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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出现带给了人们无限的惊喜，人们一度认为，匿名上网的形式预示着平等主义乌托邦的来临，因为无论你是何种族、国籍和性别，所有网络使用者的权利都是均等的。然而伴随互联网的蔓延和盛行，事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由5段自述组成，时间跨度是1980年代至今，5位互联网用户讲述了他们直接或间接遭遇网络暴力的经过和感想。
“那时我才意识到，网络世界并非只有彩虹和独角兽。”
——1985年，林赛·凡·盖尔德，记者，圣地亚哥
20世纪80年代，我买了一台电脑，那时候用电脑的人还很少。1982年，我成了当时美国第一家大型商业在线服务商CompuServe的用户，CompuServe有点像现在的脸书，只不过是纯文本形式的。对于现在的脸书用户来说，CompuServe用起来又慢又贵，但在30多年前，坐在自己的家里与来自全世界的朋友谈天说地可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那时的网络世界如同完美的乌托邦，同你聊天的这个人是什么种族，是男是女，你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影响你们之间进行交谈，你们也可以变得很亲密。CompuServe是一个高端的智能平台，但用户们有时很随心所欲，喜欢找刺激，这类用户以男性居多。有时当一些男用户与聊天对象一拍即合，便会避开其他用户，开始私下交流，然后互相发送一些私密色情的图片或短信，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网络性爱”。我从没这么干过，因为当时我的聊天对象对此不感兴趣。
年近30的琼当时在CompuServe小有名气，她是位优秀的神经科学家，一场可怕的车祸使她成了残疾人，还毁了容，她无法继续正常说话，但是可以打字。琼在CompuServe有一群“粉丝”，她与许多女性用户建立了友谊，不过她时常鼓动她们去“找刺激”。在琼众多的女粉丝中，她对詹尼斯格外关照。詹尼斯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还遭遇了丧兄之痛。琼对詹尼斯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使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一年后，琼把另一个CompuServe用户亚历克斯介绍给了詹尼斯，就这样，50多岁的健康纽约心理医生亚历克斯与詹尼斯在线下见了面，并开始了一段恋爱关系。
与此同时，琼也在CompuServe向人们述说着她自己的罗曼史——她与一位警官相识并结婚的浪漫故事。然而，CompuServe的一些用户对琼令人艳羡的爱情经历开始产生质疑。几个月以后，在一位对其背景表示极大怀疑的用户的逼问下，琼道出了实情：她并不是亚历克斯的朋友——她就是亚历克斯。获悉这一切的詹尼斯备受打击，羞愤难当，她说她当时“很想跳楼一死了之”。
后来，我把这件事写了下来，并寄给了《女性》杂志，希望他们能报道此事。当我试图联系亚历克斯时，他却拒绝给我回电。此后多年，他继续做他的知名心理医生，并屡获奖项，直到几年前去世。尽管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但是由于当时《女性》杂志正处于经济低迷期，一场普通的诉讼，即使赢了，也可能令杂志歇业，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发表我的文章，揭穿亚历克斯的真面目。而亚历克斯一直自称，只是想以女性用户身份去做试验，对于他的辩解，CompuServe的一些用户都感到无可奈何。而在我看来，他是个无耻的混蛋。
这一整件事似乎让我们明白了，网络世界并非只有彩虹和独角兽——卑鄙龌龊的人会想尽办法将网络这个媒介为自己所用，为非作歹。如今，所有人都知道了网络虚拟世界和线下现实世界的差别。网络世界绝非现实世界中纯净奇异而又梦幻的一隅，也绝不再是远离现世的避难所。
“当你意识到，网络世界并非安全地带时，它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1996年，艾伦·斯珀特思，计算机科学教授，加利福尼亚
我第一次使用“用户交流网”Usenet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在上大学。那时的网络尚没有商业化——垃圾邮件还不存在。“用户交流网”的主要用户是学生或计算机技术研究者。这样看来，当时那里可以算得上是一片净土，一个安全地带了。所以，我同其他许多用户一样，都使用自己的真名上网。用户们依据讨论的主题进行分组，有一些比较高端的讨论组，讨论的主题都是科学或数学，但也有一些相对低级趣味的。
