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辉:从MBA到新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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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7月11日,一架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飞抵香港,走出来一位年轻人,他是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驻香港地区和中国的首席经济参赞王辉耀。
  此时此刻,他心中非常激动,他回到了祖国,他终于有了一个施展抱负的大舞台。
  从1984年赴加拿大留学至1990年,王辉耀在加拿大已经6年。在他31岁时,成为魁北克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任命的非法裔或欧裔的驻外官员。他不仅是最年轻的驻外参赞,也是在加拿大第一个由中国到加拿大才6年的华人担任其驻外高级外交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王辉耀的父亲是浙江人,母亲是湖南人。母亲对儿子的影响至深。她当时是一位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工程师,为参加“三线”建设来到四川。在一个不重视知识、不重视学习的年代,母亲的眼光多么远大,她相信知识总有一天会大放异彩。
  王辉耀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书店里来了‘文革’后第一批再版的《简明英汉词典》,当时离我们学英文的初中时间还有好几年,暂时不需要,但母亲坚持把这本厚厚的词典买了下来,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就明白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她说今后多学一门外语,就等于多了一双眼睛,多开启了一扇门。”除了广泛地阅读,她还经常带王辉耀和弟弟外出游览。每到一处,母亲都要讲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开拓他们的胸襟和视野,让他们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能做井底之蛙。
  母亲为他们养成的习惯,使王辉耀和弟弟受益终生。“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总是爱去逛书店,图书馆,总是喜欢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人类思想的精华,从中受到鼓舞和新的启示。
  在“文革”的动荡和“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王辉耀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初中阶段,每学期都要搞学科总平均分统计,王辉耀几乎不出一、二名。在那一段日子里,王辉耀开始有了强烈的竞争意识。
  高中毕业时,王辉耀17岁。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去知青点,二是去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自学和独立思考,毅然选择了后者,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精神上的孤独。
  1976年,王辉耀带了一个铺盖卷、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些简单的衣物来到了四川省金堂县龙王公社。他从下乡的第一天就告戒自己一定不能放弃,一定不能沉沦,一定要坚持学习,坚持奋斗。
  1978年3月,王辉耀揣着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南下广州的旅程。成为广州外国语学院77级大学生。
  四年的大学学习,使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头脑,拓展了胸襟,校园里梦幻般的年华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他就像一名整装待发的士兵,随时等待着冲锋的号角,冲向人生的战场。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987年春节刚过,王辉耀被分配到对外经贸部,来到了北京。
  王辉耀所在的业务局是从事国际经济合作业务。在刚进机关的一段时间里,不过是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和其它一些杂务。
  他心里清楚,要想得到别人的看重,必须要有真本领,必须精通业务,做出成绩。他没有放松自己的业务学习,每天下班后都待在办公室里自学经贸知识,同时也翻译一些有关书籍,他在储蓄自己的力量,寻求展示自己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80年代初,国际上一些重要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等相继恢复了中国在其组织的合法席位。
  但世界银行最初在中国开展业务时,国内对世行这一套全新的业务项目机制还非常陌生,因此,亟需把世行贷款项目的程序和规则介绍到中国来。世界银行为使中国的有关政策部门和公司尽快熟悉世行业务,决定到中国来举办世行项目业务讲座,翻译不够用,领导终于让他准备候补入场。
  讲座开始,第一个上场的翻译年龄较大,在中国驻外使馆长驻过,虽有经验,但由于内容新,又是国内以前从未搞过的世行项目,翻译效果不理想,许多听众不知所云,世行专家非常着急。
  此时,领导决定下午让王辉耀试试。他上场时,开始一、二分钟有点紧张,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上来后,翻译得非常好,这主要得益于他每天坚持的业务学习,特别是翻译了联合国的《在发展中国家承包项目指南》一书,其中的业务和世行的业务非常接近,很多术语和专有名词在译书时已经琢磨多遍,所以对世行所介绍的那些新概念、新办法和新术语,并不陌生,往往世行专家刚讲完,他就脱口译出,有时还加上一些他自己的理解,以求翻译的内容更准确,做到了信、达、雅。
  讲习班结束,世行的官员和专家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王辉耀也由此一炮打响。
  在经贸部两年半,王辉耀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其间他还短期出国进修过一次。但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我感到我所学的这一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用了”。他预见到中国必将汇入世界经济的滚滚洪流中,世界经济会越来越知识化、国际化、全球化,“我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
  
  学海无涯学无止境


  
