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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立学的平顶头花白了，耳朵也不好使，但还很健谈，他说18颗手印的说法不科学，应该是20颗手印。那时是20户啊，只要有一户不同意，能分得了田吗？干不成！所以不能老说是18户，就是20户！
那时候严立学是大队会计，他说我们是队干部，我们可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接着，这位憨厚的老农开始回忆“分地包干”之前的苦日子。
他说那时候逃荒，到南方还能讨到点大米，到北方，只能讨一点山薯干。不讨饭不行啊，我们干部经常到每户农家问：你家粮食还够吃几天？我们队自己种的粮食，一年只能吃4个月，其余的8个月，没粮了，只能让大家去讨饭，大队盖个章出个证明。我也讨过饭，到过你们浙江，你们浙江有大米。我们拿着大队介绍信，就到人家的大队去要米，浙江那地方能给我们大米，从大队里讨来的大米，我们拿回来，就算做集体粮。
严立学又顺便说了一个讨饭细节：到南方要饭，不用拿碗，人家请你到家吃，时间到了，就说，来来来，家里来吃！到北方要拿碗，这情况不一样。
他再说了一个细节：如果讨饭的时候，你唱几句花鼓戏了，人家给的就不是米，是钱了。
关友江的头发比严立学的要密一些，耳朵也比严立学的好使，说话清晰，他说摁手印分地的时候，按8个组分，看一框地大的，就给大一点的组，看一框地小的，就给小的组，具体多少亩多少分，当时说不清楚。
关友江说他分到的地，量一量是四亩五。大家基本上都是四亩五分，多一点少一点那时大家也无所谓，不像现在这样精。
1978年初的那次分地单干，确实是个诱惑，也确实要冒风险，所以小岗村的20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契约是这样写的：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中国农民一向老实巴交，逼急了，也能对着干。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就是实例。
他们摁手印的时候，仓库门是关紧的，互相赌咒发誓要保密。《人民日报》一天到晚在批资本主义单干风，不胆小不行啊。
但是干社会主义，大家出工不出力，没积极性啊，小岗村干一天活，工分折算成钱，一天只有两分钱，怎么活？这条康庄大道走不通啊。
分地之后，情况确实有些吃紧。
严立学说，当时，公社党委也对我们采取行动，找去谈话，白天不找去，晚上找去，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分？听说你们分了！我们说：没分。他们说：你们说实话，分了就分了。我们说：没分。他们后来就到地上来看，奇怪了，说：哎,社员怎么这么积极，上工这么早？也没听吹哨，社员就上地里来了。
再一问，一逼，有一户就承认了，说：我们分了。谁知，党委书记就说：你们就这样干吧，好吧，不叫你们负责，我们党委负责。后来，夏天，风调雨顺，奇怪了，这一年特别风调雨顺，稻长得好，花生也长得好，样样丰收。地委书记来了，一看，说：好。省委书记万里也来了，一看，说：好啊，带点你们的花生，带回去，我们尝一尝，好不好吃。万里还对凤阳县委书记关照说：你不要在凤阳念紧箍咒。
但是，当时像万里这样的干部不多，这是事实。多数是跟着跑跟着吹的，这也是事实。
总的说，情况还算是鼓舞人心的，当年在小岗村仓库里秘密聚头的18户农民代表所摁下的20个红手印（有两户逃荒还未回村，代摁的），如今并没有成为法院的罪证，而是放大了，加了花边，上了“大包干纪念馆”的正面大墙，由年轻的女讲解员一遍遍地介绍着，字正腔圆，豪情万丈。
还是孙中山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今天与健在的两位“大包干带头人”聊天，聊得有趣，感觉很舒服。出了座谈会的小会议室，我特意与严立学、关友江两位老农在阳光下合了影，他们憨厚的笑容与他们33年前摁下的红手印一样，朴实而鲜艳。
（摘自《文艺报》2011.11.28）B①
那时候严立学是大队会计，他说我们是队干部，我们可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接着，这位憨厚的老农开始回忆“分地包干”之前的苦日子。
他说那时候逃荒，到南方还能讨到点大米，到北方，只能讨一点山薯干。不讨饭不行啊，我们干部经常到每户农家问：你家粮食还够吃几天？我们队自己种的粮食，一年只能吃4个月，其余的8个月，没粮了，只能让大家去讨饭，大队盖个章出个证明。我也讨过饭，到过你们浙江，你们浙江有大米。我们拿着大队介绍信，就到人家的大队去要米，浙江那地方能给我们大米，从大队里讨来的大米，我们拿回来，就算做集体粮。
严立学又顺便说了一个讨饭细节：到南方要饭，不用拿碗，人家请你到家吃，时间到了，就说，来来来，家里来吃！到北方要拿碗，这情况不一样。
他再说了一个细节：如果讨饭的时候，你唱几句花鼓戏了，人家给的就不是米，是钱了。
关友江的头发比严立学的要密一些，耳朵也比严立学的好使，说话清晰，他说摁手印分地的时候，按8个组分，看一框地大的，就给大一点的组，看一框地小的，就给小的组，具体多少亩多少分，当时说不清楚。
关友江说他分到的地，量一量是四亩五。大家基本上都是四亩五分，多一点少一点那时大家也无所谓，不像现在这样精。
1978年初的那次分地单干，确实是个诱惑，也确实要冒风险，所以小岗村的20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契约是这样写的：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中国农民一向老实巴交，逼急了，也能对着干。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就是实例。
他们摁手印的时候，仓库门是关紧的，互相赌咒发誓要保密。《人民日报》一天到晚在批资本主义单干风，不胆小不行啊。
但是干社会主义，大家出工不出力，没积极性啊，小岗村干一天活，工分折算成钱，一天只有两分钱，怎么活？这条康庄大道走不通啊。
分地之后，情况确实有些吃紧。
严立学说，当时，公社党委也对我们采取行动，找去谈话，白天不找去，晚上找去，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分？听说你们分了！我们说：没分。他们说：你们说实话，分了就分了。我们说：没分。他们后来就到地上来看，奇怪了，说：哎,社员怎么这么积极，上工这么早？也没听吹哨，社员就上地里来了。
再一问，一逼，有一户就承认了，说：我们分了。谁知，党委书记就说：你们就这样干吧，好吧，不叫你们负责，我们党委负责。后来，夏天，风调雨顺，奇怪了，这一年特别风调雨顺，稻长得好，花生也长得好，样样丰收。地委书记来了，一看，说：好。省委书记万里也来了，一看，说：好啊，带点你们的花生，带回去，我们尝一尝，好不好吃。万里还对凤阳县委书记关照说：你不要在凤阳念紧箍咒。
但是，当时像万里这样的干部不多，这是事实。多数是跟着跑跟着吹的，这也是事实。
总的说，情况还算是鼓舞人心的，当年在小岗村仓库里秘密聚头的18户农民代表所摁下的20个红手印（有两户逃荒还未回村，代摁的），如今并没有成为法院的罪证，而是放大了，加了花边，上了“大包干纪念馆”的正面大墙，由年轻的女讲解员一遍遍地介绍着，字正腔圆，豪情万丈。
还是孙中山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今天与健在的两位“大包干带头人”聊天，聊得有趣，感觉很舒服。出了座谈会的小会议室，我特意与严立学、关友江两位老农在阳光下合了影，他们憨厚的笑容与他们33年前摁下的红手印一样，朴实而鲜艳。
（摘自《文艺报》2011.11.28）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