比如，有一个名叫rec.humour.funny的小组，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片混乱，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小组管理员允许涉及种族或性话题的发言。用户们也都表示，不应该存在网络监管。那时的我们都觉得，相比现实世界，网络世界更平等，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种族或性别之分，还因为用户之间从不面对面交流，面对电脑，有时人们会忘了自己正在与另一个人打交道。
1996年，一个名叫罗伯特·图普斯的男人建了一个网站，名叫“网络宝贝”。网站上张贴了许多有个人主页的女性网络用户的名字和照片——那时候，个人主页也才处于起步阶段。针对这些照片，“网络宝贝”会依据其“魅力程度”来打分。当她们要求图普斯撤下她们的照片时，他拒绝了。他解释称，自己只是在讽刺性别歧视。我本人也是上榜待评分女性中的一个，知道自己“榜上有名”，虽谈不上震惊，但也很意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当你意识到，网络世界并非安全地带，不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净土之时，它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些上榜女网友作为反击，把自己的照片换成了健壮肌肉男的照片，还有一些女性索性创建网站，给图普斯评起了分。
那时还是研究生的我，写了一篇名为《对抗网络骚扰的社会与技术手段》的论文，并将其作为网络有史以来第一大性别歧视事件来讨论。我想借此改善女性所处的劣势地位。我曾觉得社会压力和舆论或许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而且当一些女性在未来取得成就，拥有一定的权力地位后，图普斯将无地自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看法不无道理：后来我做了教授，并成为了谷歌工程师;但我对于社会压力可以解决性别歧视问题的期待并没有实现。事到如今，我想说的是，女性的网络地位简直太糟糕了。 现在，我建议我的女学生们如果写一些有关平权的文章都不要署真名。倘若写一些性别主义或种族主义有关的文章，那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大腕可能会对其进行网络骚扰。拿阿德里娅·理查兹的例子来说。她曾发推特揭露，两个男人在一次科技会议上，开了歧视女性的玩笑，结果其中一人遭解雇。后来她受到了死亡威胁，还有人扬言要强奸她。她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家。我为那些受到威胁有家不能回的女性提供了一个住所。我很庆幸自己不再处于网络威胁的风口浪尖之上。
前篮球明星达什·辛格
“我意识到，那些在网上对我恶言相向的人，可能正同我一起上课，就坐在我的旁边。”
——2006年，吉尔·菲利波维奇，律师、作家
我在法学院学习的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一个同学告诉我，我的名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一个网站上。我没太在意。后来另一个朋友又跟我说起了这件事，我就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法学院学生的留言板，名叫AutoAdmit。我随便读了几条留言，就感到有些诡异吓人。如果一有人提到我们法学院，我的名字就一定会被提起。如果有人留言说：“有人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吐了”，下面的第一条评论就会是：“是不是吉尔·菲？”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猜想，可能因为我是个女权主义博主，我时常给美国网站“女权主义者”写文章。我早已习惯了博客上的那些充满恶意的刻薄评论，但后来我发现了 “强奸吉尔·菲利波维奇的官方帖”，帖子很长，跟帖的人似乎都恨我入骨，帖子上附了我的很多照片，我的脸书主页也被整个复制了过来，上面还有我的电邮地址。
当我读到一条评论“我今天上课看到她了，她发言说了……”的时候，我就察觉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意识到，那些在网上对我恶言相向的人，可能正与我一起上《合同法》课，就坐在我的旁边。那些充满攻击性的言词不再只是恶意的评论，它们就来自我身边的人，我感到头皮发麻，这太让人毛骨悚然了。
