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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堪称华为的艰难时刻。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已相继对华为发出禁令。同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的英国已向另一大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兴通讯发布禁令，目前正面临着是否对华为采取类似做法的压力。走出国门20年后，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公司”的华为，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单一产品的持续开发与生产，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策略，以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抢占市场，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動力。1998年，华为“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就是俄罗斯。那时候海外电信市场竞争激烈，最初的几年异常艰辛，几乎没有什么回报，但华为坚持了下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为华为带来了机遇——当时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撤走了，坚守的华为获得了市场，也拿到在俄罗斯的第一单合同，约16亿美元。
这一阶段，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依然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选择从发展中国家开始做起，以低成本战略，逐步将产品打入到发达国家市场。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曾说过，在全球电信投资里，大约30%在北美，30%在欧洲，“面对巨大的市场，如果不尽快使我们产品全球覆盖，那就是投资的浪费、机会的浪费。”
于是，华为开始寻求打入欧美市场的机会，首先从通过各地苛刻的认证开始。郭平清楚地记得，2003年，华为打算进入欧美市场，第一站就是英国，但必须接受英国电信（BT）的认证，没想到这一过程历时近两年，甚至严苛到连华为供应商宿舍的生活环境，认证主管都要亲自去看一下，“因为这是BT的社会责任”。
2005年，华为成为BT首选的21世纪网络供应商，为BT的21世纪网络提供多业务网络接入部件和传输设备。而在此前一年，华为已经实现在欧洲的首次重大突破，获得荷兰运营商Telfort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合同。
“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你的一切商业活动都要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要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来完善内部体系的建设，在规则上一定要遵守客户认证的要求。”郭平表示，在整个过程中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华为国际化得以成功的根本。2005年，华为的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
定位为“全球公司”
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受益于企业业务数字化转型加速和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提升，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根据华为官网信息，目前，华为在全球有60个分支机构，其中非洲4个，亚太地区14个，欧洲24个，拉丁美洲8个，中东8个，北美2个。除了分支机构外，华为还在世界各地建立研发中心。目前，华为在全球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研究院（所/室）有14个。
任正非曾在一次采访中将华为定位为一家“全球企业”，因为“超过70%的员工来自当地”。截至2017年年底，华为员工约18万名，员工国籍超过160个。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吴晓波介绍：“华为是中国最早实行“合规经营”的公司之一，在全球各地与当地的法律法规制度有着严密的遵从体系和制度化的管理。
然而，就这样一个遵从当地法规、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企业，目前正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围剿”的命运。
华为动了谁的奶酪
尽管很早就开始在美国设立研究中心和分支机构，但华为一直没能真正进入美国市场。今年4月，华为本欲凭借mate10系列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却因“中兴事件”不得不暂时搁置。借由“中兴事件”，美国运营商拒绝了与华为的合作，甚至宣称华为手机存在“安全”问题。
5个月后，即今年9月，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有限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80，主要用于华为手机。这一只给“自家用”的麒麟芯片一经发布，便引起强烈关注。此前，华为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主要是美国的高通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
在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主任朱恒源看来，在集成电路（IC）领域，长久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了一套基于集成芯片技术本身形成的商业制度体系，对这套知识产权设计和封装，通过专利费的形式分享收益，从欧洲到东亚，甚至是中国台湾，这套规则都受到完全的遵从，已经形成一套利益平衡机制。而华为显然是打破了这种多年来被发达国家公司维护的利益平衡。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华为动的奶酪不光是IC领域，更是未来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5G。随着5G时代的到来，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最为激烈。
今年5月，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于未来5G使用的技术进行投票，其中分为长码、短码、控制码三个环节。竞争者主要是华为的Polar短码技术和高通的LDPC长码技术。最终，华为以一票之差出局，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依旧需要付给高通大量的专利费。但经此一役，华为在未来的5G时代，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目前，华为已与二十多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5G商用合约。
