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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生命的终极追问和人生价值的选取是紧密相联的，《形影神》组诗就是陶渊明在玄学、佛教盛行的时代对生死的探寻，他提出了迥别于他人的“委运乘化”的生死观，并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在儒道兼容的思想体系内找到自我的价值归宿———既躬耕田园又自砺道德，既安时处顺又任情自适，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了审美境界。
【关键词】生命；文化；境界
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它涉及到人对宇宙本体与生命意义的追寻。在“人的觉醒”的魏晋时期，重视个体感性生命的社会思潮使士人普遍关心生死，汉末以来儒学纲纪的松弛，玄学对虚无本体的辩论，佛家因果轮回观念的流行，都深刻地反映到了文学艺术当中。“人为什么活”、“因何而活才有意义”，这种发端于生死疑惑的追问，引发了士人对人生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探讨，陶渊明《形影神》就是这一类讨论中典型的例证。
一、生命本体的意义
陶渊明作《形影神》诗其主旨是驳斥因果还是别抒怀抱，历来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主于佛。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云： “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宗，达摩西来方有之。
其二，主于儒。宋·陈仁子辑《文选补遗》卷三十六云： “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遗爱，人胡为不自竭于为善乎 谓酒能消忧，比之此更为一劣尔。
其三，主于自然。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认为此诗是以玄学自然观反对形尽神不灭说，批判佛道迷信的哲理诗。
要理解诗旨，须从追问生命意义之处另辟蹊径。
钱志熙则将陶渊明放在魏晋时代整个生命思潮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指出“形、影、神既是三种生命境界，是构成生命涵义的三种要素”。其实形神之辩，自先秦以来就与生死分限联系在一起。荀子《天论》篇言“形具而神生”，桓谭《新论·形神》，王充《论衡·论死》，嵇康、向秀据形神以论难养生等，都是着眼于此的。自玄释合流，形神之辨才牵扯到轮回果报上来。陶诗本意并不在辩驳佛家果报观念，而是着眼思考人生忧患与痛苦，诗序已明言：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此诗三章即借形影神分别陈述对待生命的态度。
钟嵘《诗品》称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确，他最本真的生命是在隐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但儒家思想仍是陶渊明思想的根本。“隐逸人格在本质上必然体现为对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隐逸文化的精义也就在于以文化理想来批判现实、否弃现实、抗衡现实和校正现实”，陶渊明并未停止对现实的关注，由于其思想深处浸润着深沉的儒家情怀，无法完全淡忘世事，故超然淡泊的田园生活中才承载如此厚重的对自然人生、社会历史的感喟。
《影答形》中的“立善”，常传达出一种紧迫感，“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这是“影”的价值取向：生命如白驹过隙，服药求仙之道均不足恃，越发使人感到立善扬名的迫切，于是勉励人“立善有遗爱”，创造出生命的价值，进而反对沉溺于酒消遣光景的人生态度。陶渊明诗中多有这种“惧修名之不立”的忧虑：“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我们也可以从陶渊明反复出仕的矛盾心态中体会这一点，以三次入军政要员幕府最为典型。三次入幕前后，陶渊明已归隐田园，安于淡泊，然而适时而出，勉而行之，说明功业之心还未能完全消除。桓玄、刘牢之、刘裕等派系争雄逐鹿，斗争激烈，任何一方的实力消长都危及晋祚的存亡。陶渊明投身在险恶的政治纷争中，很明显“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这样迫于饥贫而出仕的理由是不足以解释的。三次入幕时间很短，在政局翻覆的形势下不仅难有作为，甚至有蹈祸之危。他的辞官归去，表明了外在功业之路渐近淡漠，而甘于退守田园，在自然风光的陶醉中体验道德自足带来的宁静。
