尽千难万险，我们终于快要接近敌人的江防阵地了。这时敌人的防御工事里喷射出一串串更加猛烈的火舌，弹雨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
“机枪集中火力给我狠狠地打！”营长发出了战斗号令。
到我们机枪手发威的时候了。我挺身站立在船头，端起机枪对准岸上的敌人猛烈地扫射。
这时我军阵地上的炮火也更加猛烈，电闪雷鸣般的火力将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冲啊！前进！”战士们以摧枯拉朽之势冲上岸去。经过一夜的苦战，拂晓时分，我团终于突破了敌人江防，占领了江南要塞镇江。
战后在评功时，干部和同志们要给我评二等功，我硬把机会让给了一名在战斗中腿部严重负伤的战士。我认为自己少得到一点没啥，可不能委屈了英勇负伤的战士。就这样，我荣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和渡江战役纪念章，不久我被提升为副排长。
（责任编辑 徐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