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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与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存在共性，两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融入到国内支持框架中是可行的，而且在诸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关键词］ 国内支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F840.6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13-06
农业风险管理逐渐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实践探索也逐渐展开。2004年以来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形势下，浙江、上海、黑龙江和吉林等省市作为典型区域开展了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吴杨，2005）。2007中央一号文件给出的政策倾向更为明确，不仅从承保环节要求各级财政对参保农户给予保费补贴，扶持广大农民买得起保险，而且从风险转移分摊环节要求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用市场化手段抵御和化解农业大灾风险。中央财政决定拿出10亿元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试点省份已确定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6个省区①。同时，其他的风险管理方式如价格保护、订单农业、期货市场等也在积极探索和发展中。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WTO规则进行农业国内支持也在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中。贸易自由化不可避免对弱质的农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如何利用WTO规则进行农业支持也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中国已经承诺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为0，而且只有8.5%的微量允许②，没有削减要求的“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将是今后国内支持政策调整的方向。
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仍然有待完善，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同样需要调整。两者具有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共同目标，是否可以相互融合以形成一套协调的框架体系呢？
一、农业风险管理的困境
我国存在着农业高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困境。农业风险表现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和资产风险等复杂性。然而，农业风险管理却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农业保险存在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农业系统性风险（Knight and Coble，1997；Glauber and Keith，2002；冯文丽，2004；张跃华、顾海英，2004）以及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边界不清（庹国柱、朱俊生，2005；张跃华等，2007）等问题。灾害救济是当前我国农业风险处理方式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但它存在事后性的局限（李军、段志煌，2004）。价格保护、农业补贴作为稳定农业发展、降低农业风险的措施正在逐渐被利用，但其基本出发点不是应对农业风险。期货市场受效率水平、农业生产者的参与难度等因素影响，难以充分发挥其风险转移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业风险管理方式被尝试或研究，如紧急贷款、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和推广新品种及多样化种植等，但总体的效率不高。
不同类型农业风险的关联性与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孤立性是导致我国农业风险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栾敬东、程杰，2007）。当前，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相对较为孤立、分散，往往是独立于某一类风险开展的，而忽视了风险管理方式多样化组合这一根本原则。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不足也导致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可持续性运转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框架体系：既保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各种风险应对方式相互协调，而且也能够在财政政策的有力保障下可持续运转。对此，本文试图从国内支持框架寻求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突破点。
二、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如何能够成功地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融入到国内支持框架中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两者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必须首先剖析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建立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从农业生产前，到农业生产中，再到农业生产后，各个环节之间的风险管理措施需要有效协调。图1显示了基于产业链的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结构。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主要风险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风险的作用方式也不相同。通过剖析不同风险的作用机制，寻求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然后科学地进行风险管理方式组合，最终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管理方式的选择必须满足三个要求：一是有针对性地解决该环节的主要风险；二是保证该环节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协调；三是实现与其他环节风险管理方式的关联。当然，具体实施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农产品产业链的差异，以保证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如程杰、栾敬东（2007）针对河南的小麦产业链建立了一套风险管理体系。
（一）生产前
农业产业链的产前环节主要指农业生产前期的准备和投入阶段，包括生产资料的供应如种子、化肥，农户决策和预期如种植结构、方式等。该环节主要风险是市场风险和资产风险。产前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可考虑生产资料补贴、供应链体系、信息服务等。生产资料补贴稳定了农户购买能力，缓解了价格波动的冲击，供应链体系保证了购买渠道、降低了交易成本，重点解决了该环节的主要风险；生产资料补贴可利用供应链体系以降低操作成本、提高补贴效率，信息服务作为软要素也可与供应链体系结合，这保证了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协调；生产资料补贴通过稳定农户投入能够提高农业保险的需求，供应链体系能够带动技术推广体系的完善，实现了与产中环节风险管理方式的紧密联结。
