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产能过剩是当下经济工作重要任务之一。要完成好这项任务，就必须对可能乍露苗头的“数据亢奋”保持足够警惕。
　　去产能过程中的“数据亢奋”，是指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比拼数据高低，脱离实际制定过高的工作目标。这种现象此前在“做加法”的任务推进过程中并不鲜见，譬如各地上报的GDP汇总数据时常高于上级统计部门得出的数据，而现在在去产能这一“做减法”的任务推进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出现了各地方设定的目标之和显著超出中央拟定的总体目标。
　　地方政府去产能热情高涨，固然在积极一面中反映出中央政府政策意图方向明确、激励到位，不过在此之外，基于以往长期实践形成的惯性，地方政府如此高涨的去产能热情，究竟会不会在一场新的“锦标”竞逐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行为变异，起码是个存疑的命题。
　　去产能过程中需要防范的行为变异主要有两类，其中之一是虚报或者修饰指标，譬如随着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减产能不减产量”迹象（即减少核定产能，但不减少实际产量），其中尤其是在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钢铁行业，3月份全国粗钢和钢材产量均创单月历史新高；再一就是指标完成情况固然不虚，但为了完成过高指标而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被有意无意地低估乃至忽视了，譬如职工安置不尽妥当，再譬如逃废债现象死灰复燃等等。
　　对上述行为变异不能掉以轻心的理由实则很简单，因为去产能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本就在于此前各地过度进入“发展前景良好”的产业，而这种过度进入排除掉一部分市场失灵原因外，另有一重更重要的动因是中国独特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
　　这种独特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一则体现在地方政府既有强烈的意愿，又有强大的力量介入到辖区产业结构布局与变迁中去；再则体现在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不仅会与企业家一样，受到信息不完备的干扰，而且更糟糕的是，地方政府既不用像企业家那样，经受市场淘汰机制严酷的制约，同时又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下级政府虽然要接受上级政府严格的考察，但过长的信息传递链条又经常能帮助他们屏蔽真实信息、软化制度约束。
　　如果承认这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尚未完全被矫正，那么此前发生在产能扩张过程中的行为变异就有可能同样会发生在去产能过程中，差别仅在于此前被认为可以带来政绩的是更高的产出数据，而现在则是更高的去产能数据。
　　由此可见，去产能究竟能不能落到实处，实则与究竟能否从源头上切断产能无序扩张一样，真正的胜负手均在于能否打破前述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建立起市场化调节产能的长效机制。中央提出，去产能必须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基本思路，这其中的“市场引导”实可谓切中了“数据亢奋”的要害所在。
　　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提示和强调，去产能必须要靠市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