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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的2018年教育部本科专业调整申报中，有五个院校的英语专业将被撤销;浙江省已有十几个院校的外语系开始“关停并转”;中国科技大学英语专业从本科到专业硕士全部撤销，代之以理工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教育界关于大学英语专业转型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究竟怎么转、转向哪里，诸多学者众说纷纭。
全国有1000多所院校有英语专业，近年来，即便是身处名校的英语专业，也不可避免地为“生计”发愁：报考的生源，或是其他专业调剂而来，或是冲着名校光环而来，为了英语专业本身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少，每年从英语专业转出的人数则越来越多。
日前，在同济大学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外语教育规划圆桌座谈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再次围绕大学英语专业关停的话题展开讨论。但大学的英语专业究竟应该培养“掌握工具的人”，还是培养“直通人心的人”，学者们也为此争论得不可开交。
就业浪潮中，英语专业缘何上了“红牌榜”？
最近几年，有关大学生就业的各种调查中，英语专业总会出现在“红牌榜”上。近来一些有关英语专业关停的新动向，更是让人不由心头一紧。不管是名校对英语专业改革率先推进，还是普通院校外语系被撤，改革的紧迫感让大学英语教师倍感压力。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戴曼纯透露，2016年，他到部分国家重点部门调研，收集这些单位对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反馈意见。结果，这些单位都提及， “毕业生英语语言能力还行，但语言之外的专业能力，包括那些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方面至关重要的能力明显缺乏。”
同济大学教授沈骑将上述现象概括为“小才拥挤、大才难觅”，即懂英语、具备一定听、说、读、写、译能力的毕业生不少，但真正精通语言，并兼具专业才能的高层次人才却少之又少。
在复旦大学任教30多年的蔡基刚教授，近来多次呼吁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师尽快转型。在他看来，英语专业之所以显得“差强人意”，归根结底是定位出了问题：长期以来，英语专业都把自己定位为语言专业，关注的是英语语言文学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强调的是对象国的文化学习，长期以来都相对缺乏科技、经济等方面知识的学习。
“甚至一些专业特色院校也是如此，摒弃他们的专业特色，而专注于语言本身。如石油院校、农林院校、信息院校，都为了保住学科点，而大量引进研究本体语言功能学、认知语言学、英美文学的教师。”蔡基刚说，“难道多引进一些专家，满足学科点的硬指标就足够了吗？是否有考虑过学牛毕业后的出路呢？”
蔡基刚主张，除了极少部分院校保持“小而精”、继续走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小道”，大多数高校英语专业都应尽快转型，从事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工科、新理科、新农科等“新专业 英语”的复合型人才。
在人人都懂一点英语的年代，不跨界的英语专业将走向衰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学者对于高校英语专业的办学现状不满，但是，谈及改革出路，却是各有各的主张，有些意见甚至针尖对麦芒，相持不下。
曾几何时，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人都懂一点英语的时代，高校英语系必须学会跨界，探索“英语 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且不说英语与理工科之间的跨越困难重重，即便同属人文社会学科大类，英语专业与其他学科跨界也不容易。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晓波谈及，早些年，曾经有高校探索过“2 2”培养方案，即学生入校后先在外语学院学两年英语，达到一定英语水平，到三、四年级时再去社会科学类专业学习。“后来证明，这种做法并不成功，两个学科根本没有融合，加之缺乏理想的师资，这相当于让学生读了两个专科，但只掌握了两个专业各自的一些皮毛。”
一些米自理工科高校的学者，谈及外语专业的改革，则表达了另一种期待。一所名校的负责人认为，大学英语专业教师的主要职能，就是想方设法快速提升学生论文写作水平，帮助他们尽快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最新信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参加国际会议时能与国外同行顺畅交流。但是，他的这份期待却被一些同行认为“太功利，不应该是大学英语专业老师的教学目标”。
高校英语专业整体转向学术英语，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直言，高校英语专业要整体转向学术英语，高校英语专业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增强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能力。但是，這在高校英语专业的学者看来，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希望大学英语专业向学术英语转型，本质卜就是要求大学英语系侧重于科技英语方向。这条路过去有一些学校走过，但也没走通。”一位名校教授告诉记者，不管是英语还是其他小语种，语言学习的终极日标是熟悉乃至精通对象国的文化，文化通则人心通。所以，越是在人人都会一点英语的年代，越应重视文化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回到“外语工具论”的老路。“在人工智能时代，简单的科技英语翻译今后可以交给机器完成，而人与人在文化层面的沟通，才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沈骑坦言，高校英语专业改革转型势在必行，但外语专业的改革不应在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两个不相干的层面上较劲。外语专业的人文性是根本，但更应当关注其资源性价值，即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学生在精通语言的基础上，具备探索与发现语言之外各种知识的能力。
事实上，欧美高校的外语专业也一直在不断调整，他们的专业设置不仅关心育人，也注重服务社会，从未止步于语言本身。上世纪60年代，英国阿斯顿大学外语系就成功转型区域国别研究;如今，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大胆尝试，将计算机科学与语言、比较文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整合成专业的新组合。
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认为：“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科学家给我们描绘的世界，还有被特定的新闻舆论或者别的特殊语境所描绘的世界。”冈此，外语教育不仅承载着发现世界的功能，还包括怎么用世界不同民族的人的原语言去描写世界，并且负责转述和阐释世界的使命。“在全球治理变革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中国高校英语专业的转型仍任重而道远。”
