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九不做十，再过半个月，是冬至日，恰好是老母温佳娘八十九岁寿辰。黑罐和三个弟弟商定，请老金唱兩天串堂。老金是串堂班班主。黑罐把请柬送到他手里。老金拟了一份戏单，说，备了十二场戏，供黑罐选。戏目分别是《过街锣鼓》《西厢记》《拔子调》《满堂福》《麻姑上寿》《观音送子》《龙凤配》《郭子仪上寿》《穆桂英挂帅》《玉堂春》《碧桃花》《八仙飘海》。黑罐说，临冬了，没什么事，大家坐在一起，喝喝酒，热闹热闹，我也不懂什么戏文，老金班主定了就是，喜庆一些就行。黑罐又对老金说，每场戏前，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十番锣鼓》，大家都喜欢听《十番锣鼓》。老金说，可以，算是送戏，我还是第一次给九十大寿老人做寿呢，沾沾喜，大家喜庆。
　　串堂放在祠堂庙表演。相邻相亲的人，站的站，坐的坐，黑压压，围了一屋。堂前拼了两张八仙桌，摆上水果、茶水、瓜子。串堂班围着桌子坐，计十二人，九男三女。老寿星坐在堂前，依着木圆柱下的躺椅，斜斜地靠着坐，身上盖了一条旧毛毯。小孩四处窜来窜去，瞎闹。《十番锣鼓》开场，咚咚咚，当当当，嗒嗒嗒，算是练手。《十番锣鼓》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打击乐，做超度、打醮，做婚嫁、拜寿，常见于堂前。老金站起来，左手托起木鱼，右手拿起小棒槌，嗒、嗒、嗒。声落，笛声嘟嘟嘟，响起，管号、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哗啦啦，全炸开了嗓。看戏的人，啪啪啪，鼓起了掌。
　　串堂唱了两天，还有人没过足瘾，戏是好看，散得太快了。老金带着串堂班，分成两班，去别的村子唱了。一个米黄色的两截布袋，搭在肩上，后袋放着木鱼、檀板、钲、钹、笛，前袋放着保温茶杯、止咳药、牙膏牙刷、烟丝盒、竹兜烟斗、打火机，腰上绑一支唢呐，戴一顶棉绒黑毡帽，轻轻地摇着头，边走边唱：
　　怎不喜坏少年郎！
　　拍长空，雪卷千堆浪，归舟几点露帆樯。
　　真乃是黄河之水从天降，你看它隘幽燕、分秦晋、带齐梁。
　　浩然之气从何养？
　　尽收这江淮河汉入文章。
　　他的脖子慢慢变粗，脸色快速转酒醺色，眼睛露出一束光。老金将近六十岁人了，每天早上，还坐在河滩搭的茅棚里，练各样器乐，吊嗓子。一天练功三小时。
　　一
　　他从来没忘记父亲的话：出一个大师傅，要三代传承，要练三十个寒暑。老金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希望他命中多带金属，钲、钹、锣、唢呐、号、铜箫，都带金，小名唤老金。老金姓梅，本名梅明亮。他父亲叫梅昌盛。据说，他的梅姓来自武汉大梅湾梅家。他祖父梅禧年，我没见过。老金常常谈起他这个祖父。清末，梅禧年逃战乱，从武汉走黄梅，过景德镇，到了上饶。出发的时候，是一家四口，父母，哥哥，走十几天，死一个，再走十几天，再死一个，又走十几天，又死一个，到了上饶，只留下他一个。
　　那时他才十一岁。他在饶北河一带讨饭，讨了半年多，被一个叫陶玉银的道士收留，上了灵山道观，做了小道童。灵山是道家第三十三福地，道观逾千年历史。世昌才道盛，到了清末，道观已破败。陶玉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无家室，对梅禧年十分疼爱。梅禧年懂事，扫地、砍柴、挑水，给师父泡茶、洗脚、暖被窝，也得师父欢心。过了两年，入冬了，随师父下山打醮（注：打醮是一种道家法事），设坛的地方叫横山。横山是灵山脚下清水乡僻远村庄，山多地少，甚是穷苦，但法事做得很隆重，把青峰堂的串堂也请来了。这是梅禧年第一次听串堂，听了，他再也挪不开步子。《十番锣鼓》开场，木鱼，嗒、嗒、嗒，清脆，爽亮，像飞溅的溪涧水，一路在峡谷狂奔。而他自己敲的木鱼，沉闷，低落，空洞。过了年，梅禧年对师父说，想下山学串堂，请师父放自己下山。师父说，道观是清苦，可总有一碗饭吃，你下山学串堂，糊口都难呀，还不知道张师傅收不收呢。张师傅是灵山一带名师，叫张家尚，四十三四岁，弓弦丝竹技艺精湛，唱功深厚，品艺双修。
