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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原因，揭示了谣言背后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指出当局者应深入到社会心理和公共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从而破除谣言。
关键词：谣言传播；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心理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K06；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2－0206－05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不够发达，民主制度不够完善的时代，谣言俨然是官方媒介的替代品，成了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奇特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信息传播媒介，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心理息息相关。每一次社会变迁和动荡时期，都是谣言大行其道的时期，而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人们常常习惯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对于谣言这个相对细微琐碎而且总让人深恶痛绝的字眼，总会有意无意地被忽略。这种忽略无疑会影响我们正确解读历史事件。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哪次运动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谣言的传播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讹言横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也”。“谣言谬说，日盈于耳”，“妖言惑众，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举国若狂”等就是当时谣言盛行的真实写照。而对于义和团运动期间谣言传播产生和持续的原因，国内学术界主要是从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比如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政治矛盾的堆积，阶级斗争的恶化，洋教与本土教会之间的冲突等等，而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来对谣言的产生和持续的原因进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所以，本文尝试以传播心理学为研究方法，以谣言传播和社会心理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试图重新认识和解读义和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一、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面面观
总的说来，义和团时期社会上流行的谣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这三者之间紧密相联，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谣言体系。
(一)丑化扭曲洋人形象
如当时盛传：洋人与野兽无异，他们迷拐孩子、掏人心肝，摄人魂魄，还井中投毒等等。如“(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日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那些教民也被描述为败坏传统，败坏了风尚的无耻之徒，如当时社会上流传中国教民受洋人影响，很多行为让人不齿，如“男女杂处，做弥撒时互相奸淫，母子乱伦，往脸上涂抹妇女的经血，买来年轻姑娘用咒符迷惑后大肆奸污等等，干此类勾当的人都被明确或含蓄地指出为道德和文明秩序的大敌，根本缺乏做人的资格，所以他们常常被描述为羊、猪和其他动物”。
(二)塑造虚幻神化的神秘力量
除了对洋人洋物的形象进行扭曲外，义和团还抬出玉皇、神仙、佛、天庭等等来力图“仗神威以寒夷胆”，他们到处宣扬：“焚香念咒，可以刀枪不入，可以使洋人枪炮不响，可以使教堂立即起火”；“练过义和团的孩童，只需用红头绳一根，就可以把高大的教堂奇迹般地拽倒”；练过“红灯照”的少女，一手摇扇一手挥动手帕，便可以高升于空中，可以空中掷火，焚烧洋人居室，还可以从高空中保护义和团与洋人打仗，可以“驾一片彩云，直上天际”，“只须红巾一拂，可使百尺楼顶发火，立时灰烬”，用扇一煽，便能使洋人“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此外，当时义和团还盛传与“刀枪不入”自相矛盾的“起死回生”之谣传，据说如果有拳民在战争中负伤或牺牲了，只需义和团老师念咒语就能让伤者痊愈，死者复活。可见，当时义和团对自身的能力处于何等荒诞的虚幻当中。
(三)制造虚假复仇的快感
当时在社会上到处流传着义和团无所不能，洋鬼子节节溃败之谣传。如“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仙出动，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悄然”。而有关洋人“虚假的坏消息”传得遍地都是，如1900年7月中旬，媒介公开宣称所有洋人(只有两个除外)都在7月6日和7日遭到屠杀，而端王为庆祝胜利，用10万两银子和大量的大米来犒赏义和团众将士。甚至当时还盛传“红灯照”已把俄国、日本的京都烧毁，以及“外洋十八国已灭去十六国”等等，如下的标题随处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北京的洋人均已死亡》，《北京大屠杀已得到证实》，《所有洋人均已死亡》等等。当时在中国的洋人被各家媒体报道已经死亡的消息不下于百次。这些现在看来纯属无稽之说，在当时却是一唱百和，越传越玄乎。
