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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子英／译
编者按：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鲍伯·杰索普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随着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开展，杰索普及其国家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的深入交流是未来学术增长的重要形式之一，由郁建兴教授组织撰写的这组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重构国家，重新引导国家权力”一文中，杰索普认为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影响国家转型的三大趋势和三大反趋势。他拒斥了民族国家消亡的论点，重申了民族国家将在全球化的时代被重新塑造的基本立场。郁建兴教授的论文“杰索普国家理论述评”对杰索普的学术发展作了详尽的梳理：从早期致力于发展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流派的方法和资源，到中期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再到近年来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的具体分析。何子英的论文“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则主要聚焦于方法论问题，指出杰索普的国家理论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既借鉴了系统论的某些方法，又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摘 要：人们可以用“国家”这个概念指称很多不同的对象，因此，有效的国家理论必须包含多重维度，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加以分别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例如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指现代国家的所有形式和特点；而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则把资本积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逻辑。
关键词：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转型
作者简介：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高级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从事国家理论、调节理论、政治社会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7504（2007）0４-00２８-0５收稿日期：2007-01-15
一、定义“国家”
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社会活动太复杂了，因此不能认为从某一角度或者某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完全理解世界，所以我们要简化它，从而产生理论活动，我们不可能涉及到所有的方面，我们只能从某一方面来理解。因此，我们在研究国家时，也必须对国家进行某种方式的简化。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发现他在寻找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找准这个出发点对整个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选择一个出发点来理解国家，但是这个出发点是任意的选择还是理性的选择呢？如果选择是任意的，那么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都将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理论不但要有理论价值，而且要有现实解释力，那么我们选择的出发点必须是有理性基础的。我的研究就是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当中，选择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出发点为什么是适当的？
首先，我们要定义“国家”。尽管我40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家，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定义“国家”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我们要给出国家的一般性基础定义，那么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领土化的政治权力”，正如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固定领土上的合法垄断权力”。对我来说，与领土相联系的合法垄断权力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机器的核心包括非常独特的一组制度和组织，它们被社会接受的功能是要界定和增强集体决策，以共同利益或普遍意志的名义将这些决策强加于“社会”成员之上。这是对国家的一个简单定义，我想进一步做出一些特殊的限定。
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国家类型和国家形式，因此会有不同的国家理论和国家解释。我们常常假定国家机器（包括制度、组织、活动者等等）是个实质统一体；我们也常常在谈论阶级斗争时把国家当作一个可以为任何阶级力量所获取和利用的简单工具——这两种观点都持着国家的“工具观”。我认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个观点来自我非常崇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普兰查斯。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来自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个事物，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由工具化的事物来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国家也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由国家的工具化组织来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此背景下，我们要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界定国家，这就是葛兰西的著名定义：“国家=政治社会（狭义） 市民社会（广义）”。前者是狭义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机器或政府，我想采取的是广义的国家定义。在我讲国家时，不是说政治社会是一个事物，市民社会是另一个事物。我要说的是，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内部的关系，而且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我采用“政治模型”、“国家计划”、“领导权视点”当作我简化了的国家研究的出发点，这三个方面都涉及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后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斗争形式，它们共同塑造了“国家”及其社会关系。
我在研究国家时，存在着五个主要的研究维度：（1）现代国家的历史发展；（2）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及其关键特征；（3）中间层面的制度分析（如政党制度、议会制度）；（4）变动的国家计划及其与广泛的社会秩序之关系、其支持的不同社会基础；（5）国家归位——国家嵌入广阔的社会形态和世界秩序当中。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局势对这五个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的研究。当然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应该把这五个方面结合起来，它们的相对份量随着研究课题的改变而改变。我主要研究的是第二个方面，即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后者的主要特征。
