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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前十分信任汪东兴，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汪东兴终生敬佩毛泽东，在毛身边兢兢业业工作。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转战陕北前，毛泽东选中汪东兴
汪东兴是1947年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当时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进逼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正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个时候，毛挑选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在战争年代，到中央机关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前提是具备一定条件。汪东兴出身于江西省弋阳县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中共。1932年6月参加红军，当过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等，参加了长征，是从小就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到陕北后，他曾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是经过长期考验，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忠诚的基层领导骨干。
除了上述出身、经历、政治素质外，汪东兴比较细心，军事素质强，也是毛泽东挑选他到中央机关担负重要职务的原因。汪东兴回忆录中记载着毛泽东撤出延安前关于如何出行的一件事：
……我问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打算怎么走法？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
叶子龙同志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坐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
我说：“如果坐汽车走，先要派人去机场联系，那里现在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许多人没考虑到的事情，汪东兴考虑到了，并且做了细心安排。另外，中央撤走前，周恩来专门派汪东兴带人去检查中央机关的坚壁清野工作，销毁文件。细心的周恩来认识到汪东兴也是细心人，才委派他去做这件事。
汪东兴军事素质也很强。在中央苏区，他打过不少仗，又在红军办的彭杨步兵学校学习过，后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他既有实战经验又经过正规培训，到延安时已是较成熟的指挥员。他枪打得也准。1949年2月，汪东兴护送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北平，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发现前方约300米处的河面上有一群白雁正在戏水。傅作义要汪东兴打，汪东兴远距离射击，竟然打中了。傅作义这个老军人称赞道：“打得好，打到了。可以打90分，这一枪如果目标是人的话，肯定没问题了。”
转战陕北时，深受毛泽东赏识
汪东兴到中央机关工作时主要负责外围警戒工作。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严密自保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中，毛泽东率领由一支小部队保卫的中央机关能来往自如，就得益于他的这一思路。这个思路的要点是：放出一支警卫部队，或是阻击敌军，或是跟在围追中央机关的敌军部队后边打击、袭扰敌军，牵制敌军，由我方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方则行动自由，从而保障中央机关安全。
毛泽东出于上述思路，在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先后交给刚刚调到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让汪东兴代他看敌人。从后来实际情况看，毛泽东是派汪东兴阻击敌人。那是1947年6月，中共中央准备撤离王家湾时，毛提出，我要看到敌人才走。任弼时急了，请毛马上走。毛仍坚持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二人僵持不下时，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找个人替主席看。任弼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 毛泽东回过头来对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要调一个连的兵力给汪东兴，汪却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中央机关转移后，汪东兴连夜部署，在王家湾山顶上设伏，阻击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汪东兴实际执行时，把这项任务转变成对敌人的打击和迷惑，只用一人轻伤的代价，三次打退敌人，使敌人不敢轻进，汪则带队伍趁雨夜安全撤退。汪东兴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毛泽东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另一项任务，是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空，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撤走时，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的兵力，要他尾追敌人，再打一仗。毛泽东交代任务时说：这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安塞、延安一带袭击、扰乱敌人，让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时，还可以搞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汪东兴领受任务后，率一个连尾追敌人，还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以一个连的兵力伏击敌一个营，不仅消灭大量敌人，还在被打毁的敌一辆汽车上缴获到敌人部队联络的密码本，派两个骑兵火速送到前委。之后，汪东兴率一个连，开展游击活动，帮助群众收麦子，几次打跑企图抢麦子的还乡团，使群众的生活安定有了保障，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通过这两项任务，看到汪东兴很多长处，对汪很是赏识、信任。此后，毛泽东一直让汪东兴负责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及自己的住行等安全工作，还经常派他代自己接送重要客人，转达自己的意见，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充分信任。
托付中南海警卫重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北平路上，以及后来住在香山，搬进中南海，都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汪东兴有这么多的职务，但有一条从没有变，这就是：承担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警卫任务、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任务，虽是汪东兴以前工作的延续，但工作范围更大，职责更重，也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更加信任。 应该提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前，亲自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九四九年八、九月份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毛主席对我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我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由我负责毛主席的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工作。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東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而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得十分周到，工作很细致，在他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没有出现一次重大漏洞。
