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检视政治信任的起源，可知国外研究可分为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为了检验上述两种视角在中国政治信任起源上的解释力，基于2008年亚洲民主调查中国农村居民的数据，建立了政治信任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当人口社会变量控制后，政府的经济绩效、社会信任、亲属信任、传统的家国意识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精英主义政治观会抑制政治信任的提高。通过中国的实证数据进一步得出，相对于文化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制度及其绩效对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更为直接与明显。
关键词：政治信任；经济绩效；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
近30年来，民众的政治信任在欧美各国均有所下降，其诱发的冲击效应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政治信任在应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挑战与治理危机上起着独特的作用，因此，政治信任的研究被逐步纳入到了各国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1＼]。欧美政治学者在考察政治信任时，多从总体上来考察政治信任的起源及变化，无法反映国别和地别的政治信任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外，政治信任测量项目的效度经常遭到质疑＼[2＼]。在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时，研究者有必要注意：东方传统社会资本和西方现代社会资本的概念差异、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等特殊因素，对亚洲各国和地区政治信任分布差异的影响。为考察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本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地域信任与威权传统价值取向的关系。
聚焦到中国农民政治信任起源的问题上，胡荣＼[3＼]、张旭霞 ＼[4＼]、李连江 ＼[5＼]认为，农民政治信任与央强地弱的格局、上访制度和官僚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研究都强调政治制度在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生成中的作用。肖唐镖等注意到政府的经济绩效、户籍制度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对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6＼]。但是，持文化视角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遗留下的家族制度和政治文化遗产是中国农民政治信任演化的根本。就如马得勇在东亚地区政治信任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价值比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7＼]。同时，匡和平强调，传统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依然对政治信任的维系起着正向的作用＼[8＼]。那么，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在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起源问题上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呢？
结合研究方法来看，以往研究多基于定性的判断，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政治信任的影响，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因此，为了检验制度和文化这两种视角在中国政治信任起源上的解释力，本文基于2008年的亚洲民主调查中国项目的数据，建立了政治信任起源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HJ*3〗
一、问题的回顾：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的分野
政治信任是什么？较为经典的定义是“根据人们的规范期望，对政府运作好坏的一种基本评价取向”＼[9＼]。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都注意到了本国政治信任水平持续下降。这种现象引出了第一个问题：政治信任的下降是否会导致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其中，一派学者认为政治信任的下降将导致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丧失，最终演变成为一种体制危机。与此相对的是以Citrin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信任不同于散步性支持，政治信任的下降是公民对政府运作好坏的一种心理投射＼[10＼]。政治信任对于散步性的政治支持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为此，本研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民政治信任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关系。
那么，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生成和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呢？持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的研究者都认为，单一视角即可作为政治信任的充分条件。这种理论假设是否合理呢？如果假设是成立的，那么，这两种视角在逻辑上应是相互排斥的。
政治信任的制度视角理论基础与理性选择理论密切相关。将政治信任视作自变量的研究者，通常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体制运作绩效的一种预期。这派学者也被称为政治中心主义者。Citrin＼[10＼]提出政府绩效的提升会提高政治信任的水平。Hetherington＼[11＼]检验了公民绩效观有利于政府政策执行水平提高的假设。Newton强调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差异，认为政治资本是政府绩效长期作用的后果，政治资本是影响政府绩效的长期变量＼[12＼]。总体来看，这类解释的核心变量包括公民主观的政府绩效认识、政党、问题立场、政治参与、犯罪率和议会认可。在理性选择理论下，公民都是理性的个体，因此，本研究选择政府的经济绩效作为测量政府绩效的维度。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HTK〗中国政府的绩效水平与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呈正相关。
