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变得很小了，可是在云南高原的某些地方，世界仍然是漫长、遥远、迟缓的。人们仍然像古代那样缓慢地从此地到彼地。比如从怒江峡谷里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六库到与西藏相邻的贡山县，不到二百公里的距离，你得坐七八个小时的车，或许更长。这些道路一成不变地保留着大地初始的状态，而且越深入，就越明显。不断在道路上出现的马帮和山民使这个地方重返 “蓄力时代”。人们像他们的祖辈那样在路上行走，亘古不变。因而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你会有一种时间上的恍惚，不断地向“过去”的時间倒退。
　　至少在现在，博南古道还是一条仍处于“过去”的道路。一切都是过去的，残存的古道上凸凹不平的石头，人们津津乐道的古老的故事，都停留在“过去”的时间里。澜沧江东岸的博南山挡住你所有的视线，山脚下杉阳古镇的平缓使博南山显得越发高峻。这时，你会想起杉阳古镇人的“关外”与“关内”的说法。此时的博南山使这个说法非常具有说服力。从杉阳古镇走向博南山是一条走向“过去”的道路。它的时间不是向前的，而是不断地向后退，一直退到古道最原始的时候。这一点与亘古不变的博南山相似。杉阳坝子里的古道已经荡然无存了，它已经被彻底改造成一条可以行驶手扶拖拉机和农用汽车的乡村道路。这样的道路在现在的乡村里随处可见。只有在倒流河里的石桥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痕迹。存在了两千年的、走过无数马帮的桥依然结实地让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车通过。桥面是用博南山俯拾皆是的白石铺砌的。桥的命名很有文化，叫“凤鸣桥”。当初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从凤鸣桥走过时，桥上还有亭子，因而在他伟大的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其桥有亭上覆，曰：凤鸣桥。”至于凤鸣桥上的亭子是何时消失的，已经没人知道了。当地年纪最大的老人也说从他记事起，这桥就没有亭子了。如今凤鸣桥赤身裸体地连接着两端已面目全非的古道。我坐在这座古老的桥上，想象着两端乡村公路覆盖下的古道。倒流河沿岸的景色相当优美，虽无“凤鸣”，小桥、流水和远处的人家，倒很有点元曲的意境。大片的水稻取代了当年曾经出现过的罂粟。据说直至解放前杉阳坝子里还曾经种过罂粟。我想古道如果在大片艳红的罂粟花中蜿蜒，这景象肯定非常地壮观。可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段罪恶的历史不可能再重演了。这种“美丽”的景色一直作为民族耻辱，记载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
　　“现实”与“过去”的分界，是在被改造成乡村公路的古道终止的地方。手扶拖拉机与农用汽车无法进入“过去”，只有行人和马帮能在“过去”的道路上行走。在“过去”开始的地方，有一个被竹林环抱的寨子，叫“湾子村”。徐霞客是这样解释“湾子村”的命名的： “数家倚南山北麓，当北突之腋，故曰：湾子。”湾子村是博南山下的第一个村庄。博南古道曲折地从竹阴覆盖的寨子中央穿越。几乎所有古道上的村镇都有沿着道路分布的特点，于是道路就成了村镇的轴心。
　　湾子村是一个沿着博南山脚起伏的村寨。它的地形是逐渐向上的。在寨子通往博南山方向有一寨门，宽约两米，有传统的屋顶与翘起的屋檐，可供行人避雨。上面有一木板写着“尚战雄伟”，假如你是从博南山而下，你看到的横额则是“道达亨通”。这个容易理解，因为从博南山下至湾子村后就意味着，博南古道至此已经开始变得平坦而轻松了。可是“尚战雄伟”就不太好理解了，“雄伟”大概与博南山的高峻有关。而“尚战”是否“好战”之意？为此我先后问了几个湾子村的村民，他们都说不知道。古时候就是这样了。寨门是后来在原址上重修的，最早的寨门已经毁弃无存了。当初寨门上的匾额也不知去向，是据老人们的回忆重新刻写的。湾子村一个姓杨的汉子说，这和当年诸葛亮南征有关。在滇西所有的地区，诸葛亮的传说俯拾皆是。据考证，诸葛武侯南征时并没有到过滇西，可是却在滇西广大地区制造了众多民间传说，而且他本人在传说中栩栩如生。那么“尚战雄伟”或许是民间歌颂诸葛亮的。这些隐没在偏僻村落里的民间建筑往往成为了当地的“史册”，用来记载他们自己认为应该记载的历史或人物。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历史。