于是我私下里与网站的经营者取得了联系，但他们说，对于这些帖子，他们也无能为力。校方对我表示十分同情，但他们也说他们爱莫能助。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没再去上课。去上课的话，我都会穿一件连帽衫，好把脸遮住。那段时间，我总是疑神疑鬼的，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我周围的朋友对博客和留言板都不甚了解，所以我也很难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最后，我去看了心理医生，情绪终于有所改观。
与此同时，我的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这样两件事。先是一个男人给我发邮件，说他去纽约大学，找到了我的教授，并告诉他我是一个“愚蠢的贱货”。第二件是，一天我和一个朋友正在法学院的办公室里学习，一个男人突然出现，确认我是吉尔后，就瞪着我冲我大喊大叫起来。
最终，另外两个在AutoAdmit网站上也被发帖“示众”的女性，起诉了网站的经营者。其中一个男人是一个法学院学生，这起诉讼见诸报端后，他所在的律所撤消了他提交的一份合同。AutoAdmit论坛有很多用户，许多人自称是执业律师，而律师圈子原本就不大。我感觉我的真实身份这个网站上的人已经无人不知。后来我在一家律所工作了4年，每当有人盯着我的名片看，我总担心他们是不是读过那些帖子，是不是都看过我穿比基尼的照片。
在很多年里，我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像一只惊弓之鸟。现在，我知道上网时如何有效地自我保护了。我认为，关键是要找到可以支持你的朋友或博客网友。如果我写了一些会引起争议的内容，我会先让我的朋友用我的推特账号登陆，在我看到之前，先屏蔽掉那些不堪入耳的评论。令我高兴的是，如果再有女性在网上受到骚扰，人们已经不再视而不见，而是开始正视这些问题，并加以探讨了。而我也变得铁石心肠起来，不会再为那些评论而伤神。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孤独少女，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去交朋友。”
——2009年，娜塔莉·法赞内，19岁，零售工人，伦敦
上学时，我常受欺负，但是遭遇网络欺凌比在现实中被孤立更加糟糕。我成长于约克郡郊外的一个中产阶级村庄，这里的人几乎都是白人。我的父亲是伊朗人，这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比起同龄的孩子，我又高又壮。在学校里，同学们叫我“小巴基”、“恐怖主义者”、或“塔利班分子”，还常常取笑我的体重和浓密卷曲的头发，孩子们甚至把我推下楼梯，然后往我的头发上扔嚼过的口香糖。
那时候我太孤独了，我便开始使用脸书。我收到了许多加好友的请求。但我没发现他们这样做只是想戏弄我，他们把我的个人主页截屏，然后发给他们的朋友一起嘲笑我。有时候，网友们还会恶搞我的照片，把我的头像ps到一头猪的身上。最糟糕的一次是，一个人在我们学校的脸书页面上写道：什么时刻最尴尬？发现你自己就是娜塔莉·法赞内时最尴尬！那时，我的感受就是：全世界都在跟我过不去。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孤独少女，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去交朋友。所以，离开脸书后，我又去了问答网站Ask.fm。在这里，人们会匿名向你提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或许这样我可以有机会向人们展示，我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竟收到了非常可怕的留言，比如：你怎么长得这么丑？抑或，你为什么这么肥？
我没有把事态有多糟糕告诉我的父母。我的妈妈和老师都知道我在学校不好过，但有一个青年社工对我很好。然而我遭遇的网络暴力愈演愈烈。因为所有发帖都是匿名的，我开始变得妄想偏执起来。坐在一个满是人的教室里，我常常焦虑地猜测，那些话究竟是谁发的。我开始自残，还有过自杀的念头。没遭遇过网络欺凌的人们可能会说：你把电脑关掉不就没有事了吗？但他们不会理解，你会想知道人们在写些什么，即使那些话会伤害到你。
