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有一个接一个新能源政策的“保护伞”,但由“低碳、环保”领跑,备受企业和资本追捧的清洁能源,是否最终仍会是一场泡沫?
光伏产业前端“多晶硅产能过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企业无奈之下寻求下游商机,却因技术缺失,难以破局本土终端市场难题。风电设备制造业赫然位列2009年产能过剩产业名单,矗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风电场,却要高价从国外进口核心风电设备。
与“风光”能源相比,早几年发展的核电、水电也一直存有争议。核电在为“引进法国技术,还是美国技术”争执不休,而水电也因破坏生态环境,忙不迭地关停小水电以规范行业。
因原料短缺而一直难以发展的生物质发电,则将眼光转向了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却因部分企业不守规矩,导致政府失信民众,遭遇民众集体抵制而步履蹒跚。
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如清洁煤技术,在短暂追捧下繁荣一时,随即遭遇政策性限制。
种种难题横亘在清洁能源面前,现实与初衷渐行渐远,归根结底,症结还在于“技术的缺失”。无论是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还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其中的高精尖技术均需要通过巨资引自国外。正如C C V 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崔新生教授所言:中国缺乏自有的特殊技术和创新,是清洁能源进一步发展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
此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一起跟风政策,导致清洁能源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崔新生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盲目追求政策投机,急功近利。因此,政策性市场导向下,其必然结果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总经理吉晓翔则认为: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对资本缺乏吸引力,地产业近期又遭受挤压,大量资金缺乏出口,而此时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政策导向,给企业和资本新开了一个出口。虽然对清洁能源的盈利质疑很多,但政策性补贴带来的稳定盈利预期确实很具诱惑力。
庆幸的是,政府对产业短期内过剩问题已经着手解决。煤制油、煤制天然气项目的政策性限制可见一斑。然而,比技术缺失、产业结构失衡更可怕的是金融手段的缺失,这才是最致命的。
“碳阴谋”的观点已是老生常谈,尽管不能一边倒的倾斜“阴谋”论,但是清洁能源为主调的低碳产业经济,却缺失了金融手段的支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漏洞。崔新生认为规则、技术、金融交易,都控制在别人手上,这无疑是给自己套住了龙头。
崔新生给《英才》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节能中长期规划》测算,“十一五”期间,中国节能投资总额累计可达6000亿元以上。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碳减排市场,以及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方,每年可提供1.5亿—2.25亿吨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碳减排交易额可高达22.5亿美元。
但是,作为目前最大碳交易供应国之一的中国,却因为尚未形成完整的碳交易市场,没有交易的定价权。假如真像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中国区总裁路跃兵所言:“低碳产业将是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引擎”。作为低碳产业主力军的清洁能源,如果不补上技术和金融两条腿,将如何行走?“低价中标”是招致垃圾焚烧发电进入恶性竞争时代的罪魁?
B O T(b u i l d - o p e r a t e -transfer)投融资模式,曾经成功打造了英法海峡隧道、香港东区海底隧道等多个政府项目,在其被引入中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后,就发生了变异,变成了最低价中标模式,也因此备受诟病。
吉晓翔、杭州锦江集团环保总监王瑞红、威立雅环境亚洲技术总监张进锋,都认为“低价中标”是招致垃圾焚烧发电进入恶性竞争时代的罪魁,吉晓翔更是称之为“野蛮招标”。张进锋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一条:缺乏严格的执法机制。
争“食”垃圾
7月2日,由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的《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完成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中提到,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必须安装自动监测系统,对燃烧温度等主要运行工况,以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必须于2011年12月底之前达到上述要求。上述标准的制定无疑是针对当前诸多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排放标准不达标,引起附近居民怨声载道而设置。
然而,在政府部门忙于规范垃圾焚烧项目的背后,依然是企业们为抢食“垃圾盛宴”而奔走的身影。据《英才》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具有垃圾焚烧发电概念的上市公司就有16家,而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比较成熟的欧美地区,一般一个国家也仅有两三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
“法国仅有两三家大型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而中国则是诸多企业参与,数量多却不专业,一旦政策市场发生变化,就会出现大量破产。”张进锋对大量企业拥入垃圾焚烧发电行业颇为担忧。
“目前,中国已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70余座。”中化集团中化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焱介绍,已经建设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省级行政地区全国有20多个,其中,深圳能源拥有3座垃圾焚烧电厂,总装机容量为4.2万千瓦,天津泰达拥有6座垃圾焚烧电厂。不过,无论是规模还是装机容量,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排头兵与世界先进的此类企业相比,差距还很大。
