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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初稿源自2016年11月13日笔者于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应“发展中国论坛—北美学生智库”之邀面向美国东部留学生群体所作的一次线上讲座互动的一部分，成文后曾在2017年11月“第十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论坛”上宣读并获二等奖。作者感谢罗伯特·杰维斯、王逸舟、田野、刘丰、钟飞腾、节大磊六位师长及本刊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也感谢温尧、张祎、杨路三位博士学友在修改中提供的技术支持，错漏与文责自负。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3卷第3期（总第11期），第106—141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内容提要】以反建制言论迅速崛起并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以较大优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主流学界在震惊之余展开的许多反思性研究跳过了技术分析环节，而直接上升到了对民粹主义、美国选举—政治制度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本文致力于通过对大选结果及伴随其过程的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回溯分析填补这一技术空白，为相关研究夯实基础。研究发现，备受打击的大选民调并没有严重失焦，民调出错的地方集中在“铁锈带”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特朗普的胜利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3个州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在对多种解释“特朗普冲击”的归因进行合并后，本文集中考察了4种主要的竞争性解释，即“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关键作用、白人选民的关键作用、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时任联邦调查局长选前一周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影响，发现四种解释均能得到数据支持，且相互间并非简单互斥关系，大选结果更可能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虽然深刻，但未必必然。
【关键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希拉里民意调查美国政治
【作者简介】莫盛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电子邮箱：moshengkai@uir.edu.cn
一、 直面“特朗普冲击”（Trump shock）： 研究现状与价值
2016年的第58届美国总统大选，是自造就“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的1980年大选以来，两党候选人政见差异最大、对立最严重的一次。如果考虑到口无遮拦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凭借其自投入共和党党内初选以来一贯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和频繁挑战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话语的刺耳言论而异军突起时殷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世界和中国的含义》，《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第98页。，以及两党候选人同时存在的较高不受欢迎度和巨大争议，其在整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上也可谓特色鲜明。与选前美国国内主流舆论和世界各国一边倒的普遍预期截然相反的是，自11月8日当晚开票起，未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几乎一路领先，并最终以306张对232张选举人票的较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资深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由于出现失信选举人（faithless elector），在本应属于特朗普的德克萨斯州38张选举人票中，1票投给了其党内初选对手、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1票投给了前众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在希拉里方面，在本应屬于她的3张夏威夷州选举人票中，1票投给了其初选对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而她在华盛顿州的8张选举人票更是有3票投给了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1票投给了反对北达科他州油管建设的印第安部落领袖（Faith Spotted Eagle）。因此，双方最终的选举人票是304∶227。参见：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Gener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Jan 30， 2017， https：//transition.fec.gov/pubrec/fe2016/2016presgeresults.pdf，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这一巨大的意外也被认为是2016年世界政治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连同特朗普所主张的与冷战结束近30年来美国主流内外政策主张相迥异的立场，构成了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3期）
“特朗普冲击”与2016年美国大选： 基于民调的回溯性分析〖〗
从一般政治科学的学科意义上看，恰如有关媒体的描述：如果说2000年那场依靠最高法院裁决的小布什（George W.Bush）对戈尔（Albert A.Gore）的胜选让宪法学家尴尬，那么刚刚过去的这场让人大跌眼镜的大选打击的则是政治学者。祁玲玲、王皓：《重新审视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民调的预测偏差》，澎湃新闻2016年11月13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0408，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选前国内舆论尽管呈现了一边倒的对特朗普胜出的迫切希冀，但在结论上依然谨慎地采纳了学界对于希拉里终将胜出的压倒性判断。甚少有学者成功预期到特朗普的胜利财新网：《王缉思：美国大选谁更有可能获胜》，2016年8月26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826/100981997.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刁大明：《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61—64页;尹继武：《浅析希拉里的政治心理及对华政策偏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9期，第20—26页;乔木：《大陆学者：美国大选结果，我们为什么预测错了？》，联合早报网2016年11月12日，http：//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61112689401，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少数严肃对待了“特朗普现象”的分析也仍然对其胜选前景并不看好周琪、付随鑫：《深度解析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第9—25页;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74页。。即便个别成功预测的学者也没能在其私人社交媒体以外提供其基于直觉外的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与逻辑解释架构。Jessica Meyers， “How a Professor in China Predicted Trumps Victory More Accurately Than Most U.S.Pollsters，”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4， 2016， 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pollster20161114story.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然而，与日本首相安倍代表的政客们迅速的政策调整相似，学界对于未能成功研判特朗普胜选的反思也迅速地转向了对其当前争议性政策及其影响的热烈讨论。有限的反思虽然深刻，但往往直接大而化之地上升到了对美国选举制度甚至整个政治制度的检讨或是聚焦于对民粹主义的深奥讨论。黄仁伟：《2016年美国大选与世界政治变化新趋势》，《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第8—11页;吴冠军：《阈点中的民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第16—23页;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9—29页;刘人营、肖娇：《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反思》，《红旗文稿》2017年第1期，第33—36页;杨光斌：《滥用“民粹主义”已成西方掩饰政治真相的手段》，《北京日报》2016年12月12日，第14版;杨光斌：《新自由主义酿成全球民粹大潮》，《环球时报》2016年5月18日，第14版。相反，对于技术层面特朗普如何胜选、为何胜选的形而下的系统总结反而成了灯下黑的空白点。孟亚波副研究员等在选后当月见刊的论文虽致力于评析此次大选，但同样是高度抽象概括性的，并未追踪还原其细节过程。美国民调研究协会历时一年出台的反思报告，从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诸多可能导致预测失焦的因素与环节，但并未致力于提供完整的因果解释链条。宾州大学政治系黛安娜·穆茨教授利用一项在2012年10月和2016年10月连续进行的全国性选民态度追踪民调，提出了地位威胁感知而非经济困境导致特朗普胜选的解释。南京大学祁玲玲副教授则利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在2016年大选前后的全国性民调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认为是反对政治正确的保守文化复兴导致了特朗普的胜出。参见：孟亚波、黄放：《美国大选结果评析》，《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11期，第45—49页;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p.133;Diana C.Mutz， “Status Threat，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5， No.19， 2018， pp.110;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67—89页。这种技术层面分析的缺乏在相当程度上会损害宏观分析的可靠性与说服力，旨在从选票数据上进行的回溯性分析依然有其特定的价值。 从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国别对象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来讲，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在谈及美国地区研究的辉煌过去时曾不无夸张地举例：如果你想找到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中国的环境退化或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地方政治问题的专家，那么你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大学中找到;相反，你却很难想象一位巴基斯坦学者了解内布拉斯加州、一位中国研究者可以对底特律的复兴发表权威性见解、一位俄罗斯教授握有美国下一轮总统选举的原始调查数据。Charles King，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 Foreign Affairs， Vol.94， No.4， 2015， p.90;陈岳、莫盛凯：《以深化地区国别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第36—44页。因此，即便从深化地区国别研究的学术视角，深入探究这场让有关专家预测失准的大选，意义也远大于去确证那些准确“中靶”或是与选前预期八九不离十的大选分析。中国的美国研究是国际关系地区国别研究领域中最发达的，对于这次大选预期失准本身也并非耻辱，毕竟连美国本土众多致力于本国政治研究的学者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敏锐性，但对于这般完全出人意料的大选结果进行有具体数据支持的回溯性探究，正是我们反思过往的思维定式、发展我国的美国研究的一个契机和着力点。
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政治崛起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那么，其胜选是否也仍是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胜利？伴随其胜选，“民粹主义”一词也空前地流行起来。周琪、付随鑫：《深度解析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第17—19页;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73页;杨光斌：《滥用“民粹主义”已成西方掩饰政治真相的手段》，《北京日报》2016年12月12日，第14版;杨光斌：《新自由主义酿成全球民粹大潮》，《环球时报》2016年5月18日，第14版;周岳峰编译：《杰克逊式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6日，第7版;Fareed Zakaria， “The Force behind Populism Everywhere？ Immigration，” Fareed Zakaria， Dec.8， 2016， https：//fareedzakaria.com/2016/12/08/theforcebehindpopulismeverywhereimmigration/，訪问时间：2017年7月6日; Fareed Zakaria， “Populism on the March： Why the West is in Trouble，”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6， 2016， pp.915; Michael Kazin， “Trump and American Populism： Old Whine， New Bottles，”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6， 2016， pp.1724;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p.5868.然而选后至今，人们却不断见证特朗普及其政府在一系列政策议题上的不得民心，各类抗议此起彼伏，执政满意度始终不见起色，不支持率始终高于支持率（见图1），已创下70年来历任总统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诸如“特朗普究竟如何胜选、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其胜选、民粹政治真的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了吗、2016年大选真的是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伟大胜利吗”等一
系列基本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再作理论总结和前瞻性的预期思考。基于这样的目的，本文利用美国主流媒体中较为丰富的2016年大选民调数据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回溯性的系统分析，在微观技术层面上探究并还原特朗普究竟如何赢得大选。而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所谓“特朗普冲击”的真实肇因，及其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帮助我们更好地在技术和事实层面认识这场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美国总统大选。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本文的论据
来源： 童黎：“特朗普支持率达11个月来最高，但外贸政策遇半数美国人反对，” 观察者网2018年3月27日，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8_03_27_451737.shtml;特朗普与杜鲁门以来任意一位前总统的比较图还可参见“How Popular Is Donald Trump，” FiveThirtyEight， https：//projects.fivethirtyeight.com/trumpapprovalratings/，访问时间：2017年7月17日。
图2杜鲁门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就任14个月支持率
集中在对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探究和解释，而不再包括此前两党的党内初选。对于后者，前文注释中周琪、刘瑜等的研究已经作了较好的分析和解答，不再赘述。
二、 理解“特朗普冲击”： 三个州的技术性胜出
还原特朗普究竟如何赢得大选是有关讨论的事实原点。与一些断言特朗普的反建制民粹言论有效调动了沉默大众投票激情的推断相反，据美国人口普查局（The U.S.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见图3），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为61.4%，与2012年的61.8%基本持平;从1980年以来历届大选的投票率来看，也处于正常的波动范围内。本文此处采用最广为使用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但对于大选投票率的统计，专门致力于选举研究的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迈克尔·麦克唐纳（Michael P.McDonald）认为，仅仅以适龄公民人口作为基数依然不准确，应以具有投票资格人口取代之;他为此还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来看美国大选投票率没有降低的观点;如果依据他的数据，2016年的投票率较2012年还提升了一个多百分点。参见http：//www.electproject.org/home。 来源： U.S.Census Bureau， Voting in America： A Look at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y 10， 2017，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blogs/randomsamplings/2017/05/voting_in_america.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16日。
图31980—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率走势
尽管大数据研究的兴起为进行精确分析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但由于秘密投票原则保护下公民最终真实投票情况属于法律保护的隐私范畴，精确无误的统计分析依然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民调依然是探知有关事实最切实可行的合法途径。设置在投票站外、面向刚刚完成正式投票选民的跨领域（crosssectional）出口民调（exit polls），则是最接近真实投票时点和选民投票时点心理状态的一种民调方式。与前文注释里提及的穆茨和祁玲玲使用特定机构自行取得的调查数据不同，本文主要使用主流媒体的出口民调数据;与两位作者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不同，本文并不致力于统计学的数据处理以求显著性检验，而是通过对2016年与2012年大选出口民调数据以及2016年大选特定两个时点数据进行比对的方式，来确证特定解释是否能在民调数据中获得支撑。
这场突如其来的“特朗普冲击”让传统民调统计分析的可靠性备受打击。基于大规模访谈数据的民意调查虽然此前也受方法论上的质疑，但其基本科学性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否认，而以几乎全军覆没的方式“误导”美国大选这样的超高显示度事件，几乎毁灭性地打击了这个行业。祁玲玲、王皓：《重新审视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民调的预测偏差》，澎湃新闻2016年11月13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0408，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Andrew Mercer， Claudia Deane， Kyley McGeeney， “Why 2016 Election Polls Missed Their Mark，” Pew Research Center， Nov.9，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1/09/why2016electionpollsmissedtheirmark/，访问时间：2017年7月16日。选后许多人声称，2016年对于民调行业是糟糕的一年。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7.美国民调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APOR）专门组织全美各大机构成立了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致力于对自2016年5月起的数据进行点对点调查，以图反思预测失焦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最终调查报告已刊载于该协会旗下刊物《民意季刊》2018年第1期上，参见：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133.不过，总体而言，所谓的民调失焦并没有渲染的这般离谱，选前的民调与最终的结果基本上仍都相符（见表1）。在普选票上，希拉里获得65853516张，得票率为48.18%;特朗普获得62984825张，得票率为46.09%，落后希拉里2868691张选票、2.09个百分点。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Gener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Jan 30， 2017， https：//transition.fec.gov/pubrec/fe2016/2016presgeresults.pdf，访问时间：2017年7月17日。这与各大媒体、专业机构选前平均民调显示的希拉里领先3.2%的预测非常接近，对于一场选民规模上亿的选举预测来说已經是相当精准的结果，与往年相比其误差也落在合理波动范围以内，甚至是1936年现代民意调查出现以来历次大选民调中准确度比较高的一次。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p.78.