（二）生产中
农业产业链的产中环节指农业基本产品的生产过程，包括自然作用，种植管理如田间管理，技术投入如抗病虫害技术应用等。该环节的主要风险是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同时也受到资产风险等影响。产中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可考虑农业保险、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风险基金等。农业保险结合农业风险基金以重点应对自然风险，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来稳定农业技术的供给、降低技术风险的冲击；风险基金可协调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问题，技术推广和应用则能推动农业保险的创新、提高农业保险的需求，风险基金也可配合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业保险通过稳定收益水平以保障产后环节中套期保值的顺利实施，技术的推广则为订单农业提供了基本条件，而风险基金与价格支持相互协调以实现风险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三）生产后
农业产业链的产后环节指农业基本产品的销售、流通、加工以及产业链的延伸过程。该环节主要风险是市场风险和制度风险，同时也受到资产风险等的影响，此外，农业企业作为这一环节的重要生产主体，还将面对一般企业的潜在风险。产后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可考虑期货市场和基金、订单农业、价格支持等。期货市场转移市场风险，同时可考虑创立政府引导型的期货投资基金来解决分散农户利用期货市场的困难，价格支持体系的建设推动农业支持政策的完善，并为制度风险的应对提供借鉴；订单农业能够保障农业企业套期保值的顺利实施，也使农户间接利用了期货市场，而套期保值锁定的价格则降低了订单农业的违约风险，价格支持也能很大程度上保证订单农业的稳定运行；订单农业可以利用产前环节的供应链体系并为其完善提供引导，价格支持能够与下一周期的生产资料补贴相互协调，期货市场和基金通过转移价格风险、稳定农业收益、提高农业生产者“净值”，降低了产中环节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并为农业保险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了条件。
三、基于国内支持框架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这便涉及到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大多数风险管理方式都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将尝试性地依托国内支持政策完善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一）可行性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存在一定的共性。而且，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与WTO规则允许的国内支持政策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1. 基本目标的共性。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在于降低农业风险的损失程度，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为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奠定基础。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保护农业生产和发展，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农业保护的层次性来看，国内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和贸易具有一定的扭曲性作用，按照扭曲性程度的大小，可将政策分为“绿箱”、“蓝箱”和“黄箱”。其中，“绿箱”的扭曲性程度被认为最小，这类政策基本不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和贸易，主要目标在于保障农业的稳定性。“蓝箱”和“黄箱”对农业生产和贸易具有相对较大的扭曲性，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具有层次性，其中扭曲性程度较小的“绿箱”政策与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目标尤为一致。
2. 关联性。农业风险管理措施多数属于国内支持政策，贯穿在“绿箱”、“蓝箱”和“黄箱”中。表1汇总了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主要形式以及我国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生产前环节中的风险管理措施如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节水灌溉补贴等措施，旨在通过鼓励农业投入稳定农业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投入补贴属于典型的“黄箱”政策；而农产品质量检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贴等则属于典型的“绿箱”政策，分别对应于“检查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培训服务”；生产中环节的农业政策性保险③、灾害救济以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补助等分别属于“绿箱”中“政府参与的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顾海英、张跃华，2005）④”、“自然灾害救济支付”以及“病虫害防治”；生产后环节的保护价收购属于“黄箱”政策中的“价格支持”，农产品质量检查、农产品促销项目属于“绿箱”中的“检验服务”和“营销和促销服务”，粮食直接补贴属于“黄箱”中的“按产品种植面积给予的补贴”⑤。
3. 互补性。农业保护政策可以按照“稳产—稳收—增产—增收”的层次性划分，国内支持政策基本覆盖了整个过程，而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则重点突出在“稳产—稳收”两个层次。因此，国内支持政策必然比农业风险管理措施更全面，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业风险管理措施基本上都能从国内支持框架中找到对应的“规则”，而农业国内支持的部分形式则不能表现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从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角度来看，国内支持政策应该是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补充，如“绿箱”中“环境计划下的支付”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自然灾害的高风险状况，“地区援助计划”能够提高贫困地区生产者对农业风险的抵抗力；“蓝箱”措施按照基期面积和产量给予补贴，是保障基本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突出表现；“黄箱”中的“贷款补贴”能够有效地缓解农业生产者的资金流动性风险。
（二）独特优势