那么,垃圾焚烧发电为何还能受到资本青睐?在吉晓翔看来,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垃圾焚烧发电商业模式相对简单,容易复制;二是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政策导向,给资本新开了一个出口,具有环保和新能源双重概念的垃圾焚烧发电无疑是资本大佬们的佳选。
稳定微利
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企业的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材料消耗(包括药剂、燃料等)、银行贷款利息,以及前期投入的摊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高,其主要成本是设备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湘财证券电力环保行业研究员吴江,为《英才》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按每天处理1吨垃圾的建设规模,其投资费用大约为40万—45万元。当前已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日处理垃圾量约为1000吨。据此推算,一个日处理1000吨垃圾的项目至少需投资4亿元。
而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收入则主要是垃圾处理贴费。据了解,企业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两块,一是垃圾处理贴费,另外就是电价补贴。“电价补贴统一在标杆电价基础上加0.25元/度,但是电价补贴所得在总收益中占比非常小,企业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垃圾处理贴费实现盈利。”吴江说。
目前,各地垃圾处理贴费标准并不统一,并呈下降趋势。上海、深圳以及北京垃圾处理贴费约为150元/吨,而中西部地区,如湖北武汉,贴费约为70元/吨。“70元/吨的贴费标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底线。”吴江说补贴标准不统一,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是否充足;另一方面则在于垃圾焚烧发电处理方式是否是唯一选择。
当前,垃圾焚烧发电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城市,因为“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城市用地也比较紧张。”吴江认为相对而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中西部推进起来就比较困难,一是经济不够发达,另外就是中西部土地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可以新建大型垃圾填埋厂处理垃圾。
除垃圾处理贴费外,在税收方面,政府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也有一定的优惠,如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则是前三年免征后三年减半的政策。并且,一般而言此类项目建设用地也多是政府划拨。
即便如此,“垃圾焚烧发电建设初期企业也只能保持微利”,吴江认为垃圾焚烧发电的意义更偏重于垃圾处理,发电只是其副产品,因为焚烧的垃圾没有分类,含水分高,燃烧值很低,能源转换效率也很低,发电量少,不能成为能源的供给环节。”
既然是微利,为何企业还如此竞相追逐?“从整个发电模式来看,只要投资人在前期控制好投资成本,使得项目正常运营起来,现金流就会很稳定。”吉晓翔介绍,“仅靠一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肯定赚不到钱,但是如果建设5-10个项目,形成连锁商业模式”,盈利就不再是制约企业的因素了。
垃圾焚烧发电的投资模式体现了投资人“借鸡生蛋”的优势。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人和银行出资比例为3∶7。其中,投资人大都是大型投资运营商,如光大国际、深圳能源、上海环境、天津泰达,都具有上市公司的平台。
“规模化商业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设备批量采购,和标准化运营,以降低运营成本。”吉晓翔说,“但归根结底,垃圾焚烧发电毕竟是政府项目,受当地政府影响很大,不能完全实现投资人的理想。”
野蛮招标
吉晓翔所在企业,早在2003年就已经涉及垃圾焚烧发电,算是在行业里抓住先机的国有企业,但他现在的感受却是“这个行业壁垒太低”。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采取的是BOT模式,因此,很多投资方为了拿到一个项目,把垃圾处理补贴费价格压的很低,而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就通过降低投资总额弥补贴费的差价,到最后实际被压缩的部分还是投入到公益事业的部分。
吉晓翔认为最低价中标的模式,其直接后果就是不法厂商为了攫取利益,制造大量假冒伪劣产品,致使项目运营在控制排放上不达标。
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关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不小的冲击。“为了多盈利而偷排偷放的企业也很多”,张进锋用“行业不规范,恶性竞争严重”来描述垃圾发电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
对于这样的环境,吉晓翔甚是忧虑:“一定要改变当前野蛮的招标方式,最起码应该是综合竞标法。投资业绩、过往环保经验,都要进行严格审核,提高整个行业的准入地位,把因行业较热而恶意竞争的人挡在门外。”
实际上,欧美地区也采取BOT融资模式,但是这些地区国家因担忧完全依赖竞标模式,采用的是综合招标方法。而中国的问题则在于,政府不锁定边界,只采取贴费最低中标。“目前,企业大多是根据27年的特许经营期,倒推价格,参与招标。”
实际上,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并不缺标准。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开始采用欧盟2000标准。此外,《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以及《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等相关法规中,均对垃圾焚烧发电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
但是,“法律是严格的,执法却是非常不严格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伟说。张进锋则主张:“这个产业应该定性为公益性事业。首先要保证环境能达标,其次才是盈利问题。”