至于它是否合乎官方史学家们口味，他们并不很在乎。官方的史学家们将这类充满演义的民间传闻叫做“野史”。到了湾子村，会有人态度严肃地向你讲述代代相传的传说。在湾子村，你仿佛“倒退”到时间“原初”的时候，人们所熟悉的是“过去”的事。而对“现在”，他们似乎并不像对往事那样热衷。湾子村姓杨的汉子向我讲述了湾子村为什么家家贴门神的来历：话说当年诸葛武侯征南，班师回朝之日，他嘱咐兵士们，马朝北喂，人朝北睡。当夜，大多数兵士依丞相之言行事。有的兵士却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当晚诸葛武侯施法，那些依丞相之言行事的兵士便在梦中回到蜀都。而那些不听话的兵士从此流落当地，永远不能回家，并在死后成为“独脚武郎”。湾子村人便在每年春节，在自家门前点起高香贴上门神，恭迎这些流落异乡的神祗。后来有人向我证实这种迎“独脚武郎”的风俗不仅在湾子村有，其他地方也有。可见这个民间传说在滇西传播的广泛。其实贴门神的起源应该是中原一带，而且有着比较经典的说法。湾子村人的解释肯定不是“经典”说法，也绝无进“正史”的可能。可是他们就是这样解释的，并且固执地认为这是唯一的一解。在博南古道，你只能相信这样的说法。对于历史，古道有着它自己的版本。
　　湾子村杨姓居多，对此杨家家谱的记载是：杨姓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南京举族迁移而来的，地点仍是南京大柳树青石板，整个家族迁移到滇西后便分为永平大等子、湾子、施甸三处。彼此相距“一锅地”。这是当时古道计算里程的单位。“一锅”即马帮走一天的路程。从这种类似于马帮行话的计程单位中，你不难发现这个沿着道路而迁移的家族与道路的联系是如此的密切。杨家的后人告诉我，如今不论在哪里，杨姓都已经繁衍成当地的泱泱大族。此外还有赵姓与马姓。马姓原是回族，后来改为汉族。如今他们的习俗已与汉族无异。湾子村里的马姓后人并不忌讳自己原来是回族这个事实。他们表情平静地说，现在他们已经改成汉族了。
　　在湾子村，我碰到了很多至今仍然生活在“过去”的老人。这些老人年轻时在古道上走南闯北，至今他们仍是湾子村里最见多识广的人。在他们风烛残年的时候，他们便住在古道边的一间屋子里，追忆逝水年华。88岁的赶马人杨从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我是在雨中来到杨从源老人家里的，他坐在堂屋外面的躺椅上，熟视无睹地注视着我们走进他家的院子。他的熟视无睹是缘于他的双目失明。他说已经三年了，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只能靠听觉感受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家门也出不去了，尽管他的家就在昔日的博南古道边，他能清晰地听到来自道路的声音，可是他却不能像从前那样用脚去感受它的存在了。这个在古道上奔走了一生的赶马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甚至他的所有记忆，都被永远地凝固在躺椅上了。身下的木制躺椅就是他全部的世界。“现在”对于他已经失去意义，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和“过去”有关。他的大部分的人生经历来自于博南古道，因而博南古道对于他既是一条生存之道，也是一条人生之旅。老人在叙述中重现了昔日古道的喧闹。老人说，当时无论到哪里都要走这条路，就是到京城、到昆明也要走这条路的。他说当时的博南古道上只见马帮来来往往，过澜沧江渡口还要排队，有时马帮沿着古道绵延几公里，一直排到坡头的碉楼。遇到这种时候，他们便放下驮子让马休息一会。这情形可能和今天大城市里的堵车有些类似。老人无法想象昆明堵车的情形。六十多年前，他曾很多次将印度运过来的英国棉纱从腾冲或保山驮到昆明。他对昆明仍然保持着六十多年前的印象。他说他驮货的号铺在东寺街。昆明的街道是老人见过的最宽阔的“官道”。他说那么宽的路“怎么会堵呢”？当时他们七八十匹马走在昆明的街道上也没有堵过。 　　如今被岁月凝固在躺椅里的双目失明的杨从源老人，格外怀念他年轻时代在古道上奔走的日子，因而当他讲述从前的赶马生涯时，你会发现他的内心并不像他的身体那样衰老。他说从前赶马，在家的日子太少，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赶马人脚野呆不住家。他的赶马生涯是在合作社成立那年才真正结束的。骡马也和人一起加入合作社，入社的时候答应骡马给他算点钱，后来就不提了。那时私人不得养马， “全部共产了”。