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自我到心之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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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探究唐君毅的道德哲学思想,本文对他的中心观念的确立加以考察,即唐君毅如何由“道德自我”树立起了“心之本体”。涉及到“道德自我”与“心之本体”的关系;“心之本体”确立的途径;“心之本体”的特性及对道德生活所起的作用等内容,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唐氏道德哲学、人生哲学的前提。
  关键词:道德自我;本心本性;天;心之本体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26-04
  唐君毅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港台和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其洋洋数百万言的丰厚著述展示了他一生“学在成德”、“述为成教”的学术宗旨,却皆根植于其早年确立的中心观念“道德自我”与“心之本体”。如其自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不更疑。”[1]正表达了他对此中心观念的契悟。由此,我们不可不对“道德自我”与“心之本体”加以考察。
  一、“心之本体”的确立
  唐君毅通过对道德生活的追寻与解析,发现真正的道德生活是人的“道德自我”依据其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而自觉超越“现实自我”的活动。“道德自我”是与“现实自我”相对而彰显出来的。“现实自我”是陷溺于现实时空中的现实对象的自我,是被某一时间之事物所限制、所范围的自我,是形而下的、非永恒的、受限的自我。道德生活之所以能成为道德的生活,就在于它能超越这个受限制的、不自由的“现实自我”。也就是说,道德价值表现在现实自我的解放之际。而超越“现实自我”的原动力,恰恰就在于“道德自我”。唐氏认为,“道德自我”是“能判断吾人之活动之善不善而善善恶不善之自我,即吾人道德理性自我,亦吾人之良知”[2]。就是说“道德自我”具有自觉的知善知不善、善善恶不善的“道德意识”。“道德自我”在生活中起作用的方式便是:人以“道德意识”形成道德理想,并以这一道德理想来评判和指导自己及他人的行为。而“道德意识”形成道德理想的标准、依据便是“道德理性”。
  “精神活动之内在的体验即精神意识,简名之曰意识。而当吾人之精神活动,有一自觉或不自觉依理性而形成的对客观世界之理想时,吾人即有一文化理想而亦有一文化活动。每一文化活动、文化意识,皆依吾人之理性而生,由吾人之自我发出。”[2]
  此处,“理性”便是道德理性,它是人们形成道德理想的依据与标准。唐氏进一步讲到“理性”,又称为“性理”,是“性”与“理”的合称。此“性”、此“理”是我们本身所内在的,属于我们的“心”之“能”的,即“心涵性理”。“我们之心,有一生生不已之性理,或仁德,要破除执着私欲之限制,以逐渐呈现或呈露。”[3]可见,“道德理性”即此性、此理,它与人心是不可分的,是仁心、仁性,是具有“仁德”之心的本质属性。
  唐氏进一步将仁心、仁性与良知联系起来。“仁心亦即为能判断一切价值意识之高下偏全之良知或良心”[4]。“良知是是而非非,亦即善善而恶恶,是为人一切道德智慧道德实践之原,人生之内在的至高无上的主宰。”[3]“能判断吾人之活动之善不善而善善恶不善之自我,即吾人道德理性自我,亦吾人之良知。”[2]
  由此,唐氏提出的“道德理性”、“理性”即仁心、仁性,是人的本心、本性,也是人的良知、良心。“道德理性”这一概念,是唐君毅对传统儒家心性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着传统的内容,又融入了现代的形式,是用现代的词语、概念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在道德生活中,“道德自我”通过“道德理性”设立道德理想来约束、匡正和指导人自身和他人的行为以形成道德行为,达到道德的生活。于是,“道德理性”是“道德自我”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属性。那么,道德自我也就是“道德理性”与“道德行为”主体的相结合,是行为主体具有“道德理性”,是主体在道德行为过程中本身内在所具有的“理性”特征。所以,“道德自我”又被称为“超越自我”、“精神自我”、“理性自我”等等。而上面我们已论述了“道德理性”就是仁心、仁性、本心、本性、良知、良心。