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天，上海还未见寒意，和煦的阳光下，不少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领导、专家学者、爱好读书的年轻人和郑府戚友，聚集在福寿园内人文历史纪念馆前不远处草坪上，举行了郑振铎先生雕像落成揭幕仪式。仪式中和散会后，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有机会见过这位“太老伯”，然而遗憾的是搜索枯肠而不得，记不起来了。我幼年还未上学时，时常有客人来看望祖父张元济先生。祖父教导我，凡是他的朋好，都称呼“太老伯”，而不问其实际年龄若何。那时经常见到的太老伯们有李拔可、陈叔通、王云五等，可惜我竟想不起来有没有见过振铎先生，不过他的文字中，确实有来过我家的记录。他还描述了我家客厅里的一套陶俑，“有带蓝彩之女俑一堂，计十二只”，这倒是我记得的。这些女俑高约一尺，身着唐代的大袖服饰，衣褶很细致、明显，土黄底色上间有蓝绿色，分别装在两个有红木底座的长方形玻璃罩内。先生对之很欣赏，本想借回家去仔细研究，但因数量较多，不易携带而作罢。
　　先祖父与先生无论从年龄还是教育背景看，显然属于两代人，但他们的交往持续了近四十年。把两代学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则是他们倾心关注的文化、出版、古籍和文物事业。他们的相识，始于1920年秋。那时新文化运动高潮迭起，已经取得事业上极大成功的商务印书馆领导人，包括祖父和后来成为先生岳父的高梦旦在内，都感到必须联络新一代学人，俾商务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否则难免落伍。祖父到北京访问了蒋百里，表示愿意结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蒋百里把先生介绍给了祖父。那时先生还在铁路管理学校学习，酷爱文学。此后，商务印书馆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的全盘改版为发端，而先生则在北京负责为该刊组稿和审稿，使《小说月报》实际上成为1920年12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一份专门刊物。
　　整个20年代，先生除有一年迫于形势，到欧洲名为游学，实为避祸之外，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从事文学写作、编辑、研究，写成了《文学大纲》等大量著作，又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25年上海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及镇压工人罢工事件，引起广大学生上街抗议，而英租界当局对徒手民众开枪，即“五卅”惨案。先生看到南京路上洒落的中国学生的血迹，顿时感到热血沸腾，感愤于上海各报“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人类震动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遂约同胡愈之、叶圣陶等一同创办一份报纸，名《公理日报》。商务是一家稳健的出版机构，领导层持“在商言商”，一般不介入政治，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祖父与高梦旦、王云五各自捐助一百元，馆方另捐一万元 ，支持该报纸。虽然《公理日报》仅存在24天，在当局的压力下，不得不停刊，但它说出了中国人要说的、应该说的话，成为中国报刊史上光辉的一页。
　　先生与祖父在全面抗战开始，上海沦为“孤岛”后，一同做成了两件事，也是他们的友谊留给后人的值得记述的一份文化遗产。先生在商务工作了十年，涵芬楼的藏书吸引了他。他后来成为一位大藏书家，不能排除涵芬楼对他的影响。他的兴趣和收藏，较为集中在古本小说、戏曲曲本、弹词唱本等方面，与大多以经史子集为主的藏书家迥异。他为辑集《古剧钩沉》花费了许多精力，欲访寻也是园所藏孤本元明杂剧而不可得。抗战爆发，江南一片战火，私家藏书毁损无算。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此书出现于书铺。先生立即设法与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取得联系，以九千元代价为政府购下。此时他感到“中国文学史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在这末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祖父从另外的渠道也得悉这部书的出现，那时商务印书馆遭日寇毁灭性的打击，处境已十分困难，总管理处迁往香港，想出一千元把这部书借来拍照都不易做到。祖父一面跟先生商量，一面向在香港的总经理请款，还得征得书的主人，即政府的同意。他们费尽周折，最后请在北平的曲学专家王季烈整理、校勘，祖父自己担任复校，从原书246本杂剧中选取144本，其中包括久已失传的孤本136本，编成《孤本元明杂剧》，于1941年出版，订成线装本32册。此书在戏曲史上价值极高，故而印了几百部，即使在强敌行将侵入上海租界的险恶环境下，也很快销售一空。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用原纸型重版，改为四册精装本，1977年海峡对岸也有再版。