政治信任的生成基础在于社会。特定社会的文化宽容、信任和互惠和对权威的崇拜与依赖，对特定社会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影响。这派研究者也常被称作“社会中心主义者”。因此，政治信任更多的是作为因变量来处理。这派视角下的理论包括文化代际变迁理论、学习生成理论、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这类解释的自变量包括社会资本、公民的参与感、效能感和责任感。Dalton等人对政府绩效与政治信任的假设持否定态度，Dalton＼[13＼]认为代际文化差异是公民政治信任变迁的关键原因，否定Citrin等人提出的政治信任与政府绩效之间的关系。那么，社会文化和价值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HTK〗中国农民年龄差别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长期处在传统家国意识和精英主义政治观的影响下，虽然自近代以来，新建立的政权通过各种组织动员，来引导中国农民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但如Pye＼[14＼]指出，“中国精神”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依旧是根本性的。Solomon＼[15＼]表明权威崇拜和权力依赖取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传统的家国意识对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影响已经被比较政治学研究者所证实。但是，传统的精英主义强调政治生活是由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主宰。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民主取向的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不断向民众传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总之，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对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的影响。 基于差序格局生成的信任定义为亲属信任，也称人际信任，这种信任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他人总的看法。结合2008年亚洲民主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农民参与社团性组织的水平极低，因此，研究主要考察社会信任、亲属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关系，而不考察社会组织与农民政治信任的关系，在此提出假设3：〖HTK〗中国农民的社会信任和亲属信任对政治信任存在影响①。从长远来看，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间的普遍信任增强，农民委托于政府的社会信任将有助于农民的政治信任增强。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多以地域和亲族自然生成的单元为基础，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和权力公共性较低时，亲属信任总体上是随着与民众自身距离的增大而不断减弱。为保持对基层的控制，亲属信任将有利于宗亲组织对地方社会成员的控制，宗亲组织对家庭成员和邻居关系的协调，提高了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数据库、变量描述和置备
研究数据来源于亚洲民主调查的第二波调查（2007年11月至2008年12月）数据。调查具体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负责实施，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212个县级单位收集了5098位受访人，受访的有效完成率为72.6%，剔除城市样本后，农村样本为4188。该数据由严格的学术机构执行，人口学特征变量及其他相关变量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结构接近，抽样准确性较高。因此，数据样本的代表性较高。
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社会人口变量解释变量为政府经济绩效、社会资本、传统政治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因变量为政治信任水平。
1. 社会人口变量。为考察政府绩效评价、地域信任、社会资本、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将中国的社会人口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结合亚洲民意调查的社会人口变量的测量指标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选择性别、年龄、教育等常用的社会人口统计指标作为社会人口变量。
2. 政府绩效。国际上，政治学者常将政府绩效评价纳入到政治信任起源的解释模型中，政府绩效评价通常操作化为经济绩效评估、民主绩效评价、政府效能评估和社会绩效评价等指标。但民主绩效评价、社会绩效评价受限于测量项目和测量项目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因而对政治信任影响有限。亚洲民主调查着重强调经济绩效评估，涉及到民众对国家和自身经济状况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维度的评价。考虑到研究对象是考察国家的政治信任，因而选择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来测量中国政府绩效。为了简化6个指标②，评估了这6个指标对政府经济绩效测量的信度和效度，见表1。
3. 社会资本。本研究仅考虑内容型社会资本，结合亚洲民主调查的测项，以人际信任和亲属信任作为内容型社会资本的测项③。王绍光等对信任的分析注意到了东西方社会信任生成的差异，以东亚为主的社会是基于亲族血缘和地缘的远近来影响政治信任的＼[16＼]。当注意到东亚社会信任生成机制与西方社会不同时，采用地域信任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人际间信任。
4. 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是反映一国和地区公民的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强弱，以此来探讨一国公民的民主文化理念和政治信任的关系。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发展至今，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宽，研究结合亚洲民主调查，着重考察中国公民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因此，选择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中的“传统家国意识”和“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作为测项④。
5. 政治信任水平。政治信任概念的操作化通常包括民众信任对象、政府行为满意度和政治支持。亚洲民主调查测量政治信任的项目，是以制度信任的测量形式出现的。研究选择中央政府信任、人大信任、政党信任和军队信任作为测量政治信任的指标，简称政治信任水平⑤。
通过因子分析，这五个测量指标的政治信任因子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于模型的分析需要，该指标的结构效度和信度、因子载荷和方差贡献率分别见表3、表4。
（二）变量置备方法
针对具有无回答问题和测量误差的选项，对研究中的定序变量采取“中位数”插补法，对定距变量（如年龄和受教育年数）采取“平均值”的取值方法。研究中的各主要变量测项的CV系数都较低，表明变量测量的相对误差较小，抽样调查的质量较高，适合统计分析。同时，针对名义变量如性别，本研究在分析之前将其转化为二分虚拟名义变量，以此保证分析结论的准确性。
（三）数据的探索性分析
首先，中国农民对中国最具权威的政治机构和组织的政治信任水平是相当高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组织的总体信任水平是最高的，中央政府和人大次之，这恰恰与上述机构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呈现同向的趋势。然而，涉及公民公平和具体利益纠纷的法院，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都是较低的。这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然是稳定而变化的。农民对类似法院和警察机构的不信任，并不会对中央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的合法性形成挑战。
2008年亚洲民主调查中，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结构分布见表5。