那么“道德自我”便是仁性、本性、良知与主体的相结合,是主体内在的本性,是主体心灵所本身具有的属性。而“道德自我”具有的超越性,也就是人的主体心灵因着“理性”即本性、仁性、良知,而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我们知道,在道德生活中,“道德自我”只在对“现实自我”局限性的不断突破和超越中逼显出来的。正是通过这种突破与超越的道德要求,我们才发现了和找到了“道德自我”,“道德自我”才突显出来。那么,这一道德要求并非来自外在事物或别的存在,而是来自于人之本心,是人的本心的真实流露与自然发动,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显现。
  而仁心、仁性并不限定在我一身,实遍在于天地万物,是人人所具有、物物皆表现的,因此,仁心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就是天道,而人能体悟这宇宙本体并“随感而通”,便能由人心通往天心。仁心为道德生活、道德实践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道德生活、道德实践则呈现出仁心周流万物宇宙全体的功能。孔孟以降的儒者,大都确立了这种形而上的本体。他们都是以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方式去追寻这一本体,以道德去联系天与人、本体与现象、主观与客观,也即以道德的维度去把握这一本体。他们认为,“天”是宇宙的终极根源,是生化之本,但“天”又不能离开人而存在。因为,能够侍奉天、体悟天的,是人,是有德性的人。因此,要想感悟形而上的本体,把握天地万物和谐一体的本体境界以达到天与人统一,只有通过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所以,对本体论的思考是不能脱离人的,不能离开人之心性的。本体超越于人之身体,但又内在于每个人自身之中,与人之心性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对本体的玄思也就不得不诉诸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并通过道德实践去体验和到达这种本体境界。
  唐君毅也十分重视本体问题,他对本体的追寻,也是采用这一主客合一、天人合一的传统追寻方式,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也都是围绕这一本体的构建而建立起来的。唐氏将这一道德的本体根据、宇宙的本体根据称为“仁心”、“良知”,也即道德心灵。这一道德心灵是各种道德行为、各种文化活动、文化意识的根本与终极根源。唐先生将其命名为“心之本体”。这并不是说在道德心灵之外另存一“心之本体”作为宇宙的本体、万事万物的形上根据。而是“心之本体”是道德心灵、仁心、良知的正式命名。唐氏突出“心之本体”不仅在道德实践、道德生活中的本体地位,而且进一步将其扩展到人类各种文化活动、文化意识之中,将其放在生命存在的各类活动之上,成为万事万物、宇宙的形上本源。宇宙万物莫不以“心之本体”作为本体而存在,这样便确立了其本体之地位。   唐君毅在论述道德生活时,皆不离自觉心中之应该意识以立言。“我处处皆直就道德心灵本身,以显示道德生活之内蕴”[5]。“然我对此道德心灵之形上性,则虽曾提出,而罕所发挥。此道德心灵在宇宙中之地位、及命运、亦未论及。”[5]于是,唐先生便进一步确立了道德心灵的形上性。
  “心之本体,乃生生不已之仁德或性理。”[3]“道德自我之根原,即形上的心之本体,乃将道德自我向上推出去说,以指出其高卓与尊严;然后再以之肯定下面之现实世界,并以之主宰现实世界。”[5]
  可见,“心之本体”与“仁德”、“性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与“仁心”、“良知”、“仁德”、“性理”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但是,当它被“推出去说”以后,便具有了高卓的地位与尊严,具有了超越时空、完满、善良、恒常的真实性。它便高于现实世界,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根源,可以主宰我们现实之世界。而处于道德生活中的“道德自我”虽与其具有相同的属性,但却仍是局限在道德生活、道德实践之内,并以“心之本体”为其终极根源。“此即自怀疑现实世界之真实与感现实世界之不仁出发,进而指出心之本体之存在,及其真实、至善,即以之为道德自我之根原。”[5]“心之本体”是“道德自我”的形上根源,正是有形上的心之本体,才有道德自我的确立,才有道德自我不断地实践道德,现实道德生活才能得以继续,人类才能追求对于现实自我的超越,现实世界才能得以存在。
  那么,唐君毅提出与确定的恒常、真实的,高卓、尊严的心之本体到底在哪里呢?