  1984年,王辉耀抱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气概自费留学来到加拿大,就读于温莎大学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同时,他还得到了奖学金和一个做助研的资助,他非常自豪,因为80年代去国外读MBA的中国留学生真是凤毛麟角,事实上,他是温莎大学有史以来读MBA的中国大陆学子第一人。
  温莎大学是加拿大一所比较古老的综合性大学,在校的国际研究生比例高居全加第一。MBA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热门实用学科。管理学始于美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首创管理学课程,哈佛大学将工商管理升格为硕士课程,即MBA。据统计,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25万的年轻人蜂拥而至,而他们中间仅有约7.5万名幸运者能最终踏进商学院的大门。如此激烈的竞争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MBA学位始终是进入商界的入场券。
  MBA学位是一种注重复合型、综合性人才培养的学位。MBA不一定培养“知识分子”,而是造就“能力分子”。它不注重造就知识型的“专业人才”,而只造就擅长做“职业老板”的通才。MBA是培养万事通的“船长”。它需要的是一股闯劲,需要的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冲动。
  两年MBA紧张而又激烈的学习生活一晃就过去了,王辉耀成了加拿大温莎大学商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MBA毕业生。在此之前,学院曾对来自计划经济国家、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抱犹豫不决、试一试的态度,但他不仅完全胜任MBA课程,而且还学得很好。由于他所创造的良好声誉,该商学院自此以后每年差不多都要接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MBA毕业文凭拿到手后,王辉耀决定再读工商管理博士。他转到了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加拿大最好的商学院攻读博士。
  攻读工商管理博士与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有所不同。学校更重视的是工商管理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会去大学当教授或去大公司做研究工作。
  在加拿大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期间,王辉耀都利用暑期去打工。北美是一个非常重视工作经验的社会,暑期打工一来可以增长工作经验和阅历,二来也可以加深对北美社会的认识。他选择的工作并不是那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像餐馆打工、看房子、带小孩等,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寻找最适合自己能力或专业的事,这样可以保证每做一份工作都是一个提高,对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事实上,他在读书期间的几个假期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第一份正式的暑期工作是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项目贷款部,做一些市场调研和对一些贷款项目进行初步评估。第二个暑期又在加拿大城市联合工作会做有关咨询工作,帮助该会接待一个由中国特区办、经贸部和一批中国市长所组成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在攻读博士期间,王辉耀还得到过一个很好的暑期工作,去日本为几个著名的跨国公司——精工表公司和爱普生公司派驻世界各地的驻外经理讲学。
  通过这些暑期工作,王辉耀受益非浅。“大大开拓了眼界,也锻炼了自己在西方商业社会中的实际工作能力,尤其是在文化、语言、人际关系方面达成共识与沟通的能力,意识到了商业社会的多面性和运作的复杂性。”
  在读博士期间,王辉耀开始静下心来反省自己究竟今后希望干什么:是做教授、搞管理理论研究,还是去搞真正的工商管理工作,实际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在我看来,学了管理,不实际去搞管理,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哪怕在岸上读一万本怎样游泳的书,不真正下水,就永远也学不会游泳,永远体会不了‘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感觉”。他决定暂时放弃做博士论文,而选择去大公司工作。
  
  一炮打响畅行西方
  1987年夏,在博士课程结束后,王辉耀十分迫切地希望能去一家大公司工作。“我面临着征服命运的又一次考验,仿佛又一次千里之行来到脚下。在这之前,我曾经历过多少考验,经历过多少千里之行呀。从农村到考大学,从经贸部到出国留学,如今我将要真刀真枪地打入西方社会,广阔的道路已在我脚下展开,这一大步必须迈出去”。
  他发出了50封左右的求职信,先后有七、八家公司同意面试,其中有加拿大皇家银行、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多伦多生物制药公司、SNC工程咨询公司、加拿大政府出口发展局、还有两三个美国的公司,其中,摩托罗拉公司打来电话,要求去美国面试。
  经过综合比较,再加上对自我发展前景的考虑,最后他选择了SNC工程咨询公司。
  SNC工程咨询公司是全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大型跨国工程咨询公司,有6000多人,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做过各种类型的项目,并承担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会、科威特基金会等许多国际贷款结构的项目。王辉耀加入后不久,该公司又兼并了加拿大另一家工程咨询大公司——兰万灵公司,成了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
  在北美或世界许多地方,工程咨询公司的作用特别重要,几乎所有的项目和项目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工程咨询公司参与。
  开始时,王辉耀是作为经理助理,国际部有个别人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中国人一般都是搞技术或电脑,只知道整天坐在电脑前搞设计,不擅长比较灵活的工作和管理。王辉耀心里憋着一股劲,既然我能够通过五、六道面试,迈进公司的大门,进到这个核心部门就不是等闲之辈。我一定要给中国人争气。于是,他下功夫尽快熟悉公司业务,凭着他以前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参与过管理公司一类的工作所积累的经验,他翻阅公司的年报和查阅以往的项目卷宗,利用午餐和喝咖啡的机会与同事闲聊,熟悉公司的背景和情况,了解公司的运作和行业的一些术语,开始了综合性的思考,他想,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来发挥作用,并介入到管理公司的过程中去呢?
