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寒冬，眼看家中钱粮难以为继，父亲无计可施，只好忍痛捡出一筐旧书拿去卖。父亲回来时，那只装书的筐子里已装满了诱人的红薯。当时，年少的我深切地感到，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切切实实的东西了。就在我帮父亲卸下那些疙疙瘩瘩的家伙以至庆幸晚餐有望的兴奋时刻，猛然发现，筐里还躺着一部厚厚的、陈旧的《辞源》，是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的正续编合订本第一版，定价为40元。父亲说，他是在杂货铺卖旧书时偶然发现这本书的。当时，他心想，卖书的主人一定也是饿疯了，才出此下策。
　　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感驱使父亲决定买回这部工具书。他求店主卖给他，店主却以低价为条件来收购父亲的那筐书。两人竟然成交了。“一部有价值的工具书拿去让杂货铺撕来包海椒面，实在让人心疼！幸好总算被我抢救出来……”父亲当时激动地向我讲出了这番话后，显得有些兴奋。父亲尊重知识的精神感染了我，不仅使我后来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加倍地爱书。
　　记得“文革”最初两年。造反派相互间斗得你死我活，而我却躲在家中当“逍遥派”，一面学习古典文学，一面翻阅那部老《辞源》，深信庄子的那句“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尽管那时“怀古”有点偷偷摸摸，不合时宜，甚至“逍遥”得有些沉重。在学校造反派“武斗”升级期间，“兵团战士”忙着搬运武器弹药，而图书馆的孙老先生却忙着转移书籍。我见状，便自告奋勇地投入了这一“抢救人类遗产”的行动。孙老先生感激之余，赠我一部他十分珍爱的《稼轩词》。未几日，我又打听到一位学友得到一部张相先生编著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因难耐这部工具书对我的诱惑，竟于黑夜中冒着“武斗”的枪声去同学家上门求书。学友知我秉性、爱好，慨然相送。我不忍白拿，事先便备了一本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曲谱奉上，因学友喜欢拉二胡，算是投桃报李，各得其所吧。当我从学友家出来时，“战斗”中心地带已枪声大作，子弹的尖啸声令人战栗。街上已无行人，我死死捂住怀中书籍，一路绕道而行，生怕流弹飞来……回想那夜情景，真可谓“书胆包天”了。
　　至今，那些于特殊年代里获得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书籍以及那部《辞源》，都完好地珍藏于我的书柜里。每每翻阅时。便会引发出诸多回味，让我静下来，沉下去，一如既往地潜入知识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