  “此恒常真实的根原,即我自认为与之同一者,当即我内部之自己……此内部之自己,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我要求恒常、真实、善、与完满,这种种理想,明明在我心中。我之发此种种理想,是心之活动,是我心之用,如果我心之本体不是恒常真实善而完满的,他如何能发出此活动,表现如此之种种理想?”[5]
  此恒常真实的根源——心之本体,就是我自认为与之同一者,就是我内部之自己,这个“内部之自己”就是我“心之本体。”可见,唐氏“恒常真实的根原”、世界的本体、宇宙的终极根源的心之本体,看似外在于现实世界、外在于主观世界、外在于人自身,但是却内在于人类自己心中。
  “我相信我的心之本体,即他人之心之本体。因为我的心之本体,它既是至善,它表现为我之道德心理,命令现实的我,超越他自己,而视人如己,即表示它原是现实的人与我之共同的心之本体。”[5]
  “心之本体”是现实世界的主宰,它涵盖、超越时空中一切事物,其自身具备无限之善,它使我们具备善善恶恶之念,可以说,我们善善恶恶之念根源于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又内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我的心之本体即他人的心之本体,也即现实中的人与我有着共同的“心之本体”。它是现实世界的本体,现实世界都为它所涵盖。它是世界的主宰,是神。
  二、“心之本体”是“道德自我”之根源
  至此,我们已涉及到一系列相互联系着的概念:道德自我、道德意识、道德理性、本心、本性、良知、仁心、仁性、人、人道、天、天道、道德心灵、心之本体等等。在很多情况下,唐先生都将它们联系混合、混同在一起使用。这些概念的含义是否都是相同的呢?能不能相互替换使用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虽然这些概念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但在层次上与地位上以及应用范围上都是不同的。唐氏也正是根据这些不同来使用这些概念的。以下,我们将一一辨析这些概念的同异。我们将这些概念按天和人的区别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从天的角度说的,如天、天心、天性、天道、心之本体等;另一类主要是从人的角度说的,如人、人心、人性、人道、道德自我、道德意识、道德理性等。而这两类又是由第三类概念:本心、本性、仁心、仁性、良知所联系起来的。前两类都分别与这第三类相通,都分别以第三类为其本质和内在属性。
  天代表宇宙之存在、生命、精神价值之全之实体或者总体,是无限的,超越于已成就的一切现实事物之上,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性、绝对性、实在性及本体性。地代表现实事物之已成就而保存者的总体,具有现实性、时空性、具体性。在儒家思想中,天不仅仅指现代自然科学中所讲的物质性之天,更是具有形上精神性、生命性、价值性的绝对存在。因此,“儒家之天或天地,为一客观普遍之绝对的精神生命,乃自天或天地之形上学之究极意义言之”。这表明,天是宇宙的形上根源,是超越于万事万物的,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实在。于是,属于天类性质的概念“心之本体”也同样处于超越性、本体性地位,是作为形上的本源而存在的。
  心之本体是超越时空、完满、善良、恒常的真实,是世界的主宰,但唐先生认为它是内在于吾身的。“上帝或佛即我们自己之本心”[6],“本心即天心,人至诚即如神”[6]。而我们在前面已得出结论:“道德自我”是以本心、本性为本质属性和归属的。道德自我就是本心、仁心与道德主体相结合而起作用的。可以说,道德自我与心之本体在本质上都是通于我们的道德心灵,通于本心、仁心、良知的。那么,这二者是否就是等同的呢?
  唐氏认为,在存有的层次上,“道德自我”与“心之本体”是不同的。由于存有层次上的不同,导致它们在地位上、起作用的范围上、外延上以及名称上等等都是相互区别的。
  “我们所谓‘神’,原是指我们之内在精神,‘神’亦指我们精神要发展到之一切。所以‘神’具备我们可以要求的一切价值理想之全部,他是至真至美至善完全与无限。”[7]
  唐君毅也正是这样突显出心之本体的高卓与尊严的。因此,他强调“心之本体”是“道德自我”的根源,虽然其是“道德自我”向上推出去说,但却具有高卓与尊严。唐氏认为不应把天心——心之本体,与人心——道德自我应有的位分与分际混乱。终极实在的心之本体虽内在于吾人之心性之中,使吾人心性可升至无限,从而使人心与天心不能分开来讲,但它们却仍是有区别的。唐先生在《人生之体验续编》中指出:
  “知其心即天心,以还顾其有限之生命存在,则此有限生命之存在,皆依此无限量之即己心即天心,以生以成,而为昭露流行之;则有限者皆无限者之所贯彻,而非复有限,以混融为一矣。而一切颠倒之非人之本性,在究竟意义为虚幻而非真实……然人之知此义,乃当自使有限者还其为有限、无限者还其为无限,以使有限者与无限者,各居其正位,以皆直道而行始。”[8]   此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氏虽认为人心即天心,神即内在精神。人心与吾人内在精神被赋予无限性,但人心所依附的生命仍是“有限之生命存在”。所以,人心在存在层次与天心是不同的。而且进一步说,有限的人心——道德自我,被无限的天心——心之本体所贯彻之后,并不再是有限者了,即“非复有限”。所以,我们应使有限者还其为有限,无限者还其为无限,使有限者与无限者,各居其位。
  而所谓人心即天心、圣心,或道德自我即心之本体,充其量只能是从人能有如天的功能,人不断尽心、尽性能达到如神、如天的境界上说。