　　拗不过孩子，过了谷雨，道士陶玉银送梅禧年去了青峰堂。张师傅是串堂班班主，怎么也不收，说，孩子偏大了，筋骨难练，嗓子变粗了，难育，再说，世道乱，也没什么人请得起串堂班了。陶玉银道士和张师傅相识二十余年，颇有交情，说了孩子的身世，对张师傅说：“你先收下试试看，让他练一年，每个月，我给你三斗米，算是伙食，小孩想学，了个心愿吧，砍柴挑水，他都会，人勤快，可以给你搭搭手。”张师傅看在陶道士脸面上，也就应承了下来，说先练一年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梅禧年就这样留了下来。留下的，还有一个蓝色包袱，包袱里有两件换洗道服。梅禧年前半年，早上挑六担水，吊半个时辰嗓子，吃了早餐上山砍柴，中午一个人坐在山上敲木鱼，下午种菜，晚上习赣胡。清早、中午、晚上，功课是雷打不动的。习了半年，师娘说，禧年没上学，可惜，送去读私塾吧，识识字。去私塾上课，要走六里山路，读半天。
　　木鱼是桑木掏空的，有七八个，从大的敲起，嗒嗒嗒，按照曲调的节奏敲。敲了一年，有些烦，对师傅说：“木鱼敲得心慌，越敲心里越孤单，敲得心里悲凉，是不是可以学打钹呢？”
　　张师傅说：“敲半年就烦了？我跟父亲学艺，敲了五年的木鱼，木鱼是什么？木鱼是佛、道通用的必备法器，能通神，唐代高僧怀海禅师说：‘木鱼，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像形击之，所以警昏情也。’木鱼为佛门僧侣所创制，警示僧众昼夜不忘修行之意。我们习器乐，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一种修行。木鱼敲多了，给人种下慧根。”
　　禧年也不敢多问，只是默默记下。他知道，师傅说的都是对的。师傅又说，不要看敲木鱼那么简单，没几个人能把木鱼敲好的。笛子吹得好的人，我见过很多，赣胡拉得好的人，我也见过很多，可我没见过把木鱼敲得好的，这说明一个道理，大家都不明白的道理，越是简单的事情，越需要长期艰苦的练习。大家都以为敲木鱼简单，所以都不去长时间练习，上饶一带，串堂班过百家，各家有各家器乐，胡可以是二胡也可以是赣胡，鼓可以是筒鼓也可以是板鼓，锣可以是马锣、内锣也可以是春锣、汤锣，钹可以是大钹也可以是小钹，千变万化，笛箫号琴筝，更不用说了，唯独木鱼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就拿《十番锣鼓》来说，木鱼是整个打击乐曲目的魂。起始和结束，节奏的控制，音调的高低，情绪的饱满度，都是由木鱼来调度，是整个打击乐的指挥。演奏木鱼的人在串堂班是唯一站起来表演的，他的表情和身体，都属于木鱼。 　　禧年读了三年的私塾，习了八年的串堂。过了元宵，张师傅对禧年说，没什么人请串堂了，我们用相同的器乐，一起演奏所用器乐部分的《十番锣鼓》。花了二十二个晚上，使用了二十二种器乐，把《十番锣鼓》演奏完了。每演奏一种器乐，师徒二人，便在一起交流心得。师傅说，《十番锣鼓》看起来热热闹闹，简简单单，实际上是最体现串堂人基本功的，串堂人玩器乐，玩几种，能玩到什么程度，坐姿、手势、轻重、快慢，内行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串堂人骗不了人，别人称你一声师傅，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你十年二十年的磨砺。禧年扑通一声，跪下去，说：“师傅，我还想跟您再学几年，会好好孝敬您的。”