二、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
国家可以视为“多形态的结晶体（Polymorphic Crystallizations）”。前面说过，不同的社会或政治力量会有不同的国家解释和国家理论，不可能存在对国家的一致分析，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只能进行有关统治或领导权的某种分析。不同的政治力量在不同态势当中将其活动指向不同的国家理念。比如，当我们讲到中山大学外面糟糕的交通环境时，我想要找的“国家”指的是“广州市政府”，那么我们在面临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时，我想要找的是更高层级的“国家”，或者可能是一种“世界政府”。这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不同时候所说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所指”。我们不能明确地指出“国家”是什么，我们在说国家时可能各有所指，因此国家呈现出随活动者和环境（多形态背景）而改变的形态和意义。我们最多只能给出某一方面的解释，在我这里就是“政治模型”、“国家计划”、“领导权视点”的解释。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不同的国家理论解释都需要经历“变化”、“选择”、“保存”的“现实检验”。但我不认为我的国家理论就不需要通过“现实检验”，因为国家仍然在不断发展，许多潜在的因素正在显现，所以国家理论研究总是需要一些“实体考察”。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察现代国家的“多形态的结晶体”，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国家描述以及现代国家的不同发展轨迹，我们至少可以辨别出现代国家的七个方面，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指的是现代国家的“财富容器”，其目的是要保障资本积累。“军事政体”是一种“权力容器”。“民族国家”关心的是国家的民族构成，是一种“文化容器”，如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各个民族国家。“代表制国家”是现代国家普遍的“公民政体”，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神权国家”是指，在这种国家形式当中，宗教信仰和教义律条占据首要地位，如伊斯兰国家。在“安全国家”中，民族安全、主权独立占据首要地位，如二战后的东亚国家。最后是“种族国家”，种族分化或种族隔离占据首要地位，如南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当中，以上几个方面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占据着不同的份量，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紧迫的张力甚至相互矛盾。如南非，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是一个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种族隔离政策越来越不适应于南非的经济发展，国家正在发生着急剧的结构重组和变革。
鉴于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我们需要研究实际存在的国家形态。国家是政治权力的多价的、多形态的结晶体。同样的权力网络，依据特定阶段或态势中的统治问题，以不同方式构造成现实国家的结晶体。没有一个普遍在场的国家，我们只能说存在不同态势下的许多不同形态的现实国家，它们是多形态的、多价的、多意义的国家。我们只有站在共产主义的角度才能定义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处在现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只能说存在着许多现实态势当中的多形态国家。比如，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人们不会惊奇富人们不想交税，政府和法官也制定政策有意让富人少交税，这几乎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到了英国与德国进行战争的时候，法官们认为每个人都要多交税，这是公民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战时的态势构造当成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特征来看，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引人误解的结论，因此，我们不会对战争结束后法官们再次决定富人们可以少交税感到惊奇。所以，我们的研究既要关注多形态结晶体的占统治地位的构造，也要关注其相对的暂时性态势中的构造，我们不能把“异常国家”或紧急状态中的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永恒形式或构造。
三、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及其特征、模式
下面我将说明我的国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国家形式”问题。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是唯一不存在统治性经济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形式垄断的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回答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剥削采取交换的形式，专制就会采取民主的形式。工人们可以在劳动市场上自由交换其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是以平等交换的形式进行的，但这里面隐含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交换关系进入政治领域后，也就转化成政治上的平等与自由。我将在这个基础上来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
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出现（比较于原始共产主义、希腊城市国家、封建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当然在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与其他生产方式共存，而且没有取得主导地位时，我们不能说这也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即便一个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未必会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的国家。甚至当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现实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即它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它仍然与其他替代性国家权力的结晶体之间存在着矛盾（如种族主义、国家安全考虑）。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区别“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Capitalist Type of State）”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研究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事实上，次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我认为，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应该关注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首先这种国家类型是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为其历史特殊性的；其次它是以资本积累逻辑为统治性社会原则的。阶级权力是嵌入社会结构当中并且因而隐蔽起来的，它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列宁将之称为“资本最好的政治外壳”。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关注这种国家类型独特的历史发展，而不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及其形式、功能和历史发展，在此，我们把国家视为关系而不是权力工具。