  “因直接了解天道即人性,人至诚而如神,人可以如天人;乃把宗教中之超越精神,与其所向往神之境界内在化,为人依其仁心以裁成万物、发育万物、曲成人文之精神境界。”[9]
  人至诚如神,人可以如神,只是从人可以依仁心以裁成万物,发育万物,曲成人文之精神境界的作用和功能上讲的。人便能达到神的境界,人便能从仁心、圣心以见天心,仁心天心便不二,“道德自我”便是“心之本体”。但这仍不能从实然的存在论、存有论上认为“道德自我”等同于“心之本体”,不能理解人神同一性。因为,从功能上、所达境界上看,“人之从仁心圣心见天心”和“仁心圣心之不二”不能理解为在存在论上二者的同一。相反,从存在论上来说,超越的“心之本体”是全,它可以显现于吾人道德生活、道德实践,但同时仍有未显现,即有隐的部分,而其未显于吾人道德心灵、道德自我之处便需要吾人之不断率性而行,以致在尽心知性知天的活动中,终极实在的“心之本体”才向人逐一开显。
  综上,一方面,人心、道德心灵可由圣心扩展至天心,而人心的境界得到上提,以致通于天心,接于上帝,于是超越的心灵内在于人心。也就是说,人的本心即天心,圣即是神,“道德自我”即“心之本体”,这些都是从功能作用上、境界上说的。另一方面,天心、天性仍有未全显于人性的一面,“心之本体”仍有未作用于“道德自我”的隐起来的一面,于是人便有了敬畏之情,有了谦卑之感,而去承认与体验自身的仁爱之心的局限与卑下,而相信自身的仁心终有一终极根源,而这终极根源便是“心之本体”,是超越于吾人之上的天与神。所以,本心本性通于天心、天性,但却不能否认天心、天性的终极根源的地位与高卓。所以,如果从存在论上言之,既超越又内在的“心之本体”有其超越于吾人“道德自我”的超越性、根源性与本体性的。如果从天对人的价值与功用上看,天与人、“心之本体”与“道德自我”又是不能分离为二的。而我们对终极实在的“心之本体”,既要从存在论上来理解,又要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而这两方面又要以人的仁心、仁性的实践和所达境界的呈现为相互转换的关键。相通不排斥相异,相异不排斥相通,我们应辩证地来体会与玩味唐氏的“道德自我”与“心之本体”。
  三、“心之本体”确立的途径与“心之本体”的特性
  唐君毅对心本体的证明,采取的是超越的反省法。“心之本体”不能通过实证确立,只能由不断地超越的反省中被体验出来。
  唐氏首先对现实世界进行追问,进一步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否定。他得出的判断是:一,我们所面对及生存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如梦、如幻。“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是在时间中流转……一切存在者必须消灭,时间之流,如在送一切万物向消灭的路上走。”[5]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现在的化为过去的,生的必须灭,有的必须无,因此世界是不真实的。二,现实世界根本是无情的、残酷的、可悲的宇宙。“现实世界,永远是一自杀其所生的过程。”[5]“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活动之不复再来,便是一可悲悼的事……人生每一活动所有之价值与意义,都是唯一无二的,所以其消灭与过去,便永远是一可悲的事。”天心好生亦好杀,这便是现实世界的本性。
  世界是不真实的,是残酷、可悲的,但是我们却渴望与要求真实的、善的、完满的世界。这一真实的心理要求都是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因而在现实世界之上,必有其超越现实世界的根源。这一根源是超越生灭与虚妄,它不能不是恒常、真实、完满的。同时,这一根源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与人自身等同的,他认为就是“心之本体”。“在我思想之向前向下望着现实世界之生灭与虚幻时,在我们思想之上面,必有一恒常真实的根源与之对照。但是此恒常真实的根源,既与我们所谓现实世界之具生灭性与虚幻性相反,它便不属于我们所谓现实世界,而亦应超越我们所谓现实世界之外。但它是谁……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即是我们不满现实世界之生灭、虚幻、残忍不仁、不完满,而要求恒常、真实、善,与完满的根据。我要求恒常、真实、善,与完满,这种种理想,明明在我心中。”[5]
  “心之本体”是真实、至善、完满的,它持续地知恶与去恶,它不断地追求一个恒久、友情、仁爱的现实世界;因为不断追求真实、至善、完满,它便又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具有自觉与超越的能动性。“心之本体”是至善与完满的,在其统摄下的“道德自我”才能保证每个个体都有去恶从善的可能。“道德自我”只是构成心之本体和现实世界的中间环节,人类道德生活的可能和现实世界存在的意义,最终还要靠“心之本体”来说明。
  接着,唐君毅指出所有事物可藉三个范畴来解释:体、相、用[1]。事物的体一般由名词来表达,相则以形容词表达,而用则藉动词来表达。而体、相、用三者的关系则是:体可以由相、用来描述之,体联合相与用;从层位而言,体居于上层,主宰相与用;从次序而言,人必先见到用,才知道有体;从种类而言,体是依赖其相,才被归类。因此,体、相、用三者,每个范畴可透过其他两个被察知[1]。唐氏“心之本体”这一概念也是通过体、相、用这三个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阐释的。