以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引导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保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财政支持。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风险管理措施无法得到财政的有效支撑，从而导致风险管理体系难以有效运作。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旨在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来推动农业的稳定发展，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由此，建立在国内支持框架下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必然能够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各项风险管理措施必然能够顺利实施。
2. 突出农业保护的层次性。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涵盖了“稳产—稳收—增产—增收”整个过程，但WTO《农业协议》的规则并没有按这种层次性进行明确，而仅仅从扭曲性程度分类。建立在国内支持框架下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充分考虑到农业保护的层次性，重点强调“稳产—稳收”两个层次，这正符合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稳定性，而“增产—增收”则需要依托于其他农业政策体系。农业保护的层次性在具体政策体系中得到具体化体现。
3. 避免农业支持引起的国际分歧和争端。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涉及到农业产业链中一系列的措施，有些措施对生产和贸易不具有直接的扭曲作用，属于“绿箱”政策，免予削减，而有些措施则属于典型的“黄箱”政策，具有较强的扭曲作用，这可能会导致国际分歧和争端。根据国内支持政策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地利用WTO《农业协议》的相关规则，避免风险管理措施的随意性给中国农业生产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4. 充分利用国内支持政策。尽管中国已经AMS为0，但仍然保留8.5%的微量允许，而且“蓝箱”政策尚未启用，“绿箱”政策的空间也有待开发。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有助于引导国内支持政策的充分利用，同时优化国内支持结构。
（三）框架构建
以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为导向，结合当前我国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笔者构建了一个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见图2）。该框架的主要目标在于：按照WTO《农业协议》框架下的国内支持政策来制定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保证风险管理措施得到财政的有力支持，以便其顺利实施，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业风险的潜在损失，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并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1. 按照国内支持政策制定农业风险管理方式。各种农业风险管理方式均有相对应的国内支持政策，以得到财政的有力支持，从而保证风险管理措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如生产前环节的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化肥补贴等可依据“黄箱”中“生产资料投入补贴”政策来实施，而农业投入品质量检测、劳动力转移培训补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则可分别依据“绿箱”中的“检验服务”、“培训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生产中环节的农业政策性保险、灾害救济和病虫害防治等同样可按照“绿箱”中相对应的政策进行完善；生产后环节的保护价收购和粮食直接补贴对生产和贸易具有明显的扭曲作用，需要参照“黄箱”的相关规则，而农产品安全检测和促销项目等则可依照“绿箱”政策。由此，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方向应该明确：取消或调整不适应国内支持框架的措施，依照WTO相关规则创新风险管理方式，使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成国内支持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以农业风险管理为目标充分利用国内支持政策。农业风险管理体系需要一系列的财政支农政策予以完善，这将有利于国内支持空间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大部分措施对生产和贸易不具有直接的扭曲作用，因此，在利用国内支持政策时应该积极采用“绿箱”，适时启用“蓝箱”，谨慎实施“黄箱”。现行的风险管理措施基本集中在“绿箱”范畴，而且这类政策不会引起国际分歧或争端，风险管理体系调整的重点应该在于“绿箱”政策，如“地区援助计划”、“不挂钩的收入计划”、“环境计划下的支付”以及“通过投资援助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等。“蓝箱”政策范围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得到了较大的扩展⑥，可以考虑适时启用此类措施，如对玉米、大豆主产地的纯农户按耕地面积的一定比例进行补贴，对畜牧业主产地农户按3年饲养量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由此减弱自然、市场等因素对主产区农户的收入冲击。“黄箱”政策的使用应当谨慎，一方面要稳定当前的生产资料补贴、最低价收购、粮食直接补贴等措施，另一方面要合理利用我国8.5%的微量允许，利用其他规则允许的措施，如采用“贷款补贴”政策对资金流动性风险较强的农户提供支持，对大宗产品的运输、储藏提供补贴以弥补相关风险损失。
3. 协调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优化国内支持结构。农业风险管理的困境根源于农业风险的关联性和风险管理方式的孤立性，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必须要求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相互协调、紧密联结，而国内支持政策将能够引导这一目标的实现。从产前环节中生产资料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中环节的灾害救济、病虫害防治，再到产后环节的价格支持、促销活动等，在国内支持框架下，整个产业链中形成了一套协调的风险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各个环节中国内支持结构也将得到优化。生产前和生产中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以“绿箱”政策为主，结合“蓝箱”和“黄箱”政策，因为这两个环节的相关措施相对具有较小的扭曲性；而生产后环节以“黄箱”政策为主，可充分利用价格支持手段，同时结合“绿箱”政策。
五、结论
面对农业高风险和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困境，理论界和相关管理部门都给予高度重视，实践方面的探索也积极展开，而如何构建一套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已经成为各方面努力的目标。另一方面，如何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如何合理地对农业进行必要支持，也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农业风险管理与农业国内支持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由此，笔者尝试性地建立一套基于国内支持框架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以有效解决我国农业风险的困境，同时也为农业国内支持的实施提供参考。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是本文重点解决的对象，是否能够将其融入到农业国内支持框架中？如果能，具体又该如何设计新的框架体系？