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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是怎样一个人？
如果将这个问题抛给采访过他的记者，你或许可以得到诸如以下的回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何家弘是我国法学界的著名学者，是既‘土插队’又‘洋插队’过的成功人士，是出版过一系列推理小说和法学著作的作家兼教授，我恐怕很难相信眼前这位平和冷静的中年男士，会有着这么丰富而不凡的经历。在他提名为‘痴醒斋’的家中，听他娓娓道来的一切，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两个字：‘超脱’”。
也有人评价：“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儒雅学者的风范，说话慢条斯理，在缓慢的语气中，透露着清晰的条理和充足的自信，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口语令人叹服。何教授——一个在法学、文学、专业英语教学领域不断奔忙的学者。”
如果你把相同的问题抛给何家弘本人，他或许会从他的名字谈起。“何”是“可人——何”；“家”是法学家的“家”；“弘”是弘扬的弘”。把名字反串在一起，就是“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可爱之人。在何家弘看来，这种解读既符合他的身份，也符合他的志向。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所长，撰写、主编、翻译过多部法学著作。在本业之外，何家弘还写小说，5部犯罪推理小说。因此，对于自己“一半法学，一半文学”的生活，他最喜欢的称谓是：写小说的法学家。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迷惘”
面对记者时，何家弘最喜欢聊的，是他的5部小说。
因为在他看来，小说的寿命该比学术书更长。“也许10年后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便落伍了，但是，蕴含在小说里的关于时代、关于人性的思考却仍有价值。”
但何家弘聊自己的小说，并非自顾自侃侃而谈，他常会停下，听对方的读后感。比如，对于新近修订出版的《X之罪》，他会问：“中间部分有关爱情的描写会不会略显突兀？”
但其实，那段与爱情有关的文字，对何家弘而言，几乎是无法割舍的。某种程度，那代表他走过的青春——一段留在“北大荒”的时光。
当年，作为“下乡知识青年”，青春期的躁动情愫附着上“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使何家弘产生了一些颇有政治色彩的梦想，但最终因家庭出身问题——何家弘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国民党军官，让他的入党提干和大学梦相继破灭。
但原本朦胧的“文学梦”，却逐渐明晰。
1975年秋天，何家弘在经历了痛苦的关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后，决定用撰写长篇小说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趴在农舍的土炕上写作两年，终于完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名为《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
在那段艰辛的创作过程中，支撑何家弘的力量就是——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他的名字。然而，这个梦想没能实现。“红霞”并未出版，但它却成了《X之罪》最初的“引子”——“X”一书中的爱情故事，就是《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的主线。
而“文学青年”何家弘与法律结缘，则“实属偶然”。
1977年，何家弘从“北大荒”返城回京，做了两年建筑工人。那时他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姑娘父母却提出条件，如果何家弘考上大学，才答应他们交往。
爱情，成了何家弘的推动力。他参加了高考，1979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当年，“人大一分校”没有文学系，他只好选了“全新学科”法律。美丽的姑娘最终成了他的妻子。
之后，何家弘成了典型的法律人：他读到硕士留校任教，两次出国访学，拿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因“证据法学”等研究享誉学界，出版过许多法学著作。
很长一段时间，何家弘没再写过小说。但很难讲，他内心深处的文学梦是否时刻蠢蠢欲动。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获得力量”
2012年11月19日，一个寻常的周一，何家弘出现在人大法学院教室，给本科生讲授证据学。这一天，他案例分析选取的教材，是自己的小说《血之罪》。
《血之罪》（原名《人生情渊：双血型人》）是何家弘创作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而它的完成，某种程度，正是以何老师的专业知识“打底”。