汪东兴不仅总体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还负责挑选到中共中央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包括服务员、医生、护士、话务员等，也包括派到中央其他重要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在选用这些人之前，汪东兴负责对这些人的情况进行细致调查。据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披露，他本人，以及到中共中央工作的其他许多人，就是由汪东兴亲自审查后选定的，以至神经质加上多疑的江青多次怀疑她身边工作人员是汪东兴派来的“特务”。由于这些人是汪东兴选调来的，当他们受到江青打击迫害时，也由汪东兴出面保护。
“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工作十分满意，汪的职务也逐步提升。1968年起，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当汪东兴与江青发生分歧时，毛泽东信汪东兴的，不信江青的。例如，江青把杨银禄打成“反革命”时，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地说：“江青这个蠢货，她用人家的时候，对人家不关心、不爱护、不体贴；不想用的时候就给人家扣上几顶大帽子……从她那里出来的同志没有一个痛痛快快安排工作的。”“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不要紧。江青给你们戴帽子，我给你们摘帽子！”毛泽东还把江青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委派汪东兴当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办理。“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由汪东兴落实的。邓小平下放江西后，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人，是汪东兴。邓小平生活待遇的改善，子女上大学，都是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落实的。1976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后，毛泽东为了保护邓小平，不使他受到“四人帮”的冲击和迫害，决定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保护起来，也是派汪东兴落实的。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经常派汪东兴转达，还经常派汪代表自己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如实、完整地表达毛的意见。例如，“文革”中，毛泽东曾派汪东兴向陶铸、谭震林、叶剑英等转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话如果由毛亲自说，当事人心服口服，可由汪转达，就很容易引进当事人对汪本人的反感。对这一点，可能毛泽东和汪东兴都没有料到。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他的行踪，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只有汪东兴知道。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要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通过邬吉成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直接领导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了汪东兴。
毛泽东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这句话是针对1972年江青迫害身边工作人员，把周淑英抓起来而说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逝世后，江青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江青自己掌握毛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但汪东兴不同意。有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当场坚决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控制毛泽东生前文稿，也被汪顶住了。江青又逼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交出毛的文稿，李鑫报告了汪。在汪东兴的支持下，李鑫也顶住了江青的压力。1976年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由于汪深受毛泽东信任，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切工作，他的话很有分量。汪说完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明确表示，同意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为了防止“四人帮”夺取毛泽东生前文稿，9月17日晚上8点多，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江青也拿汪没办法。 毛泽东两次保护汪东兴
汪东兴虽然深受毛泽东信任，但他所负责的，毕竟是中央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文革”动荡岁月里，汪东兴也避免不了风险。每当汪受到打击时，毛总是保护他，比较重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67年1月，江青在幕后指使中南海造反派打倒汪，甚至喊出“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造反派还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斗汪。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说：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批评一下汪东兴可以，不能打倒，要保护他。有毛这句话，造反派的气焰立刻低了下去。汪东兴不仅没有被搞掉，在党的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二次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汪东兴参加此次全会的华北小组讨论，陈伯达在这个小组发言时，搬来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鼓吹“天才论”。林彪也在会上提出，要在修改宪法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汪东兴受到蛊惑，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汪东兴在会上的发言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汪召去，严肃批评。汪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当面作了检讨，并且毫不迟疑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汪检讨后，毛对汪采取了保护态度。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清楚。可是，林彪事件后，江青却抓住汪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生病，江青借题发挥，诬陷汪东兴是“林彪特务集团头子”。她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汪东兴的老部下、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与长期在中办和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共同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江青避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的主题，提出：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接着直接提出，要把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换掉，由纪登奎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立即质问江青：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走到汪东兴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的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时，汪东兴到了毛泽东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闪泪，汪的眼里也含着泪花。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东兴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纪登奎同志来的。汪东兴拿起电话，纪登奎就问：老汪，我什么时间去接班？汪东兴生气地说：你去问总理吧。不久，毛泽东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