光伏产业前端“多晶硅产能过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企业无奈之下寻求下游商机,却因技术缺失,难以破局本土终端市场难题。风电设备制造业赫然位列2009年产能过剩产业名单,矗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风电场,却要高价从国外进口核心风电设备。
与“风光”能源相比,早几年发展的核电、水电也一直存有争议。核电在为“引进法国技术,还是美国技术”争执不休,而水电也因破坏生态环境,忙不迭地关停小水电以规范行业。
因原料短缺而一直难以发展的生物质发电,则将眼光转向了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却因部分企业不守规矩,导致政府失信民众,遭遇民众集体抵制而步履蹒跚。
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如清洁煤技术,在短暂追捧下繁荣一时,随即遭遇政策性限制。
种种难题横亘在清洁能源面前,现实与初衷渐行渐远,归根结底,症结还在于“技术的缺失”。无论是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还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其中的高精尖技术均需要通过巨资引自国外。正如C C V 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崔新生教授所言:中国缺乏自有的特殊技术和创新,是清洁能源进一步发展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
此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一起跟风政策,导致清洁能源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崔新生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盲目追求政策投机,急功近利。因此,政策性市场导向下,其必然结果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总经理吉晓翔则认为: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对资本缺乏吸引力,地产业近期又遭受挤压,大量资金缺乏出口,而此时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政策导向,给企业和资本新开了一个出口。虽然对清洁能源的盈利质疑很多,但政策性补贴带来的稳定盈利预期确实很具诱惑力。
庆幸的是,政府对产业短期内过剩问题已经着手解决。煤制油、煤制天然气项目的政策性限制可见一斑。然而,比技术缺失、产业结构失衡更可怕的是金融手段的缺失,这才是最致命的。
“碳阴谋”的观点已是老生常谈,尽管不能一边倒的倾斜“阴谋”论,但是清洁能源为主调的低碳产业经济,却缺失了金融手段的支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漏洞。崔新生认为规则、技术、金融交易,都控制在别人手上,这无疑是给自己套住了龙头。
崔新生给《英才》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节能中长期规划》测算,“十一五”期间,中国节能投资总额累计可达6000亿元以上。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碳减排市场,以及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方,每年可提供1.5亿—2.25亿吨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碳减排交易额可高达22.5亿美元。
但是,作为目前最大碳交易供应国之一的中国,却因为尚未形成完整的碳交易市场,没有交易的定价权。假如真像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中国区总裁路跃兵所言:“低碳产业将是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引擎”。作为低碳产业主力军的清洁能源,如果不补上技术和金融两条腿,将如何行走?“低价中标”是招致垃圾焚烧发电进入恶性竞争时代的罪魁?
B O T(b u i l d - o p e r a t e -transfer)投融资模式,曾经成功打造了英法海峡隧道、香港东区海底隧道等多个政府项目,在其被引入中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后,就发生了变异,变成了最低价中标模式,也因此备受诟病。
吉晓翔、杭州锦江集团环保总监王瑞红、威立雅环境亚洲技术总监张进锋,都认为“低价中标”是招致垃圾焚烧发电进入恶性竞争时代的罪魁,吉晓翔更是称之为“野蛮招标”。张进锋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一条:缺乏严格的执法机制。
争“食”垃圾
7月2日,由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的《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完成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中提到,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必须安装自动监测系统,对燃烧温度等主要运行工况,以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必须于2011年12月底之前达到上述要求。上述标准的制定无疑是针对当前诸多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排放标准不达标,引起附近居民怨声载道而设置。
然而,在政府部门忙于规范垃圾焚烧项目的背后,依然是企业们为抢食“垃圾盛宴”而奔走的身影。据《英才》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具有垃圾焚烧发电概念的上市公司就有16家,而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比较成熟的欧美地区,一般一个国家也仅有两三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
“法国仅有两三家大型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而中国则是诸多企业参与,数量多却不专业,一旦政策市场发生变化,就会出现大量破产。”张进锋对大量企业拥入垃圾焚烧发电行业颇为担忧。
“目前,中国已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70余座。”中化集团中化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焱介绍,已经建设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省级行政地区全国有20多个,其中,深圳能源拥有3座垃圾焚烧电厂,总装机容量为4.2万千瓦,天津泰达拥有6座垃圾焚烧电厂。不过,无论是规模还是装机容量,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排头兵与世界先进的此类企业相比,差距还很大。
