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一本重申常识的著作。蔡定剑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宪法学者,对宪法、宪政、公民权利、民主、自由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实践考察。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这本《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汇集了蔡先生近年来对民主问题的公开演讲、访谈和专题文献,站在常识和基本逻辑的角度,阐明了有关民主的基本内容。
　　为民主辩护,特意强调捍卫民主,意味着此前至今,必然有许多反对、诋毁乃至对民主的妖魔化。其一,部分所谓精英,鄙弃民众的智慧、权利和存在价值,将民主解构成“多数决”的制度,认为民主只能造成“多数人的暴政”,会侵犯富人阶层的利益,会破坏社会繁荣。其二,另外一派人也认为民主有问题,他们认为民主固然好,但未必适合于中国,大谈威权体制、拆迁红利、集权优势,甚至将民主与改革对立起来。其三,还有人擅长偷换概念,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发展民主(特别是公民直选)的条件,即所谓“国情论”。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就用了大量事实、逻辑、理论证明,一一驳斥了前述三种对民主的诋毁言论。特别是对最有迷惑性的第三种言论,这本书收入的《公民素质与民主选举》一文,不仅再度强调了马克思提出、列宁重申的社会主义国家选举应“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四原则,而且还通过问卷调查,以事实回击了“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直接)民主选举”的奇谈怪论。
　　调查结果显示,通常被一部分人扭曲为“公民、民主素质最差”的农民,对于民主选举,有着比城市居民特别是公民素质最高的大学生群体还更高的热忱;许多农民对于民主的信心,甚至比党政机关干部还要强,认为民主选举“只要允许搞,就能搞好”。蔡定剑先生指出,之所以农民的民主意识、选举积极性和选举改革精神要比市民、大学生群体强,实则与所谓知识积累无关,而是因为关乎切身利益,选举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和甜头,民主选举实践就是最好的民主教育。这种看上去的“反常”,其实才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正常,包括欧美日韩等国家,最有积极性参与民主投票的,通常是中下阶层、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人士;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候,投票率通常并不高,只有社会转型、治理矛盾突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人基于切身利益,才会去关注与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的投票。
　　蔡定剑先生感慨道,“是什么力量把百岁老人在寒冷泥泞的冬天从温暖的家中吸引到投票站去?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全身瘫痪的病人叫人抬到选举大会会场来竞选村官?又是什么动力驱使这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怀揣着法律文本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着民主权利?他们可能回答不出什么叫民主……(但)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切”,使得艰巨的困难不再成其为困难。他还追问,“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级议会都实行了直接选举?难道说我国是世界上经济政治文化最落后的国家吗?……(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人民)经过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教育,不能再说我们的人民还是落后的。西方国家早在一两百年前就进行了国会议员或总统直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难道还不如200多年前那些流放、逃亡到北美殖民地的人的素质高吗?”
　　这本书收入的许多文章,都着力批评了那些旨在将民主窄化、固化、程式化为选举仪式的观点。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言,“民主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机会的政治体系”,蔡定剑先生强调,民主最基本也是最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是社区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社区集体决策的权利。归根结底,“民主是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由此提出了民主的八项原则(见该书收录的《民主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为蔡定剑先生2008年3月在广州“岭南大讲坛”的演讲稿)。该书还选入了《欧洲的公众参与理论与实践》一文,通过对欧盟所属的发达资本国家近年来公众参与的进展介绍,证明了民主绝非单一的选举程序,而是完全有可能、有必要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的。
　　蔡定剑先生指出,那种过度夸张民主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的观点,意在宣讲少数精英治国的必要性,逻辑上是荒唐的、事实上是有害的。现今的宪政民主国家,通过违宪审查、保障人权方面的法治、媒体介入、NGO等社会组织的勃兴,足以从制度上消除了多数人暴政的基本可能。并且,“民主政府也会犯错误,但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民主政府中也会产生腐败,但能在最短时间发现”。
　　与之同时,将民主转型国家政局的不稳定和中国北洋时期的动乱,归结为民主之祸,也是不公允的。因为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权力角逐,以死亡为赌注,以“除恶务尽”为目标;反之,民主政治保证了政府的权力转移,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权力斗争的输赢和政权更迭都是“精神性”的,而非“肉体性”,“输家”不仅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还会有继续追逐目标的渠道和可能,无须诉诸暴力革命来达到目的。至于转型国家的政局动荡,只在于民主形式建立的同时,宪政秩序、法治程序未能同时健全,专制体制的积弊得以最大化的显现,这怎么能怪罪到民主的头上去呢?
　　蔡定剑先生认为,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不是直接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与法治有着更直接的关系,更依赖于法制。根据蔡先生的论述,可以推导出“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如果没有民主,仅仅有人治、威权体制下的所谓法制,可能会有经济繁荣,但这样的繁荣不能给人长久的预期和保障,也注定构成权贵勾结、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可能惠及民众;如果有了真实、具体的民主,法制的稳定性才是最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并且民主体制可以通过选票政治、公民参与,抑制资本自由、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隐患,防止暴力革命的出现,从长远来看,也就保卫了有产者的利益。
　　我国官员尤其推崇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经验”,实则狭隘的归纳了集权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蔡定剑先生通过《新加坡威权民本主义制度观察》一文指出,这并不完全,甚至可以说违背了新加坡政治逻辑正常运转的原意。通过细致观察,蔡定剑先生指出,首先,新加坡的成功在于真正“为民服务”,其威权体制建立在民主政体之内,执政党通过议会和政府管理国家,而不是另起炉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非常注重官员、议员、党员直接接待选民,提供志愿服务,将执政基础深深地扎根在基层;其次,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建立在新加坡地域狭小、有意从政人才稀少、必须具备有吸引力薪酬之基础上,这份所谓很高的薪水,必须以充分的廉洁为前提,一旦小贪,就会鸡飞蛋打,新加坡为之建立了周密的反腐体制,并且已经实现完整、透明的政务公开(包括预算公开、官员家庭财产申报等);第三,新加坡良好的治理局面,得益于法治传统、程序严密,以及完善的公民参与(公共治理),而非简单化的严刑峻法。
　　总的来说,蔡定剑先生此书,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理解、思考民主,而摆脱通常流行的几种谬误,对公民社会、参与式民主、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等实践问题都有较强的启发和推动意义。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