汪东兴始终崇敬毛泽东。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后，他对毛的崇敬之情有增无减，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坚决按照毛的意见做。林彪提出“四个伟大”后，毛对林这个提法并不高兴。汪东兴是比较早知道毛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的，从此便对林彪保持一定的界线和警惕性。对于林的动向，他及时向毛报告。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汪东兴在会前上了庐山，检查中央警卫情况，特别对拟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周围情况进行认真检查。他发现上边的山顶正在炸石头，尽管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告知汪：“这是军委批准的”，汪还是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毛。后经查问，才知道是林彪安排的。
当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特别是王洪文长沙告状之后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四人帮”的反感时，汪东兴立刻布置中办干部学习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由此引起江青对汪东兴的不满，汪东兴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晚年的汪东兴崇敬毛泽东之情依旧。他有过这样的表示：以后我要有脸见毛主席他老人家。
坚定支持华国锋同“四人帮”斗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当时在中央，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是实际上的中国“一把手”，因此，“四人帮”认定，他们想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最关键的是把华扳倒。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步步紧逼，迫使华交出权力。
表面上为人谦和的华国锋在关键问题上却寸步不让。在这个关键时刻，汪东兴坚定地站在华国锋一边，同“四人帮”斗争。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他的支持，增强了华国锋同“四人帮”斗争的力量。汪东兴在三件重大事情上，支持华国锋顶住“四人帮”的压力——
一是毛泽东生前的文件和手稿，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前一两年的文件和手稿的保管问题。
二是毛远新的去留。毛远新原本是辽宁省委书记（当时实行省委第一书记制度，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晚年把他留在中央当毛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逝世后，不需要他这个联络员了。但江青提出，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江青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一问题，华不同意。9月29日，江青临时提出召开政治局會议，把华国锋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调到人民大会堂来，向华“逼宫”，要他表态让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一唱一和，闹到深夜。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但汪东兴坚持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华国锋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后，很干脆地说：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散会！汪东兴后来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三是“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问题。毛泽东生前最后几个月，曾向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等话，还把这些话写到了纸上。毛泽东写后不久，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这句话。华国锋是毛生前亲自决定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四人帮”显然意识到了解释这句话的关键作用，他们经过篡改后，故意把“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的临终嘱咐，于9月16日公开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用黑体字把“按既定方针办”抛了出来。华国锋马上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当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汪东兴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华国锋，认定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毛的话，有毛的手迹在，是正确的。有了汪的支持，华国锋心中有了底。10月2日，华国锋在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报送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删掉了“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并写旁批道：“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在“四人帮”加紧活动的情况下，汪东兴看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1976年9月，他先后几次提出解决“四人帮”。随后，经过多次与叶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内容有二：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看过通知后，拿着到华国锋处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还向华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很仔细，对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仔细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都有哪些，扣押“四人帮”的地点安排在哪里等，并且让汪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最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华最后问汪：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华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他们制订的方案，批准汪立即组织实施。
