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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在建党建军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之所以召开这个会议，与此前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问题上发生的一场争论密不可分。
“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等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会师。两军会师后，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
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由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指定。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月初，红四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暂时停止。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就此内容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
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随后，中共中央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而将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来了。
中央下派“钦差大臣”与重设红四军军委
1929年5月上旬，刘安恭来到当时红四军的驻地宁都。刘安恭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来的，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到来自然很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曾“停止办公”的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言重新恢复军委，主要是“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这固然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人设事的需要。因为刘是中央下派的“钦差大臣”，又有在莫斯科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背景，在那个全党对苏联普遍崇拜的年代，凡是从莫斯科回来者，多少都带有神圣的光环。现在刘安恭来了，如何给他在红四军内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而刘安恭的到来和临时军委的设立，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并且涉及毛泽东和朱德，也就是史上所说的朱毛之争。
在朱毛之争中，刘安恭是一个关键人物。引发朱毛之争的，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设立临时军委，而是前委与军委之间的职权如何划分。其导火线就是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后不久。就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曾经历过这场争论的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论》一书中回忆说：“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
刘安恭主持的军委作出这样的决议，显然是违背中共中央精神的。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是在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也就是说军委是前委的下级组织。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对此不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朱毛之争表面看是前委与军委之争，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简单。
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如(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当时红四军中下级干部有这种“小团体”主义，那么军中高级干部的情况如何，陈毅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恐怕也很难说一点也没有。其实，红四军内部发生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型人民军队在初创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这场争论，用《毛泽东传(1893-1949)》所说的“促发”例也贴切。刘的第一“促”，就是作出了前委与军委不能讨论军事的决定。这就涉及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不难理解他的这一决定是针对毛泽东的。刘与毛泽东没有任何的历史关系，而刘与朱德可以说不但是同乡，而且是相识多年的旧友。
一时间，军委书记一职究竟在该不该设，成了红四军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林彪的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挑拨朱毛关系的作用
6月7日，红四军攻克上杭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毛泽东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会上，朱德就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发表 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导致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
朱毛之间在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上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领导方式。朱德更多地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不赞成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这同毛泽东的主张有明显的差异。
这时，这场争论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6月7日，也就是白砂会议的当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不利于革命的。”
对于林彪给毛泽东这封信的时间，现在说法不一。不论林彪这封信是写于会前还是会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挑拨朱毛关系的作用。
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就成了史家不能不分析的话题。据经历过当年斗争的老同志分析，林彪对朱德的不满由来已久。有三件事使林彪对朱德耿耿于怀：一是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向湘南转移途中，林彪曾想脱离队伍开小差，但没有走出去又回来了，朱德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二是在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有人提议由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彪继任，但朱德鉴于林在湖南时的表现没有马上同意；三是下井冈山后部队在寻乌的项山遭敌人突袭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时任该团团长的林彪拉起队伍就走，致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在战后严厉批评了林，并扣发了他当月的薪金。所以，林彪是借此次朱毛之间的争论，攻击朱德，以泄私愤。
毛泽东分析朱毛之争的根源
林彪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给毛泽东写信暂且不论，但林彪的这种态度的确获得了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信中开始就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
毛泽东在信中说：“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
自红四军成立以来，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一朱德任军长并兼一段时间的军委书记。红四军是由两支来·自不同地区的革命武装合编而成的，也正因办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师，才有了著名的朱毛红军。一两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渊源、不同领导者的部队之所以能融合起来，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在于两支部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两军将士都把党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同时也应看到，两支队伍毕竟来源不同，会合的时间不长，产生不同认识和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在红四军的这场内部争论中，最核心的无疑是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其实对此已作了很透彻的分析。他说：“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1929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又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红四军内部产生这样纷争的思想根源，他在信中写道：“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在毛泽东看来，要化解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并从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实现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简单地视为人事纠纷，而是从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视角来看待这场争论，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从这个角度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为他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基础。
“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等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会师。两军会师后，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
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由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指定。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月初，红四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暂时停止。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就此内容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
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随后，中共中央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而将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来了。
中央下派“钦差大臣”与重设红四军军委
1929年5月上旬，刘安恭来到当时红四军的驻地宁都。刘安恭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来的，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到来自然很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曾“停止办公”的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言重新恢复军委，主要是“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这固然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人设事的需要。因为刘是中央下派的“钦差大臣”，又有在莫斯科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背景，在那个全党对苏联普遍崇拜的年代，凡是从莫斯科回来者，多少都带有神圣的光环。现在刘安恭来了，如何给他在红四军内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而刘安恭的到来和临时军委的设立，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并且涉及毛泽东和朱德，也就是史上所说的朱毛之争。
在朱毛之争中，刘安恭是一个关键人物。引发朱毛之争的，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设立临时军委，而是前委与军委之间的职权如何划分。其导火线就是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后不久。就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曾经历过这场争论的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论》一书中回忆说：“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
刘安恭主持的军委作出这样的决议，显然是违背中共中央精神的。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是在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也就是说军委是前委的下级组织。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对此不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朱毛之争表面看是前委与军委之争，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简单。
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如(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当时红四军中下级干部有这种“小团体”主义，那么军中高级干部的情况如何，陈毅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恐怕也很难说一点也没有。其实，红四军内部发生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型人民军队在初创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这场争论，用《毛泽东传(1893-1949)》所说的“促发”例也贴切。刘的第一“促”，就是作出了前委与军委不能讨论军事的决定。这就涉及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不难理解他的这一决定是针对毛泽东的。刘与毛泽东没有任何的历史关系，而刘与朱德可以说不但是同乡，而且是相识多年的旧友。
一时间，军委书记一职究竟在该不该设，成了红四军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林彪的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挑拨朱毛关系的作用
6月7日，红四军攻克上杭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毛泽东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会上，朱德就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发表 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导致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
朱毛之间在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上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领导方式。朱德更多地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不赞成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这同毛泽东的主张有明显的差异。
这时，这场争论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6月7日，也就是白砂会议的当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不利于革命的。”
对于林彪给毛泽东这封信的时间，现在说法不一。不论林彪这封信是写于会前还是会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挑拨朱毛关系的作用。
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就成了史家不能不分析的话题。据经历过当年斗争的老同志分析，林彪对朱德的不满由来已久。有三件事使林彪对朱德耿耿于怀：一是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向湘南转移途中，林彪曾想脱离队伍开小差，但没有走出去又回来了，朱德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二是在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有人提议由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彪继任，但朱德鉴于林在湖南时的表现没有马上同意；三是下井冈山后部队在寻乌的项山遭敌人突袭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时任该团团长的林彪拉起队伍就走，致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在战后严厉批评了林，并扣发了他当月的薪金。所以，林彪是借此次朱毛之间的争论，攻击朱德，以泄私愤。
毛泽东分析朱毛之争的根源
林彪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给毛泽东写信暂且不论，但林彪的这种态度的确获得了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信中开始就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
毛泽东在信中说：“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
自红四军成立以来，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一朱德任军长并兼一段时间的军委书记。红四军是由两支来·自不同地区的革命武装合编而成的，也正因办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师，才有了著名的朱毛红军。一两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渊源、不同领导者的部队之所以能融合起来，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在于两支部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两军将士都把党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同时也应看到，两支队伍毕竟来源不同，会合的时间不长，产生不同认识和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在红四军的这场内部争论中，最核心的无疑是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其实对此已作了很透彻的分析。他说：“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1929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又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红四军内部产生这样纷争的思想根源，他在信中写道：“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在毛泽东看来，要化解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并从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实现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简单地视为人事纠纷，而是从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视角来看待这场争论，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从这个角度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为他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