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国演义》描绘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风云变幻;《水浒传》则描写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刻画了家喻户晓的108位梁山泊好汉。两部小说的作者各自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诸葛亮和吴用。人们津津乐道这两位军师的事迹,也常把两位拿来比较。本文分三步解读诸葛亮和吴用:首先从出身、智慧、性格品德等方面比较他们的差别,着重从军事角度谈他们不同层次的智慧,然后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结局来探讨他们共有的忠君思想,最后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两个角色是否为艺术典型。
一、差别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这一名篇精当地概括了诸葛亮光辉的一生。吴用绰号“智多星”,梁山的一切军事行动几乎均由他一手策划。有人称赞他为诸葛亮再世,有人则不屑地称之为“狗头军师”。吴用与诸葛亮相比,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一)“卧龙”VS乡村教师
出山之前,諸葛亮和吴用都隐居乱世,但从他们出山前的状态和出山的过程就可窥见两者的差距。
水镜先生曾言:“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卧龙”即诸葛亮。他虽隐居,却对天下之势了如指掌,心系苍生。三顾茅庐考验刘备真心,一番隆中对让他锋芒初露。纵观吴用其人,只是个落第秀才,属下层知识分子。吴用自号加亮,有几分自比甚至想要强于诸葛亮的意思,却无诸葛那样的远大抱负和远见卓识。吴用开始只不过是动了劫生辰纲的念头,想发上一笔横财,就此享用一生罢了。若生辰纲案不发,恐怕吴用也难落草造反。
诸葛亮身卧隆中之时就提出了以西蜀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后来世事的演变也的确按隆中对的大政方针发展。相较而言,吴用连朱升那样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略也没提出过,倒是宋江上了山后提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可见吴用在战略眼光上远逊于诸葛武侯。
(二)大智慧VS小聪明
诸葛亮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吴用以智取生辰纲为起点,巧用计谋,为梁山事业的兴旺作出了显著贡献。但吴用的聪明更多体现在阴谋诡计上。所谓逼上梁山,实际上是被吴用逼上梁山,为官府所逼迫的反而不多。吴用的计谋一条比一条歹毒,轻则毁人事业前程,重则害人家破人亡,最后不得已归附梁山。在具体的谋略上吴用也颇多疏漏:伪造蔡京书信一节中,黄文炳都能在瞬间发现书信的破绽,而吴用等戴宗去了许久后,回来又喝酒时才想起来,当下后悔不迭。反观诸葛亮往往是料敌如神。
诸葛亮精通兵法,用兵如神,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无一不显示出他的军事智慧,更诠释了一种军事艺术。而吴用之计极为雷同,多数都是派内应,然后里应外合而取胜,缺乏变通,更无艺术可言。
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这两点吴用无法望其项背。
不过诸葛亮有一点不及吴用,即识人用人的本事。吴用能够抓住人的心理和弱点,这一点从他成功地把众多英雄逼上梁山便可看出一二。而诸葛亮在街亭之战中错用马谡,结果贻误战机,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好时机,乃其人生的一大败笔。在用人方面,诸葛亮受“情”束缚,不如吴用“狠”。
(三)品德高下
诸葛亮堪称古今道德的楷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高瞻远瞩,胸襟博大,正直无私,秉公执法……吴用属下层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仕列,生活清苦,且缺乏保障,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都比较接近于贫苦百姓,因而同三阮那样的劳动人民比较接近,有一定的正义感,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老百姓,对封建官府的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恶霸豪门嫉恶如仇。攻占城池时,吴用总是注意安民。打下大名府,“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就灭了火”,“又开仓廒,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但这些或许更多是出于梁山事业的需要。从多次“逼上梁山”的策划来看,吴用狡猾奸诈,待人多疑,行事毒辣,其品德远在诸葛亮之下。
二、忠君思想
诸葛亮和吴用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自己的主人都忠心耿耿。除了义气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没有取而代之当领袖人物的雄心壮志。他们习惯成为辅佐的角色,为君主排忧解难,治国安邦。
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为蜀国勃兴殚精竭虑。刘备临终前嘱托他:如果后主阿斗堪以辅佐,就辅佐,否则可以取而代之。且不论此番话是真心还是假意,孔明听了“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流泪叩首说自己一定“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此情此景,动人之至。按说三国时局纷乱,自立为王、独霸一方的大有人在。以孔明的智慧才能,甩开刘备,自创天下,不是没有条件,但他丝毫不做此想。他为蜀国伐魏身心交瘁,积劳成疾,直到魂归五丈原。
吴用在宋江、李逵被害后,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与同是不愿自立为王的诸葛亮相比,吴用缺少独当一面的勇气和能力。当平辽无功引得众人不满之时,李俊、张横、张顺、三阮等来找吴用,请他率领大伙“就这里杀将起来”,“再会梁山泊”,吴用表明了他的态度:“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箭头不发,努折箭杆。自古蛇无头儿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张。”在他看来,没有宋江,就是没有了“头”。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吴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吴用最后自缢的结局,相比诸葛亮的“运祚身歼军务劳”更具悲剧色彩。
三、从艺术创作角度看诸葛亮和吴用
