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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愈发展，水资源的匮乏便可能愈加严重。但是衡诸历史，真正为争夺水源开战仍屈指可数，原因是缺水国家藉粮食交易，可以取得看不见的水。当前甚嚣尘上的抢水纷争，配合全球暖化的推波助澜，塑造出一个不真实的水源战争迷思。
联合国最近发出警告，气候变迁可能造成争夺水资源的严重冲突。联合国在2009年3月发布的世界水发展报告中，援引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水资源短缺所致风险的评论，“和平竞争将转变为暴力对抗”。这样的说法，催生了“水资源战争”这个流行的概念。该是我们破除这个迷思的时候了。国家不会为水资源发动战争，它们透过贸易和国际协议，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面对水资源的共享，合作是最佳的。全世界有263条跨国境水路。从1948年－1999年，在水资源上的合作(包括签署条约)，远远超过了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在这期间，有记录可考的1831条和淡水资源相关的国际互动中(从非正式的口头交流，到经济协议、军事行动都算)，67％属合作性质；仅28％具有冲突性，剩下的5％属中性或无足轻重。在这50年来，也没有任何因为水资源正式宣战的记录。
这门课我学得可不轻松。几年前，我刚刚写了一本关于生物战的书，而出版商都热切希望我再写一本。他们问：“写一本关于水资源战争的如何?”这似乎是个好主意。20世纪90年代曾有一些灾难性预测，如后来常被引用的世界银行前副总裁萨拉杰丁1995年做出的预言，尽管“本世纪的战争是争抢石油，下个世纪的战争将是水资源的争夺”。
这句话和类似的警告成了这个时代的思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亚非学院的社会科学家艾伦，将之归纳成一个“不太微妙”的说法，“如果你的水用完了，就拿起AK步枪或发动空袭”。
要找到支持这个论点的资料并不难。我着手撰写关于约旦河、尼罗河和底格里斯河一幼发拉底河水系的章节。我的章节选择依靠一个似乎完全合理的假设：缺水与否，取决于是否有水流过。
几十年前艾伦开始研究利比亚的供水情况，他提出了相同的假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非和中东的水源压力已经恶化，艾伦发现没有人们普遍预测的水资源战争的迹象，于是开始质疑自己的假设。反而，在新兴的中东经济圈的人民，并不难满足食物和水的需求。艾伦不得不针对这个情况思考：人们缺水，却不一定为此开战。
看不见的水
与已故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农业经济学家费修森会面后，艾伦原先对水资源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费修森认为，以色列这个缺水的国家若是栽种并出口需要大量的水才能养活的农产品，例如柳橙和鳄梨，就是愚蠢行为。费修森的研究促使艾伦认识到，要解释为何该地区没有水资源的冲突，“隐藏”在贸易商品中的水可能相当重要。
以全球平均而言，人们通常每年会喝1立方米的水、使用100立方米的清洗用水。为种植我们所吃的粮食，每人每年还要消耗1000立方米的水。在温带，生产粮食所需的水通常用得理所当然。在干旱地区，艾伦描述人们如何倚赖灌溉和进口粮食以满足民生需求。进口食品特别能达到节省农耕用水的效果。
食品贸易与水资源永续性的关系往往并不明显，而且往往是无形的：没有政治领袖能靠承认该国“只有透过进口粮食，才省下够用的水”而得到支持。艾伦认为，这解释了中东国家如何靠用水的节度而避免了冲突。
在艾伦开始撰文探讨“隐藏水资源”观念的几年内，并没有激起任何回响。然后，1992年11月一个阴沉的周一下午，在一次例行的亚非学院研讨会上，有人使用了“虚拟”水来描述相同的概念。艾伦发现，这个引人注意的词汇，赶上了熟悉计算机的年轻一代的流行，应该会胜过自己提出的术语。他是对的。他说：“这概念从此一炮而红。”
艾伦的研究解释了贫穷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时就会背离农业，转而从其他行业中使用更少的水创造财富。随着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该国可能需要更多的总水量以维持其蓬勃成长的人口，但可以透过进口粮食以弥补不足。
借由进口粮食，并因此降低水源需求(等于无形地提高国内水源供给)，看似渴求水资源的地区找到了长久的解决方案。由于贸易可以带来好处，政治领导人如果发现有形水源受到威胁，可以只威胁采取敌对行动(算是可能有用的政治性虚张声势)，而毋庸发动真正的战争。
战争之源
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用尽水源，意即该国自此以后，生产的水就不足以满足其包括粮食生产的所有需求。约旦到20世纪60年代，以及埃及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都一直处在相同的窘境。虽然这些国家确实打过仗，但他们并非为水而战。反过来说，这几国都进口粮食。正如艾伦指出，每年有更多的“虚拟水”隐含在农作物中流人中东。这些水并不需要从尼罗河顺流而下，供埃及农民耕种。