1989年4月5日，黑龙江省伊春市友谊林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即“石东玉殺人案”。
护林防火员关传生被人连刺多刀后死亡，经法医检验，在死者隔壁石东玉家发现的带血军衣上的血型为O型和A型，而死者关传生的血型为A型。审讯持续30多个小时后，石东玉承认杀害关传生的罪行。1991年12月2日，石东玉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然而，1994年4月，一抢劫犯在书面材料中揭发检举称杀害关传生的真凶另有其人。有关部门提取关传生的头骨和毛发等物证，到北京准备进行DNA鉴定。当时，复查专案组的人员来到人民大学的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向何家弘的老师徐立根教授咨询对陈旧血痕和人骨进行DNA鉴定的可能性。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并未使用DNA方法就解决了问题，结果表明被告人石东玉的“血衣”上根本没有被害人的血，当年法医的血型鉴定犯了非常简单的错误。
最终，石东玉被无罪释放。经过协商，当地政府给予石东玉约6万元的赔偿和补助。然而，石东玉的未婚妻已离他而去；姐姐在去看守所探望他的途中被火车撞死；妹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父母四处上访颠沛流离……
如“石东玉杀人案”这样的错案，正是司法的阴影。而透视这些阴影则是激发何家弘再次拿起笔，撰写小说的原因。
不光写书，何家弘当年还曾带领一些青年学者成立“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他们在研究后发现，多数刑事错案都是多种原因重合作用造成的，如社会舆论的压力、上级机关或领导的干涉、快速破案的工作压力等。不过，这些原因往往都要通过证据问题表现出来或者转化为证据问题，包括刑讯逼供、鉴定错误、伪造证据等。
从《血之罪》开始，1994年至1998年，何家弘连续写出5部长篇小说。无论哪部作品，何家弘都会把研习法学的心得融入其中。如果说《血之罪》是讲刑事错案，《性之罪》则讲证据调查，《X之罪》是讲渎职犯罪，《无罪贪官》是说腐败，《无罪谋杀》则是讲刑事证据。（《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为修订本书名） 五部作品，让何家弘成了法学教授中第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让他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黑马”。
1999年，何家弘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的信，对方署名玛丽·克劳德。她在信中说，对何家弘小说很感興趣，决定把它们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并希望到北京与何家弘面谈。
一封远方来信，成了何家弘生命中另一次美丽的“偶然事件”。他没有想到，自此之后，他的作品进入了法语世界，登上法国畅销书排行榜，此后又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曾有国外书评人评价，“何家弘选择的是一种新式生活：他既是法学教授，又是犯罪作家，他要从两个方面为司法公正而战斗。”也有西方媒体称，“人们可以从洪钧（小说主角）的办公室里看到一个正在变化之中的国家的缩影。”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忧殇”
何家弘的《X之罪》，故事源头是年轻时写出的爱情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而真正能将其归入犯罪推理小说之类，则依靠何家弘在1996年时的再度创作。
那时，何家弘正构思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第三部犯罪悬疑小说。有一天，他听一位放射医学专家讲述了发生在山西的某放射事故，那为他带来了创作灵感。于是，他以“红霞”为基础，删除多余情节，插入放射源遗失的故事，另外也加入了犯罪、悬疑、推理等元素，写出《龙眼石之谜》（《X之罪》原名）。
书中涉及的法律主题渎职犯罪，其实是何家弘专业研究的一个重点。
2006年，作为最高检在全国选出的3位知名法学家之一，何家弘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也因此对渎职犯罪的状况及其危害性有了更深切的认知。
渎职犯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包括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近年来接连不断发生的矿难、倒塌、火灾、撞车等重大安全事故的背后就都隐藏着渎职犯罪。在何家弘看来，“在当下中国，人们的行为往往都是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驱动。有利益的事情就‘滥用职权’；没有利益的事情就‘玩忽职守’。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本应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如果是收费的项目，就干得兢兢业业，甚至把手伸到很远；如果是不收费的项目，就干得马马虎虎，甚至推脱敷衍。”