刚入社时，这个十几岁就赶马的人，最大的困难是不会干农活。一辈子只顾赶马了，从赶马人转变成一个农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从那以后他的世界就变得狭小了，除了沿着从前走熟了的古道，到博南山另一面的水寨街或者杉阳街之外，他很少到远处去。每年收割后，他偶尔重操旧业，那是生产队缴纳公粮时。只有到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想起他赶马人的出身。那时从湾子村到杉阳镇还没有公路，古道不仅仅是“过去”的道路，也是“现在”的道路。只有到通了公路之后，他们才将这条世代行走的路叫做“古道”。以示和公路的区别。
　　与赶马人相比，农民虽然同样艰辛，却缺少一份浪漫与豪迈。走在镌刻在高原之上的道路上，从峡谷中吹来的山风，使这些精血旺盛的赶马汉子内心骚动不安。尤其是远处的田垄里隐约出现一两个女人身影的时候。于是山歌便成了赶马人宣泄内心骚动的方式。湾子村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问我，知不知道一句当时流行过的歌谣？对于我的茫然，他发出一种很有些异样的怪笑。他说你真的想知道？然后他凑在我的耳边并将声音放低：“嫁人要嫁赶马哥，鸡巴又大怂又多。”这样的话我当然不便转述给杨从源老人。我只是问他，当年赶马爱不爱唱赶马调？他说有时也唱几句，路上解解闷。他说不要以为赶马调可以乱唱，这是有讲究的，要按曲调唱，有对子的，乱唱是要被人笑话的。我问他赶马调子都唱些什么内容？他说都唱些年轻人的事情。我问他是些什么年轻人的事情？他说：“哎呀，就是那些男人和女人的事情嘛。”我问他现在还记不记得当年唱过的赶马调了，他说有些记得有些记不得了，过了多少年了嘛。我请他唱几句，他不愿意，我都这个年纪了还唱这种歌。我对他说你可以小声唱，不要让别人听见就是了。他正色道：“我都是有重孙的人了，还唱这种歌。”于是我终于没有听到这种当年在古道上不绝于耳的歌。山歌可以但唱无妨，但是在驮脚时，尤其是“长脚”（长途驮运）女色却是近不得的。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厄运。漫长的山道凶险莫测，前途未卜，当时的马帮有许多禁忌和行规是万万触犯不得的。因而精力旺盛的赶马人便将内心里难耐的欲望用山歌的方式发泄去。
　　杨从源老人虽然对当年的赶马调羞于启齿，但是对于他年轻时吆喝着马帮在古道上漫游的往事，他却非常乐意回忆。他的阅历大多取材于这段赶马生涯。听说我从保山来，他说从前赶马时，他一年要去很多次保山，馱洋纱到大理或昆明。对保山古城昔日的繁华，他仍保留着清晰的印象。他说当时保山有72条街，82条巷。他向我描述的是四十年代的保山古城风貌。这与现在的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别，因而我和老人只能在部分仍沿用着古老街名的街道上获得沟通。比如：三牌坊、四牌坊、菊花街等。老人记忆中的保山，古老的城门和围绕古城边缘的城墙早已荡然无存了，于是我对保山城市的描述与老人对保山古城的描述，仿佛两个毫不相干的城市一样。老人说他解放后就没去过保山了。这个结束了赶马生涯后就深居简出的赶马人，无法想象古老的城门和城墙消失后的保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何况他已经无法用眼睛看到六十多年之后的保山。因而旧时的保山便永远保存在老人的记忆里，并在他的叙述中一次次地复活。
　　杨从源老人对现在的世界的看法，仍然使用着“过去”的标准。他在湾子村念过几年小学，小学在村子的东边。当时学校里学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烙印般地嵌入这个后来的赶马人脑袋里。孙中山先生至今仍是他最崇拜的人。他现在仍称孙中山为：孙中山先生。他说孙中山先生实在是了不得，现在的社会就是按照他的三民主义发展的。你说是不是？始终羞于唱赶马调的杨从源老人，却向我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在今天，滇西博南山脚的一个闭塞的村子里，居然有人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的遗嘱，这个事实有点令我吃惊。政治与文化对心灵的力量，居然强大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