二、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分析
从上面对谣言内容的梳理来看，其中很多内容诸如“刀枪不入”、“念咒歼乱”、“降神附体”等，在今人看来荒诞之极，甚至让人啼笑皆非，而在当时却大行其道，原因何在?为什么当时人们对这些违背了起码常识的谣传没有加以质疑，处于集体失语状态?既然是“神话”，尤其是这种“众人皆神”的神话，它本该是经不起任何现实的证伪和挑战的，而义和团运动流行的这些神话为什么可以一次次冲破现实的挑战，愈演愈烈呢?最终导致“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
现代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或许有助于我们解释这个秘密。传播心理学揭示：谣言并不总是空穴来风，也并不是无章可循，它与社会心理息息相关，“谣言丝毫不是偶尔产生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次要的症状，相反谣言促动了社会深层的机制”。所以，要想解释谣言的产生，应该跳出谣言本身，深入到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去。鉴于此，本文试图借助传播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对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心理机制作一番解读，陈一孔之见。
(一)宣泄情绪和表达愿望：谣言产生的主观心理因素
现代传播心理学揭示：谣言根源于人性的缺陷，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环境中，传播谣言可以减少人们由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焦虑感和紧张感。当人们心中压抑太久而又无法找到正式渠道宣泄时，谣言则成了最好的宣泄方式。因为谣言是宣泄和释放压抑的安全渠道，它是“在享受一种禁止的快乐，释放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此外，传播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谣言也是表达愿望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谣言成了表达和实现愿望的常用渠道。”
从义和团运动的谣言传播的内容来看，许多谣言事实上是对压抑已久的情绪宣泄和愿望表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人屡屡被列强欺侮，而政府当局软弱无能时，对洋人洋教的仇恨感和恐惧感与日俱增，而对洋人形象进行扭曲，曲解，不失为一条“合理”缓解宣泄之道，因为这些谣言正好切合了国民内心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能让民众获得一种虚假的复仇快感。正如萧功秦所指出的 那样：“在现实中无法通过在战场上打击强大敌人的方式实现，而由于不平等条约规定下洋人享有的治外法权，又使人们无法通过诉诸打官司的手段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有关洋人‘禽兽生番’行为的谣传就最能动人听闻，激发人们群体声讨和攻击洋人的社会心理，从而使人们内心的激愤和屈辱，有可能通过群众性暴力反抗而获得宣泄的渠道”。所以，毁洋物，杀教民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替代攻击手段，消灭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成了当时响亮的口号。如义和团号召人们“万众一心，歼灭洋丑”，“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既然洋货成了垄断市场的时髦，义和团便“毁洋货、洋油、花露，倾倒满街”，“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而后快”。而这个时候，任何有关洋人离奇的荒诞的谣传都将变得可信，“在这种紧张的艰苦的环境中，理性的控制都消失了，一切都可相信，没有过分离奇而不可信的事，这种情况在群众集会或者社会危机时期，群体冲突达到顶点时就会出现”。
此外，攫权、投机与贪利等也是当时谣言传播的重要心理因素。信息意味着权力，谣言本身作为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潜在的获取权力的渠道，传播谣言有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权力，特别在一个专制国家，权力更是一种稀缺资源。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即是一种权力的幻觉，也是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当时在义和团内部，就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物，其身份五花八门，动机和意图也是错综复杂，其中不乏攫权、投机与贪利之徒，“有借机寻仇者，无赖辈悉混入，借端寻仇，任意横行；有趁火打劫者，南城外之戏子杂流诸人，遂各立一团，亦事效扎巾带，群充义民，遂益相率抢掠；有贪图钱财者，京城内外游手好闲之人，希图分惠，以保国保家为名，乘机牟利；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因此一日比一日之多，此近日在京城团民大意也”。