全国有1000多所院校有英语专业，近年来，即便是身处名校的英语专业，也不可避免地为“生计”发愁：报考的生源，或是其他专业调剂而来，或是冲着名校光环而来，为了英语专业本身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少，每年从英语专业转出的人数则越来越多。
日前，在同济大学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外语教育规划圆桌座谈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再次围绕大学英语专业关停的话题展开讨论。但大学的英语专业究竟应该培养“掌握工具的人”，还是培养“直通人心的人”，学者们也为此争论得不可开交。
就业浪潮中，英语专业缘何上了“红牌榜”？
最近几年，有关大学生就业的各种调查中，英语专业总会出现在“红牌榜”上。近来一些有关英语专业关停的新动向，更是让人不由心头一紧。不管是名校对英语专业改革率先推进，还是普通院校外语系被撤，改革的紧迫感让大学英语教师倍感压力。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戴曼纯透露，2016年，他到部分国家重点部门调研，收集这些单位对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反馈意见。结果，这些单位都提及， “毕业生英语语言能力还行，但语言之外的专业能力，包括那些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方面至关重要的能力明显缺乏。”
同济大学教授沈骑将上述现象概括为“小才拥挤、大才难觅”，即懂英语、具备一定听、说、读、写、译能力的毕业生不少，但真正精通语言，并兼具专业才能的高层次人才却少之又少。
在复旦大学任教30多年的蔡基刚教授，近来多次呼吁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师尽快转型。在他看来，英语专业之所以显得“差强人意”，归根结底是定位出了问题：长期以来，英语专业都把自己定位为语言专业，关注的是英语语言文学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强调的是对象国的文化学习，长期以来都相对缺乏科技、经济等方面知识的学习。
“甚至一些专业特色院校也是如此，摒弃他们的专业特色，而专注于语言本身。如石油院校、农林院校、信息院校，都为了保住学科点，而大量引进研究本体语言功能学、认知语言学、英美文学的教师。”蔡基刚说，“难道多引进一些专家，满足学科点的硬指标就足够了吗？是否有考虑过学牛毕业后的出路呢？”
蔡基刚主张，除了极少部分院校保持“小而精”、继续走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小道”，大多数高校英语专业都应尽快转型，从事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工科、新理科、新农科等“新专业 英语”的复合型人才。
在人人都懂一点英语的年代，不跨界的英语专业将走向衰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学者对于高校英语专业的办学现状不满，但是，谈及改革出路，却是各有各的主张，有些意见甚至针尖对麦芒，相持不下。
曾几何时，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人都懂一点英语的时代，高校英语系必须学会跨界，探索“英语 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且不说英语与理工科之间的跨越困难重重，即便同属人文社会学科大类，英语专业与其他学科跨界也不容易。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晓波谈及，早些年，曾经有高校探索过“2 2”培养方案，即学生入校后先在外语学院学两年英语，达到一定英语水平，到三、四年级时再去社会科学类专业学习。“后来证明，这种做法并不成功，两个学科根本没有融合，加之缺乏理想的师资，这相当于让学生读了两个专科，但只掌握了两个专业各自的一些皮毛。”
一些米自理工科高校的学者，谈及外语专业的改革，则表达了另一种期待。一所名校的负责人认为，大学英语专业教师的主要职能，就是想方设法快速提升学生论文写作水平，帮助他们尽快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最新信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参加国际会议时能与国外同行顺畅交流。但是，他的这份期待却被一些同行认为“太功利，不应该是大学英语专业老师的教学目标”。
高校英语专业整体转向学术英语，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直言，高校英语专业要整体转向学术英语，高校英语专业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增强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能力。但是，這在高校英语专业的学者看来，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希望大学英语专业向学术英语转型，本质卜就是要求大学英语系侧重于科技英语方向。这条路过去有一些学校走过，但也没走通。”一位名校教授告诉记者，不管是英语还是其他小语种，语言学习的终极日标是熟悉乃至精通对象国的文化，文化通则人心通。所以，越是在人人都会一点英语的年代，越应重视文化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回到“外语工具论”的老路。“在人工智能时代，简单的科技英语翻译今后可以交给机器完成，而人与人在文化层面的沟通，才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沈骑坦言，高校英语专业改革转型势在必行，但外语专业的改革不应在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两个不相干的层面上较劲。外语专业的人文性是根本，但更应当关注其资源性价值，即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学生在精通语言的基础上，具备探索与发现语言之外各种知识的能力。
事实上，欧美高校的外语专业也一直在不断调整，他们的专业设置不仅关心育人，也注重服务社会，从未止步于语言本身。上世纪60年代，英国阿斯顿大学外语系就成功转型区域国别研究;如今，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大胆尝试，将计算机科学与语言、比较文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整合成专业的新组合。
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认为：“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科学家给我们描绘的世界，还有被特定的新闻舆论或者别的特殊语境所描绘的世界。”冈此，外语教育不仅承载着发现世界的功能，还包括怎么用世界不同民族的人的原语言去描写世界，并且负责转述和阐释世界的使命。“在全球治理变革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中国高校英语专业的转型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