在各州层面，美国民调研究协会的反思报告承认，在2016年大选中，州一级民调的表现并不理想，至少与之前的四次大选相比较，是最差的一次。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8.然而，即便是个别“失算”的州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也仍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更进一步说，这些州在邻近投票日的统计分析走势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最终结果的可能性。所谓大选民调全线失算实在言过其实。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75页。失算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主流研究者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位反建制候选人的本能憎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式造成的错误知觉，干扰了他们对于民调细微波动本身的敏感性。有关认知相符、诱发定式和愿望思维等几种错误知觉生成的讨论可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7—238、395—425页。从广义政治历史意义上讲，两党政治依然 稳固地发挥着作用，“一党州”数量持续增加，“摇摆州”（swing states）数量持续减少，两党政治分割与2012年大选基本相似，表明大体上两党政治版图、选民结构基本巩固。在2012年大选投票给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选民中，有92%在2016年将选票投给了希拉里;而在两届大选中都坚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中，有86%在2012年投票支持奥巴马后继续选择了投希拉里的票。Diana C.Mutz， “Status Threat，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5， No.19， 2018， p.4.但据此就把焦点锁定在艾奥瓦、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佛罗里达6个近几届选举形成的“战场州”（battleground states）上，其分析视野仍然显得过于宏大而不够聚焦。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20页。从表1的最终得票率与民调比照来看，出意外的仅仅是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4个州。北卡州的最后民调两人打平，最终由特朗普以3.66个百分点胜出。在非裔美国人较多的北卡州，民主党自1968年以来只在奥巴马的两次竞选中赢取过。该州2015年修改了2013年的立法，放宽了对投票选民身份证明的要求，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反常样本的价值。这4个州选举人票相加高达52张，足以颠覆整个选举结果。其中只有选举人票最少的内华达是选前民调为特朗普小幅领先、最终由希拉里扳回的一州，但去除内华达后的46张选举人票仍然足以改变大选结果。因此，从解释意外的角度需要解答的仅仅是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考虑到威斯康星是民主党自1984年大选以来首次失去的“铁杆”支持州，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也是1988年以来首次由“蓝”转“红”，自“里根革命”以来民主党在五大湖地区逐步建构起的“蓝墙”（blue wall）轰然倒塌。
在密歇根州，11月7日的最终民调显示希拉里仍领先特朗普3.4个百分点，但最终计票结果却以0.23个百分点、10704张选票惜败。在宾夕法尼亚州，11月7日希拉里尚有1.9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最终却以0.73个百分点、44292张选票失利。在威斯康星州，11月7日希拉里仍保持6.5个百分点的
大幅优势，但开票结果以0.77个百分点、22748张选票败选。也就是说，在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下，尽管在全国普选票上大败近287万张，特朗普却凭借在3个州总计不到10万（77744）人、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创造了“特朗普奇迹”，以尚不及美国最大体育场——密歇根大学大屋体育场（big house stadium）——设计容量八成的人数翻转了大选预测，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了“特朗普冲击”。Tim Meko， Denise Lu， Lazaro Gamio， “How Trump Won the Presidency with Razorthin Margins in Swing State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11，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politics/2016election/swingstatemargins/，访问时间：2017年8月25日。客观而言，即便是设计再縝密的民调也无法可信地预测竞争中以如此微小优势胜出的胜利者。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3.尽管如此，这些民调数据的细微差别对于试图检验和确证因果解释机制的“事后诸葛亮式”分析却依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三、 解释“特朗普冲击”： 多种解释的比较分析
“特朗普冲击”来得出人意料，如何解释这一“黑天鹅事件”更是众说纷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篇报道甚至列出了存在的24种解释，新闻网站Alternet也选出了13种最可能的解释供读者自行判断排序。Gregory Krige， “How Did Trump Win？ Here Are 24 Theories，” CNN， Nov.10， 2016， http：//www.cnn.com/2016/11/10/politics/whydonaldtrumpwon/index.html; Don Hazen et al.， “13 Top Theories for How Trump Won and Why Clinton Lost： Whats Your Theory？” Alternet， Dec.1， 2016， http：//www.alternet.org/print/election2016/13toptheorieshowtrumpwonandwhyclintonlostwhatsyourtheory，访问时间：2017年8月26日。毫无疑问，在2016年7月底两党大会先后确定各自候选人到11月8日投票日期间，发生了诸多可能影响选民投票信息、偏好的事件。社会科学中存在广泛而普遍的复杂效应，特定结果既可能是某一诱因的结果，也可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最大的困难在于难以
复制同样的时空环境，以控制变量的方式去模拟检验究竟是哪个因素影响并导致了最终的特定结果。幸而连续性民调的存在使得我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各种事件的发生与对应民调的波动相关联，从而使有关的判断假设的合理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趋势性检验。尽管民调技术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连续性民调而言，存在的问题是常量，并不影响其走势起伏变化背后可供解读的信息。本文无意也无法去逐一检验24种或是13种已经被罗列的可能解释，这些解释也并非每个都值得详细校验，但将这些解释归因进行归类后，大致可以整合为经济、文明、种族、政策和政治因素4个方面。以下将主要利用目前掌握的这3个制造了意外的州的民调数据，对这4种竞争性解释各自的依据或不利证据分别进行呈现和分析，以探究选举结果的真实肇因。 （一） 唤醒迟滞的“OEP”效应： “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反弹
美国在二战后逐步缔造的国际秩序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发展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在经济方面的特点在于对自由贸易的保障和促进。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个平行集团的打破、地区贸易集团＼[对于美国而言主要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美国经济开始空前地全球化扩张和布局，大量工业生产开始向海外廉价劳动力国家迁移，海外贸易额大幅攀升。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其国内传统工业区的进一步衰落和大量产业工人的失业。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的美国中西部五大湖沿岸曾经的重工业区从“钢铁带”（steel belt）到“铁锈带”（rust belt）的蜕变因为这一进程而更加糟糕;20世纪末，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重振美国经济的信息革命很少惠及这些传统工业地区的蓝领产业工人，而后迅速扩张的金融产业也与这些蓝领阶层关联甚少。于是，在西部太平洋沿岸以加利福尼亚州为核心的工业带因为科技革命而如日中天、东部沿海成功转型金融服务业、墨西哥湾沿岸凭借石油加工和航天工业逐渐兴起之时，以钢铁、煤炭、汽车等传统工业为支撑的包括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三州在内的“铁锈带”因为产业外迁而进一步沦落，贫困、吸毒、犯罪、过
量用（鸦片类）药（overdose）等现象在这一地区的剩余人群中逐年增加。
随着“新政”以来作为产业工人利益代表的民主党在克林顿的带领下走向“中间道路”，拥抱支持自由贸易的“里根共识”，产业工人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庇护而更加无情地暴露在了科技进步和全球竞争带来的压力之下。尽管作为最大工会组织的劳联—产联（AFL—CIO）依然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产业工人的不满体现在其组织内部工人领袖对于基层工会选民动员能力的下降上。在国会，两党政府为了通过每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对代表蓝领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采取的唯一安抚和妥协措施，就是在该法案里附带建立一个所谓“工人再培训”（workerretraining）的简单项目作为补偿。除了各州不计其数的此类项目，仅联邦层面迄今就运行着47个缺乏协调的工作培训项目。除了执行层面的失败，如同福山（Francis Fukuyama）尖锐指出的，这些项目本身就是个失败的概念，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培训项目可以把一个55岁的装配工人转变成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或是网站设计者。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64.即便其中不乏成功个例，但在百万人的规模上也是不可能的任务。
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北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其“利益—制度”范式以公司、产业或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元，通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分析单元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来界定国内行为体利益，并将政治制度看作相互竞争的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整合机制，在最后需要时将国内不同的社会利益引入国家之间的博弈中来。有关OPE的介绍参见：戴维·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郎平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49页;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97—124页。贸易自由化在促进总收入增加的同时带来不可避免的分配后果，在国内创造了赢家和输家，主要集中在“铁锈带”的传统蓝领工人正是美国冷战后拥抱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输家。如同福山挑明的，美
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经济停滞和不平等，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能够在本轮大选中收获支持，而是为什么这一过程迟滞了这么久的时间。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p.59.
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然而，八年里除了看似美好却问题愈益凸显的平价医保外，并没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实质性改观，特别是对于“铁锈带”的传统产业，奥巴马政府在继续拥抱自由贸易的同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沦为彻头彻尾的空谈。因此，当非主流的特朗普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所代表的新一轮自由贸易努力和巨额贸易逆差作为靶子、指责中国和墨西哥等顺差国以及非法入境的移民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高呼要重振制造业并把工作带回美国、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而“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时，无疑激活了这群失望已久的选民群体。对特朗普竞选政见的整理可参见：“Fact Check： Donald Trumps First 100 Days Action Plan，” NPR， Nov.10， 2016， http：//www.npr.org/2016/11/10/501597652/factcheckdonaldtrumpsfirst100daysactionplan，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
出口民调显示，全国来看，希拉里在工会家庭仅领先了特朗普8个百分点，这是自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惨败于里根以来民主党优势最小的一次大选（见图4），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
时尚维持了在工会家庭中18个百分点的优势。即便是这一结果，也还是在 工会与教师联盟、教育联盟等其他工会组织合作成立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花费了400多万美元、组织了近4000名游说者、敲开了950万户家门之后的结果。“铁锈带”延伸的中西部地区的境况是最严峻的，尽管这些地区恰恰是工会力量最集中的地区。即便做了这些努力，俄亥俄州还是如选前预期翻“红”，希拉里在该州的工会家庭中也输给了特朗普9个百分点。Ted Hesson and Marianne Levine， “Union Investigate Their Poor Showing for Clinton，” POLITICO， Nov.10， 2016，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6/11/laborunionshillaryclintonmobilization231223;Dave Jamieson， “It Looks Like Donald Trump Did Really Well with Union Households.Thats a Big Sign for Unions，” HuffPost， Nov.9， 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donaldtrumpdidreallywellwithunionhouseholds_us_582367d0e4b0aac62488cc32; Dave Jamieson， “Donald Trump Is Slipping Among Union Voters， Says AFLCIO，” HuffPost， Sep.8， 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trumpslippingamongunionvoters_us_57d1943fe4b00642712c2549，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
密歇根州2016年投票率与2012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4年人口波动也
不大。从CNN提供的出口民调来看为保持可比性，这部分有关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民调全部选用2012年与2016年均可获得的CNN一家的出口民调数据。，投票选民中工会家庭（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工会成员）所占比例也与2012年持平，为28%。其中非工会家庭得票，希拉里以48%对47%险胜一个百分点，与2012年奥巴马50%对49%小赢罗姆尼（Mitt Romney）差别不大;但在工会家庭部分，奥巴马在2012年以30个百分点大胜罗姆尼，希拉里只以13个百分点领先，加权后等于少了4.76%的选票。正是这4.76%足以耗尽选前民调中希拉里所拥有的领先优势。因此，密歇根州的情况似乎完全符合蓝领工人倒戈的说法。
但在威斯康星州，情况则更为复杂。工会家庭占比（21%）与4年前一样也没有变化，但整体投票率下降了3%有余。同样，民主党在工会家庭的领先优势由2012年的30个百分点下降为2016年的10个百分点，足足少了20个百分点;而在非工会家庭部分的变化则更惊人，2012年奥巴马尚维持了50%对49%的微弱优势，到了2016年希拉里却以44%对52%落后了特朗普8个百分点。这种非工会家庭变化比工会家庭变化更显著的情况，使得有关蓝领产业工人关键作用的解释力大打折扣。经过加权，工会家庭部分的变动也只占2%，如果没有非工会家庭部分，这种变化是不足以逆转希拉里在选前民调中拥有的6.5%的优势的。
宾夕法尼亞州的情况最为复杂，由于各大媒体在2016年该州的出口民调中都缺失了工会家庭一项，使得直接的比较无法进行。奥巴马在2012年连任竞选初期，就险些因为经济不见起色而在该州的工会成员支持率上面临严峻形势。The Associated Press， “Election 2012 Exit Poll： Pennsylvanians Worry about Economy， Health Care，” PennLive， Nov.6， 2012， http：//www.pennlive.com/midstate/index.ssf/2012/11/election_2012_exit_poll_pennsy.html; John Rossomando， “Union Members Could Cost Obama Pennsylvania in 2012，” The Daily Caller， Sep.8， 2011， http：//dailycaller.com/2011/09/08/unionmemberscouldcostobamapennsylvaniain2012/，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从出口民调看，经济依然是2016年大选宾夕法尼亚州选民的压倒性关注议题，而且过半选民认定国际贸易带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与2012年相比，2016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整体投票率上升了约4个百分点。CNN在2012年的出口民调显示，工会家庭占投票选民的21%，其中民主党以57%对42%领先了共和党15个百分点，而在剩余79%的投票选民中，也以56%对43%的优势领先。 http：//www.cnn.com/election/2012/results/state/PA/president/，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到了2016年，有鉴于“铁锈带”其他各州以及全国性的普遍状况，希拉里在该州工会家庭支持率的下降是可以预见的，问题仅仅在于其程度。由于民调数据的限制，我们选择从最相关的收入来倒推。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6万美元左右，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一般在4.2万到12.6万美元之间。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Dec.9， 2015， p.6.根据近年的经济状况，宾夕法尼亚州蓝领工人的收入群主要集中在收入在3万至5万美元之间的民调区间，巧合的是这部分群体在2016年投票人口中占比22%，基本等同于该州工会家庭选民占比。在这部分群体中，希拉里以53%对44%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将之视为2016年工会家庭投票情况的最接近反映，相较2012年15个百分点的优势则少了6个百分点。由于有组织工会的存在以及2016年选举中特别进行的催票努力，工会家庭的投票绝对数相较2012年波动不会太大，即便 经过增加的4%的投票率的稀释，这6个百分点对于逆转希拉里从选前1.9%的微弱领先到最终以0.79%败北的2.69个百分点净值依然绰绰有余。在现有的数据支持下，有关蓝领工人作用的解释在宾夕法尼亚州也是成立的。
因此在这3个关键州，即使排除威斯康星州情况不甚明朗的10张选举人票，归因于蓝领产业工人的解释在技术上也足以佐证“特朗普冲击”的出现。
（二） “身份政治”的激烈反弹： 白人此处“白人”指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愤怒
美国在传统上是一个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白人新教国家。移民对于美国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构成了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特性，以致被誉为“民族大熔炉”。起初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的定居者和移民，而后扩展到包括来自欧洲大陆的白人及其后裔，至今仍是其人口的绝对主体。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化和所谓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构成了界定美国人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的唯一因素，种族成为主流政治正确话语下的一大禁忌，以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歧视的政治甚至法律后果的嫌疑。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却直面敏感话题，挑明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界定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要素，美国的前途在于重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并对美国人口构成中不断增加的拉美裔及其导致的拉美裔化日益平行于传统由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价值观界定的美国化的现象表示了深刻的担忧。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尽管亨廷顿极力撇清他的观点与人种的相关性而强调其文化面向，但始终难逃嫌疑，如果联系他的上一部蜚声世界的名著《文明的冲突》就更加难以洗脱。时隔12年，当特朗普从初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时，因其公开谴责移民并把修筑边境隔离墙、终止穆斯林移民和遣返已入境的非法移民作为政纲内容，亨廷顿的预言似乎从理论推演成为政治现实。随着民主党越来越走向“身份政治”，向女性、非裔美国人、同性恋者、城市年轻人、环境主义者、新移民张开怀抱，一味强调“美国信条”的包容性时，白人保守大众就越来越成为共和党的忠实拥趸。
对于其中的白人劳动阶层而言，即便是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更多地损害了其经济利益，他们也愿意因为持枪、堕胎、宗教、爱国等文化议题而提供坚定支持。拉里·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59页;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p.6163; Fareed Zakaria， “Populism on the March： Why the West is in Trouble，”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6， 2016， p.13.