何家弘说，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渎职”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已然相当普遍，成为部分国人的行为习惯。而法治的根本精神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从这个意义上讲，严防、严查、严惩官员的渎职行为，也是中国法治的需要。”
2011年对《龙眼石之谜》进行修订时，女儿为小说重新取了《X之罪》这个名字，何家弘很喜欢。因为X有多种含义，“代表未知数，代表有穿透力的射线，代表神秘未知的人物……”在修订重写小说的过程中，何家弘也曾多次问自己——书中的一切究竟是谁之罪？只是他未能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这就是X之罪。”
而何家弘找到的某些问题的答案，却未必让所有人认可——这些年何家弘一直关注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小说《无罪贪官》（原名《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中曾提出腐败是“人生怪圈”的概念：“腐败、反腐败再腐败，不行就垮台，上来一伙人再腐败。”
2008年初，何家弘更是在报上一口气发出7篇谈腐败怪圈的文章，即“怪梦七夕谈·反腐败的心声”，然而其“大赦天下贪官”的观点却引发一片争论。其实何家弘借鉴的，是香港廉政公署建立之初的思路。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腐败成风。最终港督不得不宣布大赦1977年前的警察贪污案，以换取今后的廉政。
当年，有人说何家弘的“大赦”一说是“痴人说梦”，也有人说他“不懂政治”。
或许，何家弘的确“痴”。他的书房名就为“痴醒斋”。而他的人生格言则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只有亦痴亦醒，方能一痴一醒。”何家弘也确实不懂政治，因为他希望远离政治。
这些年的何家弘，的确一直在“退”。
他已很少在电视媒体中论道，也不见他现身微博发表观点。他说自己年轻时常以公共知识分子自许，但现在他愿意退回一个普通高校教授的位置——带好学生，写好书。“我连身边的人都无法改变，谈何改变世界？”何家弘说，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走向高尚”
但何家弘并非悲观，只是改变了表达方式。
2007年，他开始将自己的几部小说重写，融进多年法学研究的心得。在何家弘看，写小说，是以文学的形式讲述法学内容，宣扬法学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养成法治文化，是中国法治之进路。”
2010年3日，何家弘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起了一场针对“李庄案”的虚拟审判。到4月22日虚拟审判宣判之时，超过40000次的点击量证明，已有近万名网友通过网络“旁听”了“审判”。去年，此次虚拟审判为蓝本的《谁的陪审谁的团——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虚拟实验》一书正式出版。
同是2010年，何家弘在人民大学主办“反贪硕士班”。当时最高检派出了8位厅级或副厅级干部担任导师——其中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都是何家弘挂职时的同事。
在“反贪硕士班”开班仪式上，何家弘与学生约法三章：不许给老师送礼，不许请老师吃饭，要求学生做校内行为规范楷模。他说，希望在这个群体里树立一种正气。即便是送小礼，对学生的行为方式影响也很大。“很多腐败都是从送礼开始的。”
当然，何老师偶尔也会和学生详解一下自己的名字——“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另外，他也会讲讲自己的信仰。作为一名法律人，何家弘说自己信仰法治。“我信仰的不是法律，因为法律是现实的而且是不完美的。法治是一种理想和追求，是可以也应该被信仰的。如果我国的法律人——法官、检察官、律师、执法者、法学教师、法科学生——都能够真正信仰法治，把它作为一种崇高的追求，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痛并快乐着’地践行法治，那么，法治中国就不再遥远了。也许，我不该把这些心里话都说出来，但是我想到了那个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
正如何家弘自己所言，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理想主义者。就像写到小说《X之罪》的结尾时，他曾在“痴醒斋”中，哭了——也许是为了男女主人公纯洁的爱。
退身于“痴醒斋”中的何家弘曾写过太多“亦痴亦醒”，或说是“一痴一醒”的文字。比如，他在自己学生的开学典礼上，念出的那段信仰之词：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彷徨；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从极乐世界到幸福天堂；一样的美庐广厦，一样的金碧辉煌；满怀期盼望夕阳，却只见断壁残墙。”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走向高尚；从图腾幻化到神明凡像，从深山古寺到闹市圣堂；一样的五体投地，一样的心灵闪光；无须神圣与伟大，纯真和美共善良。”