一天，当我在浏览Ask.fm的收件箱时，我突然感到无法呼吸。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我走到我妈妈跟前，对她说：“我想我快要死了。”妈妈带我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我出现了惊恐发作。后来，我被诊断为焦虑症，那时我差不多12岁。16岁时，我又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 14岁时，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在线反欺凌慈善组织，并申请成为了该组织的一位大使，然后开始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听说了我在网上的遭遇后，我的父母心痛不已。不过，有机会告诉那些同样需要帮助的人，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使我重新获得了力量和自信。一些跟我一样的网络欺凌受害者告诉我，我的行为在阻止他们做出傻事方面发挥了作用。
如今的我生活得很开心，我与男友住在伦敦，我成为了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信的博客写手。或许我上网时还会碰到一些令我不舒服的评论，但现在我长大了，我不会再在乎那些不怀好意的评价了。
“在网上跟人吵架是最愚蠢的事了，毫无理智和逻辑可言。”
——2015年，达什·辛格，前篮球明星、投资公司证券投资经理，德克萨斯
最初发现我成了一个网络红人是2011年。我是包着头巾参加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赛的第一个美国锡克教徒。最后一年参赛时，我是队里的队长，我的运动衫还成为了美国国立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展品。就这样，网上也有了我的照片，也开始有人觉得，使我的照片呈现出“恐伊”色彩是件有趣的事。我的照片被加上的注脚五花八门，有一条是这样写的：没人想守卫穆罕默德，离他近了，离爆炸就不远了。说实话，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只是人们表达仇恨的另一种方式罢了。在大学体育协会打比赛时，我早已习惯了人们对着我大喊大叫，说一些难以入耳的话。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当然，我不应该对这些称呼习以为常，比如：“毛巾头”，“恐怖分子”，以及其他跟本·拉登有关的称呼。
当我“走红”网络后，我感觉，那并非是对我个人的攻击，那只是某些人在展现无知。所以，我只在网上写下这句话：“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无所谓，呵呵。”我的妻子也发了一条推文说：那个人是我的丈夫，他是一个好人。我妻子的做法产生了效果。如果你把一个人看作某人的丈夫，某人的儿子，对话的气氛就会发生变化。之后许多年，时不时地总有人发帖旧事重提，但都被我无视了。在网上跟人吵架是最愚蠢的事了，毫无理智和逻辑可言。如果当时我站出来说，我是印度锡克教徒，并不是伊斯兰教徒，会阻止他们继续这样下去吗？也许吧，但是如果让我出来澄清，“你们骂错人了，去骂那些真正的伊斯兰教徒吧”，这种话我是说不出来的。
去年，又有人借此发帖嘲弄我，我的一个朋友的兄弟格雷格·沃辛顿，于是在脸书上发了一篇长帖，帖子解释了我的身份和我的运动衫出现在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原因。这篇帖子继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然后史密森尼方面也发帖支持格雷格，并加了标签“像达什一样”。我再一次成了网络红人。我震惊不已，我为网络的宏大力量感到震惊。成为种族歧视的众矢之的对一个人的生活是有巨大影响的，身处一个陌生而又缺乏同情心的网络虚拟世界举步维艰。你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数倍于平常人所拥有的强大支持，才可能在虚拟世界中立足。
[编译自英国《卫报》]
1973年
加州伯克利的“社区记忆”数字服务网对每条发帖收费25美分，以减少网络滥用行为。
1998年
美国第一起仇视性犯罪被正式宣判，一名加州大学学生因向亚裔同学发电邮进行死亡威胁而被判有罪。
2003年
加拿大男生吉斯林·哈扎自拍的模仿《星球大战》的视频被人上传到网络，“星战男孩”因此走红网络。后来哈扎成了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向公众讲述了网络欺凌对他的影响。
2011年
一个男人在曼彻斯特入狱，罪名是骚扰其前女友，以博客发帖“警告”前女友周围的男人不要接近她。
2012年
英国下议院院长之妻发推文对麦卡尔平勋爵的名誉进行诋毁，后来提出会对后者进行经济补偿，补偿数额未公开。
2013年
卡罗琳·克里亚-佩雷斯在赢得一起诉讼后受到了死亡威胁。最终有3人被逮捕。推特网站继而推出“一键举报”功能，杜绝网络滥用。
2014年
独立游戏开发者佐伊·奎因的前男友撰写了一篇揭露前女友背叛自己的博文，该博文的支持者继而以“游戏门”为标签，抨击游戏产业存在性别歧视，掀起了一场仇视女性运动。
