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校园凶杀案,举国震痛。
凶手对“弱势群体”孩童的杀戮世所罕见,噩耗一桩接着一桩,不断考验着中国人的心理极限。尤其爱护儿童更是古今中外普世道德准则的底线。即便是战争期间概莫能外。这个社会病了,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失去了基本的尊重。如果有一种天平可以测量生命的重量,那么在另一头,是否达到了某一个砝码就能将生命轻易悬空?
有专家称,这个社会充斥了太多的戾气,主要缘于社会正义的缺失。对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车洪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他们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阐述了案件发生的原因和社会存在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关村》:短短几十天里,校园血案接连发生了六七起。不管凶手的作案动机和心理如何不同,但至少在弑童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是什么使他们接连复制作案手法?
车洪生:事件的诱因非常复杂,比如有些人心理抑郁,存有不满,但没有发泄渠道,看到其他人作案后就会主动地去模仿。弑童案以前也发生过,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效仿。上世纪80年代,一个外地人来北京上访。求告无门后,在北京地铁站将一个小学生推下了站台,幸好被一个警察及时救起,凶手又将警察推下了站台,正赶上列车经过,警察受了重伤。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向英雄致敬,警察周怡成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但事件的起因被人们忽视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人们积累的不满越来越多,作案手法相互模仿的可能就越来越大。
媒体也有一部分责任,过分渲染作案情节、对案件轻描速写都不好。媒体应该正面地引导社会舆论,把注意力从事件的本身转移开,更多去关注如何防止事件的发生,让有心理问题的人有一些渠道去发泄不满。同时,要对伤害孩子的行为施以强大的舆论压力,让他们深受道德的谴责。
《中关村》:听闻有些行凶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人们态度除了愤恨还有一丝同情。近期还发生了诸如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村民告政府“被精神病”事件、赵作海案等。这类人群的心态如何疏导?
车洪生:要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一直對农民利益关注不够,加上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没有充分地享受到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各种资源的分配不平衡。诸如教育、社会保障等,要加以改善。但是,平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怎样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力量来克服不平衡带来的恶果,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从整个社会到具体的个人都要对此付出代价,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管怎样,就弑童这件事来说,是惨无人道的,绝对不能同情。
《中关村》:事发后,一些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希望案件秘而不宣或减少曝光度,排斥媒体采访,这样做的结果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人们对事件的恐慌度增加了。政府应持怎样的负责任的态度?
车洪生:政府首先要直面面对,分析事件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就事论事,遮遮掩掩,否则治标不治本,甚至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发生。提出的对策不一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解决好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有关公平的一些问题。
紧急面对,迅速遏制的行为制止事件的发生,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有可能顾此失彼。包括人们的心态,如何平和处理这类问题,需要有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性机制。
另外,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整。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混乱,尤其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发生急剧变化,从而让事件万象丛生。如果人们拥有比较完整的价值观体系,此类事件就会较好地得以解决。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肩负着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价值观重新整合。儒家学说有其继承价值,社会的整体价值观需要继续发扬。改革开放之后的价值理念中也有一些有益的成分,但是我们没有将其精华有效地整合。
《中关村》:严惩犯罪分子是不是制止犯罪的最好办法?
周孝正: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文化的根子里的东西。暴力文化、暴力链条必须切断。暴力文化的第一环节就是家庭暴力:父母打孩子,使孩子认为强大的就可以打弱小的,孩子将来就可能形成一种所谓权威型人格,等他们当了父母,又会打他们的孩子。现在屠杀小学生的人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所以只好欺负更弱的——就是孩子。现在他们到幼儿园杀孩子,将来很有可能到产房杀婴儿。一报还一报一你们强大的欺负我,我就欺负更弱小的,所谓的暴力链条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暴力文化、暴力链条、暴力氛围必须破除。
犯罪是社会现象,温家宝总理说要找出社会的深层原因是很对的。你能割断罪犯的生命,你却割不断罪恶。因为罪恶存在干社会之中。所以必须废除死刑——国家暴力是罪恶的榜样。家庭暴力是对孩子心灵的极大伤害。
《中关村》:能否再深入探讨下这个事件的社会深层原因?
周孝正:追究这个系列案件的深层原因,还涉及到社会不公和司法不公的问题。司法不公表现形式很多,举一个例子,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就很不规范。他想杀你就不给你做精神病的司法鉴定。
而且,国家既不公平又不正义的事很多。土地拆迁问题,农民工待遇问题,工薪阶层买房问题……还有三聚氰胺问题,往奶粉里放毒跟现在杀孩子有什么区别?一个慢性死。一个当即死。这些现象并列在一起,构成一个犯罪链条。
另外,我们应该仔细研究精神病发生的先天和后天的土壤,温家宝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们得思考一下,这些精神病人或准精神病人的心里为什么没有公平正义的阳光?对这种人更加要进行人文关怀,要想办法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到他们阴暗的心里。为什么没照到?肯定有内因和外因。另外,对于不是精神病的恐怖分子也要仔细研究,他是怎样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的?
