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白与西域文化之间有不可切断的密切联系。本文就西域乐舞方面展开其与李白作品的考论。西域乐舞对其创作的影响，不仅只是表现在这些乐舞歌酒作为题材出现于其作品之中，更重要的是在李白的创作构思过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李白；西域文化
　　李白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从八十年代开始，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便开始探讨有关李白与唐代文化的课题，如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与房日晰的《李白诗与盛唐气象》，二者均认为李白诗歌中极其宏伟的气魄、奇特的想象、出人意料的夸张与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是盛唐的时代精神在诗歌中最集中最突出的反映。进入20世纪对李白研究进入了具有代表性与建设性的方面，便是将李白研究引向域外文化研究的领域，继此之后，李白与域外文化研究高潮迭起。近年来，便有谢建忠的《李白诗中的西域文化考论》与蒋志的《李白与西域文化》，李白与西域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切断的密切联系，而西域文化中的酒乐文化对其诗歌的影响更是值得关注。
　　一、李白诗中的乐舞文化
　　开放的对外交流政策，一直为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统治者所秉承。唐太宗曾承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李白的先辈曾流徙西域，带去中原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西域文化的影响，甚至与西域人通婚。在李白的身上，很有可能有西域人的血缘，而李白的父亲对于李白的学习进行了指导督促。另一方面，李白从小在父辈那里接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另外李白的父辈在西域生活了很长时间，自然会熟悉各种语言，李白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就不仅只掌握一种语言，所以后来到长安时，经常到胡人的店铺中饮酒，可以用西域人的语言同他们交流。这些异于他人的生平造就了李白独特的个性与风格，促成其接受西域文化的主客观因素的形成。
　　诗与乐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在唐代这个诗与乐舞都盛行的时代，诗人与乐舞更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唐诗中有关音乐的篇章，向我们展示了乐舞的辉煌。而李白作品中自然也不会缺乏音乐题材的作品，特别是有关西域乐舞的部分，渗透出唐以外的文化。在这些以西域乐舞为题材的作品，拥有大量的外来词汇，由此不难想见李白受到外来文化浸染的一面。除有许多西域人物名称——如之前介绍过的“胡姬”、“胡人”与“老胡”外，亦有西域乐器名词，如笛、琵琶等。在李白作品中，一些外来器物与动植物不在少数，如狮子、鸵鸟、郁金香、葡萄、郁金、水精、玻璃、琥珀、叵罗、胡床、胡桃、胡麻等，其中许多就出现在李白以西域乐舞为题材的作品中。
　　在李白描写乐舞的作品中，卓然出众的是描写笛声的作品。笛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乐器之一，其来源于西域，在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如《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到：“笛，汉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元出于羌中。” “横吹的笛在横吹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笛是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有的，这很有可能是和张骞由西域传入吹笛的经验和横笛的曲调有着关系。” 即如崔豹《古今注·音乐》中所载：“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乗舆以为武乐。”从以上这些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唐代的笛应该就是由西域传来的横吹之笛。
　　李白作品中写笛的共有五篇，《春夜洛城闻滴》、《金陵听韩侍御吹笛》、《观胡人吹笛》、《青溪半夜闻笛》和《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在这些篇目中，李白收起了一贯的豪言壮语，而抒发的是心中淡淡的思乡之情、恋主情节，将漂泊无依的孤独、寂寥之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如《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今夜，缥缈的笛乐中，我听到了思乡怀亲的古调《折杨柳》。笛乐飘飘，如此动人。听到这笛声的，谁不会动思乡之情呢？李白将这种思乡之情融入到了幽幽的笛声中，意境深远。又如《观胡人吹笛》：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胡人吹奏着玉笛，乐曲中一半是秦地的音色，在十月吴山的晨曦中，一曲《梅花》像云一样落下，落在孤单的敬亭之上。听到愁苦的《出塞》之曲，令人在不知不觉中泪水满襟。回首遥望京城的大道，忠诚的恋主之情又有谁能够了解呢？