据信，特朗普煽动起的民粹主义背后是与亨廷顿一样的隐忧。尽管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目前仍占61.9%，但净增长率已经在2014年由正转负，新生儿中少数族裔也已经超过白人，加上移民因素，预计在本世纪中叶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失去多数族裔地位。反映在选民结构上也是如此（见图5），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2016年大选中少数族裔合格选民人数达到31%的新高。
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比2012年下降了0.4%，但从出口民调看，非西班牙裔白人所占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72%下降了1个百分点;同期，非裔美国人所占比重也从13%下降了1个百分点，拉美裔和亚裔所占比重各上升了1个百分点，剩余人种占比也被压缩了1个百分点。因此，总体来说，这两次大选各族裔投票人数总体相差不大，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也并没有更踊跃的投票变化，具有可比性。在全国范围，特朗普在非西班牙裔白人投票选民中以57%对37%领先希拉里20个百分点，但罗姆尼同样在2012年的该投票群体中大胜奥巴马20个百分点;在第二、第三、第四大群体的拉美裔、非裔和亚裔选民中，特朗普较之罗姆尼均获得了约1个百分点的优势，反倒是希拉里在这些群体中分别较奥巴马在2012年的表现少了4个、5个和7个百分点的优势。两相对比，特朗普在各个群体中多出来的这些微弱增长正好大致符合其最终总普选票较罗姆尼多得了205万票的部分，因而所谓“白人的愤怒”造就的“特朗普冲击”至少在全国范围来看是不成立的，反倒是希拉里在各少数族裔的票被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的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和绿党（Green Party）的吉尔·斯坦（Jill Stein）分走了不少，以至于最终得票较奥巴马在2012年少了6.23万票。
再来看出现意外的3个州。这3个州都是移民相对较少、传统欧洲白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州，尽管近年来少数族裔主要是拉丁裔人口增长开始加速。在密歇根州，由于两次选举投票率几乎没有变化，同样可以直接对比。相较2012年，非西班牙裔白人、黑人群体占投票选民比重分别降了2个和1个百分点，拉美裔上升了2个百分点，變动都不太大，但作为主体部分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内部，两党得票对比变化就比较大了。奥巴马2012年在该州以11个百分点落后罗姆尼，到了2016年，希拉里的劣势扩大到了21个百分点，支持率下降非常明显。这一降幅足以颠覆选前民调的领先部分。再看教育与种族结合的细分，希拉里在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占选民的33%）中尚以43%对51%输8个百分点，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占选民的42%）中则以31个百分点大败。可以说，主要是底层白人和蓝领白人对其支持的骤降造成了这一结果。 在宾夕法尼亚州，在整体投票率攀升4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投票选民中白人占比增加了3个百分点，黑人减少3个百分点，拉美裔持平，可见增加的部分主要是白人选民。希拉里在黑人选民部分的表现与奥巴马在2012年几无差异，在占选民6%的拉美裔部分少了6个百分点，优势也缩小了，表面上看白人部分的劣势只是扩大了1个百分点。然而，在种族与教育结合的分项里，在占全体选民41%的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部分，希拉里与特朗普得票率持平;但在占全体选民40%的无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中，却落后了特朗普32个百分点。因此，底层和蓝领白人支持的增长也是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的重要原因。
在威斯康星州，虽然投票率降了3个多百分点，但出口民调显示各人种投票人数所占比重依旧稳定如故。希拉里在少数族裔的表现与奥巴马4年前相较基本稳定，但在白人部分的劣势由3个百分点扩大到了11个百分点。结合教育与种族的细项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占全体投票选民的39%，希拉里在这一部分以53%对41%领先特朗普12个百分点;但在占全体投票选民47%的无大学学历白人群体中以34%对62%输了28个百分点。可见，威斯康星州底层白人与蓝领工人对特朗普的支持也是非常显著的，这也足以扭转希拉里在该州的大幅民调优势。
因此强调白人关键作用的解释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不成立，但在翻转选前民调结果、造成“特朗普冲击”的三个“意外州”却无一例外地成立，而且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底层和蓝领白人群体。因而，只强调“白人的愤怒”有失准确，确切地讲，是“铁锈带”底层白人的愤怒造就了“特朗普冲击”。有鉴于蓝领工人在学历上大多也属于这一群体的子集，这一解释覆盖的人群与第一项解释覆盖的人群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尽管穆茨和祁玲玲的研究认为起作用的仅仅是种族而非经济因素，但这并不能排除两个解释同时成立、同时作用的可能性。
（三） 恰逢其时的政策调整： 个别州选民身份的突然收紧
选举并不是所有人能够参与的事，除了国籍、年龄等因素外，各州对于选民资格、登记方法和投票方式（比如是否允许提前或邮寄投票）的规定不尽相同。俄亥俄州曾在2014年围绕“提前投票”规则引发法律纠纷，参见：张业亮：《“投票战争”：美国两党的选民争夺战》，《世界知识》2014年第22期，第43页。简单地讲，一个公民要想在大选中投票，首先应按照所在州的规定登记成为注册选民，其次在投票现场要按规定自证身份。选民身份证明问题并非选举中的新问题。由于受该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少数族裔和移民投票群体，因而构成了对民主党潜在得票的压缩。2011年以来，民主、共和两党着眼于2012年大选和2014年中期选举，就是否引入严格的选民身份要求在各州层面展开了多轮法律斗争，其中民主党政府的司法部与共和党控制的德克萨斯州政府之间围绕这一问题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最引人瞩目。邹强：《一张选民身份证引发的大官司被指为奥巴马竞选助阵》，《法制日报》2012年7月17日，第11版;人民网：《奥巴马：共和党对投票权构成威胁》，2014年4月1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14/c100224892323.html，访问时间：2018年1月5日;张业亮：《“投票战争”：美国两党的选民争夺战》，《世界知识》2014年第22期，第42—44页。本轮大选中选民身份问题之所以再度引发关注，在于特朗普在选前对于美国大选投票舞弊的严厉指责。他在一次模仿林肯（Abraham Lincoln）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的讲话中引用了一份皮尤中心的报告，称大选中有2400万张选票或是无效或是非常不准确的，除了280万人在各州重复登记，还有180万死去的人登记成为选民并有一些参与了投票，多达14%的选票来自非美国公民。“Full Event： Donald Trump Foreign Policy Speech In Gettysburg， PA （10/22/2016） First 100 Day Plan，” Oct.22，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R4LOs2LSI，访问时间：2017年9月2日。大选结果出来以后，特朗普也始终不承认其在普选票上落后希拉里近287万张的现实，坚称这一结果是大选舞弊的结果，他本人同时也是普选票的获胜者。为此，他在就任后于2017年5月11日签署行政法令，专门成立了由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领衔的选举诚信总统顾问委员会（Presidenti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Election Integrity），以协调各州解决他所坚持的存在大量不合格选民的问题。
因遭遇许多州的抵制、民主党人和民权组织的指责以及被起诉涉嫌违反《联邦档案法》，特朗普已于2018年1月3日签署新的行政法令解散该委员会，委员会存在期间仅召开过两次会议。有关该机构参见：白宫网站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17/07/13/presidentialadvisorycommissionelectionintegrity;有关争议参见：Dartunorro Clark， “Fortyfive States Refused to Give Voter Data to Trump Panel，” NBC News， July 6， 2017， 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fortyfourstatesrefusegivevoterdatatrumppaneln779841;此外，有關该问题信息的整理参见：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Trumps ‘Voter Fraud’ Commission，”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issues/trumpfraudcommission，访问时间：2017年9月2日。 在带来意外的3个州，宾夕法尼亚州于2012年通过的要求严格带头像身份证明的立法，在2014年遭法院推翻成为无需任何身份证明即可投票的州;密歇根州属于非严格的无须头像证明的州，没能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选民只须签署一份带法律后果的文书即可正常投票;威斯康星州于2011年通过要求严格有头像身份证明的法律，在经过多轮诉讼后于2015年开始实施，2016年大选是其首次从无需任何身份证明到严格要求持有带头像身份证件投票的第一年，引发争议的正是该州。
在对选民身份认证要求没有变化的州，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较2012年增长了1.3%;在那些有变化但从严格转向宽松的州，如亚拉巴马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罗得岛州，投票率上升了0.7%;但在那些身份要求转向更严格的州，如密西西比州、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投票率下降了1.7%，特别
是威斯康星州的降幅达到了3.3%。甚至有媒体估计，因为第一次在大选中采用严格的有头像身份证明的要求，威斯康星全州有多达30万、占全体选民9%的人受影响，最新估计20万选民被迫放弃投票，且主要受影响群体为低收入人群、非裔美国人等民主党支持人群。Ari Berman， “Wisconsins VoterID Law Suppressed 200，000 Voters in 2016 （Trump Won by 22.748），” The Nation， May 9， 2017，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isconsinsvoteridlawsuppressed200000votestrumpwonby23000/; Ari Berman， “Wisconsins VoterID Law Could Block 300，000 Registered Voters from the Polls，” The Nation， Apr.4， 2016，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isconsinsvoteridlawcouldblock300000registeredvotersfromthepolls/，访问时间：2017年9月3日。
如果出口民调是比较准确可信的，选民基数变化亦不大，那么，尽管出现了3.3%的投票率下滑，但各投票族裔所占比重没有变化，至少说明全州范围各个族裔所受影响大致是均等的。考虑到民主党在传统优势州失利的现实，还有威斯康星州对选民身份认证收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以往不在场投票政策的几乎废弃都发生在2011年共和党赢得该州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以后，其中不乏党派攻讦成分。毕竟在共和党传统的优势州密西西比，尽管投票率出现大致3个百分点的下降，却几乎没有引起关注。而在民主党拿下的同样身份要求转向严格的弗吉尼亚，投票率也几乎没有波动。
然而，从最终公布的选票数看，威斯康星是3个“意外州”中唯一一个希拉里与特朗普得票同时较2012年两党各自得票出现下降的州。在绝对数上，特朗普较2012年罗姆尼得票下降不到3000张，而希拉里则较奥巴马2012年表现骤降了23万余票。可见，民主党支持者受影响较大也是事实，但比较特朗普在“铁锈带”其他州选票的普遍上涨，否认对其支持群体的影响也是不客观的。问题只在于无法判定是否是这一单一因素造成了该州预测结果的逆转。从更大的范围来说，3个出现意外的州里，宾夕法尼亚州没有任何投票资格限制，密歇根的政策较2012年没有变化，即使把威斯康星的变化完全归因于投票资格政策的变化，该州的10张选举人票依旧不足以改变特朗普的胜局。因此，这一解释更多只是补充性而非决定性的。
（四） 令人困惑的插手： 科米选前重启“邮件门”调查
传统上，候选人诚实守信的形象是影响中间选民投票决定的重要因
素之一。希拉里从政多年，“邮件门”事件爆发后，共和党人抓住机会着力塑造希拉里不诚信、蓄意隐匿真相以及利用政治权力通过克林顿家族基金会与国内外财阀做利益交换的舆论形象，严重影响了中间选民对于希拉里政治诚信的观感。在CNN的全国性出口民调统计中，多达45%的受访者认为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扰，18%的受访者回答感到一些困扰，回答完全不受影响的只有19%;尤其是在那部分感到非常困扰的群体中，特朗普以86%对7%大胜希拉里。与此相对应的是，61%的受访者认为希拉里并不诚实可信，在这部分群体中，特朗普也以72%对20%大胜了希拉里。CNN，“Exit Polls： 2016 Election，”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访问时间：2018年5月16日。克林顿夫妇选后也多次将其败选归咎于时任联邦调查局长科米（James Comey）。他们指责科米在2016年10月28日，几乎是选前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打破了联邦调查局应有的中立立场，他所高调重启的对希拉里所涉“邮件门”的调查给希拉里的选情带来了致命影响。Amy Chozick， “Hillary Clinton Blames F.B.I.Director for Election Loss，” New York Times， Nov.12，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13/us/politics/hillaryclintonjamescomey.html; Carl Campanile， “Bill Clinton： James Comey Cost Hillary the Election，” New York Post， Dec.19， 2016， http：//nypost.com/2016/12/19/billclintonjamescomeycosthillarytheelection/，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科米此举的动机是高度可疑的，虽然美国媒体认定这是他本人古怪的个性因素和知觉导致的结果。Alan Yuhas， “James Comey： Hillary Clinton Email Inquiry Is FBI Chiefs Latest Controversy，” The Guardian， Oct.30，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oct/30/jamescomeyfbidirectorhillaryclintonemail; Jenna Amatulli， Ryan Reilly， “Comey Says Bill ClintonLoretta Lynch Meeting Prompted Hillary Clinton Reveal，” The Huffington Post， Jun.8， 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comeyadmitsbillclintonlorettalynchmeetingpromptedhillaryclintonreveal_us_59396301e4b0b13f2c 67ea98，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事后英国《卫报》披露的情报信息显示，至少在他宣布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半年前，作为联邦调查局长的他就与美国其他情报高层一道，获知了来自多个盟友的关于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情报人员有接触的信息通报，但与美国情报界一贯的谨慎和规避政治的传统相一致，他在此问题上却并没有坚持他个人的古怪个性与奇特认知。Luke Harding， Stephanie Kirchgaessner， Nick Hopkins， “British Spies Were First to Spot Trump Teams Links with Russia，” The Guardian， Apr.13，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7/apr/13/britishspiesfirsttospottrumpteamlinksrussia，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尽管有人特别是特朗普本人坚決认为归咎于科米只是民主党不愿承认其竞选脱离选民诉求的开脱之词，但从选后的民调倒推来看，克林顿夫妇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从全国性民调来看（见图6），在科米宣布重启对希拉里的“邮件门”调查后，希拉里的民调基本稳定不再上扬，而同期特朗普的民调却呈现加速上扬的趋势，并直到11月6日选前最后两日科米宣布新调查没有新发现时才出现小幅回落。CNN的出口民调同样显示，在全国范围有13%的受访者是在最后一周才做出投票决定的，正是在这部分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超过了希拉里。CNN，“Exit Polls： 2016 Election，”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访问时间：2018年5月16日。可见，其对中间观望选民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在多个“战场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出口民调显示，在选前一周做出投票决定的人群里，特朗普取得了较希拉里的明显优势。例如，在“摇摆州”中坐拥最多选举人票同时也是拉美裔移民集聚的佛罗里达，该州的平均民调显示，希拉里一度领先的民调优势在10月30日再度实现了与特朗普支持率的交叉，而后一直胶着，直到最后选前一日以0.2%的微弱差距落后（见图7）;而NBC的出口民调也显示，多达11%的投票选民是在选前最后一周做的决定，而在这些人中特朗普以17个百分点的优势大幅领先于希拉里的38%;而在剩余88%于一周前已经下定决心的大部分人里，希拉里还是以1%的微弱优势领先。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fl，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再如另一大“战场州”俄亥俄，尽管特朗普在10月17日就再度实现了对希拉里的民调反超，但双方一直紧咬，“邮件门”调查的重启帮助特朗普扩大了民调优势，并将其保持到了最后（见图8）。
NBC在该州的出口民调同样显示，该州多达15%的投票选民是在最后一周做出的最终决定，特朗普保住了在自9月以来做出决定的投票选民中的领先
优势。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oh，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这两大州的选举人票总和达47张，即便不考虑其余48个州或是3个“意外州”的影响，仅这些选举人票就足以颠倒整个大选结果。这意味着重启的“邮件门”调查尽管没有撼动各自的基本盘，但确实影响了摇摆中间选民的投票倾向，从而影响了最终结果。
而在3个民调失焦的“意外州”，情况基本也是如此。在密歇根州，特朗普的民调正处在第三次辩论后跌至谷底的艰难爬升阶段，重启“调查门”一出，希拉里民调同位震荡，特朗普则继续震荡上升（见图9）。该州出口民调同样发现，在最后一周做出决定的13%的投票选民里，希拉里以39%对50%输了11个百分点，而在最后一周前做决定的人那里两人尚是平手。希拉里在最后一周丧失了1.43%的选票，虽然即使没有这一事件，她也未必能赢下这全部1.43%，但鉴于她是以0.23%惜败该州，实在难以完全排除这一解释的可能性。
