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教授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学理论专家，曾兼任中国宗教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西藏佛教研究会理事长。
　　我与任繼愈先生交往多年。任先生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学问博大精深却谦虚谨慎，不事张扬，对年轻人爱护备至，循循善诱，甘当人梯。
　　198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创办《大学生》杂志，该社编辑江溶约我写一篇任继愈先生的访谈文章。我在那年夏天访见任先生，回来后草成《任继愈谈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研究》一文，刊于10月出版的《大学生》杂志。拙文得到任先生的首肯，他后来对我说：“写学术访问记也不容易，作者只有懂，才能提得出，才能将被访者的话准确地转化为读者可以理解的文字。”
　　198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怎样学习哲学》一书，江溶主编，他又约我写一篇《任继愈谈宗教学的学习与研究》，我准备在原来《大学生》杂志所刊一文基础上增加内容再成文。我写信给任先生，请他提供有关学习宗教学方面的材料。为此事他复我三封信并为我提供材料两次，全部用十六开大稿纸誊写清楚，一丝不苟，恐怕花了不少时间和心血，真让我感动。
　　1988年的一天，我打电话问候任先生，他在电话中忽然调侃起来：“你出了好几本书，也不送我一本？我对你研究朱光潜、宗白华两位老先生的书很有兴趣啊！”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任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一直关心着我的点滴成绩，让我感激备至！我忙说：“实在不好意思，拿不出手呀。”他热情鼓励我：“你的研究是填补空白，带有草创性质，很有价值嘛！”1989年1月我专程到任先生寓中，奉上拙著《朱光潜宗白华论》，请他指教。
　　2003年1月6日下午，我去国家图书馆拜望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先生。他刚开完会回来，应该很疲乏了，但还是十分耐心地观看了我的20多幅国画新作。他饶有兴味地看着，还不时地问我一些有关绘画的问题，十分和蔼。我提出为他拍照，他欣然应允。当时他办公室内盆花很多，地下桌上姹紫嫣红。拍照前他让秘书将盆花搬走大部分，只在身边留下一盆（见左图）。他说：“太花哨了。”这一举动使我看到任先生务实、质朴、严谨的学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