本研究考察了政府经济绩效、内容型社会资本中社会信任与亲属信任、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表明，政府经济绩效评价与政治信任水平呈正相关，这与假设1是一致的。同时，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整体经济绩效的评估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高于公民个体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政治信任是超越于农民个体禀赋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受公民个体的理性算计，同时也与公民对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有关。
中国政府经济绩效、内容型社会资本中社会信任与亲属信任，传播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见表6。
其次，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对政治信任具有负面的影响。中国基于家庭和邻里关系产生的信任与社会信任都对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产生了正向的作用。作为社会资本要素的社会信任与地域信任相比，对政治信任的水平影响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中国的精英主义政治观越强，政治信任的水平越低，这种关系将有利于进一步探讨特定支持和散步性支持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此外，研究发现，传统的家国意识对政治信任依然具有正向的影响。 （四）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
依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政治信任的四个指标进行加总，同时依据政治信任的分布特征，将政治信任划分为四个区间，建立了政治信任起源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模型的具体展现见表7。
首先，模型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自变量对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模型中的三个截点（cut1、cut2、 cut3）都显著（p< 0.1），其中，前两个截点更为显著（p< 0.05）。说明上述自变量的变化对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层级转换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人口社会变量的条件下，除传统的精英主义政治观对政治信任具有负作用外，社会资本、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政府的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的正向转换都具有正向的作用。
第二，数据表明，政府绩效水平越高，政治信任水平也会越高。这验证了假设1。模型显示，当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估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比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的发生比是原有发生比的1.44倍（p< 0.05）。当民众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发生比为原有发生比的1.1倍（p< 0.05）。
模型还显示，当传统精英主义意识增加一个单位时，中国农民从低水平政治信任到高水平政治信任的发生比就是原有的发生比的76%（p<0.05）。可见，持传统政治精英主义政治观的农民更倾向于更高水平的政治不信任。同时，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传统家国意识增加1个单位时，中国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高政治信任水平时的发生比是原来发生比的1.81倍（p<0.05）。可见，持有更浓厚传统家国意识的农民，其政治信任水平将更高。同时，国际事件对国家和地区内部政治信任的影响，与国内政治散步性支持水平是紧密联系的＼[17＼]。
第三，社会信任与亲属信任对政治信任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社会信任反映的是一国和地区民众对社会外人群的整体看法。模型表明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亲属信任，都对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影响。模型还显示，当中国农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高1个单位，中国农民从低水平政治信任到较高水平政治信任的发生比是原来的1.19倍（p<0.05）。当中国农民的亲属信任水平每提高一个水平，中国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较高政治信任水平的发生比是原有发生比的1.69倍（p<0.05）。因此，亲属信任较抽象的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验证了假设3。
第四，人口统计变量中的年龄、教育和性别在中国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因素对政治信任具有一定影响。模型显示从总体上60岁以上的人群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具有更高的政治信任水平。但并不是所有年龄段都与60岁以上人群存在显著差异。如40～49岁人群从低水平的政治信任到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与60岁以上人群从低水平政治信任到高水平政治信任的相比就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代际差异，这验证了假设2。此外，模型还显示出女性相比男性的政治信任水平略低（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不能轻易忽视）。
三、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
首先，研究指出了中国农民对不同的政治机构信任程度不同，但中国农民整体的政治信任程度较高。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制度视角，还是文化视角下的核心解释变量，都对政治信任的生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两种视角下的变量都只能被看作政治信任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其次，研究验证了关于中国农村信任问题的五个方面：一是农民对政府经济绩效的评价、亲属信任和传统家国意识对中国政治信任变化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二是传统的精英主义政治观对政治信任具有负作用；三是国家的经济绩效在维持政治信任的稳定时处于基础和首要的地位；四是民众对国家经济现况的评估是政治信任变化的直接动因；五是亲属信任将会随着现代化的进行和农村改革的深入而减弱，但亲属信任在中国的影响依然是重要的，要求通过家庭和文化建设等措施稳定因地域信任下降造成的基层控制不足问题＼[18＼]。
最后，研究表明，家国意识的增强不一定会削弱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散步性支持，但传统的精英主义政治观取向在长期内会降低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则是不争的事实。
（二）讨论
