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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各方面都受到了来自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对待这些西方音乐,曾经产生过几种不同的音乐思潮,这些思想到底孰优孰劣,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本文通过对欧洲历史上不同音乐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期待为你带来某些启示。
关键词:音乐思潮 拿来主义 国粹主义 民族性 世界性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中国新音乐运动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在“五四”之前,中国社会至元、明时代尚领先于世界。在西方世界沉沦于中世纪宗教黑暗统治时,中国古典文明以其理性精神和人文传统独立于世界。但是,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由于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受到严重阻碍。欧洲各国已经孕育、发展了近代工业文明,而中国对世界仍一无所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西方各国为海外蛮夷。这种情况直至鸦片战争才被打破。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已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它们急欲打开中国市场,最终以武力方式打开中国大门。西方列强的侵略带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非正义的压迫和掠夺行为,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说,又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中国传统社会就这样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瓦解,在瓦解中孕育新生。中华民族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经历了从被动到自觉的过程。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打垮了天朝大国的尊严,动摇了华夏中心主义,使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中国文化有己短处,进而认识到西方文明是与中华文明不同的另一种文明,绝非海外蛮夷。中国要保国保种,富国强兵,必须向西方学习。这就要求中国文化转型,其过程经历了物质文化学习即洋务运动、制度文化学习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精神文化学习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二 新音乐运动中的“拿来主义”和“国粹主义”
“五四”标志着中国新音乐运动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具有“礼乐之邦”美称的中华大国,迎来了西方音乐洪流的冲击。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们在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生死存亡的深刻忧患,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民族音乐的出路何在。从总体上来看,早期的新音乐设想中的民族化思考,大致进行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首先是认为延续数千年,曾有过繁盛历史的传统音乐到了不能挽救其生存非彻底改变的地步。然后是“五四”时期直截了当地提出“以西为师”,走“西化之路”。主张用西方音乐改造中国音乐。当音乐新先驱们发现一味地否定自己的传统,全盘西化,对于具有几千年沿革史的中国音乐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的思考于是又回到重新认识传统上来。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试图在中西并举、“洋为中用”、中西合壁上找出一条新路。
这后一种思潮可称为“拿来主义”,即利用“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以王光祈、刘天华、赵元任、黄自、萧友梅等音乐家为代表。他们关于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主张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建立“国民乐派”。他们的功绩在于,当学堂乐歌仅仅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他们就放眼世界、雄视未来,指明借鉴西方音乐的目的乃是探索中国音乐古老传统在近代的传承和发展。对待中国传统音乐和西乐的关系,他们比较一致的主张是:借鉴西乐,中西融合。最后目标是,以古乐和民间谣曲为基础,创造民族性的新音乐。他们的民族主体意识是强烈的,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是肯定的、重视的。他们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乐进行整理,这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开拓。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20世纪初西方音乐文化的引进与催化,中国传统的音乐将会越来越陷入困境。在这一点上,西方音乐的引进,给中国音乐带来了新生,输入了活力,提供了动因。主要表现在:1、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的引进,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东西音乐文化的交流;2、使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道路,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国民音乐教育的普及;3、促使了某些新音乐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一批有志于振兴中国音乐的音乐家,在欧洲音乐及其理论体系的启发下,积极探索音乐创作的中国风格,探求在和声、曲式、对位、配器等方面的民族规律,创作了许多新的音乐体裁形式,如声乐方面的艺术歌曲、群众歌曲、合唱曲、清唱剧和器乐方面的各种欧洲乐器的独奏曲、重奏曲、管弦乐曲、歌舞剧等等。这些新音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发挥了作用。