(二)“集体记忆”和“群体压力”：谣言产生的客观心理根源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认为记忆不仅是心理和生理的功能，实际上也是社会的功能，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环境提供了在空间和时间中调整回忆的可能性，它是回忆本身以及体现这些回忆的源泉，但是哈布瓦赫并没有留下明确的有关集体记忆的定义。对“集体记忆”提出比较明确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他在《论集体记忆》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从谣言传播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构成了谣言传播的选择性心理。因为它为谣言传播提供了历史材料，又为谣言传播的内容提供了“资料库存”，换句话说，它是民众选择材料的筛选器。因为在人与人的信息交换中，每个参与者都会把倾向于过去的经验、语言习惯、思维和文化模式或个人的动机情感等渗入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从而导致对信息的不断的加工重组——如简化、强化和同化等，最终导致信息的失真与异化。“我们常常在我们感知的东西里掺入我们自己的个性，然后，按照我们已有的理性和情感的本性向我们自己以及他人解释我们的所感所知”。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中国一直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作为世界文化的输出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存有根深蒂固的“华夷国际秩序”，以及以夏变夷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所以，“内夏外夷”、“华夏中心”、“用夏变夷”等凝聚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心理定势，而在这以凝固化的思维中，英法等国家尽管其拥有坚船利炮，也终究是一些没有被文明开启的蛮夷之族，特别是遭遇了列强的外来入侵后，普通民众更是加深了西方入侵者野蛮形象的憎恶感，而在当时政府软弱无力，国人又屡屡遭到洋人洋教的欺侮时，这种对西方洋人的固有偏见的集体记忆成了对洋人形象妖魔化的客观心理依据，成了扭曲洋人形象的记忆库。可以说，谣言的传播是一种无意识的传承，谣言的爆发则是一个被激发的集体记忆过程。
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群体压力无疑对谣言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体压力理论也告诉我们：人在群体压力下会导致群体无意识和群体非理性，如群体心理学大师勒庞指出，个人可以是理性而道德的，而一旦加入到某个群体，就会变得非理性和非道德，“个人一旦加入到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地降低”，他将会变得“愚蠢、偏执、专横、人云亦云”。勒庞向我们揭示的群体心理特征为我们揭示谣言的产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得知，加入群体是人获得安全感信任感的重要方式，因为相信一个谣言，即表示了接受这个群体，并效忠于群体舆论，这时可以获得群体身份的安全感。每个人都希望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如果背离群体，发出与群体不一致的言论，他就使自己处于一种孤立状态。义和团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意无意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所以许多传单揭帖都有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一类的内容。其用意，就是用免祸祈福作为一种社会和团体的压力，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最终人云亦云，众口铄金，待到满城风雨，异口同声之时，便能造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
(三)选择性理解和合理化解释：谣言得以持续的动力机制
既然是谣言，总有被现实证伪和攻破的时候，那么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些谣言为什么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和壮大呢?国外一些研究信息传播规律的学者发现，受传者在可以获得的大量信息中，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同他的立场一致，同他的信仰吻合，并且支持他的原有价值观念的信息。有的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受传者心理上的三种选择性因素：首先，是选择性接受。人们总是愿意接受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一致的，或者自己需要的、关心的信息，而总是下意识地回避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抵触的信息；其次，选择性接触(或选择性注意)，即一个人让自己接触与自己原有态度相吻合的信息，而避开哪些与已不和的信息的倾向；第三是选择性记忆，是在记忆信息的倾向上受着要求，需要，态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概括而言，义和团主要采取了合理化和选择性等手段来对现实中一些不利信息进行同化，甚至对一些异质现象进行残忍地镇压，以维持其舆论上的绝对优势。一方面，当“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正在战争中法术失灵，被残忍地打回原形时，他们采取了多种合理化手段来自我辩护。他们会找借口说是打仗时有逃难妓女在场，导致了法术失灵；或者是敌人使用了巫术比如使用妇女的经血涂抹在枪炮上，致使义和团法术 失效；或者使使法术者本身道德有问题，致使法术失灵。如天津一位义和团员阵亡后，有人问义和团的老师：既然义和团是神灵附体，怎么还会有伤亡?这个老师说，“此人必贪财，故神不附体”；或者是义和团内部存在一些不够虔诚之徒。另一方面，义和团对洋人遇到的任何一点挫折，都会把它解释为神灵法力使然。如当时天津下了一场暴雨，挡住了洋人的去路。民间纷纷传言，“此天意也，无端来此大水，截断洋人去路。若非神仙保护，何能如此”?又如：在交战时，不管敌人枪炮开放几次，只要有一次偶尔放不出去，就会被解释为被义和团法术套住，当有人质疑为何不在敌军放炮之前就全部把它们全部闭住，何必等洋枪洋炮已经使民房烧毁，百姓死伤后才使以法术?民众当时质疑这是“直眼人”(即教民)的妖惑之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对义和团法术持怀疑态度的人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以上这些解释一方面淡化了他们在洋人的洋枪洋炮失利的屈辱感，另一方面更是警示民众对义和团的法术要有宗教般的信仰，否则会导致法术的失灵。因此，当时社会上极少听到相反的言论，这些神话和幻觉在义和团的合理化手段下反而不断得到强化。