　　双目失明的杨从源老人，白天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制的躺椅里，其实他已经无所谓“白天”或者“黑夜”了。他现在的世界是一片永远的黑暗。可是一旦回忆起往事时，他的翳膜覆盖的眼睛就熠熠发光。我知道，那是他的内心开始在年轻时代的往事中漫游。
　　与杨从源老人不同的是86岁的杨本盈老人，是一个挑着担子在古道上奔走了几十年的老人。他说他最初是赶牛，后来牛死了，又凑钱买骡马跟人拼帮，（各家出人出马拼凑成一支马帮）后来马又死了，无钱买马便挑着担子从古道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做点小买卖。因而他与古道上轰轰烈烈的马帮队伍比起来，就寂寞多了。他很像一个古道上的独行者。
　　杨本盈老人住在古道边的一间长满鲜花的小院里，他和杨从源老人一样，喜欢听从道路上传过来的声音。差别是杨从源老人只能用耳朵，而他更多的是使用眼睛。他说人老了，耳朵也重（聋）了。对于湾子村的现状他有些遗憾，从前湾子比现在热闹，一天不知要过多少马帮，从早到晚就听见马帮的铃铛在道路上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天黑，哪里像现在这样冷清。
　　杨本盈老人在古道挑担子的生涯，是在云南解放前夕结束的，那时朱家璧领导的“边纵游击队”为切断国民党残余的退路，配合解放大军南下，将霁虹桥斩断，由此他做生意的路自然也就“断”了。老人在叙述这段往事时，将解放军称为“红军”。他说“红军”来了后，他当了湾子村的农协主席，生意就做不成了。当时的区委告诉他，这是大事，比做生意重要得多。老人说的“区委”其实是一个人，他说他记不清区委的名字了。
　　杨本盈老人是挑担子做生意的，因而他不可能走得太远。赶马帮下昆明驮棉纱是大买卖，他挑担子是小买卖，只能在家面前做。老人说的家面前，是指保山和腾冲。他仍然习惯于将腾冲称做“州上” （腾冲旧称腾越州）。当时他从湾子到腾冲要走五天。第一天过澜沧江，次日过怒江，第三天翻高黎贡山，第四天过龙川江，第五天就到腾冲了。从杉阳挑辣椒、香油到腾冲卖，然后再从腾冲买回些日用杂货挑回杉阳卖。老人说他一生用过好几种钱，最初是铜钱，后来是花钱，再后来是人民币。 　　几十年之后，杨本盈还在为自己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赶马人而遗憾，假如当年他的牲口没死，那么几年之后，他便又可以用驮脚的钱买更多的牲口。他就可以免于在古道上为一些本小利薄的生意奔波。他感慨当时医疗条件太差，马只要得病只有等死。几十年之后，老人还在为他当年死去的骡马感伤。骡马没有了，他就成为了马，挑着担子像骡马那样在古道上奔走，挑着行李和干粮去修滇缅公路。那时的滇西高原，除了古道之外还没有别的道路。 杨本盈老人从开挖毛路开始，一直到美国人的卡车从昆明开来。整整三年时间，他目睹了滇缅公路在高山峡谷中诞生的全部过程。他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伸着双手：“那是一锄一锄挖出来的呀，手上的老茧有这么厚。”他的拇指与食指之间出现了一个夸张的距离，仿佛几十年前的老茧还未褪去。公路是为当时的美国人的汽车准备的，古道更适宜于人和马的行走，因而他为当年驻守保山的中国远征军送大米时，仍然从古道上走，从杉阳到保山板桥。腾冲沦陷之后，他便转向远征军，做一些无需垫本只要力气的“生意”。远征军一般都会付给报酬的。虽然苦点但“比挑担子做生意稳当”。老人至今仍能精确地描述六〇炮与八二炮的差别。他说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时，他曾多次运送这两种炮弹到怒江猛古渡口。他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运去的炮弹是怎样变成声音落到怒江对岸的。至于这种落到对岸的声音，是否炸死了日本人，他就不知道了，因为“烟雾实在太大了”。
　　当话题回到“现在”时，老人沉默了，解放后他就很少外出了。农民是不需要四处乱跑的，因为田地是永远凝固在大地上不能搬动的。
　　在湾子村，会有很多人指着被火烟熏得面目全非的茶壶告诉你：这是当年用美国人的飞机铁做的。六十多年前从天而降的美国飞机，是湾子村历史上最确凿也是最铭心刻骨的记忆。湾子村有很多人目睹了美国飞机在湾子村坠落的过程，他们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与飞机保持如此近的距离。六十多年之后，杨从源老人成了这次历史事件的唯一幸存的目击者。他说飞机从他家房顶上掠过时他就站在家门口，他看见飞机越飞越低，翅膀擦着竹梢然后摇晃着向高处飞去。巨大的气流甚至使他难以站立。紧接着山脚的和尚井方向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有三个飞行员跳伞，一个跳到了澜沧江西岸的平坡村。