也许最常被引述的水资源战争实例，是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但是，正如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载屯所解释，与大众媒体和一些学术文献对这个问题说法相反的是，此区域虽然有冲突、局势紧张，因为也有合作，所以也就没有“水资源战争”。
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地区，现在住了1000万人。如果他们想要粮食自给自足，他们每年将需要100亿立方米的水。实际上，他们只拥有大约1／3的水，只够种植所需粮食的15％～20％。他们其余的水源需求，是以粮食的形式进口。若仅论家庭和工业用水，光靠降雨和约旦河西岸的地质，就应能提供所有人口所需：拉马拉的年平均降雨量比柏林还高。但现今的供水量，即使应付这些需求都还嫌少。
权力斗争和政治已经使水资源的冲突公开和制度化，但没有类似边界和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相反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水资源专家在联合水资源委员会(根据1995年的二次《奥斯陆协议》设立)中互动频仍。这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以色列在委员会中具有实质上的否决权。但是，他们持续会商，即使军事行动当前，仍正式表达合作意向。不能平等地取用水资源，是更广泛的冲突和权力动态的结果，而非战争的原因。
于1999年发起、包括9个国家的尼罗河流域国家组织，是另一个“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助于平衡水资源分配”的例子。从历史上来看，河流流域内各国政治影响力的巨大差异，会造成不平等的水资源分配。
根据埃及和苏丹在1959年签署的《尼罗河水权协定》，埃及有87％的尼罗河水权，而剩下的归苏丹。埃塞俄比亚高原供应86％的尼罗河水源，却甚至未被纳入协议；持续的冲突削弱了协议，使埃塞俄比亚一直连提出分配水权的要求都不得其门。但埃及巩固其经济发展的愿望，使其必须提供给邻国更好的条件，改善当地的贸易前景。因此，埃及愿意参与多边计划，在水力发电的发展、电力分享合作、河道整治和水资源管理等议题上，进行更多合作。
同样，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过三次战争，并经常处于针锋相对局面，世界银行于1960年仲裁达成的印度水域条约，曾不止一次发挥了缓和水资源冲突的效果。
油水不容
然而，水资源战争的迷思仍然存在。我们被灌输气候变化将导致水资源短缺的观念。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估计，2050年将有多达20亿人可能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压力，而且这一数字在2080年可能上升到32亿。
水资源的管理方式需要调整，但贸易机制、国际协议和经济发展这些目前缓解水资源短缺的方式将继续。奥瑞冈州立大学的沃夫、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格列迪许等一些研究人员指出，对武装冲突的预测来自媒体和哗众取宠以及没有严格审视的论文。
除了水，另一样东西一旦短缺，甚至只是未来可能有短缺的威胁，就可能导致战争，那就是石油。但是，石油的战略意义比水高出不知凡几。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将停滞高度发达经济体的运作常轨。石油是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而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人民的所有需要，包括水资源。发达经济体的人民是不会渴死的。
看到艾伦的研究，让我的出书计划胎死腹中。我建议修改书中的论点，但我的出版商指出，大家不会想付钱看“水资源战争不会发生”的预测。
不管出不出书，把水资源战争的流行迷思从此以某种方式破除仍然很重要。这不仅将停止人们对国际水资源冲突的不安、不正确的预测，也将阻止大众听任气候变化会带来战争的说法发酵，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政界如何可以避免这些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以强化他们的经济。这将有助于说服水利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这些人往往仅以当地的供需来看水资源短缺问题)，解决水资源短缺和安全问题的对策，不在水资源本身，而在于水／食品／贸易／经济发展的联结。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观念，不再被水资源战争的思想误导，将是大功一件。