再看宾夕法尼亚州，事件一出，两人的差距迅速收窄，特朗普民调奋起直追直到仅差1.9个百分点（见图10）。该州出口民调显示，多达45%的投票选民认为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严重困扰了他们，20%认为有一些，认为不受影响的总计只有34%。同样，在该州15%最后一周才做出决定的投票选民中，希拉里的劣势从2个百分点扩大到17个，这对于以0.73个百分点丢掉该州的希拉里而言同样无法忽略。
由此可见，克林顿夫妇的指责并非没有根据，无论是导致意外的三州甚至是更多选前民调接近的州，都存在科米重启“邮件门”调查的影响。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完全足以彻底逆转大选结果，甚至赋予希拉里以较大领先优势，尽管其具体相关关系要依靠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和更精确的定量分析。
四、 回望“特朗普冲击”： 选后纠葛与未来
大选的结束本应成为这场“特朗普冲击”趋于完成的休止符，然而，选后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和特朗普通俄的不断报道无不提示着这场选举依旧没有了断。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有关美国干预其他国家大选的报道都已是司空见惯，然而2016年大选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几乎被视为选举样板的美国总统大选转瞬成了遭遇他国干涉的受害方。有关传闻在选后甚嚣尘上，相关调查至今仍未完全了结。2018年3月23日，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宣布，经一年多调查未发现证据，因此结束所谓“通俄门”调查，但该委员会9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致投下反对票，并指责共和党凭借人数优势阻挠调查;该调查报告全文于4月27日在众议院网站公布，参见：https：//intelligence.house.gov/uploadedfiles/final_russia_investigation_report.pdf。 2018年4月20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入禀纽约曼哈顿一家联邦法院，指控特朗普竞选团队、俄罗斯政府和维基解密三方合谋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此外，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所领导的“通俄门”调查都仍在继续。特别是穆勒调查团队已对包括前特朗普竞选总干事在内的3名前竞选团队成员提起诉讼。相关进展参见：新华网：《美众院委员会结束‘通俄’调查，质疑依然满天飞》，2018年4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29/c_129861923.htm;新华网：《民主党起诉特朗普竞选团队，指控其干预总统选举》，2018年4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22/c_129855847.htm;新华网：《特朗普前竞选团队主席等三人被起诉》，2017年10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0/31/c_129729364.htm;访问时间均为2018年5月15日。随着美国媒体不断跟进地深挖爆料，越来越多的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包括其亲属牵涉其中，有关特朗普征询法律顾问、亲自赦免其亲属的传闻更是不断发酵。Chris DAngelo and Nick Visser， “Trump Asks about Pardons as Lawyers Look at Ways to Derail Mueller Probe，” HuffPost， July 20， 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trumplawyersmuellerpardons_us_597157abe4b00e4363de87b8，访问时间：2017年9月6日。所謂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从目前信息来看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攻击美国大选投票、计票系统以图操控过程甚至结果，但从目前美国媒体披露的报道看，奥巴马政府的努力似乎保卫了该系统未受影响，因而得票结果是可信的。尽管如此，仍有人怀疑俄罗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操作了这一结果，参见：Charles P.Pierce， “The Hard Truth Keeps Tricking Out， Little by Little，” Esquire， Jun 13， 2017， http：//www.esquire.com/newspolitics/politics/news/a55603/russiahackvotingtotals/，访问时间：2017年9月6日。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影响选举过程，对两大候选人施加影响。有关俄罗斯通过黑客窃取民主党和希拉里阵营的负面内部信息，然后有意泄露给媒体打击其形象，以图影响希拉里方面的选情的披露已经不是新闻。“Intelligence Report on Russian Hacking，” New York Times， Jan.6， 2017，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1/06/us/politics/documentrussiahackingreportintelligenceagencies.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6日; 方师师、唐巧盈：《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事件梳理》，《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9—13页;阮文波：《黑客干预美国大选：技术报告细节的分析和评论》，《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14—16页;本·布坎南、迈克尔·萨米尔：《黑客干预美国大选：美国智库的分析》，《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22—27页。现在存疑的重点是其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接触情况，双方是否在盗取的有关信息的扩散上存在合作成为接下来调查的重点。 处于两者之间灰色地带的则是俄罗斯利用诸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以及“脸书”旗下“照片墙”（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展开的所谓“信息行动”（information operations），有针对性地推送政治广告和信息，进而希望最终影响选民的投票决策。“脸书”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18年4月10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交通、科技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围绕社交媒体滥用数据与侵犯隐私权的听证会上最终承认，在大选前后两年时间里多达8万个“脸书”广告推送产生自与俄罗斯有关的470个账号及页面;这些账号花费约10万美金在“脸书”和“照片墙”的近3000则政治广告上;乐观估计，多达1.26亿用户看到过这些内容，其中1.1亿生活在美国。参见：扎克伯格在2018年4月10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交通和科技委员会的联席听证会上的书面证词，https：//www.judiciary.senate.gov/imo/media/doc/041018%20Zuckerberg%20Testimony.pdf，访问时间：2018年5月15日。而这一指控与特朗普团队的可能关联在于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咨询与数据分析公司。该公司提供的服务正是利用从“脸书”上获取的用户私人数据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信息和广告推送。在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和《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攻击下，该公司已经被迫宣布破产，但迄今的调查和曝光并没有发现这家机构与俄罗斯政府的幕后联系。因此，从这一处于灰色地带的“第三条道路”找到“通俄门”证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考虑到与外国政府勾结并利用网络攻击手段干扰大选指控的严重后果，特朗普阵营特别是其核心人物不可能不忌惮其严重的法律后果。他们敢于雇佣剑桥分析是一回事，与俄罗斯政府勾结则是另一码事。有关剑桥分析在帮助特朗普团队获胜中的作用分析，早在选后的2017年1月就由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德文媒体《杂志》周刊爆料出来，当月被译为英文报道，但剑桥分析真正成为众矢之的则是在2018年3月《纽约时报》和《观察家报》通过其前雇员爆料其违规获取5000万“脸书”用户数据信息之后。参见：Hannes Grassegger and Mikael Krogerus， “The Data that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VICE， Jan.28， 2017，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article/mg9vvn/howourlikeshelpedtrumpwin; Carole Cadwalladr and Emma Graham Harrison， “Revealed： 50 Million Facebook Profiles Harvested for Cambridge Analytica in Major Data Breach，” The Guardian， Mar.17，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17/cambridgeanalyticafacebookinfluenceuselection; Carole Cadwalladr， Nicholas Confessore， Matthew Rosenberg， “How Trump Consultants Exploited the Facebook Data of Millions，” The New York Times， Mar.1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7/us/politics/cambridgeanalyticatrumpcampaign.html，访问时间：2018年5月15日。因为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保护迄今尚属法律空白，在选前甚至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且美国国务院以及特朗普在党内初选中的对手之一泰德·克鲁兹（Ted Cruz）也都曾是该公司的客户。雇佣剑桥分析在社交媒体推送针对性政治信息和广告顶多算是钻法律的空子，因而可能的推断是，俄罗斯方面一方面单独运作了网络攻击和信息爆料，另一方面又在特定时点蓄意安排了特定人员与特朗普竞选阵营在所谓提供对手阵营负面信息的诱惑下实现接触。这样一来，不管这样的会面是否谈及或谈成实质性交易与合作，都能够使得一旦特朗普成功当选后其对美国政治正常运作干扰影响的长期化和最大化。俄罗斯的目的不仅是操纵选举，更要削弱主流媒体、公众人物、政府机构的公信力，以冷战中常用的手段侵蚀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利益。方师师、唐巧盈：《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事件梳理》，《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11页。如果是这样，显然这一策略正在成功地实现其最初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深受“通俄门”传闻困扰，加上其层出不穷的争议性言论与政策，总统威信荡然无存，合法性饱受困扰，府院关系、两党关系持续紧张，甚至不能排除遭弹劾风险。当然，在美国参众两院和司法部最终调查结果确定以前，这仍然只是有关这一推断最可能的猜测。无论如何，這都提醒我们，尘埃仍未落定。
从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学科意义上，通过基于大选结果和民调数据的比照考证，本文发现了“特朗普冲击”背后并非那么声势浩大的微观基础，在找出了特朗普技术性制胜的3个让民调失准的“意外州”并相继考察了4种主要解释后，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断定具体是哪一因素最终导致了这一技术性制胜。左翼民粹主义可以从强调蓝领工人的解释中找到证据;右翼民粹主义也可以从强调种族的解释里找到支撑;反民粹主义者既可以从选前一周科米重启调查导致的政治影响中发现证据，也可以借由希拉里在普选票上的巨大优势，把原因归结于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投票资格政策收紧导致特朗普胜出的解释仅仅适用于威斯康星一个州，而单独这一个州的10张选举人票并不足以改变结果。社会科学实验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也许更可能的情况是这诸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希拉里虽胜而败的最终结果，毕竟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进行彻底的变量分离并加以控制的检验。本文注意到穆茨和祁玲玲同样致力于探究特朗普2016年胜选原因的论文的观点，即“特朗普冲击”主要与种族、文化因素相关，而与经济利益、社会阶层元素无涉或是关联不大。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67—88页。但是，其所使用的数据同样来自于民调，只不过是来源不同，而且即便是其针对全国范围的数据同样也支持低收入白人、反对自由贸易者支持特朗普的观点，因此并不能证明这样的支持仅仅是出于文化、种族因素，从而剔除掉经济社会阶层因素同时起作用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两位作者本身也是基本承认的。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基础在冷战后时代早就已经因为文化身份等议题分化成事实上的政治正确阵营和反政治正确阵营，这在近几次的总统大选中就已经如此，只不过共和党在2016年“特朗普冲击”的带动下冲破了以往不敢为“反政治正确标签”正名的束缚。特朗普的胜利有其深刻原因，但在能够提供有效证据排除科米重启“邮件门”调查对于选民投票决定的政治影响前宣称这绝非偶然，似乎仍然为时过早。 从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国别对象的地区研究来说，“特朗普冲击”之所以显得如此意外，充分说明了长期以来过度集中于联邦政府层面的美国研究的严重不足。美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从1984年邓小平抱怨美国有“三个政府”不好打交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77页。，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一再在贸易、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给中美两国关系制造障碍和意外，我们直到21世纪的头个十年才基本补齐以往对国会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短板。而今，“特朗普冲击”的突如其来又提醒我们，在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维度以外，美国联邦体制下州政府、州一级单位间和各州内政治生态、制度、规则的差异，使其更像是一个有待细化研究的“五十国集团”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23—224页。，即50个“国家”的联盟体。本文研究也一再遭遇各州选举政策、选区划分、选票印制、计票方式和州以下的县或选区地方政治生态差异的困扰。因此最终解开2016年美国大选谜团的更确切答案，需要的正是来自这些层次的更多数据的比对和确证。“美国反对美国”不仅可能出现在联邦层面的“三权”，也可能来自州与州的对抗或者是州权对联邦政府的抵制。特朗普即便得以借此出人意料地胜出，也不得不在就任后面对在移民、选举改革等多项政策上来自州一级联邦成员的一再抵制和挑战。美国研究作为最发达的地区国别研究领域，依然需要像对待50个“国家”一样的“比较政治”研究来继续对其深化和发展。认识“美利坚合众国”的最佳方法是以“美利坚分众国”此提法取自《时代周刊》2016年12月19日当期在封面介绍其评选的2016年度人物特朗普时使用的副标题，以及推荐文章配图使用的标题。此后，美国公共电视网（PBS）于2017年初特朗普就职前夕推出了一部同名纪录片，以介绍2008年奧巴马当选9年来美国政治分化不断加剧的状况。《时代》原文可参见：Nancy Gibss， “The Choice，” Time， Vol.188， No.2526， 2016， pp.4445， 封面;PBS的纪录片分为上下两部分，可参见其官网，第一部分见http：//www.pbs.org/video/frontlinedividedstatesamericanightone/，第二部分见http：//www.pbs.org/video/dividedstatesamericapart2updatekwlio7/，访问时间：2018年4月25日。（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的方式深化研究。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3卷第3期（总第11期），第106—141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内容提要】以反建制言论迅速崛起并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以较大优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主流学界在震惊之余展开的许多反思性研究跳过了技术分析环节，而直接上升到了对民粹主义、美国选举—政治制度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本文致力于通过对大选结果及伴随其过程的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回溯分析填补这一技术空白，为相关研究夯实基础。研究发现，备受打击的大选民调并没有严重失焦，民调出错的地方集中在“铁锈带”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特朗普的胜利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3个州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在对多种解释“特朗普冲击”的归因进行合并后，本文集中考察了4种主要的竞争性解释，即“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关键作用、白人选民的关键作用、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时任联邦调查局长选前一周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影响，发现四种解释均能得到数据支持，且相互间并非简单互斥关系，大选结果更可能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虽然深刻，但未必必然。
【关键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希拉里民意调查美国政治
【作者简介】莫盛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电子邮箱：moshengkai@uir.edu.cn
一、 直面“特朗普冲击”（Trump shock）： 研究现状与价值