  “心之本体”之体不能孤立而论,必须从其相与用谈起。“吾人本不能离其相用,以知体为何物,问此主体自身之为何物,亦即问其相如何、用如何。故人若问此生命存在心灵之主体自身为何物,即必还须就其活动之用、相与所对境物之用、相而说。”[10]   首先,从“心之本体”的性相来看,“心之本体”是不灭的、恒常的、真实的。“心之本体”不可思,但我们可以思“心之本体”之用——思想。思想可思无限的时空,思想之能可跨越无限时空之上,所以此能之本体,必也能超临于时空之上。生灭只为时空中之事,故超临时空之上的“心之本体”本身是没有生灭的。“他们生灭,我心之本体,总是恒常。他们虚幻,我心之本体,总是真实。”[5]“从我们思想本身内部看,则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思想是统一联贯过去与未来……这即是反乎现实世界中的时间之前后代谢之另一功能……这即表示他所自发之心之本体,是不灭的。必需心之本体是不灭的,然后会使思想有灭灭之功能。不灭即是恒常,恒常即是真实,心之本体应是恒常的真实的。”[5]思想可以将过去未来统一连贯起来,过去得以在现在保存不灭,未来可以在现在预现,思想的反灭性,即可证明其所发自的心之本体是不灭的。不灭即为恒常,即为真实,即为善,即为仁。
  唐君毅认为,思想本身可进一步被视为一“纯粹能觉”。思想在觉识的过程中,必有其觉识的对象,觉识的对象是无穷的,它们在思想中生灭不已,但思想本身却不同于思想觉识的对象,思想本身是一“纯粹能觉”,它本身是不生不灭,因此其所依之体——心之本体,也是恒常的。同时,思想作为能觉,它又可以觉识它自身,所以,它又是所觉。思想是能觉与所觉的统一,因而它所依的“心之本体”毫无疑问地也是兼涵能觉与所觉,而且是一“纯粹能觉”兼“纯粹所觉”,它可以超越能觉与所觉的对立局面。因此,在更高的一层上讲,“心之本体”是无穷的、澄明的、广大的、自觉自照的。
  “心之本体”不单是恒常、真实的,也是“道德自我”的至善与完满的根源,因而它也是至善、完满的。从“我感”而言,现实宇宙永远是一个自杀其所生的过程,是无情残酷的,但在“我要求”之下,我希望有一个不仅是“恒常真实的”,而且是“善的完满的”根源,即“我内部”的“心之本体”。
  其次,从发用上讲,“心之本体”在不断地进行着自觉的内在超越。这便涉及到“心之本体”与主体自我之间的关系。唐氏认为,“心之本体”必须与主体自我相连,心之本体才能表现自身。前文已述,“心之本体”虽超越于整个现实宇宙之外,超越了现实世界的生灭与虚幻,但它却不在自我之外,而是我的希望、我的要求,是我内部的自己。可见,心之本体与主体自我是同一的,是内在的自我,但同时它又不断的破除有限的自我,以达到超越的自我。
  “心之本体”以破除有限为它的本性,以破除有限为它的内容,它的无限与超越也必须通过它自己破除有限的主体自我来表现。破除有限是无限的“心之本体”自身的规定,而它的存在就是它的破除活动,它渗贯于一切有限之中,又在其中做不断的破除。因此,“心之本体”是积极地无限,超越于一切有限;但却又是不断做破除的消极无限,内在于一切有限之中,而且只能在各种有限中表现其本身的品德。可见,“心之本体”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并不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高高在上的“心之本体”;而是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能动的“心之本体”。
  最后,唐氏认为,“心之本体”是不能以经验的概念来描述的,即使是最普遍的概念也无法描述它,因为“心之本体”是“无此一切相之相”,是不可名状的。先前,通过分析“心之本体”的相与用,我们已经得出一系列关于心之本体的概念,那么,能否用这些概念的集合来描述它呢?唐氏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这些概念的集合体,是在心之本体的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而又被我们观察到的,但心之体的活动是有现有隐,有屈又有伸的。我们感到的心之体,是一切活动之相续之原,而又超越于其已有的一切活动之外。“即此主体既超越于其已有的一切活动之外,则此已有之一切活动之相貌,皆不能穷尽的说明此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因其尚为此后之相续活动之原故。”[10]此后的一切相续之活动,当其显出时,又成为如前的已有的活动,又不能用于说明此体。所以,“心之本体”是“‘超越一切活动与其相貌’而‘无此一切活动之一切相貌’之‘相’,即‘无此一切相’之‘相’”[10]。唐君毅认为的心之本体是超越所有相的,但它却引起一切活动以及活动表现出来的相。
  参考文献:
  〔1〕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唐君毅全集·卷二十三)[M].台北:学生书局,1991.6,41-43,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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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唐君毅全集,卷六)[M].台北:学生书局,1991.125.
  〔5〕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卷一)[M].台北:学生书局,1991.31,33,21,103,1,09,98,99,102-103,104.
  〔6〕唐君毅.心物与人生(唐君毅全集,卷二)[M].台北:学生书局,1991.212,281-282.
  〔7〕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唐君毅全集,卷一)[M].台北:学生书局,1991.162.