叶帅得知后，叮嘱汪东兴：要特别注意保密，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10月6日晚，中南海一片宁静，秋风柔和地吹动着柳树、槐树的叶子，花香阵阵袭来，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和、清爽，谁也想不到，一场决定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决斗，即将在这里发生。晚7时，汪东兴带着自己的警卫员们来到怀仁堂。他先到怀仁堂正厅的四周巡视了一遍，接着命令工作人员按照事先安排，把原来的会议桌子撤走，只留下两张沙发，居中而放，沙发前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上原有的茶杯、文具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沙发距正厅大门有十几米，旁边竖着一排大屏风，有意把宽敞的正厅减少到三分之一的空间。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关，担心张、王等人见汪在场而生疑，汪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汪东兴还在衣服口袋里带上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王洪文的轿车驶进了中南海西门，他下了车，四下看了一眼，怀仁堂里面灯火通明，没有多想，就绕着走廊走向大厅。刚走到接近怀仁堂大厅的那一段走廊时，汪东兴下令抓捕。一个卫士突然抢步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王洪文不禁一愣。后面上來两个卫士，分左右把他的双臂扭住。王洪文一边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一边拼命反抗，跳着脚要挣脱控制，但很快就被三个卫士制服了。
不一会儿，张春桥走进怀仁堂。但意外的是，张的警卫员大熊也跟着来了。大熊是张春桥的贴身警卫。此人身强力壮，勇猛无比，会些武功，对张也忠心耿耿，“文革”中，多次保着张在群众武斗的场合出入。张春桥调中央工作后，也把“大熊”带到中央。在这次行动之前，汪东兴已经设计把“大熊”调开，但这天“大熊”又回到了张春桥身边。在抓捕张时虽能制服“大熊”，但会有一些麻烦，因此，汪东兴得报后，立即告诉门口卫士把“大熊”留住的办法，同时也准备应付这个麻烦。张春桥下车后，门口的卫士告诉他：请卫士和秘书到另外一个房间休息，华总理和叶副主席请张副总理到大厅开会。张春桥示意秘书和卫士去休息，便跟着一名工作人员向怀仁堂大厅走去。张春桥刚走到怀仁堂走廊拐弯处，汪东兴令几个卫士一拥而上，从两旁将张紧紧扭住，架着他进了大厅。
抓了王、张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汪东兴命令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去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和江青住处“201”，控制毛远新和江青，并宣布中央的决定，进行得同样顺利。
汪东兴立即建议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把他调到怀仁堂来抓捕。华国锋让他的秘书曹万贵接通了姚的电话，华接过电话，从容、平静地请姚文元来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姚文元说：“我马上就到。” 汪东兴和华国锋、叶剑英商议，抓捕姚文元，我们就不必出面了，决定由武健华去对姚宣布中央的决定。汪东兴请华国锋写个手令。华国锋很快就写好了，武健华接过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与在那里的四位行动小组同志会合。不一会儿，姚文元就被戴上了手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押在地下隔离室。
10月6日深夜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华国锋首先宣布：中央已经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并简要介绍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毛泽东生前要解决他们的意见。接着，叶剑英在讲话中揭发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的话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会议开完，已经是10月7日凌晨了。10月6日，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页，翻了过去。随之，中国的历史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汪东兴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密，但无疑，这是他一生的功绩。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战陕北前，毛泽东选中汪东兴
汪东兴是1947年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当时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进逼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正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个时候，毛挑选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在战争年代，到中央机关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前提是具备一定条件。汪东兴出身于江西省弋阳县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中共。1932年6月参加红军，当过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等，参加了长征，是从小就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到陕北后，他曾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是经过长期考验，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忠诚的基层领导骨干。
除了上述出身、经历、政治素质外，汪东兴比较细心，军事素质强，也是毛泽东挑选他到中央机关担负重要职务的原因。汪东兴回忆录中记载着毛泽东撤出延安前关于如何出行的一件事：
……我问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打算怎么走法？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
叶子龙同志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坐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
我说：“如果坐汽车走，先要派人去机场联系，那里现在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许多人没考虑到的事情，汪东兴考虑到了，并且做了细心安排。另外，中央撤走前，周恩来专门派汪东兴带人去检查中央机关的坚壁清野工作，销毁文件。细心的周恩来认识到汪东兴也是细心人，才委派他去做这件事。
汪东兴军事素质也很强。在中央苏区，他打过不少仗，又在红军办的彭杨步兵学校学习过，后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他既有实战经验又经过正规培训，到延安时已是较成熟的指挥员。他枪打得也准。1949年2月，汪东兴护送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北平，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发现前方约300米处的河面上有一群白雁正在戏水。傅作义要汪东兴打，汪东兴远距离射击，竟然打中了。傅作义这个老军人称赞道：“打得好，打到了。可以打90分，这一枪如果目标是人的话，肯定没问题了。”
转战陕北时，深受毛泽东赏识
汪东兴到中央机关工作时主要负责外围警戒工作。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严密自保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中，毛泽东率领由一支小部队保卫的中央机关能来往自如，就得益于他的这一思路。这个思路的要点是：放出一支警卫部队，或是阻击敌军，或是跟在围追中央机关的敌军部队后边打击、袭扰敌军，牵制敌军，由我方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方则行动自由，从而保障中央机关安全。
