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危”并非什么新事物。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期，要是有一点窝着藏着的东西被上级锁在保险柜里，不听话就会被抖出来让群氓如蝇慕膻地揪批。在一个公共话语被道德洁癖化的时代，谁握有更多的他人检讨书，谁就有更多的实际控制权。表面上官怕民告，实则还是怕被丢出去成为官场弃子。
　　当下的官官相危，最常见于官场的卡位战和利益厮杀中。上下级和同僚之间的窃听风暴，已经发展到一个能人可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卧房“扫出”300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地步。不久前曝光的湖南麻阳县委书记被下属私设摄像头监控半年、以其受贿视频要挟“看着办”的案例，足以说明“非法技侦”的自发普及程度。更具谋略性的官官相危，是手握“人质”引而不发，放长线钓大鱼，或故意“打草”惊蛇，敲山震虎，迫使对方在更高层面与自己换牌。
　　而在一个落马者凭“立功”可减刑的年代，在位贪官不仅会挖空心思构建“裸飞”通道、外逃三窟，还会殚精竭虑搜集部属乃至政治对手的把柄。一旦自己失手被抓，吐多吐少，观乎形势，实在身败名裂，还可拉数个宿敌下水。此即来自落水者的官官相危，因孤注一掷，牵连面广，深为台上贪官忌惮。
　　认为“官官相危”好过“官官相护”，代表了受权力践踏群体的一种朴素认知。但相卫、相危互为表里，决定了若无觉醒公民在法治下的冷静监督，官场畸斗不会通向新制度的生成，而多半是经由公开祭旗或默不示众的洗牌，恢复到官们曾经熟悉的秩序，同时滋生许多新的不公。
　　值得警惕的是，在官商界“逐暴利而聚”的潜规则下，权力为暴利清场，暴利回输当权者，这种偷天换日的“吸星大法”比起对非亲缘企业吃拿卡要的设租寻租，高明岂止区区？其所累积的不义之财，又岂是不法分子的小打小敲所能攀比？这种利益格局的改天换地，常常以“官官相危”弹服反对者为基础，而本当是正义最后保障的司法，却惯被用作威慑工具。

若无觉醒公民在法治下的冷静监督，官场畸斗不会通向新制度的生成，而多半是经由公开祭旗或默不示众的洗牌，恢复到官们曾经熟悉的秩序，同时滋生许多新的不公。

　　面对一些地方“官官相危”的乱象，所谓“适度容忍腐败”、“有条件特赦”的呼吁和对策，着眼于提供情绪或制度上的疏导，否则部分人“绑弹”噤声、另部分人肆意倾轧，会毁掉本就孱弱的官场制衡机制。而期待以选择性办案实现“大乱大治”，则不过是某些汲汲于权力者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一种“政治白条”。
　　由于相比金钱丑闻，情色丑闻更易激起公众义愤，所谓管控官员“软刀子”比“硬刀子”更管用的说法不胫而走。而内部处理的“作风”问题，一旦遭遇性爱视频流出，则成了纸包不住火的贪腐副产品。由此不难理解，一些官员缘聚“公共裙带”也是为了风险管控，让检方投鼠忌器。殊不知舢板绑一块儿，哪天着火烧起来更快。
　　从一条龙服务的红楼到流动的楼凤，设局者固可鄙，上钩者也绝非清白，但单以拜倒石榴裙下，是无法区分“老虎”和“苍蝇”的。乾隆下江南，同治私出宫，同是风流，作为迥异。克林顿白宫贪欢，卡恩宾馆纵欲，斯皮策高价嫖妓，彼得雷乌斯小三小四，皆以无罪去官一身轻——是“不动纳税人的钱”保住了他们最后的颜面。
　　所以，相比一刀切简单处置涉事官员，难度更高的是查证贪腐存量，定点引爆未发现的“定时炸弹”，而意义更大的是构建官员财产公开、财政预算受严格监管的机制。要使官官相危转变为官怕代表、代表怕选民，民主法治建设必须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