依据亚洲民主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无论是政治信任研究的制度视角，还是文化视角，对于政治信任的起源问题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研究结论对政治信任研究具有启示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起源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无论是政府的经济绩效，还是社会的信任资源，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和社会行为对公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其次，政治信任的起源研究在指出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都是政治信任起源必要条件的同时，还提醒政治信任研究者从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区分这两种视角的影响力。从短期来看，制度视角对政治信任的变迁更具有影响。最后，从政治信任的提升来看，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以下措施：第一，加强政治价值的供给和制度建设来改造地域信任内核。第二，重视处理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与本国民众经济绩效评估间的良性互动。第三，确立政治体系权威，合理扩大政治参与渠道，为制定社会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第四，始终注意政治信任水平与国家经济间的紧密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看，首先，回顾以往政治信任研究的数据来源，那些数据多来自二手数据。国内外高质量的大型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为进行横向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持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其次，政治信任作为典型的复合测量问题，如何判定该指标的区分度和聚合度，如何分析政治信任测量的信度和效度，这些都是政治信任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方法问题。最后，从农民政治信任是生成于国家和社会的假设出发，未来的政治信任研究必须考察不同层次分析单位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从模型设置的角度来看，分层线性模型将是解决嵌套效应的重要工具。
注释： ①分析2008年亚洲民主调查中的变量 “你是否是任何组织或正式团体的成员” （q019），调查数据显示出仅有2.6%的农民选择了“是”，而其余的被调查者都表示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成员。这使得这一在西方社会资本经常测量的项目在中国农村中无法适用。此外，当然也有研究通过社会网络的方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但由于本研究着眼于检验文化视角下的信任对政治信任起源的影响，因此，结构型的社会资本并不作为测量的重点。
②有关政府经济绩效的测量，亚洲民主调查中有6个题项，分别是 “你怎样评价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 （q001）、 “你怎样描述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变化状况” （q002）、 “你认为未来的经济状况会怎样”（q003）、 “就自己家庭而言，你怎样评价当前你们的经济状况” （qoo4）、 “就你自己家庭而言，你怎样比较你们家当前和过去几年的经济状况”（q005）和 “你怎样评价你们家未来的经济状况”（q005）。这些变量的题项的取值范围均为＼[1，5＼]，取值越低，代表经济状况越差。
③有关社会信任的测量，亚洲民主调查中的测量题项是“通常来说，你觉得社会上的多数人应该是被信任的还是你应该保持警惕”（q024）。该题的取值范围为＼[1，2＼]。其中，“1”代表“你应该对社会上的人保持警惕”。“2”代表“你对社会上多数人是信任的”。而本研究中测量的亲属信任的题项在亚洲民主调查中为变量qll24。该题项对应的问题描述是“你对亲属有多信任”，取值范围为＼[1，4＼]，其中“1”代表“根本不信任”，“4”代表“十分信任”。
④“传统的家国意识”对应的测量问题是 “政府领导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听从他们的决定”（q133），取值范围为＼[1，4＼]。在未经变量置备前，“1”代表“非常同意”，“4”代表“根本不同意”。为了保证测量方向的一致性，本研究将在文章后对该变量进行重新赋值，使取值呈升序排列。“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对应的测量问题是“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公民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一样可以参与政治讨论。”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传统精英主义政治维系的一个基础就是教育权。因此，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测量“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的题项，该题的取值范围为＼[1，4＼]。由于依据原始的赋值，原始题项测量的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观”，因此，本研究也对该题项进行重新赋值。
⑤亚洲民主调查测量政治信任的对应问题如下： “信任法院”（q007）、 “信任中央政府”（q008）、 “信任中国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q009）、 “信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q010）和 “信任军队”（q012）。这些问题的取值范围为＼[1，4＼]，其中“1”代表“根本不信任”，“4”代表“非常信任”。
＼[参考文献＼]
[1]Inglehart.R.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2＼]Miller A ， Mitamura T. Are surveys on trust trustworthy？ ＼[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3，66（1）：6270.
＼[3＼]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3955.
＼[4＼]张旭霞.论官僚制条件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J＼].教学与研究，2004（2）：5155.
[5]Li Lianjiang.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J＼].Modern China 2004，30（2）：228258.
[6]肖唐镖， 王欣. “民心” 何以得或失：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 五省 （市） 60 村调查 （1999-2008）＼[J＼].中国农村观察， 2011（6）： 7582.
[7]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2007（5）： 7986.
[8]匡和平.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政治信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0.
[9]Miller A.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19641970＼[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974，68（3）：951972.
＼[10＼]Citrin J. Comment：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4：973988.
[11]Hetherington，Marc J.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791808.
[12]Newton K.Trust，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22（2）：201204.
＼[13＼]Dalton R J.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rust in government＼[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5，15（1）：133154.
＼[14＼]Pye Lucian W.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5＼]Solomon R H.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604.
＼[16＼]王绍兴，刘欣. 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 社会学研究，2002（3）：2339.