毛泽东出于上述思路，在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先后交给刚刚调到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让汪东兴代他看敌人。从后来实际情况看，毛泽东是派汪东兴阻击敌人。那是1947年6月，中共中央准备撤离王家湾时，毛提出，我要看到敌人才走。任弼时急了，请毛马上走。毛仍坚持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二人僵持不下时，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找个人替主席看。任弼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 毛泽东回过头来对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要调一个连的兵力给汪东兴，汪却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中央机关转移后，汪东兴连夜部署，在王家湾山顶上设伏，阻击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汪东兴实际执行时，把这项任务转变成对敌人的打击和迷惑，只用一人轻伤的代价，三次打退敌人，使敌人不敢轻进，汪则带队伍趁雨夜安全撤退。汪东兴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毛泽东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另一项任务，是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空，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撤走时，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的兵力，要他尾追敌人，再打一仗。毛泽东交代任务时说：这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安塞、延安一带袭击、扰乱敌人，让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时，还可以搞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汪东兴领受任务后，率一个连尾追敌人，还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以一个连的兵力伏击敌一个营，不仅消灭大量敌人，还在被打毁的敌一辆汽车上缴获到敌人部队联络的密码本，派两个骑兵火速送到前委。之后，汪东兴率一个连，开展游击活动，帮助群众收麦子，几次打跑企图抢麦子的还乡团，使群众的生活安定有了保障，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通过这两项任务，看到汪东兴很多长处，对汪很是赏识、信任。此后，毛泽东一直让汪东兴负责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及自己的住行等安全工作，还经常派他代自己接送重要客人，转达自己的意见，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充分信任。
托付中南海警卫重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北平路上，以及后来住在香山，搬进中南海，都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汪东兴有这么多的职务，但有一条从没有变，这就是：承担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警卫任务、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任务，虽是汪东兴以前工作的延续，但工作范围更大，职责更重，也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更加信任。 应该提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前，亲自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九四九年八、九月份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毛主席对我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我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由我负责毛主席的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工作。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東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而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得十分周到，工作很细致，在他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没有出现一次重大漏洞。
汪东兴不仅总体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还负责挑选到中共中央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包括服务员、医生、护士、话务员等，也包括派到中央其他重要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在选用这些人之前，汪东兴负责对这些人的情况进行细致调查。据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披露，他本人，以及到中共中央工作的其他许多人，就是由汪东兴亲自审查后选定的，以至神经质加上多疑的江青多次怀疑她身边工作人员是汪东兴派来的“特务”。由于这些人是汪东兴选调来的，当他们受到江青打击迫害时，也由汪东兴出面保护。
“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工作十分满意，汪的职务也逐步提升。1968年起，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当汪东兴与江青发生分歧时，毛泽东信汪东兴的，不信江青的。例如，江青把杨银禄打成“反革命”时，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地说：“江青这个蠢货，她用人家的时候，对人家不关心、不爱护、不体贴；不想用的时候就给人家扣上几顶大帽子……从她那里出来的同志没有一个痛痛快快安排工作的。”“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不要紧。江青给你们戴帽子，我给你们摘帽子！”毛泽东还把江青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委派汪东兴当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办理。“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由汪东兴落实的。邓小平下放江西后，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人，是汪东兴。邓小平生活待遇的改善，子女上大学，都是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落实的。1976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后，毛泽东为了保护邓小平，不使他受到“四人帮”的冲击和迫害，决定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保护起来，也是派汪东兴落实的。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经常派汪东兴转达，还经常派汪代表自己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如实、完整地表达毛的意见。例如，“文革”中，毛泽东曾派汪东兴向陶铸、谭震林、叶剑英等转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话如果由毛亲自说，当事人心服口服，可由汪转达，就很容易引进当事人对汪本人的反感。对这一点，可能毛泽东和汪东兴都没有料到。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他的行踪，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只有汪东兴知道。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要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通过邬吉成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直接领导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了汪东兴。