2016年的第58届美国总统大选，是自造就“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的1980年大选以来，两党候选人政见差异最大、对立最严重的一次。如果考虑到口无遮拦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凭借其自投入共和党党内初选以来一贯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和频繁挑战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话语的刺耳言论而异军突起时殷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世界和中国的含义》，《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第98页。，以及两党候选人同时存在的较高不受欢迎度和巨大争议，其在整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上也可谓特色鲜明。与选前美国国内主流舆论和世界各国一边倒的普遍预期截然相反的是，自11月8日当晚开票起，未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几乎一路领先，并最终以306张对232张选举人票的较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资深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由于出现失信选举人（faithless elector），在本应属于特朗普的德克萨斯州38张选举人票中，1票投给了其党内初选对手、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1票投给了前众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在希拉里方面，在本应屬于她的3张夏威夷州选举人票中，1票投给了其初选对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而她在华盛顿州的8张选举人票更是有3票投给了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1票投给了反对北达科他州油管建设的印第安部落领袖（Faith Spotted Eagle）。因此，双方最终的选举人票是304∶227。参见：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Gener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Jan 30， 2017， https：//transition.fec.gov/pubrec/fe2016/2016presgeresults.pdf，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这一巨大的意外也被认为是2016年世界政治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连同特朗普所主张的与冷战结束近30年来美国主流内外政策主张相迥异的立场，构成了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3期）
“特朗普冲击”与2016年美国大选： 基于民调的回溯性分析〖〗
从一般政治科学的学科意义上看，恰如有关媒体的描述：如果说2000年那场依靠最高法院裁决的小布什（George W.Bush）对戈尔（Albert A.Gore）的胜选让宪法学家尴尬，那么刚刚过去的这场让人大跌眼镜的大选打击的则是政治学者。祁玲玲、王皓：《重新审视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民调的预测偏差》，澎湃新闻2016年11月13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0408，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选前国内舆论尽管呈现了一边倒的对特朗普胜出的迫切希冀，但在结论上依然谨慎地采纳了学界对于希拉里终将胜出的压倒性判断。甚少有学者成功预期到特朗普的胜利财新网：《王缉思：美国大选谁更有可能获胜》，2016年8月26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826/100981997.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刁大明：《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61—64页;尹继武：《浅析希拉里的政治心理及对华政策偏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9期，第20—26页;乔木：《大陆学者：美国大选结果，我们为什么预测错了？》，联合早报网2016年11月12日，http：//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61112689401，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少数严肃对待了“特朗普现象”的分析也仍然对其胜选前景并不看好周琪、付随鑫：《深度解析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第9—25页;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74页。。即便个别成功预测的学者也没能在其私人社交媒体以外提供其基于直觉外的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与逻辑解释架构。Jessica Meyers， “How a Professor in China Predicted Trumps Victory More Accurately Than Most U.S.Pollsters，”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4， 2016， 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pollster20161114story.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然而，与日本首相安倍代表的政客们迅速的政策调整相似，学界对于未能成功研判特朗普胜选的反思也迅速地转向了对其当前争议性政策及其影响的热烈讨论。有限的反思虽然深刻，但往往直接大而化之地上升到了对美国选举制度甚至整个政治制度的检讨或是聚焦于对民粹主义的深奥讨论。黄仁伟：《2016年美国大选与世界政治变化新趋势》，《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第8—11页;吴冠军：《阈点中的民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第16—23页;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9—29页;刘人营、肖娇：《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反思》，《红旗文稿》2017年第1期，第33—36页;杨光斌：《滥用“民粹主义”已成西方掩饰政治真相的手段》，《北京日报》2016年12月12日，第14版;杨光斌：《新自由主义酿成全球民粹大潮》，《环球时报》2016年5月18日，第14版。相反，对于技术层面特朗普如何胜选、为何胜选的形而下的系统总结反而成了灯下黑的空白点。孟亚波副研究员等在选后当月见刊的论文虽致力于评析此次大选，但同样是高度抽象概括性的，并未追踪还原其细节过程。美国民调研究协会历时一年出台的反思报告，从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诸多可能导致预测失焦的因素与环节，但并未致力于提供完整的因果解释链条。宾州大学政治系黛安娜·穆茨教授利用一项在2012年10月和2016年10月连续进行的全国性选民态度追踪民调，提出了地位威胁感知而非经济困境导致特朗普胜选的解释。南京大学祁玲玲副教授则利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在2016年大选前后的全国性民调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认为是反对政治正确的保守文化复兴导致了特朗普的胜出。参见：孟亚波、黄放：《美国大选结果评析》，《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11期，第45—49页;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p.133;Diana C.Mutz， “Status Threat，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5， No.19， 2018， pp.110;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67—89页。这种技术层面分析的缺乏在相当程度上会损害宏观分析的可靠性与说服力，旨在从选票数据上进行的回溯性分析依然有其特定的价值。 从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国别对象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来讲，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在谈及美国地区研究的辉煌过去时曾不无夸张地举例：如果你想找到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中国的环境退化或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地方政治问题的专家，那么你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大学中找到;相反，你却很难想象一位巴基斯坦学者了解内布拉斯加州、一位中国研究者可以对底特律的复兴发表权威性见解、一位俄罗斯教授握有美国下一轮总统选举的原始调查数据。Charles King，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 Foreign Affairs， Vol.94， No.4， 2015， p.90;陈岳、莫盛凯：《以深化地区国别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第36—44页。因此，即便从深化地区国别研究的学术视角，深入探究这场让有关专家预测失准的大选，意义也远大于去确证那些准确“中靶”或是与选前预期八九不离十的大选分析。中国的美国研究是国际关系地区国别研究领域中最发达的，对于这次大选预期失准本身也并非耻辱，毕竟连美国本土众多致力于本国政治研究的学者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敏锐性，但对于这般完全出人意料的大选结果进行有具体数据支持的回溯性探究，正是我们反思过往的思维定式、发展我国的美国研究的一个契机和着力点。
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政治崛起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那么，其胜选是否也仍是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胜利？伴随其胜选，“民粹主义”一词也空前地流行起来。周琪、付随鑫：《深度解析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第17—19页;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73页;杨光斌：《滥用“民粹主义”已成西方掩饰政治真相的手段》，《北京日报》2016年12月12日，第14版;杨光斌：《新自由主义酿成全球民粹大潮》，《环球时报》2016年5月18日，第14版;周岳峰编译：《杰克逊式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6日，第7版;Fareed Zakaria， “The Force behind Populism Everywhere？ Immigration，” Fareed Zakaria， Dec.8， 2016， https：//fareedzakaria.com/2016/12/08/theforcebehindpopulismeverywhereimmigration/，訪问时间：2017年7月6日; Fareed Zakaria， “Populism on the March： Why the West is in Trouble，”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6， 2016， pp.915; Michael Kazin， “Trump and American Populism： Old Whine， New Bottles，”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6， 2016， pp.1724;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p.5868.然而选后至今，人们却不断见证特朗普及其政府在一系列政策议题上的不得民心，各类抗议此起彼伏，执政满意度始终不见起色，不支持率始终高于支持率（见图1），已创下70年来历任总统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诸如“特朗普究竟如何胜选、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其胜选、民粹政治真的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了吗、2016年大选真的是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伟大胜利吗”等一
系列基本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再作理论总结和前瞻性的预期思考。基于这样的目的，本文利用美国主流媒体中较为丰富的2016年大选民调数据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回溯性的系统分析，在微观技术层面上探究并还原特朗普究竟如何赢得大选。而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所谓“特朗普冲击”的真实肇因，及其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帮助我们更好地在技术和事实层面认识这场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美国总统大选。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本文的论据
来源： 童黎：“特朗普支持率达11个月来最高，但外贸政策遇半数美国人反对，” 观察者网2018年3月27日，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8_03_27_451737.shtml;特朗普与杜鲁门以来任意一位前总统的比较图还可参见“How Popular Is Donald Trump，” FiveThirtyEight， https：//projects.fivethirtyeight.com/trumpapprovalratings/，访问时间：2017年7月17日。
图2杜鲁门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就任14个月支持率
集中在对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探究和解释，而不再包括此前两党的党内初选。对于后者，前文注释中周琪、刘瑜等的研究已经作了较好的分析和解答，不再赘述。
二、 理解“特朗普冲击”： 三个州的技术性胜出
还原特朗普究竟如何赢得大选是有关讨论的事实原点。与一些断言特朗普的反建制民粹言论有效调动了沉默大众投票激情的推断相反，据美国人口普查局（The U.S.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见图3），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为61.4%，与2012年的61.8%基本持平;从1980年以来历届大选的投票率来看，也处于正常的波动范围内。本文此处采用最广为使用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但对于大选投票率的统计，专门致力于选举研究的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迈克尔·麦克唐纳（Michael P.McDonald）认为，仅仅以适龄公民人口作为基数依然不准确，应以具有投票资格人口取代之;他为此还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来看美国大选投票率没有降低的观点;如果依据他的数据，2016年的投票率较2012年还提升了一个多百分点。参见http：//www.electproject.org/home。 来源： U.S.Census Bureau， Voting in America： A Look at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y 10， 2017，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blogs/randomsamplings/2017/05/voting_in_america.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16日。
图31980—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率走势
尽管大数据研究的兴起为进行精确分析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但由于秘密投票原则保护下公民最终真实投票情况属于法律保护的隐私范畴，精确无误的统计分析依然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民调依然是探知有关事实最切实可行的合法途径。设置在投票站外、面向刚刚完成正式投票选民的跨领域（crosssectional）出口民调（exit polls），则是最接近真实投票时点和选民投票时点心理状态的一种民调方式。与前文注释里提及的穆茨和祁玲玲使用特定机构自行取得的调查数据不同，本文主要使用主流媒体的出口民调数据;与两位作者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不同，本文并不致力于统计学的数据处理以求显著性检验，而是通过对2016年与2012年大选出口民调数据以及2016年大选特定两个时点数据进行比对的方式，来确证特定解释是否能在民调数据中获得支撑。
这场突如其来的“特朗普冲击”让传统民调统计分析的可靠性备受打击。基于大规模访谈数据的民意调查虽然此前也受方法论上的质疑，但其基本科学性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否认，而以几乎全军覆没的方式“误导”美国大选这样的超高显示度事件，几乎毁灭性地打击了这个行业。祁玲玲、王皓：《重新审视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民调的预测偏差》，澎湃新闻2016年11月13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0408，访问时间：2017年7月5日;Andrew Mercer， Claudia Deane， Kyley McGeeney， “Why 2016 Election Polls Missed Their Mark，” Pew Research Center， Nov.9，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1/09/why2016electionpollsmissedtheirmark/，访问时间：2017年7月16日。选后许多人声称，2016年对于民调行业是糟糕的一年。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7.美国民调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APOR）专门组织全美各大机构成立了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致力于对自2016年5月起的数据进行点对点调查，以图反思预测失焦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最终调查报告已刊载于该协会旗下刊物《民意季刊》2018年第1期上，参见：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133.不过，总体而言，所谓的民调失焦并没有渲染的这般离谱，选前的民调与最终的结果基本上仍都相符（见表1）。在普选票上，希拉里获得65853516张，得票率为48.18%;特朗普获得62984825张，得票率为46.09%，落后希拉里2868691张选票、2.09个百分点。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Gener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Jan 30， 2017， https：//transition.fec.gov/pubrec/fe2016/2016presgeresults.pdf，访问时间：2017年7月17日。这与各大媒体、专业机构选前平均民调显示的希拉里领先3.2%的预测非常接近，对于一场选民规模上亿的选举预测来说已經是相当精准的结果，与往年相比其误差也落在合理波动范围以内，甚至是1936年现代民意调查出现以来历次大选民调中准确度比较高的一次。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p.78.