＼[17＼]Chanley A V.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9/11：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J＼].Political Psychology，2002（22）：469483.
＼[18＼]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 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J＼].社会学研究，2000（3）：101108.
关键词：政治信任；经济绩效；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
近30年来，民众的政治信任在欧美各国均有所下降，其诱发的冲击效应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政治信任在应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挑战与治理危机上起着独特的作用，因此，政治信任的研究被逐步纳入到了各国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1＼]。欧美政治学者在考察政治信任时，多从总体上来考察政治信任的起源及变化，无法反映国别和地别的政治信任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外，政治信任测量项目的效度经常遭到质疑＼[2＼]。在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时，研究者有必要注意：东方传统社会资本和西方现代社会资本的概念差异、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等特殊因素，对亚洲各国和地区政治信任分布差异的影响。为考察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本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地域信任与威权传统价值取向的关系。
聚焦到中国农民政治信任起源的问题上，胡荣＼[3＼]、张旭霞 ＼[4＼]、李连江 ＼[5＼]认为，农民政治信任与央强地弱的格局、上访制度和官僚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研究都强调政治制度在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生成中的作用。肖唐镖等注意到政府的经济绩效、户籍制度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对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6＼]。但是，持文化视角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遗留下的家族制度和政治文化遗产是中国农民政治信任演化的根本。就如马得勇在东亚地区政治信任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价值比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7＼]。同时，匡和平强调，传统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依然对政治信任的维系起着正向的作用＼[8＼]。那么，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在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起源问题上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呢？
结合研究方法来看，以往研究多基于定性的判断，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政治信任的影响，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因此，为了检验制度和文化这两种视角在中国政治信任起源上的解释力，本文基于2008年的亚洲民主调查中国项目的数据，建立了政治信任起源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HJ*3〗
一、问题的回顾：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的分野
政治信任是什么？较为经典的定义是“根据人们的规范期望，对政府运作好坏的一种基本评价取向”＼[9＼]。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都注意到了本国政治信任水平持续下降。这种现象引出了第一个问题：政治信任的下降是否会导致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其中，一派学者认为政治信任的下降将导致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丧失，最终演变成为一种体制危机。与此相对的是以Citrin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信任不同于散步性支持，政治信任的下降是公民对政府运作好坏的一种心理投射＼[10＼]。政治信任对于散步性的政治支持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为此，本研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民政治信任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关系。
那么，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生成和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呢？持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的研究者都认为，单一视角即可作为政治信任的充分条件。这种理论假设是否合理呢？如果假设是成立的，那么，这两种视角在逻辑上应是相互排斥的。
政治信任的制度视角理论基础与理性选择理论密切相关。将政治信任视作自变量的研究者，通常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体制运作绩效的一种预期。这派学者也被称为政治中心主义者。Citrin＼[10＼]提出政府绩效的提升会提高政治信任的水平。Hetherington＼[11＼]检验了公民绩效观有利于政府政策执行水平提高的假设。Newton强调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差异，认为政治资本是政府绩效长期作用的后果，政治资本是影响政府绩效的长期变量＼[12＼]。总体来看，这类解释的核心变量包括公民主观的政府绩效认识、政党、问题立场、政治参与、犯罪率和议会认可。在理性选择理论下，公民都是理性的个体，因此，本研究选择政府的经济绩效作为测量政府绩效的维度。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HTK〗中国政府的绩效水平与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呈正相关。
政治信任的生成基础在于社会。特定社会的文化宽容、信任和互惠和对权威的崇拜与依赖，对特定社会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影响。这派研究者也常被称作“社会中心主义者”。因此，政治信任更多的是作为因变量来处理。这派视角下的理论包括文化代际变迁理论、学习生成理论、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这类解释的自变量包括社会资本、公民的参与感、效能感和责任感。Dalton等人对政府绩效与政治信任的假设持否定态度，Dalton＼[13＼]认为代际文化差异是公民政治信任变迁的关键原因，否定Citrin等人提出的政治信任与政府绩效之间的关系。那么，社会文化和价值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HTK〗中国农民年龄差别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长期处在传统家国意识和精英主义政治观的影响下，虽然自近代以来，新建立的政权通过各种组织动员，来引导中国农民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但如Pye＼[14＼]指出，“中国精神”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依旧是根本性的。