三、结语
在现代人看来，这场运动看似愚昧，甚至荒谬，但是任何一场运动都不是在真空条件下横空出世的，它一定会受制于当时的时空背景，所以，对它的评价我们不能忽略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恩格斯在评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起义民族采取的手段曾经指出：“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根据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从这一点来看，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民众，在各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声中，在清政府腐朽软弱无能的情形下，采取这种近乎原始也是最无奈的方式来对抗西方列强，仅这一点，就值得受到我们后人的尊敬。所以，任何过于简单和功利的评价都将会妨碍我们对历史的解读，也会蒙蔽我们洞察历史的眼睛。
从谣言传播的角度来看，谣言是一种宗教，它根源于人性的缺陷，根源于人们对神话的向往，也根源人们对不可预测事物的焦虑，从这一点说，谣言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清除谣言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正如法国学者勒莫所说：“人们可以说像不存在没有神祗的社会一样，也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如果刻意地去铲除谣言，有时却会铲除说真话的土壤。
从谣言传播与政治体系的关系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存续必须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传播体系，一个国家的崩溃也往往和传播体系息息相关。如果说舆论是民意的晴雨表的话，那么谣言就是民意的反光镜，是政府合法性的试金石。当局者对于谣言的整治，应该跳出谣言本身，而深入到社会心理以及社会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了解民心，使舆论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提高政府的合法性水平，这才是破除不利谣言的治本关键之道。
责任编辑 曾毅生
关键词：谣言传播；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心理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K06；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2－0206－05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不够发达，民主制度不够完善的时代，谣言俨然是官方媒介的替代品，成了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奇特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信息传播媒介，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心理息息相关。每一次社会变迁和动荡时期，都是谣言大行其道的时期，而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人们常常习惯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对于谣言这个相对细微琐碎而且总让人深恶痛绝的字眼，总会有意无意地被忽略。这种忽略无疑会影响我们正确解读历史事件。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哪次运动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谣言的传播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讹言横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也”。“谣言谬说，日盈于耳”，“妖言惑众，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举国若狂”等就是当时谣言盛行的真实写照。而对于义和团运动期间谣言传播产生和持续的原因，国内学术界主要是从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比如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政治矛盾的堆积，阶级斗争的恶化，洋教与本土教会之间的冲突等等，而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来对谣言的产生和持续的原因进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所以，本文尝试以传播心理学为研究方法，以谣言传播和社会心理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试图重新认识和解读义和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一、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面面观
