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当中的激情，是历史演化的根本动力。激情里面包含着欲望，也包合着信仰，欲望与信仰有着相互生成又相互冲撞的复杂关系。
　　欲望是人类行动最为直接的动力来源。一方面，人们会有各种生物性欲望，推动人们去获取与生命延续相关的现实利益，包括更多的食物、更安全的处所、更好的繁衍机会等等，这些欲望往往不餍其足。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有各种社会性欲望，推动人们去获取那些纯粹是满足虚荣与野心的东西，而且经常是没有止境的。
　　所有动物都具有欲望，人类并不因此而显得特殊，人类的力量在动物界中也远远不是最为强大的，却站到了食物链的最顶端，超越一切其他动物之上，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人类能够合作。在合作的群体中，单个个体的欲望可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节制，但作为整体，其能力远远大过单个个体的总和，能够形成合作的群体就会在竞争当中获得优势。另外单个个体的欲望虽然受限，不能再任意伸展，但可以通过整体的强大而获得补偿。
　　有些社会性动物，小如蚂蚁、蜜蜂，大如狮子、大象，也能形成合作，但这种合作基于生物本能，难以超出自然血缘群体之外，人类与它们的区别就在于，能够超越于本能之上，形成超血缘群体的合作。这种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信仰的出现。
　　正是通过信仰，不同的人有了共同的信念基础，便能够超越生物本能，形成超出自然血缘群体的认同。人们于是会将拥有同样信仰的人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视同自己的成功，从而愿意进行合作，并相信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某种（未必直接落实在本人身上的）回报。最初的信用机制便如此地通过信仰而建立了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信仰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欲望当中被淬炼出来的。信仰/观念系统一旦浮现出来，就会有其独立的作用方式，会反过来塑造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框架，塑造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以及對于他者行为方式的预期，为人们设定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引导着人们建立一种理想的秩序。
　　此后人类的演化便不再仅仅是生物层面的演化，更是文化层面的演化。就生物演化而言，各种动物的本能活动，都是其体内的基因为了能够最大化地自我繁衍而演化出来的。如果一种基因所引导出来的本能行为，不能带来基因更大规模的自我繁衍，这个基因也就在演化过程中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各种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自私的基因”的奴隶。而人类文化的演化速度远远超过生物演化，（广义的）文化演化包括观念系统的演化，以及制度系统的演化;演化的方向则是让（广义的）文化基因能够最大化地自我繁衍。于是，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又开始成为“自私的文化”的奴隶。
　　所谓文化差异，在其最初的起点上，呈现为三种差异，即制度/组织形式的差异，用以对制度/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辩护（或批判）的信仰/观念系统的差异，以及用来象征信仰/观念系统的物质载体形式的差异。
　　起到象征作用的物质载体，必定是贵重的东西;而贵重的标准在于稀缺性，稀缺性则取决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如在甲处稀缺乃至于被用作文化象征之物，在乙处可能并不稀缺，而乙处稀缺之物则在丙处相对富集。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跨区域、跨文化的贸易行为和战争行为。基于信仰的需求，是比单纯的欲望更加强大的需求，即便在可被物化的收益上不划算，它也能顽强地延续下来，因为这会带来巨大的不可物化的收益：各种信仰、合作的秩序获得了维续与自我再生产，乃至于扩大。这使得人类在上古时代便已通过各种和平与战争的方式而联为一体。
　　剧烈的战争过程和持续的贸易过程，会引起资源聚集程度的较大变化，从而破坏具体群体内部的既有均衡。对初民社会来说，要想重建被破坏的均衡，在原有的小规模群体当中很可能已经无法实现，而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体。于是，人类就从纯粹的自生秩序，开始进入到一种有意识组织起来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