现在,为了应对这些恐怖事件,我们确实加强了警力,也加强了警戒。但中国有多少警察?有多少幼儿园和学校?我们必须分析深层次原因,立足于预防犯罪。只有缓解或解决了社会深层次矛盾,才能真正预防犯罪。
凶手对“弱势群体”孩童的杀戮世所罕见,噩耗一桩接着一桩,不断考验着中国人的心理极限。尤其爱护儿童更是古今中外普世道德准则的底线。即便是战争期间概莫能外。这个社会病了,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失去了基本的尊重。如果有一种天平可以测量生命的重量,那么在另一头,是否达到了某一个砝码就能将生命轻易悬空?
有专家称,这个社会充斥了太多的戾气,主要缘于社会正义的缺失。对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车洪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他们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阐述了案件发生的原因和社会存在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关村》:短短几十天里,校园血案接连发生了六七起。不管凶手的作案动机和心理如何不同,但至少在弑童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是什么使他们接连复制作案手法?
车洪生:事件的诱因非常复杂,比如有些人心理抑郁,存有不满,但没有发泄渠道,看到其他人作案后就会主动地去模仿。弑童案以前也发生过,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效仿。上世纪80年代,一个外地人来北京上访。求告无门后,在北京地铁站将一个小学生推下了站台,幸好被一个警察及时救起,凶手又将警察推下了站台,正赶上列车经过,警察受了重伤。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向英雄致敬,警察周怡成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但事件的起因被人们忽视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人们积累的不满越来越多,作案手法相互模仿的可能就越来越大。
媒体也有一部分责任,过分渲染作案情节、对案件轻描速写都不好。媒体应该正面地引导社会舆论,把注意力从事件的本身转移开,更多去关注如何防止事件的发生,让有心理问题的人有一些渠道去发泄不满。同时,要对伤害孩子的行为施以强大的舆论压力,让他们深受道德的谴责。
《中关村》:听闻有些行凶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人们态度除了愤恨还有一丝同情。近期还发生了诸如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村民告政府“被精神病”事件、赵作海案等。这类人群的心态如何疏导?
车洪生:要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一直對农民利益关注不够,加上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没有充分地享受到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各种资源的分配不平衡。诸如教育、社会保障等,要加以改善。但是,平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怎样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力量来克服不平衡带来的恶果,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从整个社会到具体的个人都要对此付出代价,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管怎样,就弑童这件事来说,是惨无人道的,绝对不能同情。
《中关村》:事发后,一些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希望案件秘而不宣或减少曝光度,排斥媒体采访,这样做的结果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人们对事件的恐慌度增加了。政府应持怎样的负责任的态度?
车洪生:政府首先要直面面对,分析事件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就事论事,遮遮掩掩,否则治标不治本,甚至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发生。提出的对策不一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解决好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有关公平的一些问题。
紧急面对,迅速遏制的行为制止事件的发生,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有可能顾此失彼。包括人们的心态,如何平和处理这类问题,需要有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性机制。
另外,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整。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混乱,尤其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发生急剧变化,从而让事件万象丛生。如果人们拥有比较完整的价值观体系,此类事件就会较好地得以解决。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肩负着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价值观重新整合。儒家学说有其继承价值,社会的整体价值观需要继续发扬。改革开放之后的价值理念中也有一些有益的成分,但是我们没有将其精华有效地整合。
《中关村》:严惩犯罪分子是不是制止犯罪的最好办法?
周孝正: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文化的根子里的东西。暴力文化、暴力链条必须切断。暴力文化的第一环节就是家庭暴力:父母打孩子,使孩子认为强大的就可以打弱小的,孩子将来就可能形成一种所谓权威型人格,等他们当了父母,又会打他们的孩子。现在屠杀小学生的人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所以只好欺负更弱的——就是孩子。现在他们到幼儿园杀孩子,将来很有可能到产房杀婴儿。一报还一报一你们强大的欺负我,我就欺负更弱小的,所谓的暴力链条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暴力文化、暴力链条、暴力氛围必须破除。
犯罪是社会现象,温家宝总理说要找出社会的深层原因是很对的。你能割断罪犯的生命,你却割不断罪恶。因为罪恶存在干社会之中。所以必须废除死刑——国家暴力是罪恶的榜样。家庭暴力是对孩子心灵的极大伤害。
《中关村》:能否再深入探讨下这个事件的社会深层原因?
周孝正:追究这个系列案件的深层原因,还涉及到社会不公和司法不公的问题。司法不公表现形式很多,举一个例子,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就很不规范。他想杀你就不给你做精神病的司法鉴定。
而且,国家既不公平又不正义的事很多。土地拆迁问题,农民工待遇问题,工薪阶层买房问题……还有三聚氰胺问题,往奶粉里放毒跟现在杀孩子有什么区别?一个慢性死。一个当即死。这些现象并列在一起,构成一个犯罪链条。
另外,我们应该仔细研究精神病发生的先天和后天的土壤,温家宝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们得思考一下,这些精神病人或准精神病人的心里为什么没有公平正义的阳光?对这种人更加要进行人文关怀,要想办法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到他们阴暗的心里。为什么没照到?肯定有内因和外因。另外,对于不是精神病的恐怖分子也要仔细研究,他是怎样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的?
现在,为了应对这些恐怖事件,我们确实加强了警力,也加强了警戒。但中国有多少警察?有多少幼儿园和学校?我们必须分析深层次原因,立足于预防犯罪。只有缓解或解决了社会深层次矛盾,才能真正预防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