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信被收入党内文献出版
毛泽东的这封信，长达六七千字，一气呵成，气势宏大，酣畅淋漓，理论分析与形势判断缜密结合，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战略眼光和政治远见。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思想，不仅回答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一些同志存在已久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疑问，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敌人所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发展规律，得出了党的工作应当以乡村为中心，中国革命应当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结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信中直抒胸臆，披肝沥胆，批评时以说理服人，虽然毫不留情，但用词却非常委婉，让人觉得很“顺耳”。出于对同志的爱护，毛泽东还特意把林彪的悲观思想与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作了区别，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关怀。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其起初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教育林彪一个人，而是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较长时期内存在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所以，毛泽东的信写完后，不仅把信送达林彪，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广大干部战士，由此可见这封信的历史意义之大。
毛泽东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三天，就率领部队离开了古田，去江西同红军主力会合。
就当时形势来讲，作为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林彪写信给前委书记毛泽东，这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党内民主正常的一个很好的表现。林彪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毛泽东对他提些批评意见，因此就这件事情本身来看，也是符合党内组织生活原则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不应该因为后来林彪的变化，就否定历史。“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黄克诚，曾就此有过一番十分公允的议论。他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就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黄克诚的评论，是公正的，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教育全党同志，让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于1941年12月在延安编印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作为整风的重要文献，供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学习。书中收录了由毛泽东保存的给林彪的这封信。其后，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均相继选用了毛泽东这封给林彪的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封信的价值的看重。
通过整风运动，清除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旗帜——毛泽东思想。随着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需要集中编辑一套毛泽东的文献。1947年秋天，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局已趋于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把过去陆续发表和延安整风时期编印的《两条路线》等文献集中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加以整理、汇编，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由于毛泽东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的文集时，要收入给林彪的信。了解这一情况后，林彪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为这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
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作出指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并让东北局暂缓印行和翻译成外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东北军区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作为一个主持一方军政的主要负责人，林彪的顾虑不能说没有道理。同样是出于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毛泽东作出以上的批示。因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这封信。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位置非常重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其事。这篇文章再次入选。时过境迁，但为了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特地把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显可以看出的是批评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文章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按理说，林彪应该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宽容与爱护。
可是建国后变得异常敏感的林彪总觉得这封信及其有关的历史背景对他是个影响，因此耿耿于怀。随着野心的膨胀和权势的增大，林彪更是对这段历史感到心虚。
1960年，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之后，为了粉饰自己，给当时他任连长的红二连写信，在信中称自己早在那时对革命的成功便坚信不疑。言外之意，就是自己不可能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问题。
1969年9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写进了九大《党章》后，他兴致勃勃回到井冈山作故地重游。由于心情不错，一向身体虚弱的林彪居然爬山涉水，登黄洋界观云，临小井龙潭听瀑，到七溪岭追昔忆往。然后，由一个叶群找来的文人捉刀，填写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词中写道：繁茂三湾竹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目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名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不管此作是不是林彪所写，其词意所表达的则是乐观主义者的意气风发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胸怀大志，哪里有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的悲观主义情绪?正如此中所写“岂疑星火燎原”。显然，林彪是想一笔勾掉历史的旧账。但这种伎俩，确实玩得不地道也不高明，因为当时历史的见证人包括毛泽东大都还在。据说，毛泽东看见这首词，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画了两条粗线，并打了一个问号，以特有的幽默说到：“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可见，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报告。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第二版《毛泽东选集》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的纪念日正式出皈发行。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信被收入其中，标题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在篇目下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个恢复历史原貌的注释。
(责任编辑 林 京)
毛泽东的这封信，长达六七千字，一气呵成，气势宏大，酣畅淋漓，理论分析与形势判断缜密结合，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战略眼光和政治远见。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思想，不仅回答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一些同志存在已久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疑问，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敌人所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发展规律，得出了党的工作应当以乡村为中心，中国革命应当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结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信中直抒胸臆，披肝沥胆，批评时以说理服人，虽然毫不留情，但用词却非常委婉，让人觉得很“顺耳”。出于对同志的爱护，毛泽东还特意把林彪的悲观思想与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作了区别，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关怀。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其起初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教育林彪一个人，而是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较长时期内存在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所以，毛泽东的信写完后，不仅把信送达林彪，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广大干部战士，由此可见这封信的历史意义之大。
毛泽东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三天，就率领部队离开了古田，去江西同红军主力会合。
就当时形势来讲，作为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林彪写信给前委书记毛泽东，这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党内民主正常的一个很好的表现。林彪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毛泽东对他提些批评意见，因此就这件事情本身来看，也是符合党内组织生活原则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不应该因为后来林彪的变化，就否定历史。“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黄克诚，曾就此有过一番十分公允的议论。他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就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黄克诚的评论，是公正的，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教育全党同志，让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于1941年12月在延安编印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作为整风的重要文献，供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学习。书中收录了由毛泽东保存的给林彪的这封信。其后，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均相继选用了毛泽东这封给林彪的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封信的价值的看重。
通过整风运动，清除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旗帜——毛泽东思想。随着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需要集中编辑一套毛泽东的文献。1947年秋天，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局已趋于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把过去陆续发表和延安整风时期编印的《两条路线》等文献集中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加以整理、汇编，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由于毛泽东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的文集时，要收入给林彪的信。了解这一情况后，林彪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为这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
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作出指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并让东北局暂缓印行和翻译成外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东北军区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作为一个主持一方军政的主要负责人，林彪的顾虑不能说没有道理。同样是出于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毛泽东作出以上的批示。因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这封信。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位置非常重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其事。这篇文章再次入选。时过境迁，但为了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特地把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显可以看出的是批评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文章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按理说，林彪应该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宽容与爱护。
可是建国后变得异常敏感的林彪总觉得这封信及其有关的历史背景对他是个影响，因此耿耿于怀。随着野心的膨胀和权势的增大，林彪更是对这段历史感到心虚。
1960年，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之后，为了粉饰自己，给当时他任连长的红二连写信，在信中称自己早在那时对革命的成功便坚信不疑。言外之意，就是自己不可能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问题。
1969年9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写进了九大《党章》后，他兴致勃勃回到井冈山作故地重游。由于心情不错，一向身体虚弱的林彪居然爬山涉水，登黄洋界观云，临小井龙潭听瀑，到七溪岭追昔忆往。然后，由一个叶群找来的文人捉刀，填写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词中写道：繁茂三湾竹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目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名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不管此作是不是林彪所写，其词意所表达的则是乐观主义者的意气风发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胸怀大志，哪里有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的悲观主义情绪?正如此中所写“岂疑星火燎原”。显然，林彪是想一笔勾掉历史的旧账。但这种伎俩，确实玩得不地道也不高明，因为当时历史的见证人包括毛泽东大都还在。据说，毛泽东看见这首词，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画了两条粗线，并打了一个问号，以特有的幽默说到：“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可见，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报告。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第二版《毛泽东选集》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的纪念日正式出皈发行。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信被收入其中，标题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在篇目下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个恢复历史原貌的注释。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