2014年
包括詹妮弗·劳伦斯在内的100多位名人的裸照被发布在了4chan网站。
2015年
21岁的卢克·金成为互联网史上因发布复仇性情色消息而被定罪的第一人。承认自己在WhatsApp网站上发布前女友的照片后，卢克·金获刑。
“那时我才意识到，网络世界并非只有彩虹和独角兽。”
——1985年，林赛·凡·盖尔德，记者，圣地亚哥
20世纪80年代，我买了一台电脑，那时候用电脑的人还很少。1982年，我成了当时美国第一家大型商业在线服务商CompuServe的用户，CompuServe有点像现在的脸书，只不过是纯文本形式的。对于现在的脸书用户来说，CompuServe用起来又慢又贵，但在30多年前，坐在自己的家里与来自全世界的朋友谈天说地可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那时的网络世界如同完美的乌托邦，同你聊天的这个人是什么种族，是男是女，你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影响你们之间进行交谈，你们也可以变得很亲密。CompuServe是一个高端的智能平台，但用户们有时很随心所欲，喜欢找刺激，这类用户以男性居多。有时当一些男用户与聊天对象一拍即合，便会避开其他用户，开始私下交流，然后互相发送一些私密色情的图片或短信，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网络性爱”。我从没这么干过，因为当时我的聊天对象对此不感兴趣。
年近30的琼当时在CompuServe小有名气，她是位优秀的神经科学家，一场可怕的车祸使她成了残疾人，还毁了容，她无法继续正常说话，但是可以打字。琼在CompuServe有一群“粉丝”，她与许多女性用户建立了友谊，不过她时常鼓动她们去“找刺激”。在琼众多的女粉丝中，她对詹尼斯格外关照。詹尼斯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还遭遇了丧兄之痛。琼对詹尼斯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使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一年后，琼把另一个CompuServe用户亚历克斯介绍给了詹尼斯，就这样，50多岁的健康纽约心理医生亚历克斯与詹尼斯在线下见了面，并开始了一段恋爱关系。
与此同时，琼也在CompuServe向人们述说着她自己的罗曼史——她与一位警官相识并结婚的浪漫故事。然而，CompuServe的一些用户对琼令人艳羡的爱情经历开始产生质疑。几个月以后，在一位对其背景表示极大怀疑的用户的逼问下，琼道出了实情：她并不是亚历克斯的朋友——她就是亚历克斯。获悉这一切的詹尼斯备受打击，羞愤难当，她说她当时“很想跳楼一死了之”。
后来，我把这件事写了下来，并寄给了《女性》杂志，希望他们能报道此事。当我试图联系亚历克斯时，他却拒绝给我回电。此后多年，他继续做他的知名心理医生，并屡获奖项，直到几年前去世。尽管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但是由于当时《女性》杂志正处于经济低迷期，一场普通的诉讼，即使赢了，也可能令杂志歇业，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发表我的文章，揭穿亚历克斯的真面目。而亚历克斯一直自称，只是想以女性用户身份去做试验，对于他的辩解，CompuServe的一些用户都感到无可奈何。而在我看来，他是个无耻的混蛋。
这一整件事似乎让我们明白了，网络世界并非只有彩虹和独角兽——卑鄙龌龊的人会想尽办法将网络这个媒介为自己所用，为非作歹。如今，所有人都知道了网络虚拟世界和线下现实世界的差别。网络世界绝非现实世界中纯净奇异而又梦幻的一隅，也绝不再是远离现世的避难所。
“当你意识到，网络世界并非安全地带时，它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1996年，艾伦·斯珀特思，计算机科学教授，加利福尼亚
我第一次使用“用户交流网”Usenet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在上大学。那时的网络尚没有商业化——垃圾邮件还不存在。“用户交流网”的主要用户是学生或计算机技术研究者。这样看来，当时那里可以算得上是一片净土，一个安全地带了。所以，我同其他许多用户一样，都使用自己的真名上网。用户们依据讨论的主题进行分组，有一些比较高端的讨论组，讨论的主题都是科学或数学，但也有一些相对低级趣味的。
