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5月29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案开庭，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此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侵权犯罪正在成为日后中国反腾工作的新焦点，特别是涉及医疗、房地产、司法、社保、人权、矿难等切实关系百姓民生的重点领域，中国将更不手软。
中国国家机关的职务犯罪有两类，一类就是侵吞和贪污贿赂犯罪，另外一类就是渎职侵权犯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揣腰包”的腐败。后者常常隐藏在人们忽视的角落。
目前，一场反渎职侵权的系列战役正在打响。
200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度全面通报了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的情况。随后，本刊记者立即赶赴了北京。
在第一时间，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厅长杨振江和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的采访中，两位反腐专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这种“不揣腰包的腐败”的担忧。
“我们把贪污贿赂的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的做了一个比较，把所有的办案涉及金额除以案件数量，把每个案件造成的损失都统计了出来，得出了一个结论：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15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所以渎职侵权犯罪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宋寒松说。“渎职个案平均损失是贪污的17倍!统计显示，检察机关2003年以来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7.3亿元。”
在日前召开的反渎职侵权新闻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则向记者表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的官商勾结、官煤勾结、权钱交易，充当不法分子和黑心矿主的‘黑后台’、‘保护伞’，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或疏于职守，或恣意滥用，或以权谋私，轻则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重则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
据了解，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就开展了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目前专项打击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八大领域成为此次反渎职风暴的主战场。
1 安全警钟
至今，许多媒体都认为，广东兴宁“8·7”矿难是大规模打击“官煤勾结”的导火线，在调查了这一死亡123人的特大事故后，人们发现，老板曾云高“将黑色的煤炭压成一张张薄薄的银纸(钱)送到一些官员的手中。”
高检资料显示，矿难牵涉出玩忽职守的相关官员包括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梅州市安监局局长王卓雄、梅州市安监局副局长李振模、兴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赖新泉、兴宁市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曾锡良、兴宁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蓝定明、兴宁市黄槐镇党委书记练荣华、兴宁市黄槐镇镇长黄益义和兴宁市公安局副局长石兆琪。
最高人民检察检院直接派员参加了对包括广东兴宁煤矿透水事故、河北唐山刘官屯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云南富源昌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晋城市苗匠煤矿“3.18”特大事故、山西大同左云县新井煤矿“5.18”特大透水事故等12起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工作。据统计，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介入重大伤亡事故调查1383起，投入调查工作4036人次，立案渎职犯罪嫌疑人629人，法院已作出有罪判决247人。
高检院还联合监察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同拟定《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对重大安全事故背后官煤勾结、权钱交易行为展开持续的打击。
与此同时，记者也注意到，2006年5月18日19时36分，发生在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透水责任事故(简称5.18事故)，造成了56人死亡。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中表明，左云县张家场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玩忽职守，对新井煤矿长期存在的违法生产问题听之任之，甚至为其提供“保护”；左云县、张家场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新井煤矿长期超层越界开采问题查处不力，对新井煤矿《采矿许可证》年检把关不严；左云县、张家场乡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对新井煤矿长期存在超能力超定员生产、超层越界开采、安全生产管理混乱等严重安全生产隐患查处不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后刘永鑫、常瑞、陈喜清等12名渎职犯罪被告人中，9人被判缓刑，3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竟无一人领到实刑。
对此，宋寒松认为，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渎职案件存在处理难的问题。现在包括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偏轻，或者不让处理，这也是来自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有的是对查处渎职侵权犯罪的认识不正确，给我们的查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2 监管缺位