回答这些关键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明确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笔者按照产业链的逻辑思路对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分析说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国内支持政策的主要形式和我国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我们发现：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与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存在共性，两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基于国内支持框架下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是可行的，而且在诸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最后，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一套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要求按照WTO《农业协议》框架下的国内支持政策来制定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并在农业风险管理的目标引导下充分利用国内支持政策，同时协调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优化国内支持结构。该体系能够保证风险管理的财政支持，从而最大程度地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并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基础。当然，该体系的有效运转还需要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充分的财政支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得以保障。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中国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07年4月14日。
②根据WTO《农业协议》规定，“综合支持量（AMS）”指以货币形式表示的、提供给基本农产品生产者（即按照具体产品提供的支持）或非特定农产品生产者（即不能具体区分补贴到哪些产品，而是对于总体农业生产的支持）的年度支持总量，但不包括“绿箱”这些不会扭曲贸易或生产（或扭曲程度很小）的措施。由于各国不可能短期内取消其全部的扭曲性支持，因此每个国家都允许保留较小的一部分，此部分即“微量允许（De Minimis）”。发达国家是农业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是10%，中国“入世”承诺水平是8.5%。
③农业政策性保险主要包括保险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再保险费补贴以及巨灾风险准备基金几个方面（庹国柱、朱俊生，2007）。
④并非所有的农业保险都可归为该项政策，如果农业收入损失程度超过前3年平均水平的30%以上的生产者，可获得此项收入，但获得的补贴不得超过其当年收入损失的70%，且补贴不得与产量有关，只与收入挂钩。而且，若生产者既得到了此项补贴，同年又获得了自然灾害救济所规定的补贴，则两者之和不得超过生产者总损失的100%。
⑤但有学者称该项措施为“绿箱”中的“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
⑥根据多哈回合谈判的“七月框架（July Package）”，“不与生产相关”的支付也被纳入“蓝箱”范围，同时规定“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某一历史时期农业产值的5%，但有关标准及附加的限制条款还有待继续讨论，这就是所谓的“新蓝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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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张跃华，何文炯，施红.市场失灵、政策性农业保险与本土化模式——基于浙江、上海、苏州农业保险试点的比较研究［Ｊ］.农业经济问题，2007，（6）.
［１２］张跃华，顾海英.准公共品、外部性与农业保险的性质——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补贴理论的探讨［Ｊ］.中国软科学，2004，（9）.
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何 军
［关键词］ 国内支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F840.6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13-06
农业风险管理逐渐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实践探索也逐渐展开。2004年以来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形势下，浙江、上海、黑龙江和吉林等省市作为典型区域开展了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吴杨，2005）。2007中央一号文件给出的政策倾向更为明确，不仅从承保环节要求各级财政对参保农户给予保费补贴，扶持广大农民买得起保险，而且从风险转移分摊环节要求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用市场化手段抵御和化解农业大灾风险。中央财政决定拿出10亿元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试点省份已确定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6个省区①。同时，其他的风险管理方式如价格保护、订单农业、期货市场等也在积极探索和发展中。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WTO规则进行农业国内支持也在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中。贸易自由化不可避免对弱质的农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如何利用WTO规则进行农业支持也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中国已经承诺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为0，而且只有8.5%的微量允许②，没有削减要求的“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将是今后国内支持政策调整的方向。
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仍然有待完善，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同样需要调整。两者具有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共同目标，是否可以相互融合以形成一套协调的框架体系呢？
一、农业风险管理的困境
我国存在着农业高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困境。农业风险表现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和资产风险等复杂性。然而，农业风险管理却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农业保险存在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农业系统性风险（Knight and Coble，1997；Glauber and Keith，2002；冯文丽，2004；张跃华、顾海英，2004）以及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边界不清（庹国柱、朱俊生，2005；张跃华等，2007）等问题。灾害救济是当前我国农业风险处理方式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但它存在事后性的局限（李军、段志煌，2004）。价格保护、农业补贴作为稳定农业发展、降低农业风险的措施正在逐渐被利用，但其基本出发点不是应对农业风险。期货市场受效率水平、农业生产者的参与难度等因素影响，难以充分发挥其风险转移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业风险管理方式被尝试或研究，如紧急贷款、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和推广新品种及多样化种植等，但总体的效率不高。