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则企图研究现代国家的所有形式和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当中，资本积累未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逻辑，如南非这样的种族国家，它把种族分化或种族隔离放置于比资本积累更高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强调不同国家机构及其活动的历史发展，关注于这些机构及其活动在社会组织逻辑中发挥的普遍社会功能，而且常常把国家当作一种工具，认为国家权力的本质是工具性的，国家权力的阶级利益是清晰的。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时，认为资本的统治隐藏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当中一样，国家权力的阶级属性也是隐藏在社会关系当中的，其工具本质及阶级利益并不清晰。
在考察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的具体特征或理想类型之前，我们必须记住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当然这种国家形式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外壳”，这种民主隐藏着专制，在我的研究当中民主政体的各种形式是不重要的。它是一个资本积累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当然它也包括了安全国家、种族国家等等的考虑，但是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资本积累，而不是其他的社会功能占据统治地位。最后，我们必须把国家权力视为隐藏在社会关系当中，而不是当作一个简单工具，相反，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总是把国家当作一个可以任意占有或夺取的权力工具。
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形式或理想模型，我将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特征及其三种模式。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具有四个要素，当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非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也具有这四个要素。第一，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功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保障私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设立的不同政策。第二，资本主义的社会类功能，它是为保障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所设立的不同政策。第三，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领土化尺度（scale），它是指国家权力所覆盖的领土边界范围，它决定了决策的首要尺度并且安排了尺度间的交互接合。在战后，政治权力的领土化尺度主要是民族国家的尺度。第四，治理模式和元治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单独通过市场而得以保障，因此需要各种治理机制或模式来弥补市场失灵。这个要素指的是主要的弥补手段或治理机制，国家在这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那么我们将从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政治权力领土化的尺度以及治理模式四个要素来描述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的几个模型。与战后形成的大西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相对应的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出口主义积累体制上形成的是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最后是在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上形成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奉行的经济政策包括：充分就业、需求管理、提供基础设施以支持规模生产和消费；其社会政策包括：集体协商、国家对规模消费标准的一般化、福利的扩展；其弥补市场失灵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市场与国家形成一种“混合经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基于供应方政策之上的出口导向的产业化和新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其社会政策强调工资作为生产成本、劳动作为人力资本、高额个人储蓄、就业福利、适应出口的集体消费等；其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依靠政府，市民社会发挥第二位的作用。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的经济政策包括：鼓励开放经济中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竞争；其社会政策屈从于经济政策，由此控制社会工资的成本并使之弹性化；其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是治理，特别强调元治理的作用。
以上就是我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之三种模式的描述和分析，这种国家类型的研究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良好模式。
四、全球化与国家转型
当前我们面临着全球化的大变革，它对当代国家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首要表现就是政治权力领土化尺度的重组。一些小的尺度如城市等，正在持续扩大其重要性；一些大的尺度如民族国家等，其重要性相对削弱。在全球化进程中，尺度变化的特征是多元的，尺度之间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是复杂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空间尺度不断增值，它们在复杂缠结的层级中相对分离，由此尺度策略基体不断复杂化，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寻求在世界秩序中嵌入自身的利益。在福特主义、出口导向增长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当中，民族尺度曾是理所当然的首要尺度，现已失去其首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其他尺度（全球的或地方的，城市的或多边的）取得了类似于民族尺度过去的那种首要性。经济和政治的空间之间紧张竞争，都想成为积累和国家权力的首位或关节点。由此，尺度的相对化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国家转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尺度的相对化，它由时空疏离和时空压缩的兴起所引发。当然，不存在新的首要尺度，相反，我们见证着不同社会力量互相斗争以图确立自己喜欢的组织尺度和首要层次，在这些尺度和层次上，新的定位将铸造出来，这将挑战民族国家的首要性。