另外两个落到湾子村头。飞机是运送弹药的，爆炸声与火光持续了三天三夜。坠落的美国飞机使湾子村陷于混乱与惊恐之中，人们停下手中的劳作，站在很远的地方注视着飞机的燃烧和在火光中迸裂的炸弹。直到火光和炸弹成为大地上的一堆焦黑的残骸之后，人们才可以走近然后用手抚摸从前只能在天空中看到的美国飞机。炸弹的碎片与飞机的残骸很快被人捡光，它们被投进铁匠的炉子里，变成湾子村人的日常用具，比如盆、壶之类。湾子村人说这种用飞机铁做的东西特别坚固。美国人肯定不会想到，驼峰航線的飞机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滇西古道上的一个村子的日常用具，就这样，美国飞机与湾子村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代代相传。
　　湾子村的时间是缓慢的，甚至有时是停滞的。它不需要变化，因为至今仍从村子里穿过的道路没有变化。除非道路发生变化它才会发生变化。它的时间与道路本身的时间是一致的。基本上家家都有电视，人们可以从电视上了解到外面世界的变化，仅仅是了解而已。从这一点看，湾子村人很像一个超然世外的旁观者。
　　博南山的西坡要比东坡险峻得多，因为西坡是从澜沧江峡谷的兰津渡口开始的。如果站在西岸，你会觉得澜沧江东岸根本无法攀登，因为它简直就是一道悬崖绝壁。博南古道仿佛就像是悬挂在绝壁上的“之”字。这样的道路只能想象灵巧的岩羊在上面奔跑。我怀疑自己能否爬上去。它应该属于只能“眺望”的道路。如果倒退很多年，伫立在澜沧江西岸，看着络绎不绝的马帮和行人在绝壁上缓缓移动，那将是一幅令人惊叹的风景。可是现在只有在绝壁上迂回曲折的古道，除了岩石与光秃秃的山脊，什么也没有。在这片静止的风景里，我将作为唯一具有动感的物体出现。可惜我自己是看不到这样的风景的。平坡村的村民李明智安慰我，在下面看着很陡，上去就不太陡了。
　　我当日的终点是博南山东面的杉阳古镇。此时，它被遮蔽在博南山最险恶的部分之后。有一个很没有表现力的语词：望而生畏。我是怀着对这座山的畏惧或者恐惧开始行走的。此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攀越博南山古道时不要下雨。在雨中攀越这样险峻的古道会大大增加我行走的难度，而且没有退路，因为峡谷西岸的罗岷山同样陡峭，丝毫不逊色于东岸的博南山。
　　上山之前先是下坡，澜沧江峡谷使罗岷山与博南山之间出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地的裂缝。沿着一条被雨水冲刷得光洁而色彩斑斓的古道一直向下坠落。
　　此前，我曾两次在这条道路上走过，当时，古道被牛羊的粪便以及泥土所覆盖。因而我以为古道就是这样肮脏、简陋、充满畜粪的气息。连日的大雨使古道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红色的花岗石镶嵌而成的道路，在两旁红色的泥土中鲜艳无比。我的向导告诉我，从霁虹桥到五里铺、山达铺绵延十几里都是用这样的花岗石砌成的。澜沧江峡谷西岸到处都是红色的花岗石。在我们所熟悉的城市里，红色的花岗石是一种豪华与奢侈的象征。此时它却向我呈现出一种令人心醉的朴素与美丽。
　　我就沿着这条红色的道路一直坠落，坠落到几乎令人绝望的高度，然后你可以抬起头来仰视同样令人绝望的博南山。只是你看不到博南山顶，你的视野全部被绝壁遮住了。除了绝壁之外，就是在峡谷中惊心动魄的澜沧江。终于有了一段平坦的古道，只是它很短，沿着江边的绝壁而走。这是一种选择，因为你无法从绝壁上攀登，只能绕到山势稍微平缓的地方，向悬挂在博南山的道路走去。平坦的道路很快就结束了，博南古道向你显示出它最为险恶的部分。当然，它没有在远处看到的那样陡峭。绝壁中有一条小河向澜沧江泻下。这条河上曾经有过一座桥，叫“蒲蛮桥”。我的向导说，桥是澜沧江沿岸最早的居民蒲蛮人（曾经生活在澜沧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已消失。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今天的布朗族）修的。虽然蒲蛮人和他们的桥都已经不存在了，但这里还是习惯叫“蒲蛮桥”。他说当年这里曾经有一个供往来赶马人歇脚的马店。如今马店只剩下一截颓壁残垣了，它已经还原为一堆大地上的石头。在澜沧江峡谷所有人工的痕迹都不可能保存得太久。人类的历史在这里会很快被风雨吹刮成自然的形状。它的历史被深埋在大地之下，以石头的形式呈现出来。只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从这些废弃的石头中读到那些和房屋一起消失的故事。 　　一条外表和其它山道并无区别的道路，由于有了人的故事，你就觉得它是独特的，人的故事总是不会完全重复的，犹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