比如，有一个名叫rec.humour.funny的小组，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片混乱，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小组管理员允许涉及种族或性话题的发言。用户们也都表示，不应该存在网络监管。那时的我们都觉得，相比现实世界，网络世界更平等，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种族或性别之分，还因为用户之间从不面对面交流，面对电脑，有时人们会忘了自己正在与另一个人打交道。
1996年，一个名叫罗伯特·图普斯的男人建了一个网站，名叫“网络宝贝”。网站上张贴了许多有个人主页的女性网络用户的名字和照片——那时候，个人主页也才处于起步阶段。针对这些照片，“网络宝贝”会依据其“魅力程度”来打分。当她们要求图普斯撤下她们的照片时，他拒绝了。他解释称，自己只是在讽刺性别歧视。我本人也是上榜待评分女性中的一个，知道自己“榜上有名”，虽谈不上震惊，但也很意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当你意识到，网络世界并非安全地带，不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净土之时，它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些上榜女网友作为反击，把自己的照片换成了健壮肌肉男的照片，还有一些女性索性创建网站，给图普斯评起了分。
那时还是研究生的我，写了一篇名为《对抗网络骚扰的社会与技术手段》的论文，并将其作为网络有史以来第一大性别歧视事件来讨论。我想借此改善女性所处的劣势地位。我曾觉得社会压力和舆论或许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而且当一些女性在未来取得成就，拥有一定的权力地位后，图普斯将无地自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看法不无道理：后来我做了教授，并成为了谷歌工程师;但我对于社会压力可以解决性别歧视问题的期待并没有实现。事到如今，我想说的是，女性的网络地位简直太糟糕了。 现在，我建议我的女学生们如果写一些有关平权的文章都不要署真名。倘若写一些性别主义或种族主义有关的文章，那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大腕可能会对其进行网络骚扰。拿阿德里娅·理查兹的例子来说。她曾发推特揭露，两个男人在一次科技会议上，开了歧视女性的玩笑，结果其中一人遭解雇。后来她受到了死亡威胁，还有人扬言要强奸她。她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家。我为那些受到威胁有家不能回的女性提供了一个住所。我很庆幸自己不再处于网络威胁的风口浪尖之上。
“我意识到，那些在网上对我恶言相向的人，可能正同我一起上课，就坐在我的旁边。”
——2006年，吉尔·菲利波维奇，律师、作家
我在法学院学习的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一个同学告诉我，我的名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一个网站上。我没太在意。后来另一个朋友又跟我说起了这件事，我就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法学院学生的留言板，名叫AutoAdmit。我随便读了几条留言，就感到有些诡异吓人。如果一有人提到我们法学院，我的名字就一定会被提起。如果有人留言说：“有人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吐了”，下面的第一条评论就会是：“是不是吉尔·菲？”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猜想，可能因为我是个女权主义博主，我时常给美国网站“女权主义者”写文章。我早已习惯了博客上的那些充满恶意的刻薄评论，但后来我发现了 “强奸吉尔·菲利波维奇的官方帖”，帖子很长，跟帖的人似乎都恨我入骨，帖子上附了我的很多照片，我的脸书主页也被整个复制了过来，上面还有我的电邮地址。
当我读到一条评论“我今天上课看到她了，她发言说了……”的时候，我就察觉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意识到，那些在网上对我恶言相向的人，可能正与我一起上《合同法》课，就坐在我的旁边。那些充满攻击性的言词不再只是恶意的评论，它们就来自我身边的人，我感到头皮发麻，这太让人毛骨悚然了。
于是我私下里与网站的经营者取得了联系，但他们说，对于这些帖子，他们也无能为力。校方对我表示十分同情，但他们也说他们爱莫能助。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没再去上课。去上课的话，我都会穿一件连帽衫，好把脸遮住。那段时间，我总是疑神疑鬼的，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我周围的朋友对博客和留言板都不甚了解，所以我也很难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最后，我去看了心理医生，情绪终于有所改观。