总的说来，义和团时期社会上流行的谣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这三者之间紧密相联，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谣言体系。
(一)丑化扭曲洋人形象
如当时盛传：洋人与野兽无异，他们迷拐孩子、掏人心肝，摄人魂魄，还井中投毒等等。如“(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日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那些教民也被描述为败坏传统，败坏了风尚的无耻之徒，如当时社会上流传中国教民受洋人影响，很多行为让人不齿，如“男女杂处，做弥撒时互相奸淫，母子乱伦，往脸上涂抹妇女的经血，买来年轻姑娘用咒符迷惑后大肆奸污等等，干此类勾当的人都被明确或含蓄地指出为道德和文明秩序的大敌，根本缺乏做人的资格，所以他们常常被描述为羊、猪和其他动物”。
(二)塑造虚幻神化的神秘力量
除了对洋人洋物的形象进行扭曲外，义和团还抬出玉皇、神仙、佛、天庭等等来力图“仗神威以寒夷胆”，他们到处宣扬：“焚香念咒，可以刀枪不入，可以使洋人枪炮不响，可以使教堂立即起火”；“练过义和团的孩童，只需用红头绳一根，就可以把高大的教堂奇迹般地拽倒”；练过“红灯照”的少女，一手摇扇一手挥动手帕，便可以高升于空中，可以空中掷火，焚烧洋人居室，还可以从高空中保护义和团与洋人打仗，可以“驾一片彩云，直上天际”，“只须红巾一拂，可使百尺楼顶发火，立时灰烬”，用扇一煽，便能使洋人“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此外，当时义和团还盛传与“刀枪不入”自相矛盾的“起死回生”之谣传，据说如果有拳民在战争中负伤或牺牲了，只需义和团老师念咒语就能让伤者痊愈，死者复活。可见，当时义和团对自身的能力处于何等荒诞的虚幻当中。
(三)制造虚假复仇的快感
当时在社会上到处流传着义和团无所不能，洋鬼子节节溃败之谣传。如“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仙出动，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悄然”。而有关洋人“虚假的坏消息”传得遍地都是，如1900年7月中旬，媒介公开宣称所有洋人(只有两个除外)都在7月6日和7日遭到屠杀，而端王为庆祝胜利，用10万两银子和大量的大米来犒赏义和团众将士。甚至当时还盛传“红灯照”已把俄国、日本的京都烧毁，以及“外洋十八国已灭去十六国”等等，如下的标题随处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北京的洋人均已死亡》，《北京大屠杀已得到证实》，《所有洋人均已死亡》等等。当时在中国的洋人被各家媒体报道已经死亡的消息不下于百次。这些现在看来纯属无稽之说，在当时却是一唱百和，越传越玄乎。
二、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分析
从上面对谣言内容的梳理来看，其中很多内容诸如“刀枪不入”、“念咒歼乱”、“降神附体”等，在今人看来荒诞之极，甚至让人啼笑皆非，而在当时却大行其道，原因何在?为什么当时人们对这些违背了起码常识的谣传没有加以质疑，处于集体失语状态?既然是“神话”，尤其是这种“众人皆神”的神话，它本该是经不起任何现实的证伪和挑战的，而义和团运动流行的这些神话为什么可以一次次冲破现实的挑战，愈演愈烈呢?最终导致“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
现代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或许有助于我们解释这个秘密。传播心理学揭示：谣言并不总是空穴来风，也并不是无章可循，它与社会心理息息相关，“谣言丝毫不是偶尔产生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次要的症状，相反谣言促动了社会深层的机制”。所以，要想解释谣言的产生，应该跳出谣言本身，深入到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去。鉴于此，本文试图借助传播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对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心理机制作一番解读，陈一孔之见。
(一)宣泄情绪和表达愿望：谣言产生的主观心理因素
现代传播心理学揭示：谣言根源于人性的缺陷，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环境中，传播谣言可以减少人们由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焦虑感和紧张感。当人们心中压抑太久而又无法找到正式渠道宣泄时，谣言则成了最好的宣泄方式。因为谣言是宣泄和释放压抑的安全渠道，它是“在享受一种禁止的快乐，释放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此外，传播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谣言也是表达愿望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谣言成了表达和实现愿望的常用渠道。”