　　抢救出这部元明杂剧后，先生更看到大批中华典籍在战乱中流散，江南几百年来是私家藏书的胜地，此时命运多舛，日寇、汉奸又纷纷掠夺、破坏，遂与祖父、何炳松、张咏霓等人联名向重庆当局发电，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此议虽得到当局的赞许，但国难当头，经费紧缺，甚至汇款渠道都很成问题。先生此时还受到敌伪威胁，但他们还是冒着危险，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从事了历史文献的抢救工程。其中祖父担任宋元版本的鉴定。经过他们两年的努力，数千部珍本古籍免遭战火或散失，也免于落入敌寇之手。
　　还有一段故事：祖父在抗战爆发后，为沪上藏书家潘宗周编著了他的藏书目，名《宝礼堂宋本书录》。祖父出于谦逊，不愿掠人之美，没有在书上署名，刊印时只署“广东南海潘氏藏板”。书目刊出后不久，潘宗周病故，且潘氏本来就不打算在市场上发售，因此先生久觅而不得。由于他知道“书录出张菊生先生手”，便向祖父索求。此时祖父手头仅有的几部样书早已分送完毕，后来先生如何取得此书，不得知。然而他1942年读过之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此目编述谨严，于藏印、宋讳外，著‘刻工姓名’，是为创例。而辨别真伪，旁证类引，决非以专收天水佳椠者自豪之宗周所能办，盖实出张元济菊生先生手也。”由于没有署名，对作者是谁不少人有过猜测或争论，不过在古籍研究工作者中，也很快明白原委。先生之记述，可以看作最早见诸文字之鉴定吧。
　　1949年，祖父与先生相聚在北京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们和多位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老同人如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黄炎培叙旧；他们深谈了商务在新形势下如何生存和发展；先生陪同祖父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观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本古籍，还看到了祖父本人在清光绪年间中进士张贴在宫门外的黄榜。这是他们继1940年上半年后又一度高频度的晤面和交谈。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即出任文化部文物局长，而祖父返回上海不久，就罹患中风，半身不遂。在1950年代前期的几年中，他们的通信就集中在捐献文物上。祖父一生经历国家战乱、动荡太多，他形成了这样的观点：文物、古籍由公家收藏更为安全、妥当，因为私人力量毕竟单薄，难以抗拒各种灾害。于是他通过先生，把涵芬楼收藏的《永乐大典》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又把家藏从清初传承下来的几件书法作品亦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有一年暑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家姊张珑返沪探亲，祖父拿出了他九世祖张惟赤在清初顺治年间得中举人时，由省抚颁发的银质鹿鸣宴杯盘一套，写了介绍信和说明文，命家姊到北京团城文物局办公处拜谒郑太老伯，把这一套有300年历史、制作精良的文物当面捐献。
　　1956年祖父九十寿辰，商务印书馆邀请了当时书画界知名人士、中央和上海文史馆部分馆员和商务印书馆老同人赋诗、作画、题词，作品汇集成两大册，作为一份贺礼。这两大册具有高度史料和艺术价值的珍品，现在保藏在上海图书馆。几年前，我为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在上图的帮助下，又仔细翻阅了一遍，重读了先生的题词：
　　近六七十年来，文献图书之得以保守毋失，不至蹈皕宋之覆辙者，赖有南北公私诸藏之网罗散佚耳，而涵芬楼尤为其中巨擘。张菊生先生阐旧学，启新知，于中国学术贡献甚大，而其精力所萃，尤在涵芬楼。不仅能聚之，且能传播之。今士子辈胥能乎？《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以研讨古学者，皆出先生赐也。仁者多寿，敬颂千龄。
　　1958年10月18日，先生与所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途中，乘坐的苏联飞机失事遇难。记得第二天，我正发烧，卧床休息，父亲拿了报纸走进我的卧室，沉重地说了一句话：“郑振铎飞机失事。”那时，祖父住在华东医院，精神和身体状况都极为衰弱，已不宜把此噩耗告诉他。55年后的今天，上海福寿园中，有了一处先生的纪念地，不仅雕像精致，栩栩如生，而且人文历史纪念馆内还有先生留下的文物入藏，这是可以告慰老一代文人，也是后辈们缅怀、纪念和学习的好去处。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