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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新兴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带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迫切的政治利益实现要求，但就其自身而言又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时代性、局限性，针对新兴利益集团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政治角色定位不准、不清的问题，还需多角度合力的共同作用加以解决。
关键词：和谐；利益集团；中间阶层；政治角色
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后，政治、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在繁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一批私营企业主、高科技人才、高层企业管理者等为中坚力量的新兴利益集团的形成。这一新兴利益集团经济地位的凸起，在和谐社会构建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对其进行科学准确的政治定位，对维持政治和谐，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一、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特性分析
利益集团，又称院外活动集团、压力集团等，是指“那些同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善相联系的，由具有共同的特殊利益和要求的人们所组成的，并力图通过影响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决策来维护成员利益的社会团体”。[1]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国家的政治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活动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国在社会转型期中凸起的新兴利益集团打破了原先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从政治方面上呈现出以下特性：
1、兴起原因的复合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1）国家政策方针的倾斜。改革开放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方针，如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其政策方针的受益面明显倾向于新兴利益集团主体（私营企业主、高科技人才、高层企业管理者等）；（2）市场化进程的推动。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中，新兴利益集团的主体直接参与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的巨大推动力无疑成为新兴利益集团凸起的“催化剂”。（3）自身优势的发挥。新兴利益集团主体本身具有极强的市场敏感性，流动性大，开放性强，凭借其自身信息获取能力，技术条件先进、资本收入雄厚等优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2、利益表达的迫切性
中国新兴利益集团成员以脑力劳动者为主体，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政治主体意识。伴随其经济地位的巩固与提高，其政治地位的提升与其经济地位的腾飞不成正比，导致了其在政治利益的表达上呈现出迫切要求的状态。集中体现在：一方面，对高层次的有效的政治参与的迫切需求。随着财富的递增，通过合法途径保护现有利益，争取更大利益，就成为新兴利益集团的迫切要求，而这一迫切要求必然导致对高层次的有效的政治参与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迫切要求公平的发展环境。新兴利益集团所属的大多为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虽然宪法上已给予了承认，但事实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在当今中国的经济运作模式下所获得的发展机遇以及政策扶持还是相差较多，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实体同等或相近的发展环境已成为新兴集团的又一迫切要求。
3、政治影响的广泛性
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新兴利益集团已与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文化宗教群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网络组织结构，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已不可同日而语。（1）政治中间阶层的地位的稳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有两极分化的趋势，而新兴利益集团政治上的中间地位，使其对上能有效缓冲底层利益集团导向政治系统的压力，对下能对其它利益相对受损集团起良性示范作用。（2）对政治“解释力”的上升。新兴利益集团具有良好的政治民主意识和较强的政治解释能力，因而对政治的理解程度会较其它利益集团更深入，更全面，也更易被其它利益集团所接受。（3）与利益结构的紧密政治联系。新兴利益集团的凸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中一批“经济精英”，这些经济精英将经济的作用运用于政治中，形成了新兴利益集团与其它社会政治结构构成要素间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联系，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影响其它政治构成要素的政治态度。
二、影响定位准确的因素探究
1、外界的非理性认识
改革开放中政策的调整，市场化的推动，使得新兴利益集团主体经济收入骤增，这种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使得一些人形成了对新兴利益集团的非理性认识，“为富不仁论”、“无商不奸论”，一时间拥有了不少市场，对新兴利益集团认识有失偏颇，嫉妒的心理冲昏了理性的头脑。“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以政治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2]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部分公民非理性认识滋生的土壤。
2、介入政治程度的局限
长期的阶段斗争，革命斗争，使政治问题成了中国最大、最敏感的问题，在政治上犯错误不是什么人都承担得了的，因而作为政治决策者的政治领导阶层对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行为和介入政治程度都存有一丝“戒备”心理，然而，这种“戒备”心理又演化为一种政治上的“有限推回”，长期限制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介入程度，使新兴利益集团成为有限参与的 “政治边缘群体”。
3、政府在定位过程中的“缺位”
政府的“缺位”集中体现在对新兴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方式处理态度上，利益集团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其政治活动对政府政治过程产生影响力，从而使政策、方针产生有利于其的利益倾斜，但现实中新兴利益集团参政议政渠道十分有限，介入政治程度也非常有限，一部分新兴利益集团主体为了“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3]往往会采用如贿赂政府官员，贿选人大代表等非法或非理性的政治参与形式，对此政府是坚决反对的，这种既反对不良政治参与又没有合理扩展参政渠道的政府行为实为一种政府活动制度设计上的“缺位”。
三、多角度合力给予新兴利益集团政治角色准确定位
“角色确定，是指角色承担的确定过程，即是证明该角色的实际地位、身份等与其承担的角色相致。”[4]和谐的社会需要各利益集团的和谐共处，和谐的社会需要从政治上对各利益集团做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处理好和谐语境下的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角色定位问题，需要以下几个方面合力共同作用：
1、从认识角度给予其理性定位