“一支笔”是把双刃剑。
2004年3月，时任北京市某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的付某，在调查某公司销售不合格汽油过程中，违反行政法规，未经本局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擅自决定以本单位名义收取A公司“委托检验费”40万元后，不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导致809吨不合格90号汽油以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株洲市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行长文绍明、市银监局副局长李晋等人不正确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玩忽职守，放纵文绍斌等以公平典当行的名义吸收公众存款，1999年6月开始，公平典当行的非法吸存行为被公安机关立案追查，而2000年1月以后，文绍斌等改以富民担保公司的名义继续吸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00余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5亿元。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农业行政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刘浩不严格执法，对出售假冒农药的商贩仅作罚款处理，放任假农药在市场上继续销售，导致4000余亩小麦遭受药害绝收。
湖南省永州市药品监督局稽查办主任杨有健明知他人销售伪劣药品，而予以放纵。
权力不加制约就会被滥用，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近年来针对关系民生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金融安全和生产资料质量等问题，中国检察机关查处了一批负有市场监管职责的行政执法人员严重渎职，致使假冒伪劣商品危害人民生命健康，以及坑农害农，危害市场管理秩序的渎职犯罪案件，促进了市场秩序的规范。
3 资源危机
高速前行的中国经济，正在吞噬日益匮乏的“资源红利”，人未富，山已秃。少之又少的青山绿水正在成为某些官员眼中的“自留田”。
2003年，福建某县林业局局长王某， 指挥木材经营部采取制造“空伐区”和“虚盘仓”等手段，通过林业局相关部门为无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2277余立方米和木制品1.6万余立方米代办木材运输证，获取代办费50万余元，“金税费”208万余元，致使无合法来源的木材和木制品合法化。
2004年至2005年5月期间，四川某市乡林业站工作人员何某违反规定，明知侯某、赵某等人从事木材生意，却以侯某等29户农民的姓名为其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收取育林基金。侯某、赵某等人持违法发放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大量砍伐林木进行贩卖，造成该乡林木被滥伐约52立方米。
据统计，近年以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立案113件126人，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立案68件74人。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监管权或者对监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林木、土地、矿产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以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等渎职犯罪案件，得到了严厉查处。
4 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行为中的渎职、侵犯人权的案件正在挑战着我们正义的底线。
广东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作庆，在执行苏宇宙诉深圳市一建设公司工程借款生效判决过程中滥用职权，在明知被执行单位已在指定期限内履行了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仍强行拍卖国有企业的厂房，造成被执行单位经济损失267万元。
2005年10月起，张某、李某等人在上海市普济路57弄内开设赌场，聚众赌博。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查处，李某与时任上海市公安局上海站地区治安派出所副所长殷某借用警用无线电台。被告人殷某明知李某参与开设赌场，仍授意派出所民警施某向李某出借天目西路派出所配发给施某使用的编号为“313”的无线电台及附件，遂使李某等人通过监听该电台，掌握了向“110”举报及查处该赌场的相关信息，从而多次逃避了公安机关的查处。
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公安分局王某某、刘某、在办理该案过程中，采取非法使用械具，殴打、罚站、不给睡觉、恐吓等变相肉刑手段，逼供、诱供，致使张某等4名被害人作出虚假“供述”，被错误关押100天左右时间，直到真凶被抓获。
据了解，此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办徇私枉法案363件425人，查办民事行政审判枉法裁判案87件98人，查办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18件19人，查办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14件15人。
5 税务漏洞
此次反渎职专项行动发现，部分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巨额税款流失的渎职犯罪案件。
调查发现，福建某区国税局分局副局长王某利用其分管窗口代管、代发发票等便利，以“大头小尾”的手段，先后为魏某开具32张国税统一发票85万余元，收受魏某好处费2.9万元。王某和与违法开票有关的人员串通，商议将该四本发票存根联烧毁，并授意对外称该四本存根联已经丢失。
山东省检察机关仅在2005年专项工作开展半年时间内，就通过查处税务人员渎职犯罪案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8亿余元，增加税源16.8亿元。
广东珠海市检察机关通过查处税务人员渎职犯罪案件，促使税务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偷税案件数十件，依法追缴税款8000余万元。
此次行动共立案侦查涉嫌渎职犯罪的税务人员438人，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税款。
6 国资流失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转变为目前的“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等。