从义和团运动的谣言传播的内容来看，许多谣言事实上是对压抑已久的情绪宣泄和愿望表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人屡屡被列强欺侮，而政府当局软弱无能时，对洋人洋教的仇恨感和恐惧感与日俱增，而对洋人形象进行扭曲，曲解，不失为一条“合理”缓解宣泄之道，因为这些谣言正好切合了国民内心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能让民众获得一种虚假的复仇快感。正如萧功秦所指出的 那样：“在现实中无法通过在战场上打击强大敌人的方式实现，而由于不平等条约规定下洋人享有的治外法权，又使人们无法通过诉诸打官司的手段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有关洋人‘禽兽生番’行为的谣传就最能动人听闻，激发人们群体声讨和攻击洋人的社会心理，从而使人们内心的激愤和屈辱，有可能通过群众性暴力反抗而获得宣泄的渠道”。所以，毁洋物，杀教民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替代攻击手段，消灭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成了当时响亮的口号。如义和团号召人们“万众一心，歼灭洋丑”，“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既然洋货成了垄断市场的时髦，义和团便“毁洋货、洋油、花露，倾倒满街”，“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而后快”。而这个时候，任何有关洋人离奇的荒诞的谣传都将变得可信，“在这种紧张的艰苦的环境中，理性的控制都消失了，一切都可相信，没有过分离奇而不可信的事，这种情况在群众集会或者社会危机时期，群体冲突达到顶点时就会出现”。
此外，攫权、投机与贪利等也是当时谣言传播的重要心理因素。信息意味着权力，谣言本身作为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潜在的获取权力的渠道，传播谣言有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权力，特别在一个专制国家，权力更是一种稀缺资源。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即是一种权力的幻觉，也是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当时在义和团内部，就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物，其身份五花八门，动机和意图也是错综复杂，其中不乏攫权、投机与贪利之徒，“有借机寻仇者，无赖辈悉混入，借端寻仇，任意横行；有趁火打劫者，南城外之戏子杂流诸人，遂各立一团，亦事效扎巾带，群充义民，遂益相率抢掠；有贪图钱财者，京城内外游手好闲之人，希图分惠，以保国保家为名，乘机牟利；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因此一日比一日之多，此近日在京城团民大意也”。
(二)“集体记忆”和“群体压力”：谣言产生的客观心理根源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认为记忆不仅是心理和生理的功能，实际上也是社会的功能，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环境提供了在空间和时间中调整回忆的可能性，它是回忆本身以及体现这些回忆的源泉，但是哈布瓦赫并没有留下明确的有关集体记忆的定义。对“集体记忆”提出比较明确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他在《论集体记忆》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从谣言传播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构成了谣言传播的选择性心理。因为它为谣言传播提供了历史材料，又为谣言传播的内容提供了“资料库存”，换句话说，它是民众选择材料的筛选器。因为在人与人的信息交换中，每个参与者都会把倾向于过去的经验、语言习惯、思维和文化模式或个人的动机情感等渗入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从而导致对信息的不断的加工重组——如简化、强化和同化等，最终导致信息的失真与异化。“我们常常在我们感知的东西里掺入我们自己的个性，然后，按照我们已有的理性和情感的本性向我们自己以及他人解释我们的所感所知”。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中国一直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作为世界文化的输出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存有根深蒂固的“华夷国际秩序”，以及以夏变夷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所以，“内夏外夷”、“华夏中心”、“用夏变夷”等凝聚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心理定势，而在这以凝固化的思维中，英法等国家尽管其拥有坚船利炮，也终究是一些没有被文明开启的蛮夷之族，特别是遭遇了列强的外来入侵后，普通民众更是加深了西方入侵者野蛮形象的憎恶感，而在当时政府软弱无力，国人又屡屡遭到洋人洋教的欺侮时，这种对西方洋人的固有偏见的集体记忆成了对洋人形象妖魔化的客观心理依据，成了扭曲洋人形象的记忆库。可以说，谣言的传播是一种无意识的传承，谣言的爆发则是一个被激发的集体记忆过程。
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群体压力无疑对谣言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体压力理论也告诉我们：人在群体压力下会导致群体无意识和群体非理性，如群体心理学大师勒庞指出，个人可以是理性而道德的，而一旦加入到某个群体，就会变得非理性和非道德，“个人一旦加入到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地降低”，他将会变得“愚蠢、偏执、专横、人云亦云”。勒庞向我们揭示的群体心理特征为我们揭示谣言的产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得知，加入群体是人获得安全感信任感的重要方式，因为相信一个谣言，即表示了接受这个群体，并效忠于群体舆论，这时可以获得群体身份的安全感。每个人都希望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如果背离群体，发出与群体不一致的言论，他就使自己处于一种孤立状态。义和团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意无意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所以许多传单揭帖都有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一类的内容。其用意，就是用免祸祈福作为一种社会和团体的压力，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最终人云亦云，众口铄金，待到满城风雨，异口同声之时，便能造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