　　张师傅说：“师傅老了，也教不了你什么啦，我会的都教给了你，你自己去吧，人总要出去，走出去，有了见识，人才会长大，才会有自己的学养和声誉。”禧年看着师傅，泪如泉涌。师傅的胡子都白了，脸上多了黄蜡蜡的皱褶。师傅藏青色长褂，遮在膝盖上，有很多慈悲的意味。师傅说，有适合的，找个老婆，没有家便没有艺，艺需要家的滋养。“师傅，您说的话，我不敢忘记。”禧年已经泣不成声。禧年在屋后的竹子林里，吹了半夜的长箫，反反复复地吹《泛沧浪》，呜呜咽咽，江水凝固，似大雪飘飘洒洒，遮蔽了浩渺的江面。他来来回回地在院子里、在菜地，走来走去。
　　第二天，师娘颠着小脚，一路走一路送，泪眼婆娑，说：“你是师傅的徒弟，却是我的儿，你也常回来看看你师傅。”禧年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只是从来没走出过这座高大巍峨的灵山。他背着道观出来时的包袱，包袱里，除了衣物，还有一个檀木木鱼。他摸着木鱼，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禧年无家无栖，在信州，饶州一带，跟了十余个串堂班学艺，又学了八年。
　　串堂班是演奏串堂音乐的民间乐社，以坐奏器乐为主，也称串坐班。串堂音乐是一种民间吹打乐，常见于农村婚嫁寿诞、社火庙会、迎神祭奠、求雨祈福、造屋驱巫等活动，产生于弋阳腔之前（弋阳腔最迟产生于元代后期），信州（现上饶）是其形成并发展的中心，其流行于信州、饶州、鄱湖湖区、南徽州、闽西、浙西北一带。
　　串堂的形成，有漫长的历史，唐朝贞元元年（785），朝廷在信州永平建宝峰场，开采铜矿，铜业广泛发展，铙钹、铛锣、唢呐等铜制乐器在民间广泛使用。九州人员大量汇聚交杂，带来不同的音乐形式，交汇渗透，至南宋迁都杭州，信州是南方次文化中心，民間音乐逐步形成了打击乐队和吹鼓乐队，后与宋元戏曲结合，有了独特的民间乐社串堂班。串堂音乐是多种戏曲、乐曲融合的一种民间音乐表现形式。
　　二
　　有一年，梅禧年都三十多岁了，在郑坊唱串堂，被白军（注：上饶北部称国民党军为白军）抓了起来。因说情的人多，又查无实据，关押了半年多，被一个乡绅赎了出来。乡绅姓周，参加过前清乡试，爱才，爱戏，见梅禧年俊雅，无乡野气，便把十七岁的女儿嫁给了他，在饶北河边置了前院中堂后厅的房产。乡绅女儿叫周颜颜，豆蔻之年，花苞欲放，十分可人。梅禧年开班结社，取念想灵山青峰堂之意，名念山堂，广收生徒。
　　结社三年，开社的第一场串堂，便是《十番锣鼓》。《十番锣鼓》是串堂的经典曲目，表演的器乐达三十余种，铜鼓、板鼓、大锣、马锣、齐钹、内锣、春锣、汤锣、大钹、小钹、木鱼、竹笛、云锣、扬琴、梆子、笙、琵琶、提胡、铙钹、曲笛……以锣鼓段、锣鼓牌子与丝竹乐段交替或重叠进行为主要特点，据所用乐器不同，可分为清锣鼓和丝竹锣鼓两大类。梅禧年表演的是丝竹锣鼓，曲目是笛吹粗锣鼓曲《万花灯》。开社前三天，梅禧年便向方圆十里有脸面的人发了请柬，递了墨函，备好了烟茶糕点。春寒已消，树木流翠，饶北河从山弯转来，吞泻而去。在自家的院子，宾客依两边相向而坐，社人围中间长桌而奏。梅禧年戴栗色圆帽，着一袭长白大褂，胸前配一朵蔷薇花，手握木鱼登场。嗒、嗒、嗒。锣鼓，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敞亮、高阔的锣鼓声紧随而来，似有万条河流在锣鼓里翻滚，大锣小锣，齐声响。笛声潺潺，如雨水滴落瓦檐，柔和，沁人心脾。笙箫则高亢，似山鹰在山巅盘旋呼叫。大钹小钹嘁啴嘁啴嘁啴，像是窗外有一群快马经过。其间有铃铛，叮叮叮响起，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悦耳。最后则是琵琶。梅禧年轻轻地踮起脚尖，上身前倾，右手时而狂蛇舞动，翛然敲一下木鱼;时而似水波荡漾，悠然间，嘟，击一下木鱼。他晃着头，微微地闭上眼，在击打木鱼的瞬间，眼睛睁开，有了澹澹之光。他的脸，一会儿如莲花绽开，一会儿如明月幽闭。