由此当代国家出现了三个转变趋势。第一，国家的去国家化。这体现于民族国家机器的“空心化”，国家权力领土化和功能化的重组于亚国家、国家、超国家和跨地方的层面上。国家权力向上、向下和斜侧着移动，不同领土尺度上的国家管理者试图增强各自的运作自主性和策略能力。第二，趋向于政治系统的去官方化。这体现于“从统治到治理”。经济本质的变动以致于不能由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来管理，需要类似于巨大的网络化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的组织协作，强调政府、超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机器常常只是同辈中的居首位者。第三，政策规制的国际化。这个趋势体现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如WTO对成员国制定的政策要求所有成员国遵守，这种趋势影响了国家层面以下的地方和区域政府，并且联结着区域间合作的增长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广泛联系。
但是，如果仅此就判定民族国家即将消亡则未免武断，因为我们还观察到三个反趋势。反国家的去国家化趋势是民族国家不断卷入尺度的交互接合当中，不存在与民族国家具有相等权力的超民族国家。反治理的趋势是政府在元治理中作用不断增强，它为治理提供了基础原则、保障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担任“上诉法庭”处理治理内部的纠纷、维持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承担治理失败中的政治责任。反政策规制国际化趋势的是民族国家代表本国资本的利益以及为促进其经济增长而努力参与塑造国际政策规制，它同时也为民族国家自身去调解不断增多的重要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拓展了空间，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为塑造国际政策规制而展开斗争。
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模式以及全球化对国家转型产生的三大转变趋势和反趋势之后，我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正在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废黜国家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仅仅把它当作秩序来分析；把国家分析为偶然的、偏狭的、不稳定的系统，与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其他系统相互依赖；重新认识国家的偶然性及其运转——由此需要更具体的、历史特殊性的、制度主义的、活动取向的研究；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不能仅仅集中于国家本身来理解；国家权力依赖于国家及其所环绕的政治系统之间的结构联系，依赖于国家管理者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策略联结，依赖于将国家与政治组织联结到其环境中的相互依赖因素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编织。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我的国家理论虽然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也借鉴和整合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成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部分。要认识到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是多形态结晶体，国家本身是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我们不能把19世纪的国家理论当作20世纪的国家理论，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是研究的动态目标，只要现实的国家存在着并发展着，那么国家理论就必定要不断地通过“实体考察”而取得新发展。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
编者按：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鲍伯·杰索普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随着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开展，杰索普及其国家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的深入交流是未来学术增长的重要形式之一，由郁建兴教授组织撰写的这组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重构国家，重新引导国家权力”一文中，杰索普认为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影响国家转型的三大趋势和三大反趋势。他拒斥了民族国家消亡的论点，重申了民族国家将在全球化的时代被重新塑造的基本立场。郁建兴教授的论文“杰索普国家理论述评”对杰索普的学术发展作了详尽的梳理：从早期致力于发展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流派的方法和资源，到中期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再到近年来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的具体分析。何子英的论文“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则主要聚焦于方法论问题，指出杰索普的国家理论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既借鉴了系统论的某些方法，又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摘 要：人们可以用“国家”这个概念指称很多不同的对象，因此，有效的国家理论必须包含多重维度，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加以分别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例如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指现代国家的所有形式和特点；而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则把资本积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逻辑。
关键词：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转型
作者简介：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高级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从事国家理论、调节理论、政治社会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7504（2007）0４-00２８-0５收稿日期：2007-01-15
一、定义“国家”
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社会活动太复杂了，因此不能认为从某一角度或者某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完全理解世界，所以我们要简化它，从而产生理论活动，我们不可能涉及到所有的方面，我们只能从某一方面来理解。因此，我们在研究国家时，也必须对国家进行某种方式的简化。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发现他在寻找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找准这个出发点对整个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选择一个出发点来理解国家，但是这个出发点是任意的选择还是理性的选择呢？如果选择是任意的，那么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都将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理论不但要有理论价值，而且要有现实解释力，那么我们选择的出发点必须是有理性基础的。我的研究就是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当中，选择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出发点为什么是适当的？