  〔8〕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唐君毅全集,卷三)[M].台北:学生书局,1991.164.
  〔9〕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唐君毅全集,卷十)[M].台北:学生书局,1991.184-185.
  〔10〕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四)[M].台北:学生书局,1991.320,322-323,323.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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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浪漫之都”,丽江正是凭借其遍布古城的浪漫元素吸引着远方的游客。但在消费主义时代,这些浪漫元素具有某种虚幻的模拟性特征。本文一方面运用巴柔的当代形象学理论分析丽江古城文化中的哪些浪漫元素对游客构成了召唤作用,以及背后折射出游客的某种缺失,一方面运用鲍德里亚的符号学理论来分析这些浪漫元素的模拟性特征的生成过程和原因。  关键词:丽江;浪漫;模拟;虚幻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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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汉著名文学作品《孔雀东南飞》所描写的存在于家庭生活中的婆媳矛盾所引发的家庭与婚姻悲剧历来被后人嗤之以鼻。虽然该现象有悖于人身心健康发展,但这样的“悲剧”却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尤其是以“家族”生活模式为代表的汉族社会中,婆媳矛盾更是屡见不鲜。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婆媳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当今社会,随着“传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而表现出部分的瓦解,汉族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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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记录,是其生产进步的传承与见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地区的特色存在,是其自身独特的文化符号,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开发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构建和谐社会协作机制,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合作深入具有跨时代的战略意义。本文立足于鄂尔多斯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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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国时期的君人南面之术强调“清静”和“无为”,重视社会的自然发展和君王不做劳民伤财的事,这一政策在短期内恢复了春秋战国的战争创伤。而汉武帝以后统治思想变为“阳儒阴法”,在外实行儒家思想,在内实行法家思想,使得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朝代。两种思想的分析用到现在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建立人治与法治社会法的问题。  关键词:统治思想;君人南面;阳儒阴法  中图分类号:B22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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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顿悟是作者乔伊斯用来创作小说的重要写作技巧,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将顿悟引入短篇小说,使其成为《都柏林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都柏林人》中,精神顿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广大读者能轻易理解的一种——小说中主公的顿悟,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对现实的感悟;另一种则是指的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对篇章的理解,瞬间把握主人公的性格及作者的写作意图——读者的顿悟。乔伊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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