在各州层面，美国民调研究协会的反思报告承认，在2016年大选中，州一级民调的表现并不理想，至少与之前的四次大选相比较，是最差的一次。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8.然而，即便是个别“失算”的州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也仍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更进一步说，这些州在邻近投票日的统计分析走势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最终结果的可能性。所谓大选民调全线失算实在言过其实。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75页。失算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主流研究者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位反建制候选人的本能憎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式造成的错误知觉，干扰了他们对于民调细微波动本身的敏感性。有关认知相符、诱发定式和愿望思维等几种错误知觉生成的讨论可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7—238、395—425页。从广义政治历史意义上讲，两党政治依然 稳固地发挥着作用，“一党州”数量持续增加，“摇摆州”（swing states）数量持续减少，两党政治分割与2012年大选基本相似，表明大体上两党政治版图、选民结构基本巩固。在2012年大选投票给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选民中，有92%在2016年将选票投给了希拉里;而在两届大选中都坚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中，有86%在2012年投票支持奥巴马后继续选择了投希拉里的票。Diana C.Mutz， “Status Threat，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5， No.19， 2018， p.4.但据此就把焦点锁定在艾奥瓦、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佛罗里达6个近几届选举形成的“战场州”（battleground states）上，其分析视野仍然显得过于宏大而不够聚焦。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20页。从表1的最终得票率与民调比照来看，出意外的仅仅是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4个州。北卡州的最后民调两人打平，最终由特朗普以3.66个百分点胜出。在非裔美国人较多的北卡州，民主党自1968年以来只在奥巴马的两次竞选中赢取过。该州2015年修改了2013年的立法，放宽了对投票选民身份证明的要求，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反常样本的价值。这4个州选举人票相加高达52张，足以颠覆整个选举结果。其中只有选举人票最少的内华达是选前民调为特朗普小幅领先、最终由希拉里扳回的一州，但去除内华达后的46张选举人票仍然足以改变大选结果。因此，从解释意外的角度需要解答的仅仅是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考虑到威斯康星是民主党自1984年大选以来首次失去的“铁杆”支持州，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也是1988年以来首次由“蓝”转“红”，自“里根革命”以来民主党在五大湖地区逐步建构起的“蓝墙”（blue wall）轰然倒塌。
在密歇根州，11月7日的最终民调显示希拉里仍领先特朗普3.4个百分点，但最终计票结果却以0.23个百分点、10704张选票惜败。在宾夕法尼亚州，11月7日希拉里尚有1.9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最终却以0.73个百分点、44292张选票失利。在威斯康星州，11月7日希拉里仍保持6.5个百分点的
大幅优势，但开票结果以0.77个百分点、22748张选票败选。也就是说，在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下，尽管在全国普选票上大败近287万张，特朗普却凭借在3个州总计不到10万（77744）人、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创造了“特朗普奇迹”，以尚不及美国最大体育场——密歇根大学大屋体育场（big house stadium）——设计容量八成的人数翻转了大选预测，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了“特朗普冲击”。Tim Meko， Denise Lu， Lazaro Gamio， “How Trump Won the Presidency with Razorthin Margins in Swing State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11，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politics/2016election/swingstatemargins/，访问时间：2017年8月25日。客观而言，即便是设计再縝密的民调也无法可信地预测竞争中以如此微小优势胜出的胜利者。Courtney Kennedy et al.， “An Evolu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2， No.1， 2018， p.3.尽管如此，这些民调数据的细微差别对于试图检验和确证因果解释机制的“事后诸葛亮式”分析却依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三、 解释“特朗普冲击”： 多种解释的比较分析
“特朗普冲击”来得出人意料，如何解释这一“黑天鹅事件”更是众说纷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篇报道甚至列出了存在的24种解释，新闻网站Alternet也选出了13种最可能的解释供读者自行判断排序。Gregory Krige， “How Did Trump Win？ Here Are 24 Theories，” CNN， Nov.10， 2016， http：//www.cnn.com/2016/11/10/politics/whydonaldtrumpwon/index.html; Don Hazen et al.， “13 Top Theories for How Trump Won and Why Clinton Lost： Whats Your Theory？” Alternet， Dec.1， 2016， http：//www.alternet.org/print/election2016/13toptheorieshowtrumpwonandwhyclintonlostwhatsyourtheory，访问时间：2017年8月26日。毫无疑问，在2016年7月底两党大会先后确定各自候选人到11月8日投票日期间，发生了诸多可能影响选民投票信息、偏好的事件。社会科学中存在广泛而普遍的复杂效应，特定结果既可能是某一诱因的结果，也可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最大的困难在于难以
复制同样的时空环境，以控制变量的方式去模拟检验究竟是哪个因素影响并导致了最终的特定结果。幸而连续性民调的存在使得我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各种事件的发生与对应民调的波动相关联，从而使有关的判断假设的合理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趋势性检验。尽管民调技术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连续性民调而言，存在的问题是常量，并不影响其走势起伏变化背后可供解读的信息。本文无意也无法去逐一检验24种或是13种已经被罗列的可能解释，这些解释也并非每个都值得详细校验，但将这些解释归因进行归类后，大致可以整合为经济、文明、种族、政策和政治因素4个方面。以下将主要利用目前掌握的这3个制造了意外的州的民调数据，对这4种竞争性解释各自的依据或不利证据分别进行呈现和分析，以探究选举结果的真实肇因。 （一） 唤醒迟滞的“OEP”效应： “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反弹
美国在二战后逐步缔造的国际秩序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发展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在经济方面的特点在于对自由贸易的保障和促进。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个平行集团的打破、地区贸易集团＼[对于美国而言主要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美国经济开始空前地全球化扩张和布局，大量工业生产开始向海外廉价劳动力国家迁移，海外贸易额大幅攀升。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其国内传统工业区的进一步衰落和大量产业工人的失业。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的美国中西部五大湖沿岸曾经的重工业区从“钢铁带”（steel belt）到“铁锈带”（rust belt）的蜕变因为这一进程而更加糟糕;20世纪末，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重振美国经济的信息革命很少惠及这些传统工业地区的蓝领产业工人，而后迅速扩张的金融产业也与这些蓝领阶层关联甚少。于是，在西部太平洋沿岸以加利福尼亚州为核心的工业带因为科技革命而如日中天、东部沿海成功转型金融服务业、墨西哥湾沿岸凭借石油加工和航天工业逐渐兴起之时，以钢铁、煤炭、汽车等传统工业为支撑的包括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三州在内的“铁锈带”因为产业外迁而进一步沦落，贫困、吸毒、犯罪、过
量用（鸦片类）药（overdose）等现象在这一地区的剩余人群中逐年增加。
随着“新政”以来作为产业工人利益代表的民主党在克林顿的带领下走向“中间道路”，拥抱支持自由贸易的“里根共识”，产业工人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庇护而更加无情地暴露在了科技进步和全球竞争带来的压力之下。尽管作为最大工会组织的劳联—产联（AFL—CIO）依然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产业工人的不满体现在其组织内部工人领袖对于基层工会选民动员能力的下降上。在国会，两党政府为了通过每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对代表蓝领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采取的唯一安抚和妥协措施，就是在该法案里附带建立一个所谓“工人再培训”（workerretraining）的简单项目作为补偿。除了各州不计其数的此类项目，仅联邦层面迄今就运行着47个缺乏协调的工作培训项目。除了执行层面的失败，如同福山（Francis Fukuyama）尖锐指出的，这些项目本身就是个失败的概念，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培训项目可以把一个55岁的装配工人转变成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或是网站设计者。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64.即便其中不乏成功个例，但在百万人的规模上也是不可能的任务。
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北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其“利益—制度”范式以公司、产业或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元，通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分析单元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来界定国内行为体利益，并将政治制度看作相互竞争的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整合机制，在最后需要时将国内不同的社会利益引入国家之间的博弈中来。有关OPE的介绍参见：戴维·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郎平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49页;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97—124页。贸易自由化在促进总收入增加的同时带来不可避免的分配后果，在国内创造了赢家和输家，主要集中在“铁锈带”的传统蓝领工人正是美国冷战后拥抱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输家。如同福山挑明的，美
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经济停滞和不平等，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能够在本轮大选中收获支持，而是为什么这一过程迟滞了这么久的时间。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p.59.
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然而，八年里除了看似美好却问题愈益凸显的平价医保外，并没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实质性改观，特别是对于“铁锈带”的传统产业，奥巴马政府在继续拥抱自由贸易的同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沦为彻头彻尾的空谈。因此，当非主流的特朗普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所代表的新一轮自由贸易努力和巨额贸易逆差作为靶子、指责中国和墨西哥等顺差国以及非法入境的移民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高呼要重振制造业并把工作带回美国、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而“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时，无疑激活了这群失望已久的选民群体。对特朗普竞选政见的整理可参见：“Fact Check： Donald Trumps First 100 Days Action Plan，” NPR， Nov.10， 2016， http：//www.npr.org/2016/11/10/501597652/factcheckdonaldtrumpsfirst100daysactionplan，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
出口民调显示，全国来看，希拉里在工会家庭仅领先了特朗普8个百分点，这是自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惨败于里根以来民主党优势最小的一次大选（见图4），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
时尚维持了在工会家庭中18个百分点的优势。即便是这一结果，也还是在 工会与教师联盟、教育联盟等其他工会组织合作成立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花费了400多万美元、组织了近4000名游说者、敲开了950万户家门之后的结果。“铁锈带”延伸的中西部地区的境况是最严峻的，尽管这些地区恰恰是工会力量最集中的地区。即便做了这些努力，俄亥俄州还是如选前预期翻“红”，希拉里在该州的工会家庭中也输给了特朗普9个百分点。Ted Hesson and Marianne Levine， “Union Investigate Their Poor Showing for Clinton，” POLITICO， Nov.10， 2016，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6/11/laborunionshillaryclintonmobilization231223;Dave Jamieson， “It Looks Like Donald Trump Did Really Well with Union Households.Thats a Big Sign for Unions，” HuffPost， Nov.9， 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donaldtrumpdidreallywellwithunionhouseholds_us_582367d0e4b0aac62488cc32; Dave Jamieson， “Donald Trump Is Slipping Among Union Voters， Says AFLCIO，” HuffPost， Sep.8， 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trumpslippingamongunionvoters_us_57d1943fe4b00642712c2549，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
密歇根州2016年投票率与2012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4年人口波动也
不大。从CNN提供的出口民调来看为保持可比性，这部分有关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民调全部选用2012年与2016年均可获得的CNN一家的出口民调数据。，投票选民中工会家庭（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工会成员）所占比例也与2012年持平，为28%。其中非工会家庭得票，希拉里以48%对47%险胜一个百分点，与2012年奥巴马50%对49%小赢罗姆尼（Mitt Romney）差别不大;但在工会家庭部分，奥巴马在2012年以30个百分点大胜罗姆尼，希拉里只以13个百分点领先，加权后等于少了4.76%的选票。正是这4.76%足以耗尽选前民调中希拉里所拥有的领先优势。因此，密歇根州的情况似乎完全符合蓝领工人倒戈的说法。
但在威斯康星州，情况则更为复杂。工会家庭占比（21%）与4年前一样也没有变化，但整体投票率下降了3%有余。同样，民主党在工会家庭的领先优势由2012年的30个百分点下降为2016年的10个百分点，足足少了20个百分点;而在非工会家庭部分的变化则更惊人，2012年奥巴马尚维持了50%对49%的微弱优势，到了2016年希拉里却以44%对52%落后了特朗普8个百分点。这种非工会家庭变化比工会家庭变化更显著的情况，使得有关蓝领产业工人关键作用的解释力大打折扣。经过加权，工会家庭部分的变动也只占2%，如果没有非工会家庭部分，这种变化是不足以逆转希拉里在选前民调中拥有的6.5%的优势的。
宾夕法尼亞州的情况最为复杂，由于各大媒体在2016年该州的出口民调中都缺失了工会家庭一项，使得直接的比较无法进行。奥巴马在2012年连任竞选初期，就险些因为经济不见起色而在该州的工会成员支持率上面临严峻形势。The Associated Press， “Election 2012 Exit Poll： Pennsylvanians Worry about Economy， Health Care，” PennLive， Nov.6， 2012， http：//www.pennlive.com/midstate/index.ssf/2012/11/election_2012_exit_poll_pennsy.html; John Rossomando， “Union Members Could Cost Obama Pennsylvania in 2012，” The Daily Caller， Sep.8， 2011， http：//dailycaller.com/2011/09/08/unionmemberscouldcostobamapennsylvaniain2012/，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从出口民调看，经济依然是2016年大选宾夕法尼亚州选民的压倒性关注议题，而且过半选民认定国际贸易带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与2012年相比，2016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整体投票率上升了约4个百分点。CNN在2012年的出口民调显示，工会家庭占投票选民的21%，其中民主党以57%对42%领先了共和党15个百分点，而在剩余79%的投票选民中，也以56%对43%的优势领先。 http：//www.cnn.com/election/2012/results/state/PA/president/，访问时间：2017年8月30日。到了2016年，有鉴于“铁锈带”其他各州以及全国性的普遍状况，希拉里在该州工会家庭支持率的下降是可以预见的，问题仅仅在于其程度。由于民调数据的限制，我们选择从最相关的收入来倒推。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6万美元左右，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一般在4.2万到12.6万美元之间。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Dec.9， 2015， p.6.根据近年的经济状况，宾夕法尼亚州蓝领工人的收入群主要集中在收入在3万至5万美元之间的民调区间，巧合的是这部分群体在2016年投票人口中占比22%，基本等同于该州工会家庭选民占比。在这部分群体中，希拉里以53%对44%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将之视为2016年工会家庭投票情况的最接近反映，相较2012年15个百分点的优势则少了6个百分点。由于有组织工会的存在以及2016年选举中特别进行的催票努力，工会家庭的投票绝对数相较2012年波动不会太大，即便 经过增加的4%的投票率的稀释，这6个百分点对于逆转希拉里从选前1.9%的微弱领先到最终以0.79%败北的2.69个百分点净值依然绰绰有余。在现有的数据支持下，有关蓝领工人作用的解释在宾夕法尼亚州也是成立的。
因此在这3个关键州，即使排除威斯康星州情况不甚明朗的10张选举人票，归因于蓝领产业工人的解释在技术上也足以佐证“特朗普冲击”的出现。
（二） “身份政治”的激烈反弹： 白人此处“白人”指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愤怒
美国在传统上是一个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白人新教国家。移民对于美国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构成了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特性，以致被誉为“民族大熔炉”。起初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的定居者和移民，而后扩展到包括来自欧洲大陆的白人及其后裔，至今仍是其人口的绝对主体。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化和所谓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构成了界定美国人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的唯一因素，种族成为主流政治正确话语下的一大禁忌，以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歧视的政治甚至法律后果的嫌疑。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却直面敏感话题，挑明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界定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要素，美国的前途在于重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并对美国人口构成中不断增加的拉美裔及其导致的拉美裔化日益平行于传统由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价值观界定的美国化的现象表示了深刻的担忧。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尽管亨廷顿极力撇清他的观点与人种的相关性而强调其文化面向，但始终难逃嫌疑，如果联系他的上一部蜚声世界的名著《文明的冲突》就更加难以洗脱。时隔12年，当特朗普从初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时，因其公开谴责移民并把修筑边境隔离墙、终止穆斯林移民和遣返已入境的非法移民作为政纲内容，亨廷顿的预言似乎从理论推演成为政治现实。随着民主党越来越走向“身份政治”，向女性、非裔美国人、同性恋者、城市年轻人、环境主义者、新移民张开怀抱，一味强调“美国信条”的包容性时，白人保守大众就越来越成为共和党的忠实拥趸。
对于其中的白人劳动阶层而言，即便是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更多地损害了其经济利益，他们也愿意因为持枪、堕胎、宗教、爱国等文化议题而提供坚定支持。拉里·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59页;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p.6163; Fareed Zakaria， “Populism on the March： Why the West is in Trouble，”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6， 2016， p.13.