首先，我们要定义“国家”。尽管我40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家，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定义“国家”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我们要给出国家的一般性基础定义，那么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领土化的政治权力”，正如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固定领土上的合法垄断权力”。对我来说，与领土相联系的合法垄断权力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机器的核心包括非常独特的一组制度和组织，它们被社会接受的功能是要界定和增强集体决策，以共同利益或普遍意志的名义将这些决策强加于“社会”成员之上。这是对国家的一个简单定义，我想进一步做出一些特殊的限定。
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国家类型和国家形式，因此会有不同的国家理论和国家解释。我们常常假定国家机器（包括制度、组织、活动者等等）是个实质统一体；我们也常常在谈论阶级斗争时把国家当作一个可以为任何阶级力量所获取和利用的简单工具——这两种观点都持着国家的“工具观”。我认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个观点来自我非常崇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普兰查斯。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来自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个事物，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由工具化的事物来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国家也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由国家的工具化组织来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此背景下，我们要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界定国家，这就是葛兰西的著名定义：“国家=政治社会（狭义） 市民社会（广义）”。前者是狭义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机器或政府，我想采取的是广义的国家定义。在我讲国家时，不是说政治社会是一个事物，市民社会是另一个事物。我要说的是，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内部的关系，而且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我采用“政治模型”、“国家计划”、“领导权视点”当作我简化了的国家研究的出发点，这三个方面都涉及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后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斗争形式，它们共同塑造了“国家”及其社会关系。
我在研究国家时，存在着五个主要的研究维度：（1）现代国家的历史发展；（2）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及其关键特征；（3）中间层面的制度分析（如政党制度、议会制度）；（4）变动的国家计划及其与广泛的社会秩序之关系、其支持的不同社会基础；（5）国家归位——国家嵌入广阔的社会形态和世界秩序当中。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局势对这五个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的研究。当然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应该把这五个方面结合起来，它们的相对份量随着研究课题的改变而改变。我主要研究的是第二个方面，即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后者的主要特征。
二、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
国家可以视为“多形态的结晶体（Polymorphic Crystallizations）”。前面说过，不同的社会或政治力量会有不同的国家解释和国家理论，不可能存在对国家的一致分析，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只能进行有关统治或领导权的某种分析。不同的政治力量在不同态势当中将其活动指向不同的国家理念。比如，当我们讲到中山大学外面糟糕的交通环境时，我想要找的“国家”指的是“广州市政府”，那么我们在面临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时，我想要找的是更高层级的“国家”，或者可能是一种“世界政府”。这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不同时候所说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所指”。我们不能明确地指出“国家”是什么，我们在说国家时可能各有所指，因此国家呈现出随活动者和环境（多形态背景）而改变的形态和意义。我们最多只能给出某一方面的解释，在我这里就是“政治模型”、“国家计划”、“领导权视点”的解释。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不同的国家理论解释都需要经历“变化”、“选择”、“保存”的“现实检验”。但我不认为我的国家理论就不需要通过“现实检验”，因为国家仍然在不断发展，许多潜在的因素正在显现，所以国家理论研究总是需要一些“实体考察”。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察现代国家的“多形态的结晶体”，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国家描述以及现代国家的不同发展轨迹，我们至少可以辨别出现代国家的七个方面，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指的是现代国家的“财富容器”，其目的是要保障资本积累。“军事政体”是一种“权力容器”。“民族国家”关心的是国家的民族构成，是一种“文化容器”，如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各个民族国家。“代表制国家”是现代国家普遍的“公民政体”，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神权国家”是指，在这种国家形式当中，宗教信仰和教义律条占据首要地位，如伊斯兰国家。在“安全国家”中，民族安全、主权独立占据首要地位，如二战后的东亚国家。最后是“种族国家”，种族分化或种族隔离占据首要地位，如南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当中，以上几个方面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占据着不同的份量，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紧迫的张力甚至相互矛盾。如南非，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是一个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种族隔离政策越来越不适应于南非的经济发展，国家正在发生着急剧的结构重组和变革。