联合国最近发出警告，气候变迁可能造成争夺水资源的严重冲突。联合国在2009年3月发布的世界水发展报告中，援引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水资源短缺所致风险的评论，“和平竞争将转变为暴力对抗”。这样的说法，催生了“水资源战争”这个流行的概念。该是我们破除这个迷思的时候了。国家不会为水资源发动战争，它们透过贸易和国际协议，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面对水资源的共享，合作是最佳的。全世界有263条跨国境水路。从1948年－1999年，在水资源上的合作(包括签署条约)，远远超过了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在这期间，有记录可考的1831条和淡水资源相关的国际互动中(从非正式的口头交流，到经济协议、军事行动都算)，67％属合作性质；仅28％具有冲突性，剩下的5％属中性或无足轻重。在这50年来，也没有任何因为水资源正式宣战的记录。
这门课我学得可不轻松。几年前，我刚刚写了一本关于生物战的书，而出版商都热切希望我再写一本。他们问：“写一本关于水资源战争的如何?”这似乎是个好主意。20世纪90年代曾有一些灾难性预测，如后来常被引用的世界银行前副总裁萨拉杰丁1995年做出的预言，尽管“本世纪的战争是争抢石油，下个世纪的战争将是水资源的争夺”。
这句话和类似的警告成了这个时代的思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亚非学院的社会科学家艾伦，将之归纳成一个“不太微妙”的说法，“如果你的水用完了，就拿起AK步枪或发动空袭”。
要找到支持这个论点的资料并不难。我着手撰写关于约旦河、尼罗河和底格里斯河一幼发拉底河水系的章节。我的章节选择依靠一个似乎完全合理的假设：缺水与否，取决于是否有水流过。
几十年前艾伦开始研究利比亚的供水情况，他提出了相同的假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非和中东的水源压力已经恶化，艾伦发现没有人们普遍预测的水资源战争的迹象，于是开始质疑自己的假设。反而，在新兴的中东经济圈的人民，并不难满足食物和水的需求。艾伦不得不针对这个情况思考：人们缺水，却不一定为此开战。
看不见的水
与已故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农业经济学家费修森会面后，艾伦原先对水资源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费修森认为，以色列这个缺水的国家若是栽种并出口需要大量的水才能养活的农产品，例如柳橙和鳄梨，就是愚蠢行为。费修森的研究促使艾伦认识到，要解释为何该地区没有水资源的冲突，“隐藏”在贸易商品中的水可能相当重要。
以全球平均而言，人们通常每年会喝1立方米的水、使用100立方米的清洗用水。为种植我们所吃的粮食，每人每年还要消耗1000立方米的水。在温带，生产粮食所需的水通常用得理所当然。在干旱地区，艾伦描述人们如何倚赖灌溉和进口粮食以满足民生需求。进口食品特别能达到节省农耕用水的效果。
食品贸易与水资源永续性的关系往往并不明显，而且往往是无形的：没有政治领袖能靠承认该国“只有透过进口粮食，才省下够用的水”而得到支持。艾伦认为，这解释了中东国家如何靠用水的节度而避免了冲突。
在艾伦开始撰文探讨“隐藏水资源”观念的几年内，并没有激起任何回响。然后，1992年11月一个阴沉的周一下午，在一次例行的亚非学院研讨会上，有人使用了“虚拟”水来描述相同的概念。艾伦发现，这个引人注意的词汇，赶上了熟悉计算机的年轻一代的流行，应该会胜过自己提出的术语。他是对的。他说：“这概念从此一炮而红。”
艾伦的研究解释了贫穷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时就会背离农业，转而从其他行业中使用更少的水创造财富。随着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该国可能需要更多的总水量以维持其蓬勃成长的人口，但可以透过进口粮食以弥补不足。
借由进口粮食，并因此降低水源需求(等于无形地提高国内水源供给)，看似渴求水资源的地区找到了长久的解决方案。由于贸易可以带来好处，政治领导人如果发现有形水源受到威胁，可以只威胁采取敌对行动(算是可能有用的政治性虚张声势)，而毋庸发动真正的战争。
战争之源
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用尽水源，意即该国自此以后，生产的水就不足以满足其包括粮食生产的所有需求。约旦到20世纪60年代，以及埃及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都一直处在相同的窘境。虽然这些国家确实打过仗，但他们并非为水而战。反过来说，这几国都进口粮食。正如艾伦指出，每年有更多的“虚拟水”隐含在农作物中流人中东。这些水并不需要从尼罗河顺流而下，供埃及农民耕种。