Solomon＼[15＼]表明权威崇拜和权力依赖取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传统的家国意识对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影响已经被比较政治学研究者所证实。但是，传统的精英主义强调政治生活是由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主宰。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民主取向的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不断向民众传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总之，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对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的影响。 基于差序格局生成的信任定义为亲属信任，也称人际信任，这种信任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他人总的看法。结合2008年亚洲民主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农民参与社团性组织的水平极低，因此，研究主要考察社会信任、亲属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关系，而不考察社会组织与农民政治信任的关系，在此提出假设3：〖HTK〗中国农民的社会信任和亲属信任对政治信任存在影响①。从长远来看，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间的普遍信任增强，农民委托于政府的社会信任将有助于农民的政治信任增强。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多以地域和亲族自然生成的单元为基础，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和权力公共性较低时，亲属信任总体上是随着与民众自身距离的增大而不断减弱。为保持对基层的控制，亲属信任将有利于宗亲组织对地方社会成员的控制，宗亲组织对家庭成员和邻居关系的协调，提高了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数据库、变量描述和置备
研究数据来源于亚洲民主调查的第二波调查（2007年11月至2008年12月）数据。调查具体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负责实施，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212个县级单位收集了5098位受访人，受访的有效完成率为72.6%，剔除城市样本后，农村样本为4188。该数据由严格的学术机构执行，人口学特征变量及其他相关变量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结构接近，抽样准确性较高。因此，数据样本的代表性较高。
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社会人口变量解释变量为政府经济绩效、社会资本、传统政治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因变量为政治信任水平。
1. 社会人口变量。为考察政府绩效评价、地域信任、社会资本、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将中国的社会人口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结合亚洲民意调查的社会人口变量的测量指标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选择性别、年龄、教育等常用的社会人口统计指标作为社会人口变量。
2. 政府绩效。国际上，政治学者常将政府绩效评价纳入到政治信任起源的解释模型中，政府绩效评价通常操作化为经济绩效评估、民主绩效评价、政府效能评估和社会绩效评价等指标。但民主绩效评价、社会绩效评价受限于测量项目和测量项目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因而对政治信任影响有限。亚洲民主调查着重强调经济绩效评估，涉及到民众对国家和自身经济状况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维度的评价。考虑到研究对象是考察国家的政治信任，因而选择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来测量中国政府绩效。为了简化6个指标②，评估了这6个指标对政府经济绩效测量的信度和效度，见表1。
3. 社会资本。本研究仅考虑内容型社会资本，结合亚洲民主调查的测项，以人际信任和亲属信任作为内容型社会资本的测项③。王绍光等对信任的分析注意到了东西方社会信任生成的差异，以东亚为主的社会是基于亲族血缘和地缘的远近来影响政治信任的＼[16＼]。当注意到东亚社会信任生成机制与西方社会不同时，采用地域信任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人际间信任。
4. 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是反映一国和地区公民的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强弱，以此来探讨一国公民的民主文化理念和政治信任的关系。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发展至今，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宽，研究结合亚洲民主调查，着重考察中国公民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因此，选择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中的“传统家国意识”和“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作为测项④。
5. 政治信任水平。政治信任概念的操作化通常包括民众信任对象、政府行为满意度和政治支持。亚洲民主调查测量政治信任的项目，是以制度信任的测量形式出现的。研究选择中央政府信任、人大信任、政党信任和军队信任作为测量政治信任的指标，简称政治信任水平⑤。
通过因子分析，这五个测量指标的政治信任因子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于模型的分析需要，该指标的结构效度和信度、因子载荷和方差贡献率分别见表3、表4。
（二）变量置备方法
针对具有无回答问题和测量误差的选项，对研究中的定序变量采取“中位数”插补法，对定距变量（如年龄和受教育年数）采取“平均值”的取值方法。研究中的各主要变量测项的CV系数都较低，表明变量测量的相对误差较小，抽样调查的质量较高，适合统计分析。同时，针对名义变量如性别，本研究在分析之前将其转化为二分虚拟名义变量，以此保证分析结论的准确性。
（三）数据的探索性分析
首先，中国农民对中国最具权威的政治机构和组织的政治信任水平是相当高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组织的总体信任水平是最高的，中央政府和人大次之，这恰恰与上述机构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呈现同向的趋势。然而，涉及公民公平和具体利益纠纷的法院，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都是较低的。这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然是稳定而变化的。农民对类似法院和警察机构的不信任，并不会对中央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的合法性形成挑战。
2008年亚洲民主调查中，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结构分布见表5。
本研究考察了政府经济绩效、内容型社会资本中社会信任与亲属信任、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表明，政府经济绩效评价与政治信任水平呈正相关，这与假设1是一致的。同时，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整体经济绩效的评估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高于公民个体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政治信任是超越于农民个体禀赋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受公民个体的理性算计，同时也与公民对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有关。