毛泽东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这句话是针对1972年江青迫害身边工作人员，把周淑英抓起来而说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逝世后，江青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江青自己掌握毛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但汪东兴不同意。有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当场坚决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控制毛泽东生前文稿，也被汪顶住了。江青又逼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交出毛的文稿，李鑫报告了汪。在汪东兴的支持下，李鑫也顶住了江青的压力。1976年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由于汪深受毛泽东信任，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切工作，他的话很有分量。汪说完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明确表示，同意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为了防止“四人帮”夺取毛泽东生前文稿，9月17日晚上8点多，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江青也拿汪没办法。 毛泽东两次保护汪东兴
汪东兴虽然深受毛泽东信任，但他所负责的，毕竟是中央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文革”动荡岁月里，汪东兴也避免不了风险。每当汪受到打击时，毛总是保护他，比较重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67年1月，江青在幕后指使中南海造反派打倒汪，甚至喊出“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造反派还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斗汪。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说：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批评一下汪东兴可以，不能打倒，要保护他。有毛这句话，造反派的气焰立刻低了下去。汪东兴不仅没有被搞掉，在党的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二次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汪东兴参加此次全会的华北小组讨论，陈伯达在这个小组发言时，搬来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鼓吹“天才论”。林彪也在会上提出，要在修改宪法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汪东兴受到蛊惑，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汪东兴在会上的发言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汪召去，严肃批评。汪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当面作了检讨，并且毫不迟疑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汪检讨后，毛对汪采取了保护态度。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清楚。可是，林彪事件后，江青却抓住汪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生病，江青借题发挥，诬陷汪东兴是“林彪特务集团头子”。她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汪东兴的老部下、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与长期在中办和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共同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江青避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的主题，提出：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接着直接提出，要把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换掉，由纪登奎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立即质问江青：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走到汪东兴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的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时，汪东兴到了毛泽东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闪泪，汪的眼里也含着泪花。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东兴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纪登奎同志来的。汪东兴拿起电话，纪登奎就问：老汪，我什么时间去接班？汪东兴生气地说：你去问总理吧。不久，毛泽东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
汪东兴始终崇敬毛泽东。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后，他对毛的崇敬之情有增无减，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坚决按照毛的意见做。林彪提出“四个伟大”后，毛对林这个提法并不高兴。汪东兴是比较早知道毛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的，从此便对林彪保持一定的界线和警惕性。对于林的动向，他及时向毛报告。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汪东兴在会前上了庐山，检查中央警卫情况，特别对拟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周围情况进行认真检查。他发现上边的山顶正在炸石头，尽管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告知汪：“这是军委批准的”，汪还是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毛。后经查问，才知道是林彪安排的。
当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特别是王洪文长沙告状之后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四人帮”的反感时，汪东兴立刻布置中办干部学习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由此引起江青对汪东兴的不满，汪东兴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晚年的汪东兴崇敬毛泽东之情依旧。他有过这样的表示：以后我要有脸见毛主席他老人家。
坚定支持华国锋同“四人帮”斗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当时在中央，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是实际上的中国“一把手”，因此，“四人帮”认定，他们想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最关键的是把华扳倒。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步步紧逼，迫使华交出权力。
表面上为人谦和的华国锋在关键问题上却寸步不让。在这个关键时刻，汪东兴坚定地站在华国锋一边，同“四人帮”斗争。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他的支持，增强了华国锋同“四人帮”斗争的力量。汪东兴在三件重大事情上，支持华国锋顶住“四人帮”的压力——
一是毛泽东生前的文件和手稿，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前一两年的文件和手稿的保管问题。