但是,主张建立中国国民乐派的黄自等人,虽然也注意到了音乐的民族性,也强调音乐的民族化,但他们在认识上的缺憾是,对于中国与西方民族乐派所从属的东西方文化体系的根本差异,缺乏明确的分析。由于受“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他们以单一的西方音乐为参照系,“拿来”了西方的某些作曲技法,却并未解决民族化的问题,将Ⅰ、Ⅳ、Ⅴ的功能和声,“宫廷乐长”式的配器,ABA的曲式,稍加变化便与民族音乐的素材和中华文化的内涵硬扯到一块,很难协调。显然,他们将中国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认识平行地移到文化艺术领域,忽视了不同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和文化审美的历史传承关系,得出了国乐的全面历史进程落后于西方七八百年的错误结论,采取了“以西衡中”的不良策略。
在新音乐运动中出现的另一种思想倾向是“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认为,中国音乐有着8000年的辉煌历史,中国音乐应由自我体系发展而成。持此观点的学者们从创作实践、理论体系到教育体系全面否定了学堂乐歌以来的中国新音乐,认为它是“以西化中”、“全盘西化”的产物,造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危机”,认为目前中国音乐只有转移立足点,重建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国粹主义”者的保守观点十分鲜明,如张厚载完全无视当时要求改革旧剧的民众呼声,固执己见道:“中国旧剧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定要如何的改良,多是不可能……。拿现在的社会情形看来,恐怕旧戏的精神,终究是不能破坏和消灭的了。”
“国粹主义”尽管强调从民族本位出发,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保持本土文化特色,但在过度强调“国粹”地位的同时,表现出一种保守性的、排外的、静止的和封闭式的音乐文化观念,否定了不同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的需要和可能,从而遏止了传统的发展。而并非像西方民族乐派那样,是强调通过提升传统文化的价值,顺应新的文化方向,其对传统文化的依承,是建立在重构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和模式。
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中,关于中国音乐到底是应该坚持“拿来主义”还是“国粹主义”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究竟如何更清楚地判断这些观念的长短得失呢?
三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抗与并存
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前面所争论的焦点也就是到底是强调民族性还是强调世界性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纯粹“民族的”或“世界的”音乐?我们先来看看欧洲的“艺术音乐”,它是今天在地球上传播面最大的品种,算得上是一种“世界音乐”。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前,在欧洲音乐内部,经历了一个民族大交融的时期,古希腊的传统、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十字军东征、拉丁文化与拜占庭文化、各种代表它们各自地区的基督教势力以及伊斯兰民族的入侵,都构成了欧洲音乐史的推动力。在吸足了各民族养分后的欧洲音乐于18世纪到达它的黄金时代。
西方民族乐派的文化观念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无论是注重音乐的世界性还是民族性,都能审时度势,比较恰当地处理音乐的文化身份问题。
回顾欧洲历史上不同音乐文化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两种鲜明的倾向:一方面是一种同一的文化,获得欧洲范围广泛的认同,从中世纪格里高利素歌被官方认可与推行,到巴洛克音乐的世界主义,维也纳古典乐派占据全欧中心地位,再到20世纪新调性、无调性音乐趋向与流行音乐潮流,皆尽如此;另一方面是寻求音乐文化的本真,挖掘与凸显民族音乐形态诸因素,对异国情调的兴趣和特殊主义充满自豪,民族乐派的兴起典型地体现了来自于这种倾向的广泛影响和结果。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意识远远超过民族意识的多元民族。但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提升,丧权辱国和割地赔款加深了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也加深了人民群体的爱国情绪。因此,“拿来主义”和“国粹主义”都拥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乃至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也带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情绪和重振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但是,对于中国音乐的文化身份,却缺少正确的描述,因而难以有效地建构中华新音乐文化。而归根结底,种种显性的阻滞力反映出隐性的文化观念结构的异化。
20世纪以来,对文化观念产生最突出影响的因素之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抗。西方民族乐派在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尽管在文化身份的确认中存在着角度与程度上的某些差异,但两者都依附于三个基本要素:
1 承认民族音乐形态的存在价值乃至突出地位;
2 依托文化传统并推陈出新、顺适时代;
3 接受异文化的影响、选择与评价。
这三个要素密切相关,是构建文化身分的基础。
中国“国粹主义”对上述三要素中2、3条的否定,“全盘西化”论对1、2条的否定,都是显然易见,带来的局限不言自明。这里重点比较“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与民族乐派的观念具有相似之处自不待言,其消极意义在于,“拿来主义”不维系民族文化的根柢,将民族音乐形态的枝叶嫁接到西方音乐文化的主干之上,以求得文化身分的认同。在接受异文化影响时,“拿来主义”用异文化作为衡量民族音乐优劣的唯一标准,在有极大差异的场景下直接采用或反映异民族的生活方式。昔时与今日的“拿来主义”者有时也喊出一些动人的口号,如“越是民族性的就越是世界的”,虽然口号在召唤民族性,骨子里却在等待世界性的召唤。他们不是将原创当作发扬光大民族音乐的根本动力,而是“借”字当头,调和东西、拼接土洋,无视文化渊源的差异。他们打出民族化的旗号,将有朝一日跨入(西方的)世界作为目标,因此两只脚踩在世界上却高喊要“走向世界”。
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固态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从一种生物学的物种繁殖理论出发,说明音乐的发展必须通过某种“杂交关系”,而“近亲繁殖”是有害的。巴托克通过对东欧各民族音乐的大量搜集发现:“对这些单独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旋律曾经有过不断的杂交与再杂交。”另一方面,和对“世界音乐”的询问一样,是否存在着一种单数的、作为实体概念的“民族(民间)音乐”呢?这同样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要想获得发展,它必然始终处于一个与外界“不断予取”、“不断杂交与再杂交”的变动不居的过程中。音乐的发展方向将遵循这样一个规律:“从前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满自足与自我封闭的状况为各民族之间全面的交流和普遍的相互依赖所取代。不仅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也是同样如此。各单独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全体民族的共同财富。民族的片面性与狭隘性将愈益消除,各民族文学和各地方文学将集合起来构成一个世界文学”。因此不存在纯粹的民族音乐或世界音乐,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四 小结
当前,在种族、技术、金融、传媒、意识五大景观背景上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形成冲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两种倾向都可以在同一地方和同一时间共存。换句话说,民族化的倾向将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采取并吸纳诸多的世界化倾向。世界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民族化。两者的相容不仅有可能,而且是必然。而在音乐的多元发展中,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都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春时:《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庞桂南,男,1975—,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工作单位: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关键词:音乐思潮 拿来主义 国粹主义 民族性 世界性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中国新音乐运动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在“五四”之前,中国社会至元、明时代尚领先于世界。在西方世界沉沦于中世纪宗教黑暗统治时,中国古典文明以其理性精神和人文传统独立于世界。但是,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由于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受到严重阻碍。欧洲各国已经孕育、发展了近代工业文明,而中国对世界仍一无所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西方各国为海外蛮夷。这种情况直至鸦片战争才被打破。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已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它们急欲打开中国市场,最终以武力方式打开中国大门。西方列强的侵略带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非正义的压迫和掠夺行为,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说,又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中国传统社会就这样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瓦解,在瓦解中孕育新生。中华民族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经历了从被动到自觉的过程。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打垮了天朝大国的尊严,动摇了华夏中心主义,使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中国文化有己短处,进而认识到西方文明是与中华文明不同的另一种文明,绝非海外蛮夷。中国要保国保种,富国强兵,必须向西方学习。这就要求中国文化转型,其过程经历了物质文化学习即洋务运动、制度文化学习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精神文化学习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二 新音乐运动中的“拿来主义”和“国粹主义”