中国政府经济绩效、内容型社会资本中社会信任与亲属信任，传播威权主义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见表6。
其次，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对政治信任具有负面的影响。中国基于家庭和邻里关系产生的信任与社会信任都对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产生了正向的作用。作为社会资本要素的社会信任与地域信任相比，对政治信任的水平影响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中国的精英主义政治观越强，政治信任的水平越低，这种关系将有利于进一步探讨特定支持和散步性支持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此外，研究发现，传统的家国意识对政治信任依然具有正向的影响。 （四）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
依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政治信任的四个指标进行加总，同时依据政治信任的分布特征，将政治信任划分为四个区间，建立了政治信任起源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模型的具体展现见表7。
首先，模型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自变量对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模型中的三个截点（cut1、cut2、 cut3）都显著（p< 0.1），其中，前两个截点更为显著（p< 0.05）。说明上述自变量的变化对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层级转换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人口社会变量的条件下，除传统的精英主义政治观对政治信任具有负作用外，社会资本、传统威权主义价值取向、政府的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的正向转换都具有正向的作用。
第二，数据表明，政府绩效水平越高，政治信任水平也会越高。这验证了假设1。模型显示，当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估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比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的发生比是原有发生比的1.44倍（p< 0.05）。当民众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发生比为原有发生比的1.1倍（p< 0.05）。
模型还显示，当传统精英主义意识增加一个单位时，中国农民从低水平政治信任到高水平政治信任的发生比就是原有的发生比的76%（p<0.05）。可见，持传统政治精英主义政治观的农民更倾向于更高水平的政治不信任。同时，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传统家国意识增加1个单位时，中国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高政治信任水平时的发生比是原来发生比的1.81倍（p<0.05）。可见，持有更浓厚传统家国意识的农民，其政治信任水平将更高。同时，国际事件对国家和地区内部政治信任的影响，与国内政治散步性支持水平是紧密联系的＼[17＼]。
第三，社会信任与亲属信任对政治信任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社会信任反映的是一国和地区民众对社会外人群的整体看法。模型表明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亲属信任，都对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影响。模型还显示，当中国农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高1个单位，中国农民从低水平政治信任到较高水平政治信任的发生比是原来的1.19倍（p<0.05）。当中国农民的亲属信任水平每提高一个水平，中国农民从政治不信任到较高政治信任水平的发生比是原有发生比的1.69倍（p<0.05）。因此，亲属信任较抽象的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验证了假设3。
第四，人口统计变量中的年龄、教育和性别在中国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因素对政治信任具有一定影响。模型显示从总体上60岁以上的人群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具有更高的政治信任水平。但并不是所有年龄段都与60岁以上人群存在显著差异。如40～49岁人群从低水平的政治信任到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与60岁以上人群从低水平政治信任到高水平政治信任的相比就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代际差异，这验证了假设2。此外，模型还显示出女性相比男性的政治信任水平略低（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不能轻易忽视）。
三、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
首先，研究指出了中国农民对不同的政治机构信任程度不同，但中国农民整体的政治信任程度较高。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制度视角，还是文化视角下的核心解释变量，都对政治信任的生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两种视角下的变量都只能被看作政治信任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其次，研究验证了关于中国农村信任问题的五个方面：一是农民对政府经济绩效的评价、亲属信任和传统家国意识对中国政治信任变化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二是传统的精英主义政治观对政治信任具有负作用；三是国家的经济绩效在维持政治信任的稳定时处于基础和首要的地位；四是民众对国家经济现况的评估是政治信任变化的直接动因；五是亲属信任将会随着现代化的进行和农村改革的深入而减弱，但亲属信任在中国的影响依然是重要的，要求通过家庭和文化建设等措施稳定因地域信任下降造成的基层控制不足问题＼[18＼]。
最后，研究表明，家国意识的增强不一定会削弱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散步性支持，但传统的精英主义政治观取向在长期内会降低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则是不争的事实。
（二）讨论
依据亚洲民主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无论是政治信任研究的制度视角，还是文化视角，对于政治信任的起源问题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研究结论对政治信任研究具有启示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起源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无论是政府的经济绩效，还是社会的信任资源，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和社会行为对公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其次，政治信任的起源研究在指出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都是政治信任起源必要条件的同时，还提醒政治信任研究者从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区分这两种视角的影响力。从短期来看，制度视角对政治信任的变迁更具有影响。最后，从政治信任的提升来看，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以下措施：第一，加强政治价值的供给和制度建设来改造地域信任内核。第二，重视处理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与本国民众经济绩效评估间的良性互动。第三，确立政治体系权威，合理扩大政治参与渠道，为制定社会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第四，始终注意政治信任水平与国家经济间的紧密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看，首先，回顾以往政治信任研究的数据来源，那些数据多来自二手数据。国内外高质量的大型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为进行横向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持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其次，政治信任作为典型的复合测量问题，如何判定该指标的区分度和聚合度，如何分析政治信任测量的信度和效度，这些都是政治信任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方法问题。最后，从农民政治信任是生成于国家和社会的假设出发，未来的政治信任研究必须考察不同层次分析单位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从模型设置的角度来看，分层线性模型将是解决嵌套效应的重要工具。