也许最常被引述的水资源战争实例，是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但是，正如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载屯所解释，与大众媒体和一些学术文献对这个问题说法相反的是，此区域虽然有冲突、局势紧张，因为也有合作，所以也就没有“水资源战争”。
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地区，现在住了1000万人。如果他们想要粮食自给自足，他们每年将需要100亿立方米的水。实际上，他们只拥有大约1／3的水，只够种植所需粮食的15％～20％。他们其余的水源需求，是以粮食的形式进口。若仅论家庭和工业用水，光靠降雨和约旦河西岸的地质，就应能提供所有人口所需：拉马拉的年平均降雨量比柏林还高。但现今的供水量，即使应付这些需求都还嫌少。
权力斗争和政治已经使水资源的冲突公开和制度化，但没有类似边界和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相反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水资源专家在联合水资源委员会(根据1995年的二次《奥斯陆协议》设立)中互动频仍。这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以色列在委员会中具有实质上的否决权。但是，他们持续会商，即使军事行动当前，仍正式表达合作意向。不能平等地取用水资源，是更广泛的冲突和权力动态的结果，而非战争的原因。
于1999年发起、包括9个国家的尼罗河流域国家组织，是另一个“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助于平衡水资源分配”的例子。从历史上来看，河流流域内各国政治影响力的巨大差异，会造成不平等的水资源分配。
根据埃及和苏丹在1959年签署的《尼罗河水权协定》，埃及有87％的尼罗河水权，而剩下的归苏丹。埃塞俄比亚高原供应86％的尼罗河水源，却甚至未被纳入协议；持续的冲突削弱了协议，使埃塞俄比亚一直连提出分配水权的要求都不得其门。但埃及巩固其经济发展的愿望，使其必须提供给邻国更好的条件，改善当地的贸易前景。因此，埃及愿意参与多边计划，在水力发电的发展、电力分享合作、河道整治和水资源管理等议题上，进行更多合作。
同样，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过三次战争，并经常处于针锋相对局面，世界银行于1960年仲裁达成的印度水域条约，曾不止一次发挥了缓和水资源冲突的效果。
油水不容
然而，水资源战争的迷思仍然存在。我们被灌输气候变化将导致水资源短缺的观念。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估计，2050年将有多达20亿人可能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压力，而且这一数字在2080年可能上升到32亿。
水资源的管理方式需要调整，但贸易机制、国际协议和经济发展这些目前缓解水资源短缺的方式将继续。奥瑞冈州立大学的沃夫、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格列迪许等一些研究人员指出，对武装冲突的预测来自媒体和哗众取宠以及没有严格审视的论文。
除了水，另一样东西一旦短缺，甚至只是未来可能有短缺的威胁，就可能导致战争，那就是石油。但是，石油的战略意义比水高出不知凡几。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将停滞高度发达经济体的运作常轨。石油是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而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人民的所有需要，包括水资源。发达经济体的人民是不会渴死的。
看到艾伦的研究，让我的出书计划胎死腹中。我建议修改书中的论点，但我的出版商指出，大家不会想付钱看“水资源战争不会发生”的预测。
不管出不出书，把水资源战争的流行迷思从此以某种方式破除仍然很重要。这不仅将停止人们对国际水资源冲突的不安、不正确的预测，也将阻止大众听任气候变化会带来战争的说法发酵，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政界如何可以避免这些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以强化他们的经济。这将有助于说服水利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这些人往往仅以当地的供需来看水资源短缺问题)，解决水资源短缺和安全问题的对策，不在水资源本身，而在于水／食品／贸易／经济发展的联结。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观念，不再被水资源战争的思想误导，将是大功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