……
“真的，我需要一个信仰。”
如果将这个问题抛给采访过他的记者，你或许可以得到诸如以下的回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何家弘是我国法学界的著名学者，是既‘土插队’又‘洋插队’过的成功人士，是出版过一系列推理小说和法学著作的作家兼教授，我恐怕很难相信眼前这位平和冷静的中年男士，会有着这么丰富而不凡的经历。在他提名为‘痴醒斋’的家中，听他娓娓道来的一切，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两个字：‘超脱’”。
也有人评价：“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儒雅学者的风范，说话慢条斯理，在缓慢的语气中，透露着清晰的条理和充足的自信，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口语令人叹服。何教授——一个在法学、文学、专业英语教学领域不断奔忙的学者。”
如果你把相同的问题抛给何家弘本人，他或许会从他的名字谈起。“何”是“可人——何”；“家”是法学家的“家”；“弘”是弘扬的弘”。把名字反串在一起，就是“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可爱之人。在何家弘看来，这种解读既符合他的身份，也符合他的志向。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所长，撰写、主编、翻译过多部法学著作。在本业之外，何家弘还写小说，5部犯罪推理小说。因此，对于自己“一半法学，一半文学”的生活，他最喜欢的称谓是：写小说的法学家。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迷惘”
面对记者时，何家弘最喜欢聊的，是他的5部小说。
因为在他看来，小说的寿命该比学术书更长。“也许10年后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便落伍了，但是，蕴含在小说里的关于时代、关于人性的思考却仍有价值。”
但何家弘聊自己的小说，并非自顾自侃侃而谈，他常会停下，听对方的读后感。比如，对于新近修订出版的《X之罪》，他会问：“中间部分有关爱情的描写会不会略显突兀？”
但其实，那段与爱情有关的文字，对何家弘而言，几乎是无法割舍的。某种程度，那代表他走过的青春——一段留在“北大荒”的时光。
当年，作为“下乡知识青年”，青春期的躁动情愫附着上“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使何家弘产生了一些颇有政治色彩的梦想，但最终因家庭出身问题——何家弘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国民党军官，让他的入党提干和大学梦相继破灭。
但原本朦胧的“文学梦”，却逐渐明晰。
1975年秋天，何家弘在经历了痛苦的关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后，决定用撰写长篇小说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趴在农舍的土炕上写作两年，终于完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名为《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
在那段艰辛的创作过程中，支撑何家弘的力量就是——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他的名字。然而，这个梦想没能实现。“红霞”并未出版，但它却成了《X之罪》最初的“引子”——“X”一书中的爱情故事，就是《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的主线。
而“文学青年”何家弘与法律结缘，则“实属偶然”。
1977年，何家弘从“北大荒”返城回京，做了两年建筑工人。那时他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姑娘父母却提出条件，如果何家弘考上大学，才答应他们交往。
爱情，成了何家弘的推动力。他参加了高考，1979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当年，“人大一分校”没有文学系，他只好选了“全新学科”法律。美丽的姑娘最终成了他的妻子。
之后，何家弘成了典型的法律人：他读到硕士留校任教，两次出国访学，拿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因“证据法学”等研究享誉学界，出版过许多法学著作。
很长一段时间，何家弘没再写过小说。但很难讲，他内心深处的文学梦是否时刻蠢蠢欲动。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获得力量”
2012年11月19日，一个寻常的周一，何家弘出现在人大法学院教室，给本科生讲授证据学。这一天，他案例分析选取的教材，是自己的小说《血之罪》。
《血之罪》（原名《人生情渊：双血型人》）是何家弘创作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而它的完成，某种程度，正是以何老师的专业知识“打底”。
1989年4月5日，黑龙江省伊春市友谊林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即“石东玉殺人案”。