注释： ①分析2008年亚洲民主调查中的变量 “你是否是任何组织或正式团体的成员” （q019），调查数据显示出仅有2.6%的农民选择了“是”，而其余的被调查者都表示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成员。这使得这一在西方社会资本经常测量的项目在中国农村中无法适用。此外，当然也有研究通过社会网络的方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但由于本研究着眼于检验文化视角下的信任对政治信任起源的影响，因此，结构型的社会资本并不作为测量的重点。
②有关政府经济绩效的测量，亚洲民主调查中有6个题项，分别是 “你怎样评价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 （q001）、 “你怎样描述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变化状况” （q002）、 “你认为未来的经济状况会怎样”（q003）、 “就自己家庭而言，你怎样评价当前你们的经济状况” （qoo4）、 “就你自己家庭而言，你怎样比较你们家当前和过去几年的经济状况”（q005）和 “你怎样评价你们家未来的经济状况”（q005）。这些变量的题项的取值范围均为＼[1，5＼]，取值越低，代表经济状况越差。
③有关社会信任的测量，亚洲民主调查中的测量题项是“通常来说，你觉得社会上的多数人应该是被信任的还是你应该保持警惕”（q024）。该题的取值范围为＼[1，2＼]。其中，“1”代表“你应该对社会上的人保持警惕”。“2”代表“你对社会上多数人是信任的”。而本研究中测量的亲属信任的题项在亚洲民主调查中为变量qll24。该题项对应的问题描述是“你对亲属有多信任”，取值范围为＼[1，4＼]，其中“1”代表“根本不信任”，“4”代表“十分信任”。
④“传统的家国意识”对应的测量问题是 “政府领导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听从他们的决定”（q133），取值范围为＼[1，4＼]。在未经变量置备前，“1”代表“非常同意”，“4”代表“根本不同意”。为了保证测量方向的一致性，本研究将在文章后对该变量进行重新赋值，使取值呈升序排列。“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对应的测量问题是“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公民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一样可以参与政治讨论。”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传统精英主义政治维系的一个基础就是教育权。因此，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测量“传统精英主义政治观”的题项，该题的取值范围为＼[1，4＼]。由于依据原始的赋值，原始题项测量的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观”，因此，本研究也对该题项进行重新赋值。
⑤亚洲民主调查测量政治信任的对应问题如下： “信任法院”（q007）、 “信任中央政府”（q008）、 “信任中国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q009）、 “信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q010）和 “信任军队”（q012）。这些问题的取值范围为＼[1，4＼]，其中“1”代表“根本不信任”，“4”代表“非常信任”。
＼[参考文献＼]
[1]Inglehart.R.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2＼]Miller A ， Mitamura T. Are surveys on trust trustworthy？ ＼[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3，66（1）：6270.
＼[3＼]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3955.
＼[4＼]张旭霞.论官僚制条件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J＼].教学与研究，2004（2）：5155.
[5]Li Lianjiang.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J＼].Modern China 2004，30（2）：228258.
[6]肖唐镖， 王欣. “民心” 何以得或失：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 五省 （市） 60 村调查 （1999-2008）＼[J＼].中国农村观察， 2011（6）： 7582.
[7]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2007（5）： 7986.
[8]匡和平.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政治信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0.
[9]Miller A.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19641970＼[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974，68（3）：951972.
＼[10＼]Citrin J. Comment：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4：973988.
[11]Hetherington，Marc J.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791808.
[12]Newton K.Trust，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22（2）：201204.
＼[13＼]Dalton R J.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rust in government＼[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5，15（1）：133154.
＼[14＼]Pye Lucian W.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5＼]Solomon R H.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604.
＼[16＼]王绍兴，刘欣. 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 社会学研究，2002（3）：2339.
＼[17＼]Chanley A V.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9/11：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J＼].Political Psychology，2002（22）：469483.
＼[18＼]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 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J＼].社会学研究，2000（3）：1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