鉴于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我们需要研究实际存在的国家形态。国家是政治权力的多价的、多形态的结晶体。同样的权力网络，依据特定阶段或态势中的统治问题，以不同方式构造成现实国家的结晶体。没有一个普遍在场的国家，我们只能说存在不同态势下的许多不同形态的现实国家，它们是多形态的、多价的、多意义的国家。我们只有站在共产主义的角度才能定义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处在现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只能说存在着许多现实态势当中的多形态国家。比如，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人们不会惊奇富人们不想交税，政府和法官也制定政策有意让富人少交税，这几乎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到了英国与德国进行战争的时候，法官们认为每个人都要多交税，这是公民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战时的态势构造当成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特征来看，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引人误解的结论，因此，我们不会对战争结束后法官们再次决定富人们可以少交税感到惊奇。所以，我们的研究既要关注多形态结晶体的占统治地位的构造，也要关注其相对的暂时性态势中的构造，我们不能把“异常国家”或紧急状态中的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永恒形式或构造。
三、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及其特征、模式
下面我将说明我的国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国家形式”问题。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是唯一不存在统治性经济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形式垄断的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回答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剥削采取交换的形式，专制就会采取民主的形式。工人们可以在劳动市场上自由交换其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是以平等交换的形式进行的，但这里面隐含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交换关系进入政治领域后，也就转化成政治上的平等与自由。我将在这个基础上来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
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出现（比较于原始共产主义、希腊城市国家、封建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当然在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与其他生产方式共存，而且没有取得主导地位时，我们不能说这也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即便一个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未必会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的国家。甚至当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现实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即它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它仍然与其他替代性国家权力的结晶体之间存在着矛盾（如种族主义、国家安全考虑）。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区别“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Capitalist Type of State）”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研究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事实上，次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我认为，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应该关注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首先这种国家类型是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为其历史特殊性的；其次它是以资本积累逻辑为统治性社会原则的。阶级权力是嵌入社会结构当中并且因而隐蔽起来的，它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列宁将之称为“资本最好的政治外壳”。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关注这种国家类型独特的历史发展，而不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及其形式、功能和历史发展，在此，我们把国家视为关系而不是权力工具。
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则企图研究现代国家的所有形式和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当中，资本积累未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逻辑，如南非这样的种族国家，它把种族分化或种族隔离放置于比资本积累更高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强调不同国家机构及其活动的历史发展，关注于这些机构及其活动在社会组织逻辑中发挥的普遍社会功能，而且常常把国家当作一种工具，认为国家权力的本质是工具性的，国家权力的阶级利益是清晰的。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时，认为资本的统治隐藏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当中一样，国家权力的阶级属性也是隐藏在社会关系当中的，其工具本质及阶级利益并不清晰。
在考察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的具体特征或理想类型之前，我们必须记住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当然这种国家形式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外壳”，这种民主隐藏着专制，在我的研究当中民主政体的各种形式是不重要的。它是一个资本积累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当然它也包括了安全国家、种族国家等等的考虑，但是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资本积累，而不是其他的社会功能占据统治地位。最后，我们必须把国家权力视为隐藏在社会关系当中，而不是当作一个简单工具，相反，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总是把国家当作一个可以任意占有或夺取的权力工具。
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形式或理想模型，我将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特征及其三种模式。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具有四个要素，当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非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也具有这四个要素。第一，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功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保障私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设立的不同政策。第二，资本主义的社会类功能，它是为保障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所设立的不同政策。第三，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领土化尺度（scale），它是指国家权力所覆盖的领土边界范围，它决定了决策的首要尺度并且安排了尺度间的交互接合。在战后，政治权力的领土化尺度主要是民族国家的尺度。第四，治理模式和元治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单独通过市场而得以保障，因此需要各种治理机制或模式来弥补市场失灵。