护林防火员关传生被人连刺多刀后死亡，经法医检验，在死者隔壁石东玉家发现的带血军衣上的血型为O型和A型，而死者关传生的血型为A型。审讯持续30多个小时后，石东玉承认杀害关传生的罪行。1991年12月2日，石东玉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然而，1994年4月，一抢劫犯在书面材料中揭发检举称杀害关传生的真凶另有其人。有关部门提取关传生的头骨和毛发等物证，到北京准备进行DNA鉴定。当时，复查专案组的人员来到人民大学的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向何家弘的老师徐立根教授咨询对陈旧血痕和人骨进行DNA鉴定的可能性。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并未使用DNA方法就解决了问题，结果表明被告人石东玉的“血衣”上根本没有被害人的血，当年法医的血型鉴定犯了非常简单的错误。
最终，石东玉被无罪释放。经过协商，当地政府给予石东玉约6万元的赔偿和补助。然而，石东玉的未婚妻已离他而去；姐姐在去看守所探望他的途中被火车撞死；妹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父母四处上访颠沛流离……
如“石东玉杀人案”这样的错案，正是司法的阴影。而透视这些阴影则是激发何家弘再次拿起笔，撰写小说的原因。
不光写书，何家弘当年还曾带领一些青年学者成立“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他们在研究后发现，多数刑事错案都是多种原因重合作用造成的，如社会舆论的压力、上级机关或领导的干涉、快速破案的工作压力等。不过，这些原因往往都要通过证据问题表现出来或者转化为证据问题，包括刑讯逼供、鉴定错误、伪造证据等。
从《血之罪》开始，1994年至1998年，何家弘连续写出5部长篇小说。无论哪部作品，何家弘都会把研习法学的心得融入其中。如果说《血之罪》是讲刑事错案，《性之罪》则讲证据调查，《X之罪》是讲渎职犯罪，《无罪贪官》是说腐败，《无罪谋杀》则是讲刑事证据。（《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为修订本书名） 五部作品，让何家弘成了法学教授中第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让他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黑马”。
1999年，何家弘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的信，对方署名玛丽·克劳德。她在信中说，对何家弘小说很感興趣，决定把它们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并希望到北京与何家弘面谈。
一封远方来信，成了何家弘生命中另一次美丽的“偶然事件”。他没有想到，自此之后，他的作品进入了法语世界，登上法国畅销书排行榜，此后又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曾有国外书评人评价，“何家弘选择的是一种新式生活：他既是法学教授，又是犯罪作家，他要从两个方面为司法公正而战斗。”也有西方媒体称，“人们可以从洪钧（小说主角）的办公室里看到一个正在变化之中的国家的缩影。”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忧殇”
何家弘的《X之罪》，故事源头是年轻时写出的爱情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而真正能将其归入犯罪推理小说之类，则依靠何家弘在1996年时的再度创作。
那时，何家弘正构思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第三部犯罪悬疑小说。有一天，他听一位放射医学专家讲述了发生在山西的某放射事故，那为他带来了创作灵感。于是，他以“红霞”为基础，删除多余情节，插入放射源遗失的故事，另外也加入了犯罪、悬疑、推理等元素，写出《龙眼石之谜》（《X之罪》原名）。
书中涉及的法律主题渎职犯罪，其实是何家弘专业研究的一个重点。
2006年，作为最高检在全国选出的3位知名法学家之一，何家弘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也因此对渎职犯罪的状况及其危害性有了更深切的认知。
渎职犯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包括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近年来接连不断发生的矿难、倒塌、火灾、撞车等重大安全事故的背后就都隐藏着渎职犯罪。在何家弘看来，“在当下中国，人们的行为往往都是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驱动。有利益的事情就‘滥用职权’；没有利益的事情就‘玩忽职守’。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本应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如果是收费的项目，就干得兢兢业业，甚至把手伸到很远；如果是不收费的项目，就干得马马虎虎，甚至推脱敷衍。”