“五四”标志着中国新音乐运动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具有“礼乐之邦”美称的中华大国,迎来了西方音乐洪流的冲击。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们在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生死存亡的深刻忧患,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民族音乐的出路何在。从总体上来看,早期的新音乐设想中的民族化思考,大致进行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首先是认为延续数千年,曾有过繁盛历史的传统音乐到了不能挽救其生存非彻底改变的地步。然后是“五四”时期直截了当地提出“以西为师”,走“西化之路”。主张用西方音乐改造中国音乐。当音乐新先驱们发现一味地否定自己的传统,全盘西化,对于具有几千年沿革史的中国音乐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的思考于是又回到重新认识传统上来。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试图在中西并举、“洋为中用”、中西合壁上找出一条新路。
这后一种思潮可称为“拿来主义”,即利用“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以王光祈、刘天华、赵元任、黄自、萧友梅等音乐家为代表。他们关于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主张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建立“国民乐派”。他们的功绩在于,当学堂乐歌仅仅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他们就放眼世界、雄视未来,指明借鉴西方音乐的目的乃是探索中国音乐古老传统在近代的传承和发展。对待中国传统音乐和西乐的关系,他们比较一致的主张是:借鉴西乐,中西融合。最后目标是,以古乐和民间谣曲为基础,创造民族性的新音乐。他们的民族主体意识是强烈的,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是肯定的、重视的。他们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乐进行整理,这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开拓。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20世纪初西方音乐文化的引进与催化,中国传统的音乐将会越来越陷入困境。在这一点上,西方音乐的引进,给中国音乐带来了新生,输入了活力,提供了动因。主要表现在:1、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的引进,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东西音乐文化的交流;2、使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道路,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国民音乐教育的普及;3、促使了某些新音乐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一批有志于振兴中国音乐的音乐家,在欧洲音乐及其理论体系的启发下,积极探索音乐创作的中国风格,探求在和声、曲式、对位、配器等方面的民族规律,创作了许多新的音乐体裁形式,如声乐方面的艺术歌曲、群众歌曲、合唱曲、清唱剧和器乐方面的各种欧洲乐器的独奏曲、重奏曲、管弦乐曲、歌舞剧等等。这些新音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发挥了作用。
但是,主张建立中国国民乐派的黄自等人,虽然也注意到了音乐的民族性,也强调音乐的民族化,但他们在认识上的缺憾是,对于中国与西方民族乐派所从属的东西方文化体系的根本差异,缺乏明确的分析。由于受“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他们以单一的西方音乐为参照系,“拿来”了西方的某些作曲技法,却并未解决民族化的问题,将Ⅰ、Ⅳ、Ⅴ的功能和声,“宫廷乐长”式的配器,ABA的曲式,稍加变化便与民族音乐的素材和中华文化的内涵硬扯到一块,很难协调。显然,他们将中国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认识平行地移到文化艺术领域,忽视了不同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和文化审美的历史传承关系,得出了国乐的全面历史进程落后于西方七八百年的错误结论,采取了“以西衡中”的不良策略。
在新音乐运动中出现的另一种思想倾向是“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认为,中国音乐有着8000年的辉煌历史,中国音乐应由自我体系发展而成。持此观点的学者们从创作实践、理论体系到教育体系全面否定了学堂乐歌以来的中国新音乐,认为它是“以西化中”、“全盘西化”的产物,造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危机”,认为目前中国音乐只有转移立足点,重建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国粹主义”者的保守观点十分鲜明,如张厚载完全无视当时要求改革旧剧的民众呼声,固执己见道:“中国旧剧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定要如何的改良,多是不可能……。拿现在的社会情形看来,恐怕旧戏的精神,终究是不能破坏和消灭的了。”
“国粹主义”尽管强调从民族本位出发,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保持本土文化特色,但在过度强调“国粹”地位的同时,表现出一种保守性的、排外的、静止的和封闭式的音乐文化观念,否定了不同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的需要和可能,从而遏止了传统的发展。而并非像西方民族乐派那样,是强调通过提升传统文化的价值,顺应新的文化方向,其对传统文化的依承,是建立在重构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和模式。
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中,关于中国音乐到底是应该坚持“拿来主义”还是“国粹主义”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究竟如何更清楚地判断这些观念的长短得失呢?