(一)诸葛亮篇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熠熠生辉的主角,被加进了不少理想成分,经过精细巧妙而又大胆的艺术加工,比历史上的诸葛亮更为出众。他是这部小说中创造得十分成功的典型形象。罗贯中决心要充分表现他的作为及其背后的思想、性格。为了写他的多智,小说从多方面着笔: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还发明了“木牛流马”,使用了地雷,甚至临死前布置了锦囊妙计而使对方无功而返。作者为了热情歌颂他,虚构了一些情节。比如历史上的诸葛亮几次北伐都没有成功,但小说却把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军事行为写得有声有色。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塑造远比《三国志平话》来得精细,也没有过于神异的描写,而是把笔墨用于人物的精神世界上。当然,小说中的诸葛亮比史书中的更具理想化色彩,这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作者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和敬仰,把历史上股肱之臣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诸葛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小说为他树立的。
(二)吴用篇
吴用是《水浒》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他的活动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始终。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衡量,吴用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号称“学究”的吴用却不曾像宋江那样赋诗填词、舞文弄墨。尽管《水浒》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渲染吴用的足智多谋、料事如神,但作品既没有揭示他的智慧的生活根源,又没有把他的计谋智慧和明确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吴用的性格刻画得不够鲜明,色调也不够丰富。因此,读者可能惊叹于他的足智多谋,却不能产生对他的关切与热爱。
《水浒》中诸多重要人物,如鲁达、林冲等,俱可别出一传以见始末。而像吴用这样一个关键人物,偏偏没有专门的传记。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吴用的活动与梁山的事业相始终,难以从中抽离,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对于吴用这类人物不够熟悉,缺乏感性体验,因而只能勾出一个“智多星”的模糊躯壳。吴用形象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有权术而无性格,有智谋而无信念。《水浒》中的吴用基本上不是植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的人物形象,而是按照作者市民阶级的世界观虚构出来的策士。在他身上,既反映了市民阶级的灵活机变的手腕,又暴露出了他们的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劣根性。
诸葛亮和吴用同为古典名著中的著名军师,其艺术形象存在诸多可比较之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挖掘。
参考文献:
[1]林文山.水浒简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2]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3]李厚基,林骅.三国演义简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余明侠.诸葛亮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晋宏忠.卧龙深处话孔明——关于诸葛亮的新评说[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一、差别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这一名篇精当地概括了诸葛亮光辉的一生。吴用绰号“智多星”,梁山的一切军事行动几乎均由他一手策划。有人称赞他为诸葛亮再世,有人则不屑地称之为“狗头军师”。吴用与诸葛亮相比,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一)“卧龙”VS乡村教师
出山之前,諸葛亮和吴用都隐居乱世,但从他们出山前的状态和出山的过程就可窥见两者的差距。
水镜先生曾言:“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卧龙”即诸葛亮。他虽隐居,却对天下之势了如指掌,心系苍生。三顾茅庐考验刘备真心,一番隆中对让他锋芒初露。纵观吴用其人,只是个落第秀才,属下层知识分子。吴用自号加亮,有几分自比甚至想要强于诸葛亮的意思,却无诸葛那样的远大抱负和远见卓识。吴用开始只不过是动了劫生辰纲的念头,想发上一笔横财,就此享用一生罢了。若生辰纲案不发,恐怕吴用也难落草造反。
诸葛亮身卧隆中之时就提出了以西蜀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后来世事的演变也的确按隆中对的大政方针发展。相较而言,吴用连朱升那样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略也没提出过,倒是宋江上了山后提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可见吴用在战略眼光上远逊于诸葛武侯。
(二)大智慧VS小聪明
诸葛亮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吴用以智取生辰纲为起点,巧用计谋,为梁山事业的兴旺作出了显著贡献。但吴用的聪明更多体现在阴谋诡计上。所谓逼上梁山,实际上是被吴用逼上梁山,为官府所逼迫的反而不多。吴用的计谋一条比一条歹毒,轻则毁人事业前程,重则害人家破人亡,最后不得已归附梁山。在具体的谋略上吴用也颇多疏漏:伪造蔡京书信一节中,黄文炳都能在瞬间发现书信的破绽,而吴用等戴宗去了许久后,回来又喝酒时才想起来,当下后悔不迭。反观诸葛亮往往是料敌如神。
诸葛亮精通兵法,用兵如神,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无一不显示出他的军事智慧,更诠释了一种军事艺术。而吴用之计极为雷同,多数都是派内应,然后里应外合而取胜,缺乏变通,更无艺术可言。
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这两点吴用无法望其项背。
不过诸葛亮有一点不及吴用,即识人用人的本事。吴用能够抓住人的心理和弱点,这一点从他成功地把众多英雄逼上梁山便可看出一二。而诸葛亮在街亭之战中错用马谡,结果贻误战机,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好时机,乃其人生的一大败笔。在用人方面,诸葛亮受“情”束缚,不如吴用“狠”。
(三)品德高下