特别是产权交易过程中的渎职犯罪，一批不法分子钻制度的漏洞，以商业贿赂等手段导致主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玩忽职守，造成国家巨大经济损失。
如辽宁省检察机关针对城市改造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工作，查办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房地产管理处处长牟智波、房地产交易所所长陈宏新等人在办理房屋贷款抵押登记时玩忽职守，导致被骗贷近1700万元，造成经济损失1300余万元等一批案件。
目前此类渎职犯罪正在表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1)面大、范围广；(2)量大，十几万、几十万只是“小弟弟”，动辄百万、几百的，千万、几千万的则屡见不鲜；(3)“权力垄断” “市场垄断”形成的暗箱操作非常严重；(4)腐败者的“层次高”，腐败越来越显示智能化特点；(5)以利益均沾为主要特色的“窝案、串案(腐败团伙)非常严重；(6)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的现象触目惊心……
7 社保风暴
湖南省娄底市原常务副市长、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主任易佑德滥用职权，违规决定将8200万元住房公积金，委托不具备委托投资管理资质的公司进行国债投资管理，造成资金全部损失；
山东曲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村养老保险处原主任陶宪友滥用职权，擅自将农保基金3292.3万元用于国债质押式回购套作，造成2659万元损失；
四川成都市住房改革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人滥用职权，擅自动用2亿余元住房公积金购买国债，造成资金全部损失。
接二连三的社会保障资金流失挪用事件已经引起了中国高层的高度警觉。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也在提速。透明、监管、增值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社保改革的主攻方向。
短短几年，我国在反渎职侵权的七大重点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渎职犯罪形势日趋严峻，但不向检察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处理中以罚代刑等现象却普遍存在。一些人头脑中的认识误区成为最大障碍。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告诉记者说：“当前，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
“有的领导干部对发展经济、鼓励创新与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关系认识模糊，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对办案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法外讲情，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发现和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数量与实际的发案状况相差悬殊。上述问题，致使反渎职侵权工作尚处于法律监督的薄弱环节，制约着反渎职侵权工作全面发展”。
此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侵权犯罪正在成为日后中国反腾工作的新焦点，特别是涉及医疗、房地产、司法、社保、人权、矿难等切实关系百姓民生的重点领域，中国将更不手软。
中国国家机关的职务犯罪有两类，一类就是侵吞和贪污贿赂犯罪，另外一类就是渎职侵权犯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揣腰包”的腐败。后者常常隐藏在人们忽视的角落。
目前，一场反渎职侵权的系列战役正在打响。
200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度全面通报了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的情况。随后，本刊记者立即赶赴了北京。
在第一时间，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厅长杨振江和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的采访中，两位反腐专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这种“不揣腰包的腐败”的担忧。
“我们把贪污贿赂的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的做了一个比较，把所有的办案涉及金额除以案件数量，把每个案件造成的损失都统计了出来，得出了一个结论：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15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所以渎职侵权犯罪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宋寒松说。“渎职个案平均损失是贪污的17倍!统计显示，检察机关2003年以来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7.3亿元。”
在日前召开的反渎职侵权新闻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则向记者表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的官商勾结、官煤勾结、权钱交易，充当不法分子和黑心矿主的‘黑后台’、‘保护伞’，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或疏于职守，或恣意滥用，或以权谋私，轻则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重则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
据了解，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就开展了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目前专项打击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八大领域成为此次反渎职风暴的主战场。
1 安全警钟
至今，许多媒体都认为，广东兴宁“8·7”矿难是大规模打击“官煤勾结”的导火线，在调查了这一死亡123人的特大事故后，人们发现，老板曾云高“将黑色的煤炭压成一张张薄薄的银纸(钱)送到一些官员的手中。”