三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抗与并存
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前面所争论的焦点也就是到底是强调民族性还是强调世界性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纯粹“民族的”或“世界的”音乐?我们先来看看欧洲的“艺术音乐”,它是今天在地球上传播面最大的品种,算得上是一种“世界音乐”。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前,在欧洲音乐内部,经历了一个民族大交融的时期,古希腊的传统、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十字军东征、拉丁文化与拜占庭文化、各种代表它们各自地区的基督教势力以及伊斯兰民族的入侵,都构成了欧洲音乐史的推动力。在吸足了各民族养分后的欧洲音乐于18世纪到达它的黄金时代。
西方民族乐派的文化观念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无论是注重音乐的世界性还是民族性,都能审时度势,比较恰当地处理音乐的文化身份问题。
回顾欧洲历史上不同音乐文化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两种鲜明的倾向:一方面是一种同一的文化,获得欧洲范围广泛的认同,从中世纪格里高利素歌被官方认可与推行,到巴洛克音乐的世界主义,维也纳古典乐派占据全欧中心地位,再到20世纪新调性、无调性音乐趋向与流行音乐潮流,皆尽如此;另一方面是寻求音乐文化的本真,挖掘与凸显民族音乐形态诸因素,对异国情调的兴趣和特殊主义充满自豪,民族乐派的兴起典型地体现了来自于这种倾向的广泛影响和结果。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意识远远超过民族意识的多元民族。但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提升,丧权辱国和割地赔款加深了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也加深了人民群体的爱国情绪。因此,“拿来主义”和“国粹主义”都拥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乃至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也带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情绪和重振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但是,对于中国音乐的文化身份,却缺少正确的描述,因而难以有效地建构中华新音乐文化。而归根结底,种种显性的阻滞力反映出隐性的文化观念结构的异化。
20世纪以来,对文化观念产生最突出影响的因素之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抗。西方民族乐派在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尽管在文化身份的确认中存在着角度与程度上的某些差异,但两者都依附于三个基本要素:
1 承认民族音乐形态的存在价值乃至突出地位;
2 依托文化传统并推陈出新、顺适时代;
3 接受异文化的影响、选择与评价。
这三个要素密切相关,是构建文化身分的基础。
中国“国粹主义”对上述三要素中2、3条的否定,“全盘西化”论对1、2条的否定,都是显然易见,带来的局限不言自明。这里重点比较“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与民族乐派的观念具有相似之处自不待言,其消极意义在于,“拿来主义”不维系民族文化的根柢,将民族音乐形态的枝叶嫁接到西方音乐文化的主干之上,以求得文化身分的认同。在接受异文化影响时,“拿来主义”用异文化作为衡量民族音乐优劣的唯一标准,在有极大差异的场景下直接采用或反映异民族的生活方式。昔时与今日的“拿来主义”者有时也喊出一些动人的口号,如“越是民族性的就越是世界的”,虽然口号在召唤民族性,骨子里却在等待世界性的召唤。他们不是将原创当作发扬光大民族音乐的根本动力,而是“借”字当头,调和东西、拼接土洋,无视文化渊源的差异。他们打出民族化的旗号,将有朝一日跨入(西方的)世界作为目标,因此两只脚踩在世界上却高喊要“走向世界”。
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固态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从一种生物学的物种繁殖理论出发,说明音乐的发展必须通过某种“杂交关系”,而“近亲繁殖”是有害的。巴托克通过对东欧各民族音乐的大量搜集发现:“对这些单独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旋律曾经有过不断的杂交与再杂交。”另一方面,和对“世界音乐”的询问一样,是否存在着一种单数的、作为实体概念的“民族(民间)音乐”呢?这同样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要想获得发展,它必然始终处于一个与外界“不断予取”、“不断杂交与再杂交”的变动不居的过程中。音乐的发展方向将遵循这样一个规律:“从前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满自足与自我封闭的状况为各民族之间全面的交流和普遍的相互依赖所取代。不仅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也是同样如此。各单独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全体民族的共同财富。民族的片面性与狭隘性将愈益消除,各民族文学和各地方文学将集合起来构成一个世界文学”。因此不存在纯粹的民族音乐或世界音乐,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四 小结
当前,在种族、技术、金融、传媒、意识五大景观背景上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形成冲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两种倾向都可以在同一地方和同一时间共存。换句话说,民族化的倾向将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采取并吸纳诸多的世界化倾向。世界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民族化。两者的相容不仅有可能,而且是必然。而在音乐的多元发展中,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都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春时:《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庞桂南,男,1975—,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工作单位:湖南大众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