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三年（753），诗人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孤独无依的被放逐的臣子的愁绪与对朝廷的忠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漂泊感与孤独感或隐或现的贯穿着李白的一生，而很多时候受到了外在因素的启发而得到释放，如闻笛。由于笛声悠扬与绵长的特质，李白的咏笛诗也流露出诗人淡淡的哀愁。再如《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此诗中的《折杨柳》是保存在汉乐府中的曲名，自汉代传入中原开始，与另一支经常出现的笛曲《梅花落》一样，已经经历过漫长的汉化过程，成为家喻户晓的调。到了唐代，或许它已没有原汁原味的西域曲风，但作为一支外来的乐曲，在与当地人民情感相结合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某种与西域相通的内在联系。如此诗：虽时至五月，大雪依旧在天山上飞舞，寒气逼人，丝毫不见春的气息。突然飘来《折杨柳》的曲调，凄清悠扬。在这冷寂的边疆，也只能通过幽幽的笛声来想象中原春天的柳色了。在异域，征人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格外突显。征人与游子之情自《诗经》以来便是诗歌吟咏的主要对象之一，至《古诗十九首》达到第一个顶峰，西戎之笛传入中原后，自然而然地便与这种情感的表达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不能说西域的人民就没有征人与游子的情怀，但此时，这一西域乐器已无法与中原人民的这种思念之情分离了。当然，诗人的作品与哪种音乐的特质相结合，还必须考虑当时具体的创作情境与诗人本身的个性气质等诸多因素，不能一概而论。
　　二、李白与西域的酒文化
　　葛景春《李白与唐代酒文化》指出李白诗中出现酒字一百一十五处，醉字一百一十一处，酣字十八处，酌字二十二处，樽字十四处，其他的如醑、渌、酲、酹、酿、酩酊、玉浆、玉液、玉觞、玉壶、玉碗、金罍等有二十四处，加起来共三百二十二处。”如《对酒》：“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何君。”其中“蒲萄酒”与“叵罗”均是外来之物。西域是重要的葡萄产地之一。中原的葡萄相传是张骞于公元前2世纪从大夏带回来的。“汉语中使用葡萄一词即波斯语bata（葡萄汁或酒）之对音。”史书中最早对葡萄和蒲萄酒加以记载的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更重要的是唐朝时候，蒲萄酒的酿制传到了中原，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工业。而这种新传入的葡萄就是“马乳葡萄”。据史料记载，最早传入唐朝的马乳葡萄是突厥叶护可汗的礼品。“贞观二十一年（647）春天，叶护可汗向唐朝皇帝进贡了这种浑长的紫色葡萄。” “‘叵罗’一词应是西域语言音译而来，库车发现的银叵罗原产于西域，可能就是龟兹当地所产，后来传入内地。金、银叵罗作为奢靡的酒器，魏晋时已风行于中原王公贵戚的饮宴之中，从汉至唐，经久不衰。”再如《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其中的“郁金香”与“琥珀”也是外来之物。“郁金香的起源地显然是在波斯附近和印度西北的地区。……贞观十五年和天宝二年，天竺国和安国分别向唐朝贡献郁金香，……贞观廿一年，有一条关于郁金香的弥足珍贵的记载，据称：‘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其根。’……如同有些罗马的酒一样，某些唐朝酒也是用郁金香来调味的，李白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花香的饮料……” “据唐人所知，琥珀是拂林的出产之一，而唐朝的琥珀则是从波斯输入的。”
　　三、结论
　　西域的声音，不再只是“羌笛”，不再只是战马嘶鸣。西域乐舞歌酒对华夏大地的影响远不止歌于朝堂，舞于街巷，它已经深入唐人的心灵，深入李白的心灵。西域对李白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除却了金戈铁马，除却了盛世胡旋，还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还有“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还有“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甚至“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总而言之，西域文化的魅力多姿多彩，为李白的诗歌曾添了无限韵味。
　　参考文献：
　　[1]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国古籍出版社，2003
　　[2]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文学遗产）1986第l期；房日晰《李白诗与盛唐气象》.西北大学学报（哲杜版），1987第2期。
　　[3]王嵘.《西域艺术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4]爱德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杨生枝.《乐府诗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
　　[6]葛景春.《李白与唐代酒文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张希琪（1989～）女，黑龙江绥化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文艺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