　　蒲蛮桥马店遗址（现在我们只能这样称呼它了），还有人们活动的痕迹。废墟之上，有焚烧后的炭烬和用两块石头搭成的世界上最简单的灶。这是放牛、放羊的人在这里煮饭、烤火。
　　在远处看江，比在近处看江更有诗意。虽然少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可是你能看到大江的身体在峡谷中扭动的样子。在博南古道半腰，可以看到远处的澜沧江在温柔而美丽地流动。你不知道，兰津古渡的澜沧江与在博南山眺望中的澜沧江，哪一个才是它最为本质的真实？距离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在罗岷山看博南山时你觉得博南山要比罗岷山高峻得多，陡峭得多，博南山蜿蜒的古道，会使你想起一个语词：悬挂。道路不像是在山里开凿出来的，而是悬挂上去的。你甚至担心它会不会在风中摇晃？可是当你来到博南山再回头看对面的罗岷山时，你突然又会产生与先前完全一致的感觉。你会为罗岷山的陡立与险要而惊叹不已。大山可能就是这样教会了人们谦虚的。在山里，很难看到昂首挺胸踌躇满志的人，因为一旦你抬起头，只会看到比自己高大得多的矗立的大山。在这样的高度面前，人没法不自卑。因而山里人在平路上行走时也保持着爬山的姿势。这肯定是大山教育的结果。此刻，我躬着腰在博南山西坡爬行，像马那样喘息和出汗。
　　博南山是一座裸露着身体的大山，至少我行走的地方是这样。红色的山地在视野里绵延，开阔而且荒凉。在这里，任何一棵树都可以成为风景或者路的标志。一如到处都是森林，没有森林的地方反而成为引人注目的风景。道路前方有一棵榕树，我曾在远处观察过这棵榕树。人们告诉我，到了这棵榕树下路就好走了。因而这棵榕樹成为我渴望抵达的第一个目标。当我像马一样喘息着来到这棵榕树下时，我发现道路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变得平缓。它只是一个陡立的“之”字结束，和新的“之”字开始。我心情沮丧地坐在高原之上的两个“之”字间，想象博南古道当年的情景。此刻，呈现在我面前的博南古道太荒凉了，山风不停地在没有森林的红色高地上走过。我想风带走的可能不止是红土，可能还有这条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曾经有过的历史的光荣。现在，两千多年之后，我就坐在这条中国最古老道路上，想象着它的终点和起点。成都——印度，或者中原——印巴次大陆，就是通过这样无数个“之”字联结起来的。从中原或是从成都出发的商队就是从这条道路驮着丝绸、一步一步走到遥远的印度的。在整个“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记载中，博南古道的历史或许是最为悲壮的。因为它意味着汉武帝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到元封六年 （公元前105年）的大规模武力“开道”已近尾声。从先秦时期就开始的“开道略边”的帝王的梦想，到汉武帝才真正成为现实。博南道的开通，使大批中原的汉民迁徙而来。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前69年）永昌郡的设置，南方丝绸之路事实上已全线贯通。如今开凿博南古道的情景，我们只能从一首当地古老的歌谣里了解到了：“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兰津古渡）。度沧水（澜沧江），为他人。”当然这样古老的歌谣，你只能在史籍里面找到。博南古道上所有我采访过的老人，面对这首歌谣都摇头不知。这是两千多年前他们的先祖唱的歌，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博南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宽阔”的道路。从金沙江来的“灵关道”和从乌蒙山来的“五尺道”，犹如河流一般汇合在博南古道上。等到越过澜沧江，抵达保山之后，这些曾在博南古道上相遇的道路，又像河流一样分道扬镳了。因而博南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道路之间唯一的一次短暂的“会师”。