这着重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1）阶级属性问题。这是一切认识的前提和根源，中国新兴利益集团究竟是属于“人民”的范畴，还是属于人民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从其兴起原因和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兴利益集团是“人民”的一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2）先富与后富的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劳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5]新兴利益集团凭借政策倾斜和自身优势，首先成为先富的那一部分人，而“所谓富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实质语义上讲是共同富裕或集体富裕。”[6]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表面上似乎存在矛盾，但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价值意义，唯有先富，才能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看待作为先富阶层的新兴利益集团，应将其放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3）财富的集中程度问题，财富的集中某种程度上撑起了新兴利益集团，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失衡导致一部分人对新兴利益集团的偏激认识。看待新兴利益集团不应只看他财富的集中程度，还应全面分析其财富的来源方式，既得财富的使用等问题，给予其更理性的定位分析。
2、从平衡角度提升其政治地位
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这会公平、公正问题是导致新兴利益集团角色定位不准确的重要因素，经济地位的凸显是新兴利益集团的既成事实，需要我们理性对待，但相对应的政治地位的差距又要求我们从平衡角度提升其相应政治地位。一方面，要将其政治权力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利用法律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刚性，将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并根据现实发展及时调整扩大，保障其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其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新兴利益集团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内存要求，但参与渠道有限和不通畅往往制约其利益表达，所以扩展政治参与渠道，构筑好利益表达平台就成为当务之急。
3、从过程角度发挥政府效能
（1）继续推进双重体制改革，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使新兴利益集团在不断发展中更完善，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建设。（2）对其利益要求进行调整整合，发挥政府的行政引导作用。政府要在其利益表达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行政引导作用，提倡重视其积极向上的利益要求，抑制扬弃消极版面的利益要求，并对其利益要求重新进行整合，为利益要求转变成正式的行政决策作铺垫准备。（3）从全局把握好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政府要从宏观上把握平等的“度”，如果不平等超过了一定限度，大多数人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感受深切的都是不平等的扩大，这势必会种下社会动乱的种子。（4）运用多种手段调整新兴利益集团与其它利益集团的关系。众多的利益集团既然是各自利益的代表，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利益集团间利益的冲突，面对纷繁复杂的冲突，政府应从产生冲突的根源入手，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有效调整纠纷，化解矛盾。
参考文献：
［1］ 《西方政治制度评介》 蒋建新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P251
［2］《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李强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P37
［3］ 《代表人民利益与“新的社会阶层”》 潘永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 2003-6
［4］ 《论执政党角色的确立》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 2003-12
［5］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P152
［6］ 《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 李拓著 2002P216
关键词：和谐；利益集团；中间阶层；政治角色
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后，政治、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在繁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一批私营企业主、高科技人才、高层企业管理者等为中坚力量的新兴利益集团的形成。这一新兴利益集团经济地位的凸起，在和谐社会构建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对其进行科学准确的政治定位，对维持政治和谐，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一、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特性分析
利益集团，又称院外活动集团、压力集团等，是指“那些同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善相联系的，由具有共同的特殊利益和要求的人们所组成的，并力图通过影响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决策来维护成员利益的社会团体”。[1]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国家的政治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活动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国在社会转型期中凸起的新兴利益集团打破了原先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从政治方面上呈现出以下特性：
1、兴起原因的复合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1）国家政策方针的倾斜。改革开放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方针，如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其政策方针的受益面明显倾向于新兴利益集团主体（私营企业主、高科技人才、高层企业管理者等）；（2）市场化进程的推动。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中，新兴利益集团的主体直接参与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的巨大推动力无疑成为新兴利益集团凸起的“催化剂”。（3）自身优势的发挥。新兴利益集团主体本身具有极强的市场敏感性，流动性大，开放性强，凭借其自身信息获取能力，技术条件先进、资本收入雄厚等优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2、利益表达的迫切性
中国新兴利益集团成员以脑力劳动者为主体，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政治主体意识。伴随其经济地位的巩固与提高，其政治地位的提升与其经济地位的腾飞不成正比，导致了其在政治利益的表达上呈现出迫切要求的状态。集中体现在：一方面，对高层次的有效的政治参与的迫切需求。随着财富的递增，通过合法途径保护现有利益，争取更大利益，就成为新兴利益集团的迫切要求，而这一迫切要求必然导致对高层次的有效的政治参与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迫切要求公平的发展环境。新兴利益集团所属的大多为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虽然宪法上已给予了承认，但事实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在当今中国的经济运作模式下所获得的发展机遇以及政策扶持还是相差较多，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实体同等或相近的发展环境已成为新兴集团的又一迫切要求。
3、政治影响的广泛性