那么,垃圾焚烧发电为何还能受到资本青睐?在吉晓翔看来,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垃圾焚烧发电商业模式相对简单,容易复制;二是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政策导向,给资本新开了一个出口,具有环保和新能源双重概念的垃圾焚烧发电无疑是资本大佬们的佳选。
稳定微利
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企业的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材料消耗(包括药剂、燃料等)、银行贷款利息,以及前期投入的摊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高,其主要成本是设备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湘财证券电力环保行业研究员吴江,为《英才》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按每天处理1吨垃圾的建设规模,其投资费用大约为40万—45万元。当前已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日处理垃圾量约为1000吨。据此推算,一个日处理1000吨垃圾的项目至少需投资4亿元。
而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收入则主要是垃圾处理贴费。据了解,企业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两块,一是垃圾处理贴费,另外就是电价补贴。“电价补贴统一在标杆电价基础上加0.25元/度,但是电价补贴所得在总收益中占比非常小,企业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垃圾处理贴费实现盈利。”吴江说。
目前,各地垃圾处理贴费标准并不统一,并呈下降趋势。上海、深圳以及北京垃圾处理贴费约为150元/吨,而中西部地区,如湖北武汉,贴费约为70元/吨。“70元/吨的贴费标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底线。”吴江说补贴标准不统一,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是否充足;另一方面则在于垃圾焚烧发电处理方式是否是唯一选择。
当前,垃圾焚烧发电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城市,因为“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城市用地也比较紧张。”吴江认为相对而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中西部推进起来就比较困难,一是经济不够发达,另外就是中西部土地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可以新建大型垃圾填埋厂处理垃圾。
除垃圾处理贴费外,在税收方面,政府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也有一定的优惠,如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则是前三年免征后三年减半的政策。并且,一般而言此类项目建设用地也多是政府划拨。
即便如此,“垃圾焚烧发电建设初期企业也只能保持微利”,吴江认为垃圾焚烧发电的意义更偏重于垃圾处理,发电只是其副产品,因为焚烧的垃圾没有分类,含水分高,燃烧值很低,能源转换效率也很低,发电量少,不能成为能源的供给环节。”
既然是微利,为何企业还如此竞相追逐?“从整个发电模式来看,只要投资人在前期控制好投资成本,使得项目正常运营起来,现金流就会很稳定。”吉晓翔介绍,“仅靠一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肯定赚不到钱,但是如果建设5-10个项目,形成连锁商业模式”,盈利就不再是制约企业的因素了。
垃圾焚烧发电的投资模式体现了投资人“借鸡生蛋”的优势。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人和银行出资比例为3∶7。其中,投资人大都是大型投资运营商,如光大国际、深圳能源、上海环境、天津泰达,都具有上市公司的平台。
“规模化商业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设备批量采购,和标准化运营,以降低运营成本。”吉晓翔说,“但归根结底,垃圾焚烧发电毕竟是政府项目,受当地政府影响很大,不能完全实现投资人的理想。”
野蛮招标
吉晓翔所在企业,早在2003年就已经涉及垃圾焚烧发电,算是在行业里抓住先机的国有企业,但他现在的感受却是“这个行业壁垒太低”。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采取的是BOT模式,因此,很多投资方为了拿到一个项目,把垃圾处理补贴费价格压的很低,而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就通过降低投资总额弥补贴费的差价,到最后实际被压缩的部分还是投入到公益事业的部分。
吉晓翔认为最低价中标的模式,其直接后果就是不法厂商为了攫取利益,制造大量假冒伪劣产品,致使项目运营在控制排放上不达标。
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关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不小的冲击。“为了多盈利而偷排偷放的企业也很多”,张进锋用“行业不规范,恶性竞争严重”来描述垃圾发电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
对于这样的环境,吉晓翔甚是忧虑:“一定要改变当前野蛮的招标方式,最起码应该是综合竞标法。投资业绩、过往环保经验,都要进行严格审核,提高整个行业的准入地位,把因行业较热而恶意竞争的人挡在门外。”
实际上,欧美地区也采取BOT融资模式,但是这些地区国家因担忧完全依赖竞标模式,采用的是综合招标方法。而中国的问题则在于,政府不锁定边界,只采取贴费最低中标。“目前,企业大多是根据27年的特许经营期,倒推价格,参与招标。”
实际上,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并不缺标准。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开始采用欧盟2000标准。此外,《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以及《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等相关法规中,均对垃圾焚烧发电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
但是,“法律是严格的,执法却是非常不严格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伟说。张进锋则主张:“这个产业应该定性为公益性事业。首先要保证环境能达标,其次才是盈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