与此同时，我的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这样两件事。先是一个男人给我发邮件，说他去纽约大学，找到了我的教授，并告诉他我是一个“愚蠢的贱货”。第二件是，一天我和一个朋友正在法学院的办公室里学习，一个男人突然出现，确认我是吉尔后，就瞪着我冲我大喊大叫起来。
最终，另外两个在AutoAdmit网站上也被发帖“示众”的女性，起诉了网站的经营者。其中一个男人是一个法学院学生，这起诉讼见诸报端后，他所在的律所撤消了他提交的一份合同。AutoAdmit论坛有很多用户，许多人自称是执业律师，而律师圈子原本就不大。我感觉我的真实身份这个网站上的人已经无人不知。后来我在一家律所工作了4年，每当有人盯着我的名片看，我总担心他们是不是读过那些帖子，是不是都看过我穿比基尼的照片。
在很多年里，我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像一只惊弓之鸟。现在，我知道上网时如何有效地自我保护了。我认为，关键是要找到可以支持你的朋友或博客网友。如果我写了一些会引起争议的内容，我会先让我的朋友用我的推特账号登陆，在我看到之前，先屏蔽掉那些不堪入耳的评论。令我高兴的是，如果再有女性在网上受到骚扰，人们已经不再视而不见，而是开始正视这些问题，并加以探讨了。而我也变得铁石心肠起来，不会再为那些评论而伤神。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孤独少女，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去交朋友。”
——2009年，娜塔莉·法赞内，19岁，零售工人，伦敦
上学时，我常受欺负，但是遭遇网络欺凌比在现实中被孤立更加糟糕。我成长于约克郡郊外的一个中产阶级村庄，这里的人几乎都是白人。我的父亲是伊朗人，这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比起同龄的孩子，我又高又壮。在学校里，同学们叫我“小巴基”、“恐怖主义者”、或“塔利班分子”，还常常取笑我的体重和浓密卷曲的头发，孩子们甚至把我推下楼梯，然后往我的头发上扔嚼过的口香糖。
那时候我太孤独了，我便开始使用脸书。我收到了许多加好友的请求。但我没发现他们这样做只是想戏弄我，他们把我的个人主页截屏，然后发给他们的朋友一起嘲笑我。有时候，网友们还会恶搞我的照片，把我的头像ps到一头猪的身上。最糟糕的一次是，一个人在我们学校的脸书页面上写道：什么时刻最尴尬？发现你自己就是娜塔莉·法赞内时最尴尬！那时，我的感受就是：全世界都在跟我过不去。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孤独少女，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去交朋友。所以，离开脸书后，我又去了问答网站Ask.fm。在这里，人们会匿名向你提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或许这样我可以有机会向人们展示，我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竟收到了非常可怕的留言，比如：你怎么长得这么丑？抑或，你为什么这么肥？
我没有把事态有多糟糕告诉我的父母。我的妈妈和老师都知道我在学校不好过，但有一个青年社工对我很好。然而我遭遇的网络暴力愈演愈烈。因为所有发帖都是匿名的，我开始变得妄想偏执起来。坐在一个满是人的教室里，我常常焦虑地猜测，那些话究竟是谁发的。我开始自残，还有过自杀的念头。没遭遇过网络欺凌的人们可能会说：你把电脑关掉不就没有事了吗？但他们不会理解，你会想知道人们在写些什么，即使那些话会伤害到你。
一天，当我在浏览Ask.fm的收件箱时，我突然感到无法呼吸。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我走到我妈妈跟前，对她说：“我想我快要死了。”妈妈带我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我出现了惊恐发作。后来，我被诊断为焦虑症，那时我差不多12岁。16岁时，我又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 14岁时，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在线反欺凌慈善组织，并申请成为了该组织的一位大使，然后开始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听说了我在网上的遭遇后，我的父母心痛不已。不过，有机会告诉那些同样需要帮助的人，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使我重新获得了力量和自信。一些跟我一样的网络欺凌受害者告诉我，我的行为在阻止他们做出傻事方面发挥了作用。