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新兴利益集团已与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文化宗教群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网络组织结构，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已不可同日而语。（1）政治中间阶层的地位的稳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有两极分化的趋势，而新兴利益集团政治上的中间地位，使其对上能有效缓冲底层利益集团导向政治系统的压力，对下能对其它利益相对受损集团起良性示范作用。（2）对政治“解释力”的上升。新兴利益集团具有良好的政治民主意识和较强的政治解释能力，因而对政治的理解程度会较其它利益集团更深入，更全面，也更易被其它利益集团所接受。（3）与利益结构的紧密政治联系。新兴利益集团的凸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中一批“经济精英”，这些经济精英将经济的作用运用于政治中，形成了新兴利益集团与其它社会政治结构构成要素间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联系，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影响其它政治构成要素的政治态度。
二、影响定位准确的因素探究
1、外界的非理性认识
改革开放中政策的调整，市场化的推动，使得新兴利益集团主体经济收入骤增，这种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使得一些人形成了对新兴利益集团的非理性认识，“为富不仁论”、“无商不奸论”，一时间拥有了不少市场，对新兴利益集团认识有失偏颇，嫉妒的心理冲昏了理性的头脑。“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以政治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2]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部分公民非理性认识滋生的土壤。
2、介入政治程度的局限
长期的阶段斗争，革命斗争，使政治问题成了中国最大、最敏感的问题，在政治上犯错误不是什么人都承担得了的，因而作为政治决策者的政治领导阶层对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行为和介入政治程度都存有一丝“戒备”心理，然而，这种“戒备”心理又演化为一种政治上的“有限推回”，长期限制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介入程度，使新兴利益集团成为有限参与的 “政治边缘群体”。
3、政府在定位过程中的“缺位”
政府的“缺位”集中体现在对新兴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方式处理态度上，利益集团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其政治活动对政府政治过程产生影响力，从而使政策、方针产生有利于其的利益倾斜，但现实中新兴利益集团参政议政渠道十分有限，介入政治程度也非常有限，一部分新兴利益集团主体为了“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3]往往会采用如贿赂政府官员，贿选人大代表等非法或非理性的政治参与形式，对此政府是坚决反对的，这种既反对不良政治参与又没有合理扩展参政渠道的政府行为实为一种政府活动制度设计上的“缺位”。
三、多角度合力给予新兴利益集团政治角色准确定位
“角色确定，是指角色承担的确定过程，即是证明该角色的实际地位、身份等与其承担的角色相致。”[4]和谐的社会需要各利益集团的和谐共处，和谐的社会需要从政治上对各利益集团做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处理好和谐语境下的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角色定位问题，需要以下几个方面合力共同作用：
1、从认识角度给予其理性定位
这着重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1）阶级属性问题。这是一切认识的前提和根源，中国新兴利益集团究竟是属于“人民”的范畴，还是属于人民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从其兴起原因和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兴利益集团是“人民”的一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2）先富与后富的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劳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5]新兴利益集团凭借政策倾斜和自身优势，首先成为先富的那一部分人，而“所谓富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实质语义上讲是共同富裕或集体富裕。”[6]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表面上似乎存在矛盾，但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价值意义，唯有先富，才能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看待作为先富阶层的新兴利益集团，应将其放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3）财富的集中程度问题，财富的集中某种程度上撑起了新兴利益集团，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失衡导致一部分人对新兴利益集团的偏激认识。看待新兴利益集团不应只看他财富的集中程度，还应全面分析其财富的来源方式，既得财富的使用等问题，给予其更理性的定位分析。
2、从平衡角度提升其政治地位
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这会公平、公正问题是导致新兴利益集团角色定位不准确的重要因素，经济地位的凸显是新兴利益集团的既成事实，需要我们理性对待，但相对应的政治地位的差距又要求我们从平衡角度提升其相应政治地位。一方面，要将其政治权力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利用法律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刚性，将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并根据现实发展及时调整扩大，保障其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其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新兴利益集团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内存要求，但参与渠道有限和不通畅往往制约其利益表达，所以扩展政治参与渠道，构筑好利益表达平台就成为当务之急。
3、从过程角度发挥政府效能
（1）继续推进双重体制改革，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使新兴利益集团在不断发展中更完善，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建设。（2）对其利益要求进行调整整合，发挥政府的行政引导作用。政府要在其利益表达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行政引导作用，提倡重视其积极向上的利益要求，抑制扬弃消极版面的利益要求，并对其利益要求重新进行整合，为利益要求转变成正式的行政决策作铺垫准备。（3）从全局把握好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政府要从宏观上把握平等的“度”，如果不平等超过了一定限度，大多数人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感受深切的都是不平等的扩大，这势必会种下社会动乱的种子。（4）运用多种手段调整新兴利益集团与其它利益集团的关系。众多的利益集团既然是各自利益的代表，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利益集团间利益的冲突，面对纷繁复杂的冲突，政府应从产生冲突的根源入手，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有效调整纠纷，化解矛盾。
参考文献：
［1］ 《西方政治制度评介》 蒋建新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P251
［2］《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李强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P37
［3］ 《代表人民利益与“新的社会阶层”》 潘永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 2003-6
［4］ 《论执政党角色的确立》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 2003-12
［5］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P152
［6］ 《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 李拓著 2002P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