只有归隐田园才展现出生命本真的状态，在躬耕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如《归园田居》中所展现的脱去樊笼、返归自然的自由感，和安于陇亩之劳而获得心灵愉悦的满足感，不正是对生命本质的把握和人生价值的重新设定吗 在这近于道家超脱尘世的生活方式中，反映的是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对传统价值权威的怀疑，而内在觉醒的人格却在回归自然中凸显出高大的形象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里无违的志愿就是审美生命中心灵的体认和道德的升华。这不就是《影答形》中“影”迫切强调的“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吗 其所以视政治活动如樊笼，而以丘山为本性自得，深层的原因就是“立善”已不再是传统士人那注重外在功业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转向了个体道德的体认和情志的满足。儒家古训对“生”的重视和生命价值的追寻，此时不再执着于王道历史、礼乐政治的实际运作，而在于“人的觉醒”后士人对文化理想的坚守。
二、与天人同流一体的生命境界
没有渗透生命的文化是干枯的文化，没有文化根基的生命是浅薄的生命，而根基不正、根须不深，生命之树也不会茂盛，其枝叶所伸展的境界也不会高远。
陶渊明所获得的超越之境是与天人同流一体的生命境界。
在自我方面，这种境界是适情乐道，有平易近人的特点。陶渊明虽被归入儒家圣贤之徒，但并不等同于圣贤，古人在关注到他们共同的“淡泊”境界时，指出陶渊明的淡泊乃偏向于“高人”，有“适情”近人的独特性。
在自然方面，陶渊明的生命境界是根基儒家的“宁静”和“自乐”。陶渊明是由动而静，是“静察物理”的自然过程，陶诗往往在情绪的波动中化解情绪，在行动和矛盾的过程中呈现本体的宁静，连最脍炙人口《饮酒二十首》之五等到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经经历了诸多行为和心理活动，况且连这两句的“静”也是两个自然连贯的动作烘托而出的！没有死寂的静，只有生机勃勃的静，而这正是生命的本质，是陶诗和陶渊明生命境界的鲜明特点，是陶渊明不同于理学家过分看重内省寂静的所在。
在群体方面，陶渊明的生命境界是民胞物与，介而能和。陶渊明生命境界高远并不说明他不食人间烟火，不顾人伦亲情，不与常人为伍，而是相反，他性情平易近人，对待他人厚道，对待子女亲愛，“人我一体”，“民胞物与”，推而及于万物，能与万化融合，因为“能合万物之乐以为一己之乐”，“能通万物之情以为一己之情”，因此，这种境界就是与群体、与万物休戚与共的生命境界，不是单纯的怡悦，也不是单纯的忧虑，更根本的恐怕是“勤靡馀劳，心有常闲”式的乐天安命，是透悟人生究竟、饱尝人生艰难后的悲欣交集。
当然，以上论述是分析开来说，事实上，陶渊明的生命境界是整体和混沦的，即与万化同流，忧国乐天，并行不悖。获得此境界的关键在于主体非凡的超越能力。
总之，陶诗的这种境界与庄子纯粹的精神逍遥不同，它是踏实地站在土地上、行走在人世间的境界，因此更为切近陶渊明生命境界本质的恐怕还是钟秀所说的“忧国乐天，并行不悖”，而这也是与苏轼仅突出陶超然飘逸、道德家突出陶忠君忧国不同的独特之处。
三、进达生命境界的修养路径
陶渊明不同于佛道庄老的根基在于，他看似放达的言行和乐天知命的境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修养而来的。陶渊明的委运自然虽然类似庄子般的乐天委命，但已经涵摄了儒家立善去私的修养功夫，或者说，已经将倾向于伦理道德层面的儒家的价值观内化、升华为一种去除矫饰、根基心性的自觉自然境界。
【关键词】生命；文化；境界
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它涉及到人对宇宙本体与生命意义的追寻。在“人的觉醒”的魏晋时期，重视个体感性生命的社会思潮使士人普遍关心生死，汉末以来儒学纲纪的松弛，玄学对虚无本体的辩论，佛家因果轮回观念的流行，都深刻地反映到了文学艺术当中。“人为什么活”、“因何而活才有意义”，这种发端于生死疑惑的追问，引发了士人对人生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探讨，陶渊明《形影神》就是这一类讨论中典型的例证。
一、生命本体的意义
陶渊明作《形影神》诗其主旨是驳斥因果还是别抒怀抱，历来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主于佛。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云： “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宗，达摩西来方有之。
其二，主于儒。宋·陈仁子辑《文选补遗》卷三十六云： “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遗爱，人胡为不自竭于为善乎 谓酒能消忧，比之此更为一劣尔。
其三，主于自然。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认为此诗是以玄学自然观反对形尽神不灭说，批判佛道迷信的哲理诗。
要理解诗旨，须从追问生命意义之处另辟蹊径。
钱志熙则将陶渊明放在魏晋时代整个生命思潮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指出“形、影、神既是三种生命境界，是构成生命涵义的三种要素”。其实形神之辩，自先秦以来就与生死分限联系在一起。荀子《天论》篇言“形具而神生”，桓谭《新论·形神》，王充《论衡·论死》，嵇康、向秀据形神以论难养生等，都是着眼于此的。自玄释合流，形神之辨才牵扯到轮回果报上来。陶诗本意并不在辩驳佛家果报观念，而是着眼思考人生忧患与痛苦，诗序已明言：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此诗三章即借形影神分别陈述对待生命的态度。