不同类型农业风险的关联性与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孤立性是导致我国农业风险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栾敬东、程杰，2007）。当前，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相对较为孤立、分散，往往是独立于某一类风险开展的，而忽视了风险管理方式多样化组合这一根本原则。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不足也导致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可持续性运转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框架体系：既保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各种风险应对方式相互协调，而且也能够在财政政策的有力保障下可持续运转。对此，本文试图从国内支持框架寻求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突破点。
二、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如何能够成功地将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融入到国内支持框架中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两者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必须首先剖析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建立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从农业生产前，到农业生产中，再到农业生产后，各个环节之间的风险管理措施需要有效协调。图1显示了基于产业链的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结构。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主要风险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风险的作用方式也不相同。通过剖析不同风险的作用机制，寻求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然后科学地进行风险管理方式组合，最终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管理方式的选择必须满足三个要求：一是有针对性地解决该环节的主要风险；二是保证该环节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协调；三是实现与其他环节风险管理方式的关联。当然，具体实施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农产品产业链的差异，以保证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如程杰、栾敬东（2007）针对河南的小麦产业链建立了一套风险管理体系。
（一）生产前
农业产业链的产前环节主要指农业生产前期的准备和投入阶段，包括生产资料的供应如种子、化肥，农户决策和预期如种植结构、方式等。该环节主要风险是市场风险和资产风险。产前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可考虑生产资料补贴、供应链体系、信息服务等。生产资料补贴稳定了农户购买能力，缓解了价格波动的冲击，供应链体系保证了购买渠道、降低了交易成本，重点解决了该环节的主要风险；生产资料补贴可利用供应链体系以降低操作成本、提高补贴效率，信息服务作为软要素也可与供应链体系结合，这保证了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协调；生产资料补贴通过稳定农户投入能够提高农业保险的需求，供应链体系能够带动技术推广体系的完善，实现了与产中环节风险管理方式的紧密联结。
（二）生产中
农业产业链的产中环节指农业基本产品的生产过程，包括自然作用，种植管理如田间管理，技术投入如抗病虫害技术应用等。该环节的主要风险是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同时也受到资产风险等影响。产中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可考虑农业保险、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风险基金等。农业保险结合农业风险基金以重点应对自然风险，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来稳定农业技术的供给、降低技术风险的冲击；风险基金可协调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问题，技术推广和应用则能推动农业保险的创新、提高农业保险的需求，风险基金也可配合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业保险通过稳定收益水平以保障产后环节中套期保值的顺利实施，技术的推广则为订单农业提供了基本条件，而风险基金与价格支持相互协调以实现风险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三）生产后
农业产业链的产后环节指农业基本产品的销售、流通、加工以及产业链的延伸过程。该环节主要风险是市场风险和制度风险，同时也受到资产风险等的影响，此外，农业企业作为这一环节的重要生产主体，还将面对一般企业的潜在风险。产后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可考虑期货市场和基金、订单农业、价格支持等。期货市场转移市场风险，同时可考虑创立政府引导型的期货投资基金来解决分散农户利用期货市场的困难，价格支持体系的建设推动农业支持政策的完善，并为制度风险的应对提供借鉴；订单农业能够保障农业企业套期保值的顺利实施，也使农户间接利用了期货市场，而套期保值锁定的价格则降低了订单农业的违约风险，价格支持也能很大程度上保证订单农业的稳定运行；订单农业可以利用产前环节的供应链体系并为其完善提供引导，价格支持能够与下一周期的生产资料补贴相互协调，期货市场和基金通过转移价格风险、稳定农业收益、提高农业生产者“净值”，降低了产中环节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并为农业保险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了条件。
三、基于国内支持框架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这便涉及到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大多数风险管理方式都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将尝试性地依托国内支持政策完善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一）可行性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存在一定的共性。而且，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与WTO规则允许的国内支持政策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1. 基本目标的共性。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在于降低农业风险的损失程度，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为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奠定基础。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保护农业生产和发展，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农业保护的层次性来看，国内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和贸易具有一定的扭曲性作用，按照扭曲性程度的大小，可将政策分为“绿箱”、“蓝箱”和“黄箱”。其中，“绿箱”的扭曲性程度被认为最小，这类政策基本不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和贸易，主要目标在于保障农业的稳定性。“蓝箱”和“黄箱”对农业生产和贸易具有相对较大的扭曲性，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具有层次性，其中扭曲性程度较小的“绿箱”政策与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目标尤为一致。