二是毛远新的去留。毛远新原本是辽宁省委书记（当时实行省委第一书记制度，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晚年把他留在中央当毛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逝世后，不需要他这个联络员了。但江青提出，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江青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一问题，华不同意。9月29日，江青临时提出召开政治局會议，把华国锋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调到人民大会堂来，向华“逼宫”，要他表态让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一唱一和，闹到深夜。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但汪东兴坚持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华国锋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后，很干脆地说：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散会！汪东兴后来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三是“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问题。毛泽东生前最后几个月，曾向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等话，还把这些话写到了纸上。毛泽东写后不久，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这句话。华国锋是毛生前亲自决定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四人帮”显然意识到了解释这句话的关键作用，他们经过篡改后，故意把“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的临终嘱咐，于9月16日公开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用黑体字把“按既定方针办”抛了出来。华国锋马上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当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汪东兴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华国锋，认定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毛的话，有毛的手迹在，是正确的。有了汪的支持，华国锋心中有了底。10月2日，华国锋在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报送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删掉了“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并写旁批道：“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在“四人帮”加紧活动的情况下，汪东兴看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1976年9月，他先后几次提出解决“四人帮”。随后，经过多次与叶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内容有二：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看过通知后，拿着到华国锋处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还向华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很仔细，对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仔细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都有哪些，扣押“四人帮”的地点安排在哪里等，并且让汪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最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华最后问汪：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华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他们制订的方案，批准汪立即组织实施。
叶帅得知后，叮嘱汪东兴：要特别注意保密，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10月6日晚，中南海一片宁静，秋风柔和地吹动着柳树、槐树的叶子，花香阵阵袭来，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和、清爽，谁也想不到，一场决定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决斗，即将在这里发生。晚7时，汪东兴带着自己的警卫员们来到怀仁堂。他先到怀仁堂正厅的四周巡视了一遍，接着命令工作人员按照事先安排，把原来的会议桌子撤走，只留下两张沙发，居中而放，沙发前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上原有的茶杯、文具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沙发距正厅大门有十几米，旁边竖着一排大屏风，有意把宽敞的正厅减少到三分之一的空间。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关，担心张、王等人见汪在场而生疑，汪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汪东兴还在衣服口袋里带上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王洪文的轿车驶进了中南海西门，他下了车，四下看了一眼，怀仁堂里面灯火通明，没有多想，就绕着走廊走向大厅。刚走到接近怀仁堂大厅的那一段走廊时，汪东兴下令抓捕。一个卫士突然抢步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王洪文不禁一愣。后面上來两个卫士，分左右把他的双臂扭住。王洪文一边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一边拼命反抗，跳着脚要挣脱控制，但很快就被三个卫士制服了。
不一会儿，张春桥走进怀仁堂。但意外的是，张的警卫员大熊也跟着来了。大熊是张春桥的贴身警卫。此人身强力壮，勇猛无比，会些武功，对张也忠心耿耿，“文革”中，多次保着张在群众武斗的场合出入。张春桥调中央工作后，也把“大熊”带到中央。在这次行动之前，汪东兴已经设计把“大熊”调开，但这天“大熊”又回到了张春桥身边。在抓捕张时虽能制服“大熊”，但会有一些麻烦，因此，汪东兴得报后，立即告诉门口卫士把“大熊”留住的办法，同时也准备应付这个麻烦。张春桥下车后，门口的卫士告诉他：请卫士和秘书到另外一个房间休息，华总理和叶副主席请张副总理到大厅开会。张春桥示意秘书和卫士去休息，便跟着一名工作人员向怀仁堂大厅走去。张春桥刚走到怀仁堂走廊拐弯处，汪东兴令几个卫士一拥而上，从两旁将张紧紧扭住，架着他进了大厅。
抓了王、张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汪东兴命令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去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和江青住处“201”，控制毛远新和江青，并宣布中央的决定，进行得同样顺利。
汪东兴立即建议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把他调到怀仁堂来抓捕。华国锋让他的秘书曹万贵接通了姚的电话，华接过电话，从容、平静地请姚文元来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姚文元说：“我马上就到。” 汪东兴和华国锋、叶剑英商议，抓捕姚文元，我们就不必出面了，决定由武健华去对姚宣布中央的决定。汪东兴请华国锋写个手令。华国锋很快就写好了，武健华接过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与在那里的四位行动小组同志会合。不一会儿，姚文元就被戴上了手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押在地下隔离室。
10月6日深夜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华国锋首先宣布：中央已经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并简要介绍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毛泽东生前要解决他们的意见。接着，叶剑英在讲话中揭发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的话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会议开完，已经是10月7日凌晨了。10月6日，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页，翻了过去。随之，中国的历史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汪东兴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密，但无疑，这是他一生的功绩。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