　　“宽阔”的博南古道的身影如今只能在卷帙浩繁的史籍中，或者在幸存的赶马人的叙述中找到了。现在，呈现在我眼前的博南道只是一条残破不堪老态龙钟的道路。它的“宽阔”的往事，你只有在被岁月沉入红色大地之下的石头中看到。它的很多历史册页已经被岁月和风雨侵蚀得模糊难辨。
　　记忆中的驿站已经成为一片山地，刚播下的包谷从红色的大地冒出，很快它将用硕壮的叶、秆覆盖它身下的红色。红色的泥土中残留着一些长满青苔的石头，从石头的排列看，像是当初的墙基。在废弃的墙基之上，是蓬勃而硕壮的玉米。1938年9月，滇缅公路通车后，博南古道与外界的联系便渐渐微弱了，后来，持续三年的滇西抗战虽然使它又出现了短暂的繁荣，然而这是它两千多年漫长历史中的“最后”一次繁荣了。抗战结束后，它的“时间”便停止不前了，现在它只是一条封闭的沟通澜沧江两岸山民们的山道。它的一切便只和“过去”有关，道路上仿佛永远飘荡着传奇般亦真亦幻的往事。岁月的流逝，使它的存在也似乎开始变得缺乏真实感。
　　最后一个“之”字的结束是博南山顶，山顶的视野相当开阔，可以同时眺望到杉阳坝平整的稻田和被博南山、罗岷山挤压到澜沧江边的平坡村。峡谷间澜沧江细长而蜿蜒，发亮的江面与周围的裸岩有着明显的界限。徐霞客有一段精彩的描写：“西望则重岩层峡，其下逼簇，不知澜沧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庵跨坳中，题曰：普济庵，有僧施茶于此，是即所谓江坡顶也。出其南，西瞰峡底，浊流一线，绕东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矗立，上截云岚，而下啮江流者，即罗岷山也。”《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普济庵”即当地人叫的“江顶寺”。博南山多数本地人只知江顶寺，不知普济庵。当年徐霞客路过时“有僧施茶于此”的寺院，早已废圮。你只能从已经没入大地的石墙中想象它当年的规模。红色的坡地上仍存有四个逐级升高的平台，显然是当年寺院的院场。在起伏的山坡上砌上石墙，然后将土填平。盖上飞檐拱壁的寺院。随着石级的升高，寺院也不断上升。每一次上升，都会出现一个相对宽敞的院子，足以供参悟禅理的僧人徘徊。而寺院的肃穆庄严将随着每一次上升，而不断得到强化。寺院里响彻的晨钟暮鼓应该是向下的，从寺院的最高处逐级向下，然后沿着博南古道被风传送到很远的地方。江顶寺位于博南山顶，站在毁弃的寺院遗址上，可以看到博南山东边和西边的风景。人们不叫它“山顶寺”，却叫它“江顶寺”。什么是“江顶”？就是江之上，江之上是与大地相对的天空、是神明居住的地方。江顶寺大概就是天上的寺院的意思。一字之差，使这个曾经是博南山上最宏大的建筑具有了极为丰富的意味。据载：江顶寺最早只是一座民间祭祀山神的简陋的寺庙。它的大规模建造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可能与当时博南古道的兴盛有关。据说当时江顶寺的香火极旺，络绎不绝的行旅不会对古道边的这座规模宏大的寺院熟视无睹的。遥远的旅途吉凶未卜，烧几炷香，捐几文功德钱，或许路就会变得平坦而安全。 　　据当地的赶马人回忆，江顶寺曾毁于民国时期的一次大火，当年博南山顶的火光至今仍保持在幸存的赶马人的记忆中。之后，重建的江顶寺便开始渐现颓象了。杨本盈老人回忆，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滇西之后，曾有一个叫觉缘的老和尚从安徽来到江顶寺，在那里主持了一个有四五百人参加的盛大的祭祀。仪式举行了四十多天。据说仪式旨在藉神的力量阻止日军东进。老人说，日本人果然就过不了怒江。江顶寺在经历了这一次盛大的活动之后就开始冷落了，平时只有一两个和尚守着阴森空旷的寺院。 四周蓊郁的森林成为强人出没的地方。在我采访的赶马人中，几乎都有过在江顶寺遭遇强人的经历。杨从源老人说，寺院后来就没人再管它了，没有人气的建筑倒塌总是必然的，原来的石阶和墙角也被人撬走，成为道路或是人家建房的石料。
　　对于大多数当地的年轻人，江顶寺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包括我的向导。融入大地，似乎是所有人类文明的最后归宿。让大地腾出一片新的空白，用来盛放后来的文明。而后人则通过对大地的阅读来了解从前曾经出现过的文明。考古学家就是一些专门阅读大地历史的家伙。江顶寺这座曾是博南山最宏大的建筑，也在岁月中回到它最初的形式。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曾经隐藏过心怀不轨的强人的茂密的森林，当然它肯定不是消失于大地之中，而是消失于山民的火塘里、消失于当地人居住的房屋之中。此刻的博南山顶视野相当开阔，起伏不定的红色大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并不规则的绿色，那绿色是随风起舞的灌木及杂草。