如今的我生活得很开心，我与男友住在伦敦，我成为了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信的博客写手。或许我上网时还会碰到一些令我不舒服的评论，但现在我长大了，我不会再在乎那些不怀好意的评价了。
“在网上跟人吵架是最愚蠢的事了，毫无理智和逻辑可言。”
——2015年，达什·辛格，前篮球明星、投资公司证券投资经理，德克萨斯
最初发现我成了一个网络红人是2011年。我是包着头巾参加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赛的第一个美国锡克教徒。最后一年参赛时，我是队里的队长，我的运动衫还成为了美国国立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展品。就这样，网上也有了我的照片，也开始有人觉得，使我的照片呈现出“恐伊”色彩是件有趣的事。我的照片被加上的注脚五花八门，有一条是这样写的：没人想守卫穆罕默德，离他近了，离爆炸就不远了。说实话，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只是人们表达仇恨的另一种方式罢了。在大学体育协会打比赛时，我早已习惯了人们对着我大喊大叫，说一些难以入耳的话。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当然，我不应该对这些称呼习以为常，比如：“毛巾头”，“恐怖分子”，以及其他跟本·拉登有关的称呼。
当我“走红”网络后，我感觉，那并非是对我个人的攻击，那只是某些人在展现无知。所以，我只在网上写下这句话：“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无所谓，呵呵。”我的妻子也发了一条推文说：那个人是我的丈夫，他是一个好人。我妻子的做法产生了效果。如果你把一个人看作某人的丈夫，某人的儿子，对话的气氛就会发生变化。之后许多年，时不时地总有人发帖旧事重提，但都被我无视了。在网上跟人吵架是最愚蠢的事了，毫无理智和逻辑可言。如果当时我站出来说，我是印度锡克教徒，并不是伊斯兰教徒，会阻止他们继续这样下去吗？也许吧，但是如果让我出来澄清，“你们骂错人了，去骂那些真正的伊斯兰教徒吧”，这种话我是说不出来的。
去年，又有人借此发帖嘲弄我，我的一个朋友的兄弟格雷格·沃辛顿，于是在脸书上发了一篇长帖，帖子解释了我的身份和我的运动衫出现在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原因。这篇帖子继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然后史密森尼方面也发帖支持格雷格，并加了标签“像达什一样”。我再一次成了网络红人。我震惊不已，我为网络的宏大力量感到震惊。成为种族歧视的众矢之的对一个人的生活是有巨大影响的，身处一个陌生而又缺乏同情心的网络虚拟世界举步维艰。你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数倍于平常人所拥有的强大支持，才可能在虚拟世界中立足。
[编译自英国《卫报》]
网络欺凌简史：
1973年
加州伯克利的“社区记忆”数字服务网对每条发帖收费25美分，以减少网络滥用行为。
1998年
美国第一起仇视性犯罪被正式宣判，一名加州大学学生因向亚裔同学发电邮进行死亡威胁而被判有罪。
2003年
加拿大男生吉斯林·哈扎自拍的模仿《星球大战》的视频被人上传到网络，“星战男孩”因此走红网络。后来哈扎成了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向公众讲述了网络欺凌对他的影响。
2011年
一个男人在曼彻斯特入狱，罪名是骚扰其前女友，以博客发帖“警告”前女友周围的男人不要接近她。
2012年
英国下议院院长之妻发推文对麦卡尔平勋爵的名誉进行诋毁，后来提出会对后者进行经济补偿，补偿数额未公开。
2013年
卡罗琳·克里亚-佩雷斯在赢得一起诉讼后受到了死亡威胁。最终有3人被逮捕。推特网站继而推出“一键举报”功能，杜绝网络滥用。
2014年
独立游戏开发者佐伊·奎因的前男友撰写了一篇揭露前女友背叛自己的博文，该博文的支持者继而以“游戏门”为标签，抨击游戏产业存在性别歧视，掀起了一场仇视女性运动。
2014年
包括詹妮弗·劳伦斯在内的100多位名人的裸照被发布在了4chan网站。
2015年
21岁的卢克·金成为互联网史上因发布复仇性情色消息而被定罪的第一人。承认自己在WhatsApp网站上发布前女友的照片后，卢克·金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