  很快,他发现了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就是国际部对全公司的市场营销和项目跟踪统计这一环搞得比较差,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和程序。经过反复考虑,他找到了负责国际部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第一次向公司高级主管陈述了他的看法和观点,全公司应有一个统一的格式来规定协调,副总裁支持他放开来干。很快,他起草了有关文件,下传公司各个部门,驻加拿大各省市分公司和在国外的代表处,通知他们逐个收集有关项目追踪的信息并且全部报到他那里。材料报上来后,他立即进行了全面的项目分类统计,按照新设计的格式进行分析整理。
  他统计的管理报告和报表得到了公司最高层领导的肯定,并且决定这个工作今后就由他负责。实际上,这对一个刚在加拿大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尤其又是少数民族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不久,因为他良好的业绩,公司决定任命他为国际市场经理。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提升决定。一般说来,加拿大公司经理一级的人都是在本行业的某个部门干过很多年,有很深的资历,年龄已不轻的人,30岁以下的人能在这个职位上是很少的,特别是这种管理岗位,传统上都由欧美人把持。而他刚到一个大公司,又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他感到非常自豪。一年后,他又被破格提升为董事经理。


  
  天降大任不负重望
  1990年初,王辉耀已在SNC公司工作了两年。就在这时,一个朋友告诉他一个消息,魁北克政府为了加强同香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决定招聘一位首席商务经济参赞。朋友认为他条件不错,建议他去一试。于是他寄去了一份简历。
  开始他并没抱多大希望,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接到魁北克政府国际事务部人事局长的电话,通知他去面试,接下来又是数轮各种级别的面试。王辉耀过五关,斩六将,前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魁北克政府国际事务部长正式通知,他已被政府任命为驻香港地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处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
  90年代的中国已开始汇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已开始同世界经济接轨。从关贸总协定的讨论到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从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得基到各大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中国,从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和开放省市不断扩大到雨后春笋般的“三资”企业,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已经形成。
  作为首席商务经济参赞,他的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加拿大魁北克省与香港和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及促进政府间的友好关系。
  王辉耀认为,在能源、通讯和交通及其它方面,加拿大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同中国合作,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他帮助魁北克省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国内电力代表团到加拿大访问。与此同时,由于三峡工程也准备上马,作为先遣者,王辉耀多次赴湖北省安排两省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大大促进了双方在水电方面的合作,也为以后在三峡工程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魁北克有很多著名的加拿大通讯公司,像北方电讯、SRT公司等都非常想加强同中方的合作。于是,王辉耀提出让魁北克政府出面,邀请中方省级领导访问魁北克和加拿大。他先后邀请了湖北省省长、河北省省长、山东省省长、能源部部长等许多中方高级代表团赴加拿大访问,大大促进了在通讯和电力方面同中方的合作。
  在其它的项目上,他多次安排加拿大的公司到中国开展业务,并争取加拿大政府的优惠贷款用于中国急需的发展项目,帮助中国发展能源、通讯、交通、造纸、航空和化工等行业。
  作为首席商务经济参赞,他协同魁北克的各个方面,推动魁北克省及其城市与中国各省市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上海与蒙特利尔结成姐妹城市,魁北克与湖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市的友好合作关系等。另外,也协助中国企业赴加拿大开展各种业务,其中包括上海市与蒙特利尔市在蒙市合作兴建的大型中国园林式建筑与风景胜地“梦湖园”,此外,还有中国公司在蒙特利尔投资兴建的北美第一个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假日饭店。
  在两年多的外交官任期年内,他和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香港领事馆的同事们一道,迅速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及香港地区双边贸易,魁省对港贸易翻了两番,对华贸易增长了一倍。
  