2. 关联性。农业风险管理措施多数属于国内支持政策，贯穿在“绿箱”、“蓝箱”和“黄箱”中。表1汇总了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主要形式以及我国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生产前环节中的风险管理措施如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节水灌溉补贴等措施，旨在通过鼓励农业投入稳定农业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投入补贴属于典型的“黄箱”政策；而农产品质量检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贴等则属于典型的“绿箱”政策，分别对应于“检查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培训服务”；生产中环节的农业政策性保险③、灾害救济以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补助等分别属于“绿箱”中“政府参与的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顾海英、张跃华，2005）④”、“自然灾害救济支付”以及“病虫害防治”；生产后环节的保护价收购属于“黄箱”政策中的“价格支持”，农产品质量检查、农产品促销项目属于“绿箱”中的“检验服务”和“营销和促销服务”，粮食直接补贴属于“黄箱”中的“按产品种植面积给予的补贴”⑤。
3. 互补性。农业保护政策可以按照“稳产—稳收—增产—增收”的层次性划分，国内支持政策基本覆盖了整个过程，而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则重点突出在“稳产—稳收”两个层次。因此，国内支持政策必然比农业风险管理措施更全面，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业风险管理措施基本上都能从国内支持框架中找到对应的“规则”，而农业国内支持的部分形式则不能表现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从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角度来看，国内支持政策应该是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补充，如“绿箱”中“环境计划下的支付”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自然灾害的高风险状况，“地区援助计划”能够提高贫困地区生产者对农业风险的抵抗力；“蓝箱”措施按照基期面积和产量给予补贴，是保障基本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突出表现；“黄箱”中的“贷款补贴”能够有效地缓解农业生产者的资金流动性风险。
（二）独特优势
以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引导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保证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财政支持。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风险管理措施无法得到财政的有效支撑，从而导致风险管理体系难以有效运作。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旨在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来推动农业的稳定发展，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由此，建立在国内支持框架下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必然能够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各项风险管理措施必然能够顺利实施。
2. 突出农业保护的层次性。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涵盖了“稳产—稳收—增产—增收”整个过程，但WTO《农业协议》的规则并没有按这种层次性进行明确，而仅仅从扭曲性程度分类。建立在国内支持框架下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充分考虑到农业保护的层次性，重点强调“稳产—稳收”两个层次，这正符合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稳定性，而“增产—增收”则需要依托于其他农业政策体系。农业保护的层次性在具体政策体系中得到具体化体现。
3. 避免农业支持引起的国际分歧和争端。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涉及到农业产业链中一系列的措施，有些措施对生产和贸易不具有直接的扭曲作用，属于“绿箱”政策，免予削减，而有些措施则属于典型的“黄箱”政策，具有较强的扭曲作用，这可能会导致国际分歧和争端。根据国内支持政策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地利用WTO《农业协议》的相关规则，避免风险管理措施的随意性给中国农业生产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4. 充分利用国内支持政策。尽管中国已经AMS为0，但仍然保留8.5%的微量允许，而且“蓝箱”政策尚未启用，“绿箱”政策的空间也有待开发。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有助于引导国内支持政策的充分利用，同时优化国内支持结构。
（三）框架构建
以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为导向，结合当前我国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笔者构建了一个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见图2）。该框架的主要目标在于：按照WTO《农业协议》框架下的国内支持政策来制定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保证风险管理措施得到财政的有力支持，以便其顺利实施，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业风险的潜在损失，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并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1. 按照国内支持政策制定农业风险管理方式。各种农业风险管理方式均有相对应的国内支持政策，以得到财政的有力支持，从而保证风险管理措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如生产前环节的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化肥补贴等可依据“黄箱”中“生产资料投入补贴”政策来实施，而农业投入品质量检测、劳动力转移培训补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则可分别依据“绿箱”中的“检验服务”、“培训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生产中环节的农业政策性保险、灾害救济和病虫害防治等同样可按照“绿箱”中相对应的政策进行完善；生产后环节的保护价收购和粮食直接补贴对生产和贸易具有明显的扭曲作用，需要参照“黄箱”的相关规则，而农产品安全检测和促销项目等则可依照“绿箱”政策。