　　一曲终了，梅禧年衣裳全湿。
　　在饶北河流域，念山堂无人不晓。
　　开社第二年，梅昌盛出世，属龙，梅禧年以“龙耳亏聪，故谓之龙”之意，给儿子取“聪”作字，又以谐音做小名，叫土虫，以示贫贱的孩子长得安康。土虫长到七岁，随父亲走村表演串堂。哪馍（木鱼的方言）、叫花板（竹板）、铙钹、小锣、梆子，样样能上手。九岁，能唱六折戏文。这一年，他妹妹出生。十一岁，土虫坐堂拉胡琴。
　　这一年，梅班主发生了变故。立秋之后，有一个人下了两根金条的订金，请念山堂去湖州吴兴县一趟，做一场祝寿活动。梅班主从没见过金条，但知分量，说：“祝寿可请戏班，我们唱串堂的唱不了戏文。”来客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骑来的马，体肥膘壮，白如冬雪。来客说，请柬上，写了寿期、地址，你们要提前半个月出发，我们自会好好款待你，祝寿结束，还有两根金条，来往盘缠，另外付你。梅班主看看请柬，落款是吴兴褚府。
　　为这个祝寿活动，梅班主整整准备了两个月，预备了十场串堂戏：《满堂福》《麻姑上寿》《郭子仪上寿》《穆桂英挂帅》《十番锣鼓》《八仙飘海》自是不必说了，还准备了《梁祝姻缘》《还魂记》《窦娥冤》《白蛇记》。人马也是精心挑选，挑选了十八人，其中四人作预备。念山堂社员，都是当地农民，白天干活，晚上习艺，农忙干活，农闲习艺，粗布蓝衫，指粗皮糙，打双赤脚坐在堂前拉胡唱曲。梅班主给每人缝制了长褂衫，买了戏靴。
　　到了湖州，距寿期还有五天，去了二十个人，病倒了四个。住店下来，问褚府在哪儿。店家问，去褚府干什么？梅班主说，是给褚府祝寿，唱串堂。店家听了，便把钱退还给梅班主，说店小，住不了大阎王。住了三家店，都如此。梅班主心里有数了，可能褚府的人是当地的恶霸。吃饭时，梅班主打听了，褚府主人，系汪伪政府高官，是个大汉奸，在方圆百里，根本请不到戏班。 　　念山堂的人，一夜未眠，大家商议要不要给大汉奸祝寿。有人说，我们不做汉奸，给汉奸唱串堂，是万万不能的。也有人说，钱不分汉奸还是良民，唱戏拿钱，我们唱完就走。又有人说，我们拿着钱回去，不唱，金条也是汉奸讹诈来的。还有人说，我们连夜回去，把钱给还他们，盘缠都没了。梅班主最后说，去褚府唱串堂，万万不能，留一些盘缠，你们回去，明早就回去，我一个人去褚府，要杀要剐，我都要去，给汉奸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荒了两个月种田种地的时间，我个人做些补偿。大家见班主这样说，也说，我们听班主的，补偿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们回去会给家里交代，给村人交代，我们不做汉奸。田墩说，我留下来，陪班主，也算有个照应。田墩不是念山堂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挑夫，身体强健，力大无比。
　　两人睡了一天，第三天，去了褚府。褚府是个大院，高高的门楼，很是挑眼。梅班主走在前面，田墩跟着，背一个包袱，进褚府，被搜了身，被一个穿蓝衫的妇人领进去。梅班主见了管家，说：“串堂班的人在路上，一个个病倒了，过了金华，人又返回上饶了，唱不了串堂，请罪来了。”管家五十多岁，瘦瘦的却敦实，穿绸缎长褂，眉毛粗，手腕粗，手指粗。管家说：“你们不能以唱不了来了结。”他叫人把梅班主关在厢房，派人守着，吃喝也供应着。第二天早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脸饱满，俊雅，头发油黑，皮肤雪白，手掌肉厚，手指长，坐在偏厅的太师椅上，喝着茶，斜斜地看了梅班主一眼，说：“真的唱不了？”嗓音由弱而强，很逼人。