据信，特朗普煽动起的民粹主义背后是与亨廷顿一样的隐忧。尽管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目前仍占61.9%，但净增长率已经在2014年由正转负，新生儿中少数族裔也已经超过白人，加上移民因素，预计在本世纪中叶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失去多数族裔地位。反映在选民结构上也是如此（见图5），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2016年大选中少数族裔合格选民人数达到31%的新高。
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比2012年下降了0.4%，但从出口民调看，非西班牙裔白人所占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72%下降了1个百分点;同期，非裔美国人所占比重也从13%下降了1个百分点，拉美裔和亚裔所占比重各上升了1个百分点，剩余人种占比也被压缩了1个百分点。因此，总体来说，这两次大选各族裔投票人数总体相差不大，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也并没有更踊跃的投票变化，具有可比性。在全国范围，特朗普在非西班牙裔白人投票选民中以57%对37%领先希拉里20个百分点，但罗姆尼同样在2012年的该投票群体中大胜奥巴马20个百分点;在第二、第三、第四大群体的拉美裔、非裔和亚裔选民中，特朗普较之罗姆尼均获得了约1个百分点的优势，反倒是希拉里在这些群体中分别较奥巴马在2012年的表现少了4个、5个和7个百分点的优势。两相对比，特朗普在各个群体中多出来的这些微弱增长正好大致符合其最终总普选票较罗姆尼多得了205万票的部分，因而所谓“白人的愤怒”造就的“特朗普冲击”至少在全国范围来看是不成立的，反倒是希拉里在各少数族裔的票被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的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和绿党（Green Party）的吉尔·斯坦（Jill Stein）分走了不少，以至于最终得票较奥巴马在2012年少了6.23万票。
再来看出现意外的3个州。这3个州都是移民相对较少、传统欧洲白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州，尽管近年来少数族裔主要是拉丁裔人口增长开始加速。在密歇根州，由于两次选举投票率几乎没有变化，同样可以直接对比。相较2012年，非西班牙裔白人、黑人群体占投票选民比重分别降了2个和1个百分点，拉美裔上升了2个百分点，變动都不太大，但作为主体部分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内部，两党得票对比变化就比较大了。奥巴马2012年在该州以11个百分点落后罗姆尼，到了2016年，希拉里的劣势扩大到了21个百分点，支持率下降非常明显。这一降幅足以颠覆选前民调的领先部分。再看教育与种族结合的细分，希拉里在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占选民的33%）中尚以43%对51%输8个百分点，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占选民的42%）中则以31个百分点大败。可以说，主要是底层白人和蓝领白人对其支持的骤降造成了这一结果。 在宾夕法尼亚州，在整体投票率攀升4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投票选民中白人占比增加了3个百分点，黑人减少3个百分点，拉美裔持平，可见增加的部分主要是白人选民。希拉里在黑人选民部分的表现与奥巴马在2012年几无差异，在占选民6%的拉美裔部分少了6个百分点，优势也缩小了，表面上看白人部分的劣势只是扩大了1个百分点。然而，在种族与教育结合的分项里，在占全体选民41%的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部分，希拉里与特朗普得票率持平;但在占全体选民40%的无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中，却落后了特朗普32个百分点。因此，底层和蓝领白人支持的增长也是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的重要原因。
在威斯康星州，虽然投票率降了3个多百分点，但出口民调显示各人种投票人数所占比重依旧稳定如故。希拉里在少数族裔的表现与奥巴马4年前相较基本稳定，但在白人部分的劣势由3个百分点扩大到了11个百分点。结合教育与种族的细项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占全体投票选民的39%，希拉里在这一部分以53%对41%领先特朗普12个百分点;但在占全体投票选民47%的无大学学历白人群体中以34%对62%输了28个百分点。可见，威斯康星州底层白人与蓝领工人对特朗普的支持也是非常显著的，这也足以扭转希拉里在该州的大幅民调优势。
因此强调白人关键作用的解释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不成立，但在翻转选前民调结果、造成“特朗普冲击”的三个“意外州”却无一例外地成立，而且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底层和蓝领白人群体。因而，只强调“白人的愤怒”有失准确，确切地讲，是“铁锈带”底层白人的愤怒造就了“特朗普冲击”。有鉴于蓝领工人在学历上大多也属于这一群体的子集，这一解释覆盖的人群与第一项解释覆盖的人群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尽管穆茨和祁玲玲的研究认为起作用的仅仅是种族而非经济因素，但这并不能排除两个解释同时成立、同时作用的可能性。
（三） 恰逢其时的政策调整： 个别州选民身份的突然收紧
选举并不是所有人能够参与的事，除了国籍、年龄等因素外，各州对于选民资格、登记方法和投票方式（比如是否允许提前或邮寄投票）的规定不尽相同。俄亥俄州曾在2014年围绕“提前投票”规则引发法律纠纷，参见：张业亮：《“投票战争”：美国两党的选民争夺战》，《世界知识》2014年第22期，第43页。简单地讲，一个公民要想在大选中投票，首先应按照所在州的规定登记成为注册选民，其次在投票现场要按规定自证身份。选民身份证明问题并非选举中的新问题。由于受该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少数族裔和移民投票群体，因而构成了对民主党潜在得票的压缩。2011年以来，民主、共和两党着眼于2012年大选和2014年中期选举，就是否引入严格的选民身份要求在各州层面展开了多轮法律斗争，其中民主党政府的司法部与共和党控制的德克萨斯州政府之间围绕这一问题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最引人瞩目。邹强：《一张选民身份证引发的大官司被指为奥巴马竞选助阵》，《法制日报》2012年7月17日，第11版;人民网：《奥巴马：共和党对投票权构成威胁》，2014年4月1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14/c100224892323.html，访问时间：2018年1月5日;张业亮：《“投票战争”：美国两党的选民争夺战》，《世界知识》2014年第22期，第42—44页。本轮大选中选民身份问题之所以再度引发关注，在于特朗普在选前对于美国大选投票舞弊的严厉指责。他在一次模仿林肯（Abraham Lincoln）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的讲话中引用了一份皮尤中心的报告，称大选中有2400万张选票或是无效或是非常不准确的，除了280万人在各州重复登记，还有180万死去的人登记成为选民并有一些参与了投票，多达14%的选票来自非美国公民。“Full Event： Donald Trump Foreign Policy Speech In Gettysburg， PA （10/22/2016） First 100 Day Plan，” Oct.22，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R4LOs2LSI，访问时间：2017年9月2日。大选结果出来以后，特朗普也始终不承认其在普选票上落后希拉里近287万张的现实，坚称这一结果是大选舞弊的结果，他本人同时也是普选票的获胜者。为此，他在就任后于2017年5月11日签署行政法令，专门成立了由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领衔的选举诚信总统顾问委员会（Presidenti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Election Integrity），以协调各州解决他所坚持的存在大量不合格选民的问题。
因遭遇许多州的抵制、民主党人和民权组织的指责以及被起诉涉嫌违反《联邦档案法》，特朗普已于2018年1月3日签署新的行政法令解散该委员会，委员会存在期间仅召开过两次会议。有关该机构参见：白宫网站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17/07/13/presidentialadvisorycommissionelectionintegrity;有关争议参见：Dartunorro Clark， “Fortyfive States Refused to Give Voter Data to Trump Panel，” NBC News， July 6， 2017， 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fortyfourstatesrefusegivevoterdatatrumppaneln779841;此外，有關该问题信息的整理参见：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Trumps ‘Voter Fraud’ Commission，”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issues/trumpfraudcommission，访问时间：2017年9月2日。 在带来意外的3个州，宾夕法尼亚州于2012年通过的要求严格带头像身份证明的立法，在2014年遭法院推翻成为无需任何身份证明即可投票的州;密歇根州属于非严格的无须头像证明的州，没能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选民只须签署一份带法律后果的文书即可正常投票;威斯康星州于2011年通过要求严格有头像身份证明的法律，在经过多轮诉讼后于2015年开始实施，2016年大选是其首次从无需任何身份证明到严格要求持有带头像身份证件投票的第一年，引发争议的正是该州。
在对选民身份认证要求没有变化的州，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较2012年增长了1.3%;在那些有变化但从严格转向宽松的州，如亚拉巴马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罗得岛州，投票率上升了0.7%;但在那些身份要求转向更严格的州，如密西西比州、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投票率下降了1.7%，特别
是威斯康星州的降幅达到了3.3%。甚至有媒体估计，因为第一次在大选中采用严格的有头像身份证明的要求，威斯康星全州有多达30万、占全体选民9%的人受影响，最新估计20万选民被迫放弃投票，且主要受影响群体为低收入人群、非裔美国人等民主党支持人群。Ari Berman， “Wisconsins VoterID Law Suppressed 200，000 Voters in 2016 （Trump Won by 22.748），” The Nation， May 9， 2017，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isconsinsvoteridlawsuppressed200000votestrumpwonby23000/; Ari Berman， “Wisconsins VoterID Law Could Block 300，000 Registered Voters from the Polls，” The Nation， Apr.4， 2016，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isconsinsvoteridlawcouldblock300000registeredvotersfromthepolls/，访问时间：2017年9月3日。
如果出口民调是比较准确可信的，选民基数变化亦不大，那么，尽管出现了3.3%的投票率下滑，但各投票族裔所占比重没有变化，至少说明全州范围各个族裔所受影响大致是均等的。考虑到民主党在传统优势州失利的现实，还有威斯康星州对选民身份认证收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以往不在场投票政策的几乎废弃都发生在2011年共和党赢得该州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以后，其中不乏党派攻讦成分。毕竟在共和党传统的优势州密西西比，尽管投票率出现大致3个百分点的下降，却几乎没有引起关注。而在民主党拿下的同样身份要求转向严格的弗吉尼亚，投票率也几乎没有波动。
然而，从最终公布的选票数看，威斯康星是3个“意外州”中唯一一个希拉里与特朗普得票同时较2012年两党各自得票出现下降的州。在绝对数上，特朗普较2012年罗姆尼得票下降不到3000张，而希拉里则较奥巴马2012年表现骤降了23万余票。可见，民主党支持者受影响较大也是事实，但比较特朗普在“铁锈带”其他州选票的普遍上涨，否认对其支持群体的影响也是不客观的。问题只在于无法判定是否是这一单一因素造成了该州预测结果的逆转。从更大的范围来说，3个出现意外的州里，宾夕法尼亚州没有任何投票资格限制，密歇根的政策较2012年没有变化，即使把威斯康星的变化完全归因于投票资格政策的变化，该州的10张选举人票依旧不足以改变特朗普的胜局。因此，这一解释更多只是补充性而非决定性的。
（四） 令人困惑的插手： 科米选前重启“邮件门”调查
传统上，候选人诚实守信的形象是影响中间选民投票决定的重要因
素之一。希拉里从政多年，“邮件门”事件爆发后，共和党人抓住机会着力塑造希拉里不诚信、蓄意隐匿真相以及利用政治权力通过克林顿家族基金会与国内外财阀做利益交换的舆论形象，严重影响了中间选民对于希拉里政治诚信的观感。在CNN的全国性出口民调统计中，多达45%的受访者认为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扰，18%的受访者回答感到一些困扰，回答完全不受影响的只有19%;尤其是在那部分感到非常困扰的群体中，特朗普以86%对7%大胜希拉里。与此相对应的是，61%的受访者认为希拉里并不诚实可信，在这部分群体中，特朗普也以72%对20%大胜了希拉里。CNN，“Exit Polls： 2016 Election，”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访问时间：2018年5月16日。克林顿夫妇选后也多次将其败选归咎于时任联邦调查局长科米（James Comey）。他们指责科米在2016年10月28日，几乎是选前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打破了联邦调查局应有的中立立场，他所高调重启的对希拉里所涉“邮件门”的调查给希拉里的选情带来了致命影响。Amy Chozick， “Hillary Clinton Blames F.B.I.Director for Election Loss，” New York Times， Nov.12，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13/us/politics/hillaryclintonjamescomey.html; Carl Campanile， “Bill Clinton： James Comey Cost Hillary the Election，” New York Post， Dec.19， 2016， http：//nypost.com/2016/12/19/billclintonjamescomeycosthillarytheelection/，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科米此举的动机是高度可疑的，虽然美国媒体认定这是他本人古怪的个性因素和知觉导致的结果。Alan Yuhas， “James Comey： Hillary Clinton Email Inquiry Is FBI Chiefs Latest Controversy，” The Guardian， Oct.30，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oct/30/jamescomeyfbidirectorhillaryclintonemail; Jenna Amatulli， Ryan Reilly， “Comey Says Bill ClintonLoretta Lynch Meeting Prompted Hillary Clinton Reveal，” The Huffington Post， Jun.8， 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comeyadmitsbillclintonlorettalynchmeetingpromptedhillaryclintonreveal_us_59396301e4b0b13f2c 67ea98，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事后英国《卫报》披露的情报信息显示，至少在他宣布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半年前，作为联邦调查局长的他就与美国其他情报高层一道，获知了来自多个盟友的关于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情报人员有接触的信息通报，但与美国情报界一贯的谨慎和规避政治的传统相一致，他在此问题上却并没有坚持他个人的古怪个性与奇特认知。Luke Harding， Stephanie Kirchgaessner， Nick Hopkins， “British Spies Were First to Spot Trump Teams Links with Russia，” The Guardian， Apr.13，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7/apr/13/britishspiesfirsttospottrumpteamlinksrussia，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尽管有人特别是特朗普本人坚決认为归咎于科米只是民主党不愿承认其竞选脱离选民诉求的开脱之词，但从选后的民调倒推来看，克林顿夫妇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从全国性民调来看（见图6），在科米宣布重启对希拉里的“邮件门”调查后，希拉里的民调基本稳定不再上扬，而同期特朗普的民调却呈现加速上扬的趋势，并直到11月6日选前最后两日科米宣布新调查没有新发现时才出现小幅回落。CNN的出口民调同样显示，在全国范围有13%的受访者是在最后一周才做出投票决定的，正是在这部分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超过了希拉里。CNN，“Exit Polls： 2016 Election，”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访问时间：2018年5月16日。可见，其对中间观望选民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在多个“战场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出口民调显示，在选前一周做出投票决定的人群里，特朗普取得了较希拉里的明显优势。例如，在“摇摆州”中坐拥最多选举人票同时也是拉美裔移民集聚的佛罗里达，该州的平均民调显示，希拉里一度领先的民调优势在10月30日再度实现了与特朗普支持率的交叉，而后一直胶着，直到最后选前一日以0.2%的微弱差距落后（见图7）;而NBC的出口民调也显示，多达11%的投票选民是在选前最后一周做的决定，而在这些人中特朗普以17个百分点的优势大幅领先于希拉里的38%;而在剩余88%于一周前已经下定决心的大部分人里，希拉里还是以1%的微弱优势领先。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fl，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再如另一大“战场州”俄亥俄，尽管特朗普在10月17日就再度实现了对希拉里的民调反超，但双方一直紧咬，“邮件门”调查的重启帮助特朗普扩大了民调优势，并将其保持到了最后（见图8）。