高检资料显示，矿难牵涉出玩忽职守的相关官员包括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梅州市安监局局长王卓雄、梅州市安监局副局长李振模、兴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赖新泉、兴宁市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曾锡良、兴宁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蓝定明、兴宁市黄槐镇党委书记练荣华、兴宁市黄槐镇镇长黄益义和兴宁市公安局副局长石兆琪。
最高人民检察检院直接派员参加了对包括广东兴宁煤矿透水事故、河北唐山刘官屯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云南富源昌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晋城市苗匠煤矿“3.18”特大事故、山西大同左云县新井煤矿“5.18”特大透水事故等12起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工作。据统计，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介入重大伤亡事故调查1383起，投入调查工作4036人次，立案渎职犯罪嫌疑人629人，法院已作出有罪判决247人。
高检院还联合监察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同拟定《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对重大安全事故背后官煤勾结、权钱交易行为展开持续的打击。
与此同时，记者也注意到，2006年5月18日19时36分，发生在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透水责任事故(简称5.18事故)，造成了56人死亡。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中表明，左云县张家场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玩忽职守，对新井煤矿长期存在的违法生产问题听之任之，甚至为其提供“保护”；左云县、张家场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新井煤矿长期超层越界开采问题查处不力，对新井煤矿《采矿许可证》年检把关不严；左云县、张家场乡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对新井煤矿长期存在超能力超定员生产、超层越界开采、安全生产管理混乱等严重安全生产隐患查处不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后刘永鑫、常瑞、陈喜清等12名渎职犯罪被告人中，9人被判缓刑，3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竟无一人领到实刑。
对此，宋寒松认为，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渎职案件存在处理难的问题。现在包括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偏轻，或者不让处理，这也是来自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有的是对查处渎职侵权犯罪的认识不正确，给我们的查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2 监管缺位
“一支笔”是把双刃剑。
2004年3月，时任北京市某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的付某，在调查某公司销售不合格汽油过程中，违反行政法规，未经本局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擅自决定以本单位名义收取A公司“委托检验费”40万元后，不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导致809吨不合格90号汽油以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株洲市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行长文绍明、市银监局副局长李晋等人不正确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玩忽职守，放纵文绍斌等以公平典当行的名义吸收公众存款，1999年6月开始，公平典当行的非法吸存行为被公安机关立案追查，而2000年1月以后，文绍斌等改以富民担保公司的名义继续吸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00余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5亿元。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农业行政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刘浩不严格执法，对出售假冒农药的商贩仅作罚款处理，放任假农药在市场上继续销售，导致4000余亩小麦遭受药害绝收。
湖南省永州市药品监督局稽查办主任杨有健明知他人销售伪劣药品，而予以放纵。
权力不加制约就会被滥用，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近年来针对关系民生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金融安全和生产资料质量等问题，中国检察机关查处了一批负有市场监管职责的行政执法人员严重渎职，致使假冒伪劣商品危害人民生命健康，以及坑农害农，危害市场管理秩序的渎职犯罪案件，促进了市场秩序的规范。
3 资源危机
高速前行的中国经济，正在吞噬日益匮乏的“资源红利”，人未富，山已秃。少之又少的青山绿水正在成为某些官员眼中的“自留田”。
2003年，福建某县林业局局长王某， 指挥木材经营部采取制造“空伐区”和“虚盘仓”等手段，通过林业局相关部门为无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2277余立方米和木制品1.6万余立方米代办木材运输证，获取代办费50万余元，“金税费”208万余元，致使无合法来源的木材和木制品合法化。
2004年至2005年5月期间，四川某市乡林业站工作人员何某违反规定，明知侯某、赵某等人从事木材生意，却以侯某等29户农民的姓名为其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收取育林基金。侯某、赵某等人持违法发放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大量砍伐林木进行贩卖，造成该乡林木被滥伐约52立方米。
据统计，近年以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立案113件126人，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立案68件74人。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监管权或者对监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林木、土地、矿产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以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等渎职犯罪案件，得到了严厉查处。