　　梅班主应了一声：“是。”
　　“我是唱昆曲的，看你有一双好手，也是一块好料子。”四十多岁的人说。梅班主说：“我回头把两根金条送回来，串堂确实唱不了。”
　　“金条你也不用还了，戏你也不用唱了，剁你三根手指，算是了结。接下的活干不了，留着手也没用，你的嗓子也没用。”四十多岁的人继续说。梅班主一言不发。
　　管家派人把梅班主绑到杂院里，灌了一碗汤药给梅班主喝，又用剁骨刀剁了他右手三个手指。
　　回到家，已是一个月之后了。沿途讨饭回来，田墩搀扶着班主，风餐露宿，班主完全变了人形，枯槁如麻，脸瘦得像块鞋垫。
　　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身下地。他的嗓子完全变了音，说起话来，像鸭子叫。他把念山堂解散了，再也不唱串堂。他开始挑粪种地，高大的身子已经有些佝偻，似乎大风能把他刮跑。每天晚上，他把师傅的木鱼拿出来，嘟——嘟——嘟——不疾不徐地敲。他坐在厅堂，打开门，一个人敲。大门正对的，是黑魆魆的灵山。灵山在夜光中，沉默，深邃，像一条死而不朽的鱼。山顶上，有一个颓圮的道观，坐落在一個溪涧潺潺的山缝里，门前有两个大圆石，夜晚的木鱼声，从来没断过。道观下，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山路，春天的时候，路边开满了黄色的毛茛花，阳光下，有一层金粉般的光泽。山毛榉上，在中午，有叽叽喳喳的山雀，飞来飞去。早晨，有白白的云层铺在山梁上，丝絮一样慢慢缠绕在树梢间。
　　他想起在十一岁那年，一只宽大的手，一直拉着他，走了半天的山道，到了道观。陶玉银师父葫芦形的脸，白黄瓜色，长长的眉毛像蜻蜓的翅膀。夜晚，他常常哭醒，陶师父拍着他的背部，哄他。山鹰到了半夜，哇哇哇，尖利地叫，像个不散的冤魂。他十七岁那年深冬，陶师父便走了，再也没人给张师傅送米。一个月送一次，送了三年多。陶师父怎么走的，他也不知道。他到了道观，见陶师父和衣而卧，那么安详。他坐在床榻边，守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无眠无休。这么多年，他住在饶北河边，抬头一望，灵山便扑涌而来，冬天有厚厚的积雪，皑皑如银光闪闪，夏天的黄昏，阳光在大地沉陷，灵山却浮起金色的海浪。对他而言，那是一座神山。即使是漫长的雨季，葱郁的山梁也像一个怀抱。他经常呆呆地望着灵山，直至双眼涌出冰凉的泪水。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仁厚的道士，他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是不是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三
　　木鱼，和竹板一样，都是世间最简单的乐器。梅禧年只要敲起木鱼，心便安静下来。他买来各种体形大小的缸瓮钵碗盆，用茶树制作的小棒槌，沿着器物不同的部位敲。不同器物、相同器物不同部位的音质音色，也都不一样。反反复复敲了一年。他对儿子土虫说，发现身边日常器物的音质音色，并把这些音质音色敲打出来，编成曲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虫三岁开始练功，深得父亲真传。在土虫弱冠之年，他的技艺已蜚声饶北河流域。