这正是美国所担忧的。此前，美国提出禁止华为产品在“五眼情报联盟”之间使用，特别是五眼情报共享网络。作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华为进入其5G网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很早就和华为开展合作的英国，以及和华为一直合作良好的加拿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吴晓波认为，某些西方国家出于其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而对中国企业采取竞争手段上的“逆全球化”措施，是违背了它们在长期的优势期中所一直标榜的“自由竞争”原则，不利于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81期）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单一产品的持续开发与生产，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策略，以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抢占市场，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動力。1998年，华为“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就是俄罗斯。那时候海外电信市场竞争激烈，最初的几年异常艰辛，几乎没有什么回报，但华为坚持了下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为华为带来了机遇——当时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撤走了，坚守的华为获得了市场，也拿到在俄罗斯的第一单合同，约16亿美元。
这一阶段，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依然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选择从发展中国家开始做起，以低成本战略，逐步将产品打入到发达国家市场。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曾说过，在全球电信投资里，大约30%在北美，30%在欧洲，“面对巨大的市场，如果不尽快使我们产品全球覆盖，那就是投资的浪费、机会的浪费。”
于是，华为开始寻求打入欧美市场的机会，首先从通过各地苛刻的认证开始。郭平清楚地记得，2003年，华为打算进入欧美市场，第一站就是英国，但必须接受英国电信（BT）的认证，没想到这一过程历时近两年，甚至严苛到连华为供应商宿舍的生活环境，认证主管都要亲自去看一下，“因为这是BT的社会责任”。
2005年，华为成为BT首选的21世纪网络供应商，为BT的21世纪网络提供多业务网络接入部件和传输设备。而在此前一年，华为已经实现在欧洲的首次重大突破，获得荷兰运营商Telfort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合同。
“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你的一切商业活动都要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要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来完善内部体系的建设，在规则上一定要遵守客户认证的要求。”郭平表示，在整个过程中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华为国际化得以成功的根本。2005年，华为的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
定位为“全球公司”
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受益于企业业务数字化转型加速和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提升，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根据华为官网信息，目前，华为在全球有60个分支机构，其中非洲4个，亚太地区14个，欧洲24个，拉丁美洲8个，中东8个，北美2个。除了分支机构外，华为还在世界各地建立研发中心。目前，华为在全球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研究院（所/室）有14个。
任正非曾在一次采访中将华为定位为一家“全球企业”，因为“超过70%的员工来自当地”。截至2017年年底，华为员工约18万名，员工国籍超过160个。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吴晓波介绍：“华为是中国最早实行“合规经营”的公司之一，在全球各地与当地的法律法规制度有着严密的遵从体系和制度化的管理。
然而，就这样一个遵从当地法规、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企业，目前正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围剿”的命运。
华为动了谁的奶酪
尽管很早就开始在美国设立研究中心和分支机构，但华为一直没能真正进入美国市场。今年4月，华为本欲凭借mate10系列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却因“中兴事件”不得不暂时搁置。借由“中兴事件”，美国运营商拒绝了与华为的合作，甚至宣称华为手机存在“安全”问题。
5个月后，即今年9月，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有限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80，主要用于华为手机。这一只给“自家用”的麒麟芯片一经发布，便引起强烈关注。此前，华为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主要是美国的高通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
在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主任朱恒源看来，在集成电路（IC）领域，长久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了一套基于集成芯片技术本身形成的商业制度体系，对这套知识产权设计和封装，通过专利费的形式分享收益，从欧洲到东亚，甚至是中国台湾，这套规则都受到完全的遵从，已经形成一套利益平衡机制。而华为显然是打破了这种多年来被发达国家公司维护的利益平衡。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华为动的奶酪不光是IC领域，更是未来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5G。随着5G时代的到来，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最为激烈。
今年5月，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于未来5G使用的技术进行投票，其中分为长码、短码、控制码三个环节。竞争者主要是华为的Polar短码技术和高通的LDPC长码技术。最终，华为以一票之差出局，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依旧需要付给高通大量的专利费。但经此一役，华为在未来的5G时代，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目前，华为已与二十多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5G商用合约。
这正是美国所担忧的。此前，美国提出禁止华为产品在“五眼情报联盟”之间使用，特别是五眼情报共享网络。作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华为进入其5G网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很早就和华为开展合作的英国，以及和华为一直合作良好的加拿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吴晓波认为，某些西方国家出于其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而对中国企业采取竞争手段上的“逆全球化”措施，是违背了它们在长期的优势期中所一直标榜的“自由竞争”原则，不利于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