  自创公司情系三峡


  
  在香港的外交官生涯任期届满之后,他希望还是能再回到企业和公司的行列中去,而不希望再回到政府总部里去坐机关,他希望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想在中加两地找到一个结合点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于是他选择了“下海”,自创公司。
  1993年,王辉耀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加拿大创办了加拿大亚加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取名“亚加”公司,意思是将这个在加拿大成立的公司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成为中加经贸发展的一个桥梁。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然而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的。
  亚加公司是一家从事经贸商务业务的综合性公司,同时也凭借公司在国内外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和网点,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亚加公司业务已比较稳定和广泛,包括国际贸易、项目开发、投资“三资”企业、房地产、商务咨询与顾问、管理咨询、赴加拿大咨询、人才交流与培训等,此外,还代理销售一些专有产品和提供环保技术等。公司还在加拿大各地、美国及香港形成了信息和商务协作网络,为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引资或投资、经贸合作和技术交流提供咨询服务。
  除了合作参与三峡工程和国内一些其它的大型项目之外,亚加公司也十分重视介绍和引进国外的投资到中国来。除美国外,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第二大外资引进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而在这种巨大外资的吸引过程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华资或海外华人安排投入的,这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亚加公司在这个领域中也很积极和活跃。
  亚加公司总部现在已迁到温哥华,在市中心黄金地带购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还在多伦多、蒙特利尔、美国西雅图以及香港设置了联络网点。1993年设置了北京代表处,1994年在武汉和上海也设置了联络结构。另外,亚加公司在北京还成立了一家独资公司,并和AGRA公司一起在武汉设置了一家合资企业。
  在组建自己公司的同时,他又应聘加拿大AGRA公司作副总裁,主要负责AGRA公司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业务开发。AGRA公司是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之一,已有90多年的历史,有600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近10亿美元。
  上任伊始,王辉耀又回到了北京,经过周密的调查,王辉耀向AGRA公司总部推荐了龙滩水电站的工程咨询工作,并力陈这是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最大的水电项目,AGRA公司总部同意参加竟投。
  经过加方几个月紧张的准备,投标,竞争,也经过中方的认真评议和鉴定,最后,中方授标给了AGRA公司。
  AGRA公司终于脱颖而出,拿到了这个除三峡项目外,国内最大的拟修建的水电站的前期咨询公司。
  1997年11月8日,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的日子。此时此刻,王辉耀坐在观看三峡大江截流的观礼台上,心情格外激动。作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总公司邀请的佳宾,他可以说是海外华人介入三峡工程最早的人之一,同三峡工程有着不解之缘。
  作为加拿大亚加国际集团总裁,加拿大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10年来,他先后在不同的职位上接触过三峡,和他所在的公司一起创造了三峡工程建设对外合作的四个第一。1987年,他所在的SNC——兰万灵工程咨询公司组成加拿大政府为三峡工程提供的第一笔赠款,也是最大的一笔赠款。1995年,由他任副总裁的AGRA公司同三峡总公司签定了由加拿大政府提供的3000万美元的信贷,建立三峡工程管理系统项目。这是国外工程咨询公司在三峡工程介入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同时还是中国第一次在特大型项目上引进国外现代化的工程管理系统,1998年,王辉耀负责的一家AGRA子公司TESHMONT公司通过国际投标,承担了三峡工程输变电网工作的外国公司。
  回顾围绕三峡工程对外的合作历程,“我为自己能积极参与并取得“四个第一”而深感自豪。三峡不仅是中国的项目,也是世界的项目,作为炎黄子孙,能够参与到这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中并能为之出力,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随着经济的知识化和国际化,如今,无论是在纽约、巴黎或是在东京、香港,越来越多的王辉耀式的国际人才和新时代的华商,正成长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这些知识英雄们让中国人感到深深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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