由此，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方向应该明确：取消或调整不适应国内支持框架的措施，依照WTO相关规则创新风险管理方式，使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成国内支持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以农业风险管理为目标充分利用国内支持政策。农业风险管理体系需要一系列的财政支农政策予以完善，这将有利于国内支持空间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大部分措施对生产和贸易不具有直接的扭曲作用，因此，在利用国内支持政策时应该积极采用“绿箱”，适时启用“蓝箱”，谨慎实施“黄箱”。现行的风险管理措施基本集中在“绿箱”范畴，而且这类政策不会引起国际分歧或争端，风险管理体系调整的重点应该在于“绿箱”政策，如“地区援助计划”、“不挂钩的收入计划”、“环境计划下的支付”以及“通过投资援助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等。“蓝箱”政策范围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得到了较大的扩展⑥，可以考虑适时启用此类措施，如对玉米、大豆主产地的纯农户按耕地面积的一定比例进行补贴，对畜牧业主产地农户按3年饲养量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由此减弱自然、市场等因素对主产区农户的收入冲击。“黄箱”政策的使用应当谨慎，一方面要稳定当前的生产资料补贴、最低价收购、粮食直接补贴等措施，另一方面要合理利用我国8.5%的微量允许，利用其他规则允许的措施，如采用“贷款补贴”政策对资金流动性风险较强的农户提供支持，对大宗产品的运输、储藏提供补贴以弥补相关风险损失。
3. 协调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优化国内支持结构。农业风险管理的困境根源于农业风险的关联性和风险管理方式的孤立性，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必须要求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相互协调、紧密联结，而国内支持政策将能够引导这一目标的实现。从产前环节中生产资料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中环节的灾害救济、病虫害防治，再到产后环节的价格支持、促销活动等，在国内支持框架下，整个产业链中形成了一套协调的风险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各个环节中国内支持结构也将得到优化。生产前和生产中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以“绿箱”政策为主，结合“蓝箱”和“黄箱”政策，因为这两个环节的相关措施相对具有较小的扭曲性；而生产后环节以“黄箱”政策为主，可充分利用价格支持手段，同时结合“绿箱”政策。
五、结论
面对农业高风险和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困境，理论界和相关管理部门都给予高度重视，实践方面的探索也积极展开，而如何构建一套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已经成为各方面努力的目标。另一方面，如何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如何合理地对农业进行必要支持，也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农业风险管理与农业国内支持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由此，笔者尝试性地建立一套基于国内支持框架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以有效解决我国农业风险的困境，同时也为农业国内支持的实施提供参考。
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是本文重点解决的对象，是否能够将其融入到农业国内支持框架中？如果能，具体又该如何设计新的框架体系？回答这些关键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明确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笔者按照产业链的逻辑思路对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分析说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国内支持政策的主要形式和我国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我们发现：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与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存在共性，两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基于国内支持框架下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是可行的，而且在诸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最后，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一套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要求按照WTO《农业协议》框架下的国内支持政策来制定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并在农业风险管理的目标引导下充分利用国内支持政策，同时协调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方式、优化国内支持结构。该体系能够保证风险管理的财政支持，从而最大程度地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并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基础。当然，该体系的有效运转还需要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充分的财政支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得以保障。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中国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07年4月14日。
②根据WTO《农业协议》规定，“综合支持量（AMS）”指以货币形式表示的、提供给基本农产品生产者（即按照具体产品提供的支持）或非特定农产品生产者（即不能具体区分补贴到哪些产品，而是对于总体农业生产的支持）的年度支持总量，但不包括“绿箱”这些不会扭曲贸易或生产（或扭曲程度很小）的措施。由于各国不可能短期内取消其全部的扭曲性支持，因此每个国家都允许保留较小的一部分，此部分即“微量允许（De Minimis）”。发达国家是农业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是10%，中国“入世”承诺水平是8.5%。
③农业政策性保险主要包括保险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再保险费补贴以及巨灾风险准备基金几个方面（庹国柱、朱俊生，2007）。
④并非所有的农业保险都可归为该项政策，如果农业收入损失程度超过前3年平均水平的30%以上的生产者，可获得此项收入，但获得的补贴不得超过其当年收入损失的70%，且补贴不得与产量有关，只与收入挂钩。而且，若生产者既得到了此项补贴，同年又获得了自然灾害救济所规定的补贴，则两者之和不得超过生产者总损失的100%。
⑤但有学者称该项措施为“绿箱”中的“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
⑥根据多哈回合谈判的“七月框架（July Package）”，“不与生产相关”的支付也被纳入“蓝箱”范围，同时规定“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某一历史时期农业产值的5%，但有关标准及附加的限制条款还有待继续讨论，这就是所谓的“新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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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