诸葛亮堪称古今道德的楷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高瞻远瞩,胸襟博大,正直无私,秉公执法……吴用属下层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仕列,生活清苦,且缺乏保障,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都比较接近于贫苦百姓,因而同三阮那样的劳动人民比较接近,有一定的正义感,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老百姓,对封建官府的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恶霸豪门嫉恶如仇。攻占城池时,吴用总是注意安民。打下大名府,“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就灭了火”,“又开仓廒,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但这些或许更多是出于梁山事业的需要。从多次“逼上梁山”的策划来看,吴用狡猾奸诈,待人多疑,行事毒辣,其品德远在诸葛亮之下。
二、忠君思想
诸葛亮和吴用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自己的主人都忠心耿耿。除了义气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没有取而代之当领袖人物的雄心壮志。他们习惯成为辅佐的角色,为君主排忧解难,治国安邦。
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为蜀国勃兴殚精竭虑。刘备临终前嘱托他:如果后主阿斗堪以辅佐,就辅佐,否则可以取而代之。且不论此番话是真心还是假意,孔明听了“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流泪叩首说自己一定“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此情此景,动人之至。按说三国时局纷乱,自立为王、独霸一方的大有人在。以孔明的智慧才能,甩开刘备,自创天下,不是没有条件,但他丝毫不做此想。他为蜀国伐魏身心交瘁,积劳成疾,直到魂归五丈原。
吴用在宋江、李逵被害后,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与同是不愿自立为王的诸葛亮相比,吴用缺少独当一面的勇气和能力。当平辽无功引得众人不满之时,李俊、张横、张顺、三阮等来找吴用,请他率领大伙“就这里杀将起来”,“再会梁山泊”,吴用表明了他的态度:“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箭头不发,努折箭杆。自古蛇无头儿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张。”在他看来,没有宋江,就是没有了“头”。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吴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吴用最后自缢的结局,相比诸葛亮的“运祚身歼军务劳”更具悲剧色彩。
三、从艺术创作角度看诸葛亮和吴用
(一)诸葛亮篇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熠熠生辉的主角,被加进了不少理想成分,经过精细巧妙而又大胆的艺术加工,比历史上的诸葛亮更为出众。他是这部小说中创造得十分成功的典型形象。罗贯中决心要充分表现他的作为及其背后的思想、性格。为了写他的多智,小说从多方面着笔: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还发明了“木牛流马”,使用了地雷,甚至临死前布置了锦囊妙计而使对方无功而返。作者为了热情歌颂他,虚构了一些情节。比如历史上的诸葛亮几次北伐都没有成功,但小说却把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军事行为写得有声有色。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塑造远比《三国志平话》来得精细,也没有过于神异的描写,而是把笔墨用于人物的精神世界上。当然,小说中的诸葛亮比史书中的更具理想化色彩,这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作者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和敬仰,把历史上股肱之臣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诸葛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小说为他树立的。
(二)吴用篇
吴用是《水浒》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他的活动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始终。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衡量,吴用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号称“学究”的吴用却不曾像宋江那样赋诗填词、舞文弄墨。尽管《水浒》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渲染吴用的足智多谋、料事如神,但作品既没有揭示他的智慧的生活根源,又没有把他的计谋智慧和明确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吴用的性格刻画得不够鲜明,色调也不够丰富。因此,读者可能惊叹于他的足智多谋,却不能产生对他的关切与热爱。
《水浒》中诸多重要人物,如鲁达、林冲等,俱可别出一传以见始末。而像吴用这样一个关键人物,偏偏没有专门的传记。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吴用的活动与梁山的事业相始终,难以从中抽离,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对于吴用这类人物不够熟悉,缺乏感性体验,因而只能勾出一个“智多星”的模糊躯壳。吴用形象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有权术而无性格,有智谋而无信念。《水浒》中的吴用基本上不是植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的人物形象,而是按照作者市民阶级的世界观虚构出来的策士。在他身上,既反映了市民阶级的灵活机变的手腕,又暴露出了他们的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劣根性。
诸葛亮和吴用同为古典名著中的著名军师,其艺术形象存在诸多可比较之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挖掘。
参考文献:
[1]林文山.水浒简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2]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3]李厚基,林骅.三国演义简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余明侠.诸葛亮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晋宏忠.卧龙深处话孔明——关于诸葛亮的新评说[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