　　土虫像他年轻时的父亲，眉宇俊朗，脸像一朵向日葵，山羊一样结实，特别是说话的语气，慢声慢调。一九五一年初，上饶地区文化部门的人，来乡村选优秀的串堂人，到了禧年家见了土虫。禧年说，念山堂解散很多年了，优秀的串堂人，这一带都没有。文化干部说，进京献艺，可是几辈子的荣誉呀，选上了，也是地方的光荣。禧年说，我说话如鸭叫，见不得人，土虫没登过台，年纪小，怕会尿裤裆。文化干部走了，土虫责怪父亲，怎么不让他试试，木鱼、琵琶、二胡、赣胡、笙、笛，都可以试试身手。父亲说，表演得好，是地方光荣，那表演得不好呢？我们是种田种地的人，把田地种好，才是本分。土虫说，学艺就是要展艺，艺不展，花不开，多没意思。父亲说，我看了曲目便不让你试了，你知道是什么曲目吗？土虫摇摇头。父亲说，都是指定的曲目，你练过吗？我们是传统的串堂人，思想老旧，干不来的事千万别干，干了会坏事，明天捡好衣服，去山里修水库。
　　一九五七年，土虫结婚的第三年，生了儿子明亮，也就是老金。土虫的老婆是饶北河对岸张氏家族张登临的小女，叫凤仪，身材小巧，眉目清秀，青豆一样饱满，读过几年书，贤淑温良。
　　老金两岁时，梅禧年被指派到山庙单独劳动。山庙在一个山坳盆地里，正值开春，山坞里的梨花开得如千堆雪，杜鹃花艳艳地在山坡上燃烧。梓树发了幼嫩的绿叶，稀稀拉拉，缀在枝丫上，却有一种蓬勃的春意。盆地覆盖着一层野草，也都开了花，有野菊，有葱兰，有叶子梅，有迎春，地边的木荷和含笑，也挂满了白色的花。梅禧年想起了灵山的道观，想起了青峰堂。青峰堂也有这样的春天，梨花桃花还没完全凋落，柚子花便接踵而至，蜜蜂嗡嗡嗡，像时间的导航员，准时降落在院子里。平缓的山坡两边是油绿的菜地，山泉从山崖飞溅下来，沿山沟一直流到院子后的石潭里。在他成婚后的第三年，师傅故去了，过了一年，师娘又故去了。师傅故去的时候，也是冬天。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一直在下，碎碎地下，铺满了山坡，乌鹊紧缩在屋檐下的柴垛上。白茫茫的世界。事实上，那里的冬天每年都很冷，冬至过后，山风呼啦啦地被一只巨大的手拽着跑，把屋顶的瓦吹翻，把深夜的屋檐水吹成透明的冰凌，大雪很快来了，青峰堂的人坐在屋里，烤着炭火，喝着红薯酿的酒。师傅临终时，他是一直守着的，彼此握着手。师傅的脸像一张磨损的木鱼，干硬，却有时间的包浆。师傅那么平静，是的，师傅一生做过多少法事，超度了多少亡魂，唱了多少生死离别的戏，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他握着师傅的手，直至掌中的手冰凉，像火慢慢熄灭，被冰盖上。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眼睁睁看着，犹如被大海淹没。 　　山庙始建于明代，几经损毁几经重建，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光绪年间，但早已破败，守庙的人在十年前已无去向。在山庙住了十来天，土虫也每天上山陪老父亲。山庙离村子有五里多路，吃饭也都是家人提一个篮子送来的。梅禧年的手，已写不了字，右手缩在衣袖里。梅禧年对儿子说，我来说，你来写吧。土虫展开纸，写了满满二十三页。他写到了父亲印象模糊的家乡、无处安葬的祖父祖母、九死一生的战乱……写了整整两天两夜。写完了，梅禧年吐了一摊血。土虫也是边写边号啕恸哭。
　　土虫向大队部申请，全家迁往山庙，随父亲一起劳动，开荒种地。大队部同意了。