这个要素指的是主要的弥补手段或治理机制，国家在这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那么我们将从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政治权力领土化的尺度以及治理模式四个要素来描述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的几个模型。与战后形成的大西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相对应的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出口主义积累体制上形成的是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最后是在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上形成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奉行的经济政策包括：充分就业、需求管理、提供基础设施以支持规模生产和消费；其社会政策包括：集体协商、国家对规模消费标准的一般化、福利的扩展；其弥补市场失灵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市场与国家形成一种“混合经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基于供应方政策之上的出口导向的产业化和新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其社会政策强调工资作为生产成本、劳动作为人力资本、高额个人储蓄、就业福利、适应出口的集体消费等；其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依靠政府，市民社会发挥第二位的作用。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的经济政策包括：鼓励开放经济中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竞争；其社会政策屈从于经济政策，由此控制社会工资的成本并使之弹性化；其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是治理，特别强调元治理的作用。
以上就是我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之三种模式的描述和分析，这种国家类型的研究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良好模式。
四、全球化与国家转型
当前我们面临着全球化的大变革，它对当代国家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首要表现就是政治权力领土化尺度的重组。一些小的尺度如城市等，正在持续扩大其重要性；一些大的尺度如民族国家等，其重要性相对削弱。在全球化进程中，尺度变化的特征是多元的，尺度之间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是复杂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空间尺度不断增值，它们在复杂缠结的层级中相对分离，由此尺度策略基体不断复杂化，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寻求在世界秩序中嵌入自身的利益。在福特主义、出口导向增长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当中，民族尺度曾是理所当然的首要尺度，现已失去其首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其他尺度（全球的或地方的，城市的或多边的）取得了类似于民族尺度过去的那种首要性。经济和政治的空间之间紧张竞争，都想成为积累和国家权力的首位或关节点。由此，尺度的相对化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国家转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尺度的相对化，它由时空疏离和时空压缩的兴起所引发。当然，不存在新的首要尺度，相反，我们见证着不同社会力量互相斗争以图确立自己喜欢的组织尺度和首要层次，在这些尺度和层次上，新的定位将铸造出来，这将挑战民族国家的首要性。
由此当代国家出现了三个转变趋势。第一，国家的去国家化。这体现于民族国家机器的“空心化”，国家权力领土化和功能化的重组于亚国家、国家、超国家和跨地方的层面上。国家权力向上、向下和斜侧着移动，不同领土尺度上的国家管理者试图增强各自的运作自主性和策略能力。第二，趋向于政治系统的去官方化。这体现于“从统治到治理”。经济本质的变动以致于不能由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来管理，需要类似于巨大的网络化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的组织协作，强调政府、超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机器常常只是同辈中的居首位者。第三，政策规制的国际化。这个趋势体现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如WTO对成员国制定的政策要求所有成员国遵守，这种趋势影响了国家层面以下的地方和区域政府，并且联结着区域间合作的增长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广泛联系。
但是，如果仅此就判定民族国家即将消亡则未免武断，因为我们还观察到三个反趋势。反国家的去国家化趋势是民族国家不断卷入尺度的交互接合当中，不存在与民族国家具有相等权力的超民族国家。反治理的趋势是政府在元治理中作用不断增强，它为治理提供了基础原则、保障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担任“上诉法庭”处理治理内部的纠纷、维持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承担治理失败中的政治责任。反政策规制国际化趋势的是民族国家代表本国资本的利益以及为促进其经济增长而努力参与塑造国际政策规制，它同时也为民族国家自身去调解不断增多的重要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拓展了空间，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为塑造国际政策规制而展开斗争。
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模式以及全球化对国家转型产生的三大转变趋势和反趋势之后，我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正在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废黜国家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仅仅把它当作秩序来分析；把国家分析为偶然的、偏狭的、不稳定的系统，与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其他系统相互依赖；重新认识国家的偶然性及其运转——由此需要更具体的、历史特殊性的、制度主义的、活动取向的研究；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不能仅仅集中于国家本身来理解；国家权力依赖于国家及其所环绕的政治系统之间的结构联系，依赖于国家管理者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策略联结，依赖于将国家与政治组织联结到其环境中的相互依赖因素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编织。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我的国家理论虽然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也借鉴和整合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成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部分。要认识到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是多形态结晶体，国家本身是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我们不能把19世纪的国家理论当作20世纪的国家理论，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是研究的动态目标，只要现实的国家存在着并发展着，那么国家理论就必定要不断地通过“实体考察”而取得新发展。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