　　唯一可以證明江顶寺存在的物证，除了成为梯田田埂的石头之外，就是横跨博南古道的拱门。这是一座石头砌成的牌坊，它的顶部虽然残缺不全布满蚀痕，但仍保留着当年飞檐的一角。拱门的东面可看到被风雨剥蚀后依然清晰的“觉路遥”三字。当地人说应该是“觉路遥远”。拱门的顶部残缺之后，原先的“远”字不见了。不过我觉得省去一字后，似乎比原来的“觉路遥远”意味深长，这是一种经时间和岁月修改后的简洁，是属于上帝的写作。它所达到的境界决非肤浅文人“推”“敲”能及。站在遍体疮痍的拱门之下，你可以看见峡谷中蜿蜒曲折的澜沧江和对面笔直耸立的罗岷山上犹如大地的刻痕般的古道，此刻，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道路的遥远。面对南方丝绸之路进入滇西后的第一条大江——澜沧江，此后还有与它同样著名的大江——怒江，还有许多在地图上细如发丝，可事实上同样汹涌澎湃令人望而生畏的江河。比如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等。你会突然发觉，这条通往印度的古道在它将要结束时，竟然变得异常险恶。此刻拱门上方的 “觉路遥”便犹如天籁般昭示着所有行走者。
　　拱门的东面写的是“雄关耸峙”。字迹已斑驳不清。博南山海拔虽然只二千一百多米，在巨人如云的云南大山中，这样的高度实在没法骄傲。可是分处于博南山两侧的杉阳镇与平坡村的海拔较低，加上博南山山体陡峭，因而在下面看上去就显得极伟岸峭拔。因而当地有民谣：“博南山，离天三尺三。”这和一个逝去的伟人的诗有类似之处。杉阳人习惯于将博南山以西称做“关外”，我想它的根据大概就是拱门上写的“雄关”。既是雄关，就有“内”“外”之分。如果你是从博南山西坡的澜沧江而来，此刻你的心情会与上面不同，你可以犹如一个胜利者，欣赏着一路走过的风景。“关外”的艰难与“关内”的温馨在这里一目了然。你已经走完了最难走的路，此后你可以一路唱着歌下山了。沿途的田里会有很多令人心旌摇荡的女人的身影。上山的时候却是不能唱歌的，力气要留着喘气用。拱门东、西两侧的题字“觉路遥远”、 “雄关耸峙”其实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这种心情没有文化的差异，无论是从中原放逐来的落魄文人，还是民间商人。
　　距江顶寺遗址约一公里处的崖壁之下，有一水井。井沿用石头镶砌，上方悬一竹筒供路人饮水。井水极清冽甘甜。一个当地人告诉我，这井水在这一带是有名的，喝了绝对不会拉肚子。从前有人家熬鸦片烟都选用这井水。水井的名字叫“和尚井”。和尚井的来历与一个传说有关。古道的民间历史大都与传说有关，那里面的演义色彩令人真假难辨。据说从前江顶寺周围缺水，每日便用一头黑牛到山下驮水。后来黑牛死了，江顶寺僧人惜它生前为寺院日日驮水不止，准备在寺院后面的山上厚葬。有僧人认为，寺院清净之地，让一畜物葬于寺后恐于寺有碍。于是黑牛便被埋到距寺院约一公里处。此后黑牛葬身之所便有泉水涌出。原来黑牛非牛，竟是一条黑龙所化。此后，这井便被人们叫做“和尚井”。传说里的破绽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是龙，何不口吐清泉，却要舍易求难到山下驮水。古道上的居民对传说里的破绽置若罔闻。也许这类传说更能表达世界的初始。博南古道上的山民习惯于采用史前文明的历史观来解释一切。这类缥缈的传说比较接近创世纪神话，比起那些我们熟悉的严谨而科学的史学著作，它们也许与人类的心灵、精神的历史更为接近。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讲述博南古道的过去，是因为在一个热衷于“一日千里”、“旧貌换新颜”的时代里，它的 “一成不变”是弥足珍贵的，稀缺的，当然也是短暂的。2015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博南古道，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很快将有一条铁路穿过博南山。他说“博南古道的历史将要改写了”。他的脸上布满了那种我熟悉的表情。他向我细致描绘了未来的蓝图。远处正在施工的大型机械将使之成为现实。博南古道不再处于“过去”的时间，而是“北京时间”或“格林尼治时间”了。这是一个让怀旧主义者心情复杂的时代，我觉得自己很像博南古道上年迈的赶马人，只能一次次地让昔日的古道在记忆中复活，栩栩如生。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