　　山地肥沃，气候湿润，水源充足，适合农作物种植。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但饥饿还是难以抵挡。山野清寂，晚上，土虫带着小孩练习器乐，教小孩识字。一九六四年冬，梅禧年故去。那年，老金七岁。几十年之后，老金还依稀记得那个下午，乌鸦已经叫了两天了，在光脱脱的梓树和梨树上，呜啊呜啊呜啊，叫得很悲凉，雪一层层地筛下来，把整个山庙都盖了，奶奶搀扶着祖父躺在平头床上，他人瘦得像个骷髅，头发全白，牙齿死死地咬着嘴唇，奶奶也没哭，人各有命，谁会想到祖父会在山庙里走了，半生走南闯北的人，唱了半辈子串堂的人，最后三年连话也说不了一句，声带全毁，下葬时，一个吹喇叭的人都没有。
　　四
　　我是见过老金父亲梅昌盛的。这个小名叫土虫的人，到了一九七六年才从山庙搬回饶北河边住，回到那个有大天井的院子里。他死时，我已经十岁了。他有一个小我九岁的孙子，叫梅远山。听说，这个名字还是梅禧年取的。梅禧年曾对儿子说过很多次，你的第一个孙子叫远山，第二个孙子叫远峰，第三个孙子叫远梨。
　　我们去他家玩，候着远山的母亲给我们枣子吃。土虫家种了五棵枣树，每年都晒红枣。土虫死于出血热。
　　我是常常能见到老金的。春节前后，村里的喜事特别多，归屋（乔迁），做花粉（嫁女儿），讨生妇（娶亲），在厅堂，摆开八仙桌，吹吹打打的人围满了桌子。他是坐在上座的那一个，即使他不吹不打不唱，他也坐那儿，摇头晃脑，微微地闭上眼睛，毛竹兜的烟斗放在茶杯边上。他鬓发发白，头发毛像松针，穿毛楂结打扣的短褂，右脸的表情肌每过几分钟会不由自主地往上抽动一下，额头因干硬而显得扁塌。三十来岁时，大家就叫他老金师傅了。过了四十岁，他从汗衫衬衣中山装改穿毛楂结打扣的短褂，短褂有各种颜色和布料，脚上的鞋子是一直不变的，黑低帮圆头布鞋。他常说起他父亲梅昌盛。他说：“我父亲其实一辈子没在串堂班唱过串堂，只是小时候跟班替补，大场面是见过的，他手上的功夫，四十多年没断过，胡、琴、笛、锣，很精。”
　　土虫是收过一个徒弟的。那时还住在山庙，老金十五岁。一天来了两个从陈坑路过山庙讨饭的人，一老一少，安徽口音。老汉六十多岁，小女孩十岁。老汉说，村里年年发水灾，村里住不了人了。土虫见小孩饿得可怜，收留了两天，小孩竟然舍不得走。土虫便对老汉说，收下小女孩，当养女，以后你想小孩了，也可以把小孩领走。老汉也同意了，说，跟着我，迟早也饿死，跟着你，会有一条活路。五年八年，老汉再也没来过。这个女孩，后来成了老金的老婆，叫金枝，蜂腰肥臀，葡萄眼石榴牙，俊俏如花。金枝跟土虫足足学了八年的唱功，古筝胡琴，演奏起来，颇有风范。
　　一九八六年二月初二，老金邀了村里六个爱器乐、年龄又相仿的人到家里吃饭，说，现在结婚时兴坐花轿，吹喇叭（注：喇叭即唢呐）的人都被请去做喜事了，我们组一个串堂班，也会有人来请的，唱串堂，比砍柴卖轻松，挣钱也不会比砍柴少。在座的人应承了，说，这是好事，吃这碗饭，长远。每天晚上，七个人便聚在老金家，练习唱串堂，吹吹打打，哼哼唱唱，好不热闹。
　　过了两年，老金便去接唱串堂的业务。串堂班没有名字，也不仅仅限于唱串堂，吹喇叭、敲锣鼓等业务也接。老金在马路边，挂了一块木牌：中蓬乐队，有事找老金。又过了一年，业务实在太多，七个人干脆把田外包给别人种，一亩田净收一担谷，专职唱串堂。
　　村里有小学初中毕业的孩子，爱串堂，便拜老金为师。老金前前后后几年，收了十三个孩子，男女都有。说是拜师，可老金一分拜师钱也没收。他有一个想法，选几个好苗子，又能吃苦，创一个在饶北河有影响的串堂班。老金在河边，用土砖砌墙，盖茅草顶，搭了一个两百多平方米的茅草房，供大家早上晚上练功。墙上挂了二十多面长镜子，练功的人都要对着镜子练。老金说，长时间保持正确的姿势是练习串堂的必修课。
　　老金的阁楼，有一个樟木箱，箱子里有三十多本书。老金把书翻出来，逐一细看。这些书，他从十一岁开始就细看了，有的书，还能背下一大部分。这是串堂剧目本和一些关于戏曲的书，是他祖父留下来的。还有几个剧目，老金能唱，却没有书，都是祖父、父亲口耳相传下来的。老金花了三年时间，把这几个剧目编写出来。他还把流传在饶北河的民间小调、鼓曲、笛曲、山歌，编写出来，装订成小册子，用油布包起来。