何家弘说，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渎职”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已然相当普遍，成为部分国人的行为习惯。而法治的根本精神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从这个意义上讲，严防、严查、严惩官员的渎职行为，也是中国法治的需要。”
2011年对《龙眼石之谜》进行修订时，女儿为小说重新取了《X之罪》这个名字，何家弘很喜欢。因为X有多种含义，“代表未知数，代表有穿透力的射线，代表神秘未知的人物……”在修订重写小说的过程中，何家弘也曾多次问自己——书中的一切究竟是谁之罪？只是他未能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这就是X之罪。”
而何家弘找到的某些问题的答案，却未必让所有人认可——这些年何家弘一直关注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小说《无罪贪官》（原名《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中曾提出腐败是“人生怪圈”的概念：“腐败、反腐败再腐败，不行就垮台，上来一伙人再腐败。”
2008年初，何家弘更是在报上一口气发出7篇谈腐败怪圈的文章，即“怪梦七夕谈·反腐败的心声”，然而其“大赦天下贪官”的观点却引发一片争论。其实何家弘借鉴的，是香港廉政公署建立之初的思路。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腐败成风。最终港督不得不宣布大赦1977年前的警察贪污案，以换取今后的廉政。
当年，有人说何家弘的“大赦”一说是“痴人说梦”，也有人说他“不懂政治”。
或许，何家弘的确“痴”。他的书房名就为“痴醒斋”。而他的人生格言则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只有亦痴亦醒，方能一痴一醒。”何家弘也确实不懂政治，因为他希望远离政治。
这些年的何家弘，的确一直在“退”。
他已很少在电视媒体中论道，也不见他现身微博发表观点。他说自己年轻时常以公共知识分子自许，但现在他愿意退回一个普通高校教授的位置——带好学生，写好书。“我连身边的人都无法改变，谈何改变世界？”何家弘说，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走向高尚”
但何家弘并非悲观，只是改变了表达方式。
2007年，他开始将自己的几部小说重写，融进多年法学研究的心得。在何家弘看，写小说，是以文学的形式讲述法学内容，宣扬法学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养成法治文化，是中国法治之进路。”
2010年3日，何家弘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起了一场针对“李庄案”的虚拟审判。到4月22日虚拟审判宣判之时，超过40000次的点击量证明，已有近万名网友通过网络“旁听”了“审判”。去年，此次虚拟审判为蓝本的《谁的陪审谁的团——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虚拟实验》一书正式出版。
同是2010年，何家弘在人民大学主办“反贪硕士班”。当时最高检派出了8位厅级或副厅级干部担任导师——其中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都是何家弘挂职时的同事。
在“反贪硕士班”开班仪式上，何家弘与学生约法三章：不许给老师送礼，不许请老师吃饭，要求学生做校内行为规范楷模。他说，希望在这个群体里树立一种正气。即便是送小礼，对学生的行为方式影响也很大。“很多腐败都是从送礼开始的。”
当然，何老师偶尔也会和学生详解一下自己的名字——“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另外，他也会讲讲自己的信仰。作为一名法律人，何家弘说自己信仰法治。“我信仰的不是法律，因为法律是现实的而且是不完美的。法治是一种理想和追求，是可以也应该被信仰的。如果我国的法律人——法官、检察官、律师、执法者、法学教师、法科学生——都能够真正信仰法治，把它作为一种崇高的追求，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痛并快乐着’地践行法治，那么，法治中国就不再遥远了。也许，我不该把这些心里话都说出来，但是我想到了那个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
正如何家弘自己所言，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理想主义者。就像写到小说《X之罪》的结尾时，他曾在“痴醒斋”中，哭了——也许是为了男女主人公纯洁的爱。
退身于“痴醒斋”中的何家弘曾写过太多“亦痴亦醒”，或说是“一痴一醒”的文字。比如，他在自己学生的开学典礼上，念出的那段信仰之词：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彷徨；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从极乐世界到幸福天堂；一样的美庐广厦，一样的金碧辉煌；满怀期盼望夕阳，却只见断壁残墙。”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走向高尚；从图腾幻化到神明凡像，从深山古寺到闹市圣堂；一样的五体投地，一样的心灵闪光；无须神圣与伟大，纯真和美共善良。”
……
“真的，我需要一个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