4 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行为中的渎职、侵犯人权的案件正在挑战着我们正义的底线。
广东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作庆，在执行苏宇宙诉深圳市一建设公司工程借款生效判决过程中滥用职权，在明知被执行单位已在指定期限内履行了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仍强行拍卖国有企业的厂房，造成被执行单位经济损失267万元。
2005年10月起，张某、李某等人在上海市普济路57弄内开设赌场，聚众赌博。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查处，李某与时任上海市公安局上海站地区治安派出所副所长殷某借用警用无线电台。被告人殷某明知李某参与开设赌场，仍授意派出所民警施某向李某出借天目西路派出所配发给施某使用的编号为“313”的无线电台及附件，遂使李某等人通过监听该电台，掌握了向“110”举报及查处该赌场的相关信息，从而多次逃避了公安机关的查处。
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公安分局王某某、刘某、在办理该案过程中，采取非法使用械具，殴打、罚站、不给睡觉、恐吓等变相肉刑手段，逼供、诱供，致使张某等4名被害人作出虚假“供述”，被错误关押100天左右时间，直到真凶被抓获。
据了解，此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办徇私枉法案363件425人，查办民事行政审判枉法裁判案87件98人，查办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18件19人，查办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14件15人。
5 税务漏洞
此次反渎职专项行动发现，部分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巨额税款流失的渎职犯罪案件。
调查发现，福建某区国税局分局副局长王某利用其分管窗口代管、代发发票等便利，以“大头小尾”的手段，先后为魏某开具32张国税统一发票85万余元，收受魏某好处费2.9万元。王某和与违法开票有关的人员串通，商议将该四本发票存根联烧毁，并授意对外称该四本存根联已经丢失。
山东省检察机关仅在2005年专项工作开展半年时间内，就通过查处税务人员渎职犯罪案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8亿余元，增加税源16.8亿元。
广东珠海市检察机关通过查处税务人员渎职犯罪案件，促使税务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偷税案件数十件，依法追缴税款8000余万元。
此次行动共立案侦查涉嫌渎职犯罪的税务人员438人，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税款。
6 国资流失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转变为目前的“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等。
特别是产权交易过程中的渎职犯罪，一批不法分子钻制度的漏洞，以商业贿赂等手段导致主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玩忽职守，造成国家巨大经济损失。
如辽宁省检察机关针对城市改造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工作，查办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房地产管理处处长牟智波、房地产交易所所长陈宏新等人在办理房屋贷款抵押登记时玩忽职守，导致被骗贷近1700万元，造成经济损失1300余万元等一批案件。
目前此类渎职犯罪正在表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1)面大、范围广；(2)量大，十几万、几十万只是“小弟弟”，动辄百万、几百的，千万、几千万的则屡见不鲜；(3)“权力垄断” “市场垄断”形成的暗箱操作非常严重；(4)腐败者的“层次高”，腐败越来越显示智能化特点；(5)以利益均沾为主要特色的“窝案、串案(腐败团伙)非常严重；(6)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的现象触目惊心……
7 社保风暴
湖南省娄底市原常务副市长、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主任易佑德滥用职权，违规决定将8200万元住房公积金，委托不具备委托投资管理资质的公司进行国债投资管理，造成资金全部损失；
山东曲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村养老保险处原主任陶宪友滥用职权，擅自将农保基金3292.3万元用于国债质押式回购套作，造成2659万元损失；
四川成都市住房改革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人滥用职权，擅自动用2亿余元住房公积金购买国债，造成资金全部损失。
接二连三的社会保障资金流失挪用事件已经引起了中国高层的高度警觉。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也在提速。透明、监管、增值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社保改革的主攻方向。
短短几年，我国在反渎职侵权的七大重点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渎职犯罪形势日趋严峻，但不向检察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处理中以罚代刑等现象却普遍存在。一些人头脑中的认识误区成为最大障碍。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告诉记者说：“当前，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
“有的领导干部对发展经济、鼓励创新与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关系认识模糊，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对办案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法外讲情，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发现和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数量与实际的发案状况相差悬殊。上述问题，致使反渎职侵权工作尚处于法律监督的薄弱环节，制约着反渎职侵权工作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