　　有一年，省里一个音乐家，到饶北河采风，也做民间音乐调查，到了饶北河，去了老金家。看了老金家传的器乐、剧目本、收集的民间音乐资料，连连向老金拱手作揖。音乐家六十多岁，头发银白，面堂圆润，很有风采。老金从阁楼里，取下祖父“念山堂”的匾额，匾额的木板是武夷山的血紫树（红豆杉）老根板，长两米，宽一米二，字是铜水鎏金的魏碑体，粗犷磅礴。陪同音乐家来的县文化干部说：“你可以再把这块牌子挂起来，这是一块金招牌。”老金说：“我是一个讨生活的人，怎么可以挂这样的招牌呢，每一个大师傅，都有他的时代，我的时代就是庸庸碌碌讨生活，何况我离大师傅还远着呢。”当晚，在场院里，挂起四个大汽灯，饶北河串堂班表演了一场《十番锣鼓》。
　　《十番锣鼓》全套联排《寿庭候》《下西风》《翠凤毛》《万花灯》《大红袍》《喜元宵》，以开场锣鼓、拾景、借扇、耍孩儿、拾袈裟、四合、如意、曳不断、踢球、芦花荡、龙尾鼓等曲牌连缀而成。老金着白长褂，登戲靴，面目朗朗，器宇轩昂。他手托木鱼，慢步登场。嘟、嘟、嘟。锣鼓开场便飞沙走石，狂风掠起;古筝尾随而至，翻江倒海，骇浪惊天;笛声破浪而起，跃上云霄;唢呐长啸四野，惊泣鬼神;二胡群马奔蹄，尘沙蔽日;铙钹急急如令，催魂逼魄;木鱼声声，激越扬抑，像大海中的帆。笙悠然而起，如月光洒落，大海安静了下来，轻轻浪涌，和风习习，击岸的浪声像摇篮曲。老金泪流满面。二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表演《十番锣鼓》，也是他人生第一次。他排演了多少个日夜，他已经不记得了，排演的人三五年会更替一两个人，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父亲，习艺一生，却从没正式表演过，从没作为串堂班里重要成员出现过。老金泪流满面。音乐家也泪流满面。
　　串堂班能精通二十折串堂的人，寥寥无几，老金还有二十几折串堂要传授下去，亟须选拔新人，从十三四岁开始训练。可再也没人愿意学。学串堂，没八年十年的苦功夫，拿不出手，老班底的人，年龄都四五十岁了，记忆力跟不上，手脚也不灵便。老金的两个儿子，学了十几年，都不再习串堂，各在县城安了家，一个开铝合金店，一个开馆子。远山丢下串堂，去做铝合金门窗，被老金恶狠狠地骂了一个晚上，说：“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就这么扔了？守不住串堂，你就是梅家的孽。”远山说：“唱串堂，一年也就挣五六万块钱，怎么养家糊口，我的孩子以后还学串堂，穿村走户，背一个包袱，有意思吗？”“没意思，那样的话，我们梅家太失败了。”老金再也不说了。“听串堂的，都是你们这些老年人，年轻人谁听呀，电视里，什么戏都有。您保重身体就可以了，串堂传得下去传不下去，和您没关系。”临出门，远山骑上摩托车，载上老婆孩子，油门突突突，转过头，又这样对老父亲说了一句。老金怔怔地站在门口，看着一溜烟而去的儿子，心里有说不出的凄凉、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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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傅菲，本名傅斐，1970年生，江西广信人，乡村研究者。散文常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被收入百余种选本。著有《河边生起炊烟》《我们忧伤的身体》《木与刀》等10余部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