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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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曾是一个让我感到尴尬的标签:出门在外,很多人会因为“北大学生”这个身份对我另眼相看,每逢有人来学校办活动也总会恭维几句台下的学生,对我来说这种场合总是气氛尴尬。
  


  我的师兄王文浩在写新生寄语的时候引用过一句话:“在北大里只有两种人——‘牛人’和‘废人’。”师兄当时解释说:“所谓‘牛人’,就是那些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四个大字增光添彩之人;所谓‘废人’,就是那些被‘北京大学’的牌匾背着,四处晃荡,靠这四个大字忽悠大众之辈。”
  我之所以常常因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这块牌匾增过什么光彩。按照我的一位同学的说法——我们很多人到现在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大概就是考上了北大,但是这样的“成就”在这个园子里显然不值一提。
  每次提起北大的“牛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历史学系的阎步克老师,但阎步克老师多半不会喜欢这个称号。这个称号显得有些张扬,不符合他一贯的低调与严谨。
  几个月前我和一位同学去采访阎步克老师,我的同学所供职的杂志社想请他谈一谈中国历史中的告密文化。但阎步克老师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对自己主要研究范围之外的内容,他一向出言谨慎,更不愿在媒体上谈论。当时的我刚刚看完了几本专业书,便忍不住套着书里的理论褒贬时事,指点江山,恨不能把那些“不明觉厉”的理论一股脑儿地卖弄出来,听到阎步克老师绝不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妄言,我当场就羞得说不出话来,回去赶紧把那些自作聪明的说辞都删掉了。
  阎步克老师常说:“每一种史观都是一束探照灯,照亮了历史客观的一隅,而却又注定不是全部。正是这无数的‘片面的深刻’,才可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历史。”作为一个身处新闻系的历史学“票友”,我最开始被“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这样的话打动,但是读到后来越发觉得新闻作品实在太过渺小,甚至大部分都是朝生暮死,很难留下什么历史,因而我在听到阎步克老师的这句话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每一次零散的新闻报道也正如探照灯一般,照亮了现实的一隅,这无数的零碎报道便是历史的底稿。
  想通了这些之后,我也很少再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了,尽管我依然觉得仅仅因为我是“北大学生”就对我另眼相看是一种不虞之誉,但这块牌匾的光彩本来就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太过介怀。于我而言,“北大”这个标签太过虚幻,这所学校之于我就是一个个像阎步克老师这样具体的人,他带给我的教益让我终生受用。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也许以我的能力,永远无法“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四个大字增光添彩”,那就让我带着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带给我的教益,一生躬行,也不枉了这一段难得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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