钟嵘《诗品》称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确，他最本真的生命是在隐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但儒家思想仍是陶渊明思想的根本。“隐逸人格在本质上必然体现为对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隐逸文化的精义也就在于以文化理想来批判现实、否弃现实、抗衡现实和校正现实”，陶渊明并未停止对现实的关注，由于其思想深处浸润着深沉的儒家情怀，无法完全淡忘世事，故超然淡泊的田园生活中才承载如此厚重的对自然人生、社会历史的感喟。
《影答形》中的“立善”，常传达出一种紧迫感，“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这是“影”的价值取向：生命如白驹过隙，服药求仙之道均不足恃，越发使人感到立善扬名的迫切，于是勉励人“立善有遗爱”，创造出生命的价值，进而反对沉溺于酒消遣光景的人生态度。陶渊明诗中多有这种“惧修名之不立”的忧虑：“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我们也可以从陶渊明反复出仕的矛盾心态中体会这一点，以三次入军政要员幕府最为典型。三次入幕前后，陶渊明已归隐田园，安于淡泊，然而适时而出，勉而行之，说明功业之心还未能完全消除。桓玄、刘牢之、刘裕等派系争雄逐鹿，斗争激烈，任何一方的实力消长都危及晋祚的存亡。陶渊明投身在险恶的政治纷争中，很明显“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这样迫于饥贫而出仕的理由是不足以解释的。三次入幕时间很短，在政局翻覆的形势下不仅难有作为，甚至有蹈祸之危。他的辞官归去，表明了外在功业之路渐近淡漠，而甘于退守田园，在自然风光的陶醉中体验道德自足带来的宁静。
只有归隐田园才展现出生命本真的状态，在躬耕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如《归园田居》中所展现的脱去樊笼、返归自然的自由感，和安于陇亩之劳而获得心灵愉悦的满足感，不正是对生命本质的把握和人生价值的重新设定吗 在这近于道家超脱尘世的生活方式中，反映的是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对传统价值权威的怀疑，而内在觉醒的人格却在回归自然中凸显出高大的形象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里无违的志愿就是审美生命中心灵的体认和道德的升华。这不就是《影答形》中“影”迫切强调的“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吗 其所以视政治活动如樊笼，而以丘山为本性自得，深层的原因就是“立善”已不再是传统士人那注重外在功业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转向了个体道德的体认和情志的满足。儒家古训对“生”的重视和生命价值的追寻，此时不再执着于王道历史、礼乐政治的实际运作，而在于“人的觉醒”后士人对文化理想的坚守。
二、与天人同流一体的生命境界
没有渗透生命的文化是干枯的文化，没有文化根基的生命是浅薄的生命，而根基不正、根须不深，生命之树也不会茂盛，其枝叶所伸展的境界也不会高远。
陶渊明所获得的超越之境是与天人同流一体的生命境界。
在自我方面，这种境界是适情乐道，有平易近人的特点。陶渊明虽被归入儒家圣贤之徒，但并不等同于圣贤，古人在关注到他们共同的“淡泊”境界时，指出陶渊明的淡泊乃偏向于“高人”，有“适情”近人的独特性。
在自然方面，陶渊明的生命境界是根基儒家的“宁静”和“自乐”。陶渊明是由动而静，是“静察物理”的自然过程，陶诗往往在情绪的波动中化解情绪，在行动和矛盾的过程中呈现本体的宁静，连最脍炙人口《饮酒二十首》之五等到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经经历了诸多行为和心理活动，况且连这两句的“静”也是两个自然连贯的动作烘托而出的！没有死寂的静，只有生机勃勃的静，而这正是生命的本质，是陶诗和陶渊明生命境界的鲜明特点，是陶渊明不同于理学家过分看重内省寂静的所在。
在群体方面，陶渊明的生命境界是民胞物与，介而能和。陶渊明生命境界高远并不说明他不食人间烟火，不顾人伦亲情，不与常人为伍，而是相反，他性情平易近人，对待他人厚道，对待子女亲愛，“人我一体”，“民胞物与”，推而及于万物，能与万化融合，因为“能合万物之乐以为一己之乐”，“能通万物之情以为一己之情”，因此，这种境界就是与群体、与万物休戚与共的生命境界，不是单纯的怡悦，也不是单纯的忧虑，更根本的恐怕是“勤靡馀劳，心有常闲”式的乐天安命，是透悟人生究竟、饱尝人生艰难后的悲欣交集。
当然，以上论述是分析开来说，事实上，陶渊明的生命境界是整体和混沦的，即与万化同流，忧国乐天，并行不悖。获得此境界的关键在于主体非凡的超越能力。
总之，陶诗的这种境界与庄子纯粹的精神逍遥不同，它是踏实地站在土地上、行走在人世间的境界，因此更为切近陶渊明生命境界本质的恐怕还是钟秀所说的“忧国乐天，并行不悖”，而这也是与苏轼仅突出陶超然飘逸、道德家突出陶忠君忧国不同的独特之处。
三、进达生命境界的修养路径
陶渊明不同于佛道庄老的根基在于，他看似放达的言行和乐天知命的境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修养而来的。陶渊明的委运自然虽然类似庄子般的乐天委命，但已经涵摄了儒家立善去私的修养功夫，或者说，已经将倾向于伦理道德层面的儒家的价值观内化、升华为一种去除矫饰、根基心性的自觉自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