NBC在该州的出口民调同样显示，该州多达15%的投票选民是在最后一周做出的最终决定，特朗普保住了在自9月以来做出决定的投票选民中的领先
优势。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oh，访问时间：2017年9月5日。这两大州的选举人票总和达47张，即便不考虑其余48个州或是3个“意外州”的影响，仅这些选举人票就足以颠倒整个大选结果。这意味着重启的“邮件门”调查尽管没有撼动各自的基本盘，但确实影响了摇摆中间选民的投票倾向，从而影响了最终结果。
而在3个民调失焦的“意外州”，情况基本也是如此。在密歇根州，特朗普的民调正处在第三次辩论后跌至谷底的艰难爬升阶段，重启“调查门”一出，希拉里民调同位震荡，特朗普则继续震荡上升（见图9）。该州出口民调同样发现，在最后一周做出决定的13%的投票选民里，希拉里以39%对50%输了11个百分点，而在最后一周前做决定的人那里两人尚是平手。希拉里在最后一周丧失了1.43%的选票，虽然即使没有这一事件，她也未必能赢下这全部1.43%，但鉴于她是以0.23%惜败该州，实在难以完全排除这一解释的可能性。
再看宾夕法尼亚州，事件一出，两人的差距迅速收窄，特朗普民调奋起直追直到仅差1.9个百分点（见图10）。该州出口民调显示，多达45%的投票选民认为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严重困扰了他们，20%认为有一些，认为不受影响的总计只有34%。同样，在该州15%最后一周才做出决定的投票选民中，希拉里的劣势从2个百分点扩大到17个，这对于以0.73个百分点丢掉该州的希拉里而言同样无法忽略。
由此可见，克林顿夫妇的指责并非没有根据，无论是导致意外的三州甚至是更多选前民调接近的州，都存在科米重启“邮件门”调查的影响。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完全足以彻底逆转大选结果，甚至赋予希拉里以较大领先优势，尽管其具体相关关系要依靠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和更精确的定量分析。
四、 回望“特朗普冲击”： 选后纠葛与未来
大选的结束本应成为这场“特朗普冲击”趋于完成的休止符，然而，选后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和特朗普通俄的不断报道无不提示着这场选举依旧没有了断。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有关美国干预其他国家大选的报道都已是司空见惯，然而2016年大选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几乎被视为选举样板的美国总统大选转瞬成了遭遇他国干涉的受害方。有关传闻在选后甚嚣尘上，相关调查至今仍未完全了结。2018年3月23日，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宣布，经一年多调查未发现证据，因此结束所谓“通俄门”调查，但该委员会9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致投下反对票，并指责共和党凭借人数优势阻挠调查;该调查报告全文于4月27日在众议院网站公布，参见：https：//intelligence.house.gov/uploadedfiles/final_russia_investigation_report.pdf。 2018年4月20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入禀纽约曼哈顿一家联邦法院，指控特朗普竞选团队、俄罗斯政府和维基解密三方合谋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此外，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所领导的“通俄门”调查都仍在继续。特别是穆勒调查团队已对包括前特朗普竞选总干事在内的3名前竞选团队成员提起诉讼。相关进展参见：新华网：《美众院委员会结束‘通俄’调查，质疑依然满天飞》，2018年4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29/c_129861923.htm;新华网：《民主党起诉特朗普竞选团队，指控其干预总统选举》，2018年4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22/c_129855847.htm;新华网：《特朗普前竞选团队主席等三人被起诉》，2017年10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0/31/c_129729364.htm;访问时间均为2018年5月15日。随着美国媒体不断跟进地深挖爆料，越来越多的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包括其亲属牵涉其中，有关特朗普征询法律顾问、亲自赦免其亲属的传闻更是不断发酵。Chris DAngelo and Nick Visser， “Trump Asks about Pardons as Lawyers Look at Ways to Derail Mueller Probe，” HuffPost， July 20， 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trumplawyersmuellerpardons_us_597157abe4b00e4363de87b8，访问时间：2017年9月6日。所謂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从目前信息来看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攻击美国大选投票、计票系统以图操控过程甚至结果，但从目前美国媒体披露的报道看，奥巴马政府的努力似乎保卫了该系统未受影响，因而得票结果是可信的。尽管如此，仍有人怀疑俄罗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操作了这一结果，参见：Charles P.Pierce， “The Hard Truth Keeps Tricking Out， Little by Little，” Esquire， Jun 13， 2017， http：//www.esquire.com/newspolitics/politics/news/a55603/russiahackvotingtotals/，访问时间：2017年9月6日。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影响选举过程，对两大候选人施加影响。有关俄罗斯通过黑客窃取民主党和希拉里阵营的负面内部信息，然后有意泄露给媒体打击其形象，以图影响希拉里方面的选情的披露已经不是新闻。“Intelligence Report on Russian Hacking，” New York Times， Jan.6， 2017，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1/06/us/politics/documentrussiahackingreportintelligenceagencies.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6日; 方师师、唐巧盈：《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事件梳理》，《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9—13页;阮文波：《黑客干预美国大选：技术报告细节的分析和评论》，《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14—16页;本·布坎南、迈克尔·萨米尔：《黑客干预美国大选：美国智库的分析》，《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22—27页。现在存疑的重点是其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接触情况，双方是否在盗取的有关信息的扩散上存在合作成为接下来调查的重点。 处于两者之间灰色地带的则是俄罗斯利用诸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以及“脸书”旗下“照片墙”（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展开的所谓“信息行动”（information operations），有针对性地推送政治广告和信息，进而希望最终影响选民的投票决策。“脸书”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18年4月10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交通、科技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围绕社交媒体滥用数据与侵犯隐私权的听证会上最终承认，在大选前后两年时间里多达8万个“脸书”广告推送产生自与俄罗斯有关的470个账号及页面;这些账号花费约10万美金在“脸书”和“照片墙”的近3000则政治广告上;乐观估计，多达1.26亿用户看到过这些内容，其中1.1亿生活在美国。参见：扎克伯格在2018年4月10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交通和科技委员会的联席听证会上的书面证词，https：//www.judiciary.senate.gov/imo/media/doc/041018%20Zuckerberg%20Testimony.pdf，访问时间：2018年5月15日。而这一指控与特朗普团队的可能关联在于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咨询与数据分析公司。该公司提供的服务正是利用从“脸书”上获取的用户私人数据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信息和广告推送。在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和《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攻击下，该公司已经被迫宣布破产，但迄今的调查和曝光并没有发现这家机构与俄罗斯政府的幕后联系。因此，从这一处于灰色地带的“第三条道路”找到“通俄门”证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考虑到与外国政府勾结并利用网络攻击手段干扰大选指控的严重后果，特朗普阵营特别是其核心人物不可能不忌惮其严重的法律后果。他们敢于雇佣剑桥分析是一回事，与俄罗斯政府勾结则是另一码事。有关剑桥分析在帮助特朗普团队获胜中的作用分析，早在选后的2017年1月就由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德文媒体《杂志》周刊爆料出来，当月被译为英文报道，但剑桥分析真正成为众矢之的则是在2018年3月《纽约时报》和《观察家报》通过其前雇员爆料其违规获取5000万“脸书”用户数据信息之后。参见：Hannes Grassegger and Mikael Krogerus， “The Data that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VICE， Jan.28， 2017，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article/mg9vvn/howourlikeshelpedtrumpwin; Carole Cadwalladr and Emma Graham Harrison， “Revealed： 50 Million Facebook Profiles Harvested for Cambridge Analytica in Major Data Breach，” The Guardian， Mar.17，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17/cambridgeanalyticafacebookinfluenceuselection; Carole Cadwalladr， Nicholas Confessore， Matthew Rosenberg， “How Trump Consultants Exploited the Facebook Data of Millions，” The New York Times， Mar.1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7/us/politics/cambridgeanalyticatrumpcampaign.html，访问时间：2018年5月15日。因为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保护迄今尚属法律空白，在选前甚至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且美国国务院以及特朗普在党内初选中的对手之一泰德·克鲁兹（Ted Cruz）也都曾是该公司的客户。雇佣剑桥分析在社交媒体推送针对性政治信息和广告顶多算是钻法律的空子，因而可能的推断是，俄罗斯方面一方面单独运作了网络攻击和信息爆料，另一方面又在特定时点蓄意安排了特定人员与特朗普竞选阵营在所谓提供对手阵营负面信息的诱惑下实现接触。这样一来，不管这样的会面是否谈及或谈成实质性交易与合作，都能够使得一旦特朗普成功当选后其对美国政治正常运作干扰影响的长期化和最大化。俄罗斯的目的不仅是操纵选举，更要削弱主流媒体、公众人物、政府机构的公信力，以冷战中常用的手段侵蚀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利益。方师师、唐巧盈：《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事件梳理》，《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7年第2期，第11页。如果是这样，显然这一策略正在成功地实现其最初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深受“通俄门”传闻困扰，加上其层出不穷的争议性言论与政策，总统威信荡然无存，合法性饱受困扰，府院关系、两党关系持续紧张，甚至不能排除遭弹劾风险。当然，在美国参众两院和司法部最终调查结果确定以前，这仍然只是有关这一推断最可能的猜测。无论如何，這都提醒我们，尘埃仍未落定。
从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学科意义上，通过基于大选结果和民调数据的比照考证，本文发现了“特朗普冲击”背后并非那么声势浩大的微观基础，在找出了特朗普技术性制胜的3个让民调失准的“意外州”并相继考察了4种主要解释后，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断定具体是哪一因素最终导致了这一技术性制胜。左翼民粹主义可以从强调蓝领工人的解释中找到证据;右翼民粹主义也可以从强调种族的解释里找到支撑;反民粹主义者既可以从选前一周科米重启调查导致的政治影响中发现证据，也可以借由希拉里在普选票上的巨大优势，把原因归结于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投票资格政策收紧导致特朗普胜出的解释仅仅适用于威斯康星一个州，而单独这一个州的10张选举人票并不足以改变结果。社会科学实验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也许更可能的情况是这诸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希拉里虽胜而败的最终结果，毕竟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进行彻底的变量分离并加以控制的检验。本文注意到穆茨和祁玲玲同样致力于探究特朗普2016年胜选原因的论文的观点，即“特朗普冲击”主要与种族、文化因素相关，而与经济利益、社会阶层元素无涉或是关联不大。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67—88页。但是，其所使用的数据同样来自于民调，只不过是来源不同，而且即便是其针对全国范围的数据同样也支持低收入白人、反对自由贸易者支持特朗普的观点，因此并不能证明这样的支持仅仅是出于文化、种族因素，从而剔除掉经济社会阶层因素同时起作用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两位作者本身也是基本承认的。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基础在冷战后时代早就已经因为文化身份等议题分化成事实上的政治正确阵营和反政治正确阵营，这在近几次的总统大选中就已经如此，只不过共和党在2016年“特朗普冲击”的带动下冲破了以往不敢为“反政治正确标签”正名的束缚。特朗普的胜利有其深刻原因，但在能够提供有效证据排除科米重启“邮件门”调查对于选民投票决定的政治影响前宣称这绝非偶然，似乎仍然为时过早。 从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国别对象的地区研究来说，“特朗普冲击”之所以显得如此意外，充分说明了长期以来过度集中于联邦政府层面的美国研究的严重不足。美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从1984年邓小平抱怨美国有“三个政府”不好打交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77页。，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一再在贸易、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给中美两国关系制造障碍和意外，我们直到21世纪的头个十年才基本补齐以往对国会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短板。而今，“特朗普冲击”的突如其来又提醒我们，在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维度以外，美国联邦体制下州政府、州一级单位间和各州内政治生态、制度、规则的差异，使其更像是一个有待细化研究的“五十国集团”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23—224页。，即50个“国家”的联盟体。本文研究也一再遭遇各州选举政策、选区划分、选票印制、计票方式和州以下的县或选区地方政治生态差异的困扰。因此最终解开2016年美国大选谜团的更确切答案，需要的正是来自这些层次的更多数据的比对和确证。“美国反对美国”不仅可能出现在联邦层面的“三权”，也可能来自州与州的对抗或者是州权对联邦政府的抵制。特朗普即便得以借此出人意料地胜出，也不得不在就任后面对在移民、选举改革等多项政策上来自州一级联邦成员的一再抵制和挑战。美国研究作为最发达的地区国别研究领域，依然需要像对待50个“国家”一样的“比较政治”研究来继续对其深化和发展。认识“美利坚合众国”的最佳方法是以“美利坚分众国”此提法取自《时代周刊》2016年12月19日当期在封面介绍其评选的2016年度人物特朗普时使用的副标题，以及推荐文章配图使用的标题。此后，美国公共电视网（PBS）于2017年初特朗普就职前夕推出了一部同名纪录片，以介绍2008年奧巴马当选9年来美国政治分化不断加剧的状况。《时代》原文可参见：Nancy Gibss， “The Choice，” Time， Vol.188， No.2526， 2016， pp.4445， 封面;PBS的纪录片分为上下两部分，可参见其官网，第一部分见http：//www.pbs.org/video/frontlinedividedstatesamericanightone/，第二部分见http：//www.pbs.org/video/dividedstatesamericapart2updatekwlio7/，访问时间：2018年4月25日。（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的方式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