(三)选择性理解和合理化解释：谣言得以持续的动力机制
既然是谣言，总有被现实证伪和攻破的时候，那么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些谣言为什么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和壮大呢?国外一些研究信息传播规律的学者发现，受传者在可以获得的大量信息中，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同他的立场一致，同他的信仰吻合，并且支持他的原有价值观念的信息。有的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受传者心理上的三种选择性因素：首先，是选择性接受。人们总是愿意接受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一致的，或者自己需要的、关心的信息，而总是下意识地回避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抵触的信息；其次，选择性接触(或选择性注意)，即一个人让自己接触与自己原有态度相吻合的信息，而避开哪些与已不和的信息的倾向；第三是选择性记忆，是在记忆信息的倾向上受着要求，需要，态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概括而言，义和团主要采取了合理化和选择性等手段来对现实中一些不利信息进行同化，甚至对一些异质现象进行残忍地镇压，以维持其舆论上的绝对优势。一方面，当“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正在战争中法术失灵，被残忍地打回原形时，他们采取了多种合理化手段来自我辩护。他们会找借口说是打仗时有逃难妓女在场，导致了法术失灵；或者是敌人使用了巫术比如使用妇女的经血涂抹在枪炮上，致使义和团法术 失效；或者使使法术者本身道德有问题，致使法术失灵。如天津一位义和团员阵亡后，有人问义和团的老师：既然义和团是神灵附体，怎么还会有伤亡?这个老师说，“此人必贪财，故神不附体”；或者是义和团内部存在一些不够虔诚之徒。另一方面，义和团对洋人遇到的任何一点挫折，都会把它解释为神灵法力使然。如当时天津下了一场暴雨，挡住了洋人的去路。民间纷纷传言，“此天意也，无端来此大水，截断洋人去路。若非神仙保护，何能如此”?又如：在交战时，不管敌人枪炮开放几次，只要有一次偶尔放不出去，就会被解释为被义和团法术套住，当有人质疑为何不在敌军放炮之前就全部把它们全部闭住，何必等洋枪洋炮已经使民房烧毁，百姓死伤后才使以法术?民众当时质疑这是“直眼人”(即教民)的妖惑之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对义和团法术持怀疑态度的人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以上这些解释一方面淡化了他们在洋人的洋枪洋炮失利的屈辱感，另一方面更是警示民众对义和团的法术要有宗教般的信仰，否则会导致法术的失灵。因此，当时社会上极少听到相反的言论，这些神话和幻觉在义和团的合理化手段下反而不断得到强化。
三、结语
在现代人看来，这场运动看似愚昧，甚至荒谬，但是任何一场运动都不是在真空条件下横空出世的，它一定会受制于当时的时空背景，所以，对它的评价我们不能忽略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恩格斯在评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起义民族采取的手段曾经指出：“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根据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从这一点来看，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民众，在各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声中，在清政府腐朽软弱无能的情形下，采取这种近乎原始也是最无奈的方式来对抗西方列强，仅这一点，就值得受到我们后人的尊敬。所以，任何过于简单和功利的评价都将会妨碍我们对历史的解读，也会蒙蔽我们洞察历史的眼睛。
从谣言传播的角度来看，谣言是一种宗教，它根源于人性的缺陷，根源于人们对神话的向往，也根源人们对不可预测事物的焦虑，从这一点说，谣言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清除谣言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正如法国学者勒莫所说：“人们可以说像不存在没有神祗的社会一样，也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如果刻意地去铲除谣言，有时却会铲除说真话的土壤。
从谣言传播与政治体系的关系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存续必须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传播体系，一个国家的崩溃也往往和传播体系息息相关。如果说舆论是民意的晴雨表的话，那么谣言就是民意的反光镜，是政府合法性的试金石。当局者对于谣言的整治，应该跳出谣言本身，而深入到社会心理以及社会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了解民心，使舆论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提高政府的合法性水平，这才是破除不利谣言的治本关键之道。
责任编辑 曾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