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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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木兰从军”的解读中,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常被视为两个相互冲突的角度.然而,在抗战时期四部具有代表性的木兰从军故事改编作品中,通过对替父、从军、还乡三大环节的改编设计,女性经验不是扰乱了国族寓言,而是给战争动员和民族主义表达带来了更多活力.木兰所代表的既是女性,更是年轻一代.木兰的故事涉及谁能决断“例外状态”的问题,更蕴含着“公”与“私”的相互包容.木兰从军故事在抗战时期的兴盛,并不一定象征着“旧法”即父权与君权的再度来临,而是可能引申出与全新战争观念、初步的“人民主权”理念和理想社会秩序相关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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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木兰从军”的解读中,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常被视为两个相互冲突的角度.然而,在抗战时期四部具有代表性的木兰从军故事改编作品中,通过对替父、从军、还乡三大环节的改编设计,女性经验不是扰乱了国族寓言,而是给战争动员和民族主义表达带来了更多活力.木兰所代表的既是女性,更是年轻一代.木兰的故事涉及谁能决断“例外状态”的问题,更蕴含着“公”与“私”的相互包容.木兰从军故事在抗战时期的兴盛,并不一定象征着“旧法”即父权与君权的再度来临,而是可能引申出与全新战争观念、初步的“人民主权”理念和理想社会秩序相关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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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录何其芳延安时期思想轨迹的关键文本,写于1940年的系列诗歌《夜歌》是一部看似明朗实则包含丰富层次的作品.其中洋溢的"快乐"情绪、交流与对话的展开结构、反复处理的"同志爱"主题,都基于共同体内部亲密舒放的感受,突破了诗人自己乃至新诗固有的抒情方式,"活化"了个我与自然、社会、群体之间习焉不察的稳定对峙,甚至可以看作一种"新的抒情".回到特定的工作与生活现场,重新讨论这一"新的抒情"的生成,分析其内在层次及与"事务工作"的关系,不仅可以重置"何其芳现象"这一命题,也有助于思考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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