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数字，成了他一生的深刻印记：在368天里，掐着当年长征的时间徒步走完中央红军长征原路全程——25000余里。在沿途11个省区的2800多位向导、陪同和240多位医生的支持下，每天行走70多里，全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身高一米七六，长征出发时体重74公斤，长征途中一度降到了49公斤。以自己的生命与毅力，完成了我国新闻史上一个惊人的创举！
　　他，就是当年用生命丈量长征路的著名记者罗开富。
　　
　　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红军走过的路程
　　
　　1984年10月16日傍晚，江西于都。50年前红军出发的同一时刻，42岁的罗开富开始了徒步采访的第一步。一年后的1985年10月19日，罗开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西吴起镇。而在50年前的同一天，红一方面军也是在这里结束了长征。罗开富不仅是在长征的开始和结束重复了历史上的今天，而且在这368天的长征过程中，每天都按照50年前红军的足迹，重复着当年的历史。
　　而今，提起罗开富，人们就想起了他走长征路的事。他的名字与“徒步重走长征路”这一新闻事件的确难以分开。早在1982年9月《经济日报》筹备创刊时，报社在社内征求一些创意，当时罗开富就提出了重走长征路。“主要的想法有3个：一是我当时在云南记者站，但过去是个军人，自1964年从事新闻工作后，采访中接触了很多老红军，长征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二是发现老红军惦念着沿途曾经舍生忘死支持和帮助过红军的人民群众，希望有人到他们曾经去过的深山老林，向乡亲们问个好；三是《经济日报》要创刊了，记者总不能老坐在家里写新闻，《经济日报》也不能光关注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也要关注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由于多种原因，报社当时虽然采纳了罗开富的创意，但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1984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时说：“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这时，罗开富再一次打报告给社领导，要求重走长征路。当时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立即批准了罗开富的申请。
　　在罗开富出发之前，报社领导给他规定了“六个必须”，其中包括，全程每一米都必须是徒步；必须按当年红军长征的同一时间行进，同一天到达终点；必须得走原路，即使有了公路。每一公里都必须有向导或当地人签名作证。他每天至少要写一篇见报稿，雷打不动。
　　罗开富是继红军之后，第一个完全按原路、原起止时间重走长征路的人。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罗开富像当年红军那样，平均每天要步行70多里，和红军不同的是，罗开富晚上还要写稿子。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一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300多篇新闻稿，一篇篇报道，在老红军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象最深的是路不好走。即使到今天，红军长征走的原路还有三分之一不通公路，淹没在深山老林或挂在悬崖上。一路上，我采访了1200多人，采访笔记有12本，拍摄了上千张照片。”
　　


　　在罗开富长征途中留下的工作照中，记者发现他的采访总是在边走边聊中进行的。为了每天赶上当年红军的步伐，罗开富总是来去匆匆，然而，在湖南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一位老大娘的故事却深深地触动了罗开富。这位老人叫徐解秀，她说罗开富是“老红军”，罗开富告诉大娘：“我不是红军，是记者。”“那你回到北京，能不能见到那些老红军？”大娘诚恳地问。“能见到！”“那你问问，我丈夫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那3个红军姑娘说话怎么也不算数，不来看我？”
　　原来，在1934年11月6日晚上，有3位红军女战士经过这里，就住在徐解秀家。第二天，3个姑娘临走的时候，把带来的被子剪了一半给了徐解秀。她很感激，把家里半罐米装进了她们的袋子里。从村里到山边走的是高低不平的田间土路，天快黑了，徐解秀把她们送到山脚下，又不放心，便让丈夫朱兰芳把她们送过山再回来。分手时，3位姑娘说：“大嫂，不好意思，今天只给了你半条被子，等共产党胜利之后，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徐解秀说：“那你们说话要算话，一定要来看我。”可谁知，3位姑娘一走就是50年，而且丈夫也没有再回来。村里老人讲，因为这半条被子，徐解秀当年被逼着跪在祠堂里让敌人打了半天。当天晚上，罗开富翻过山，到了里田乡就写了一篇文章《3位红军姑娘在哪里》发往北京。7天之后，在《经济日报》的头版，刊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15位当年的女红军战士发表的谈话，开头写道：“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我们也想念那些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请罗开富同志在沿途向乡亲们问个好，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徐解秀老人要找的3位红军姑娘和她的丈夫。”可是，一直都没有结果。
　　7年后，当时已经担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的罗开富带着一条棉被赶到湖南郴州的那个小山村时，却得知徐解秀老人在3天前去世了。老人的孙子朱和荣对罗开富说：“奶奶一天到晚等我爷爷，等3位女红军，也等你——你当时不是也跟我奶奶说了要来看她嘛。奶奶临走之前让我给你写信说：你们为什么都是左等右等都不来？我等不得了。”
　　又过了14年，时间到了2005年，3位女红军和徐解秀的丈夫仍然没有消息，罗开富也已经年过花甲，这一次他带来了浙江家乡的丝绸被褥，送到了徐解秀老人的坟前，并叹息说：“3位女红军说，将来会给您带来被子、垫子，今天我带来了，带晚了，请您安息吧。”
　　在罗开富办公室的纸箱里，收藏有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实物，其中收藏有徐解秀老人守望亲人时用过的火笼、煤油灯以及其他遗物，也有罗开富重走长征路时穿过的球鞋、军大衣和用过的铁拐杖，这根拐杖已经被磨短了四五公分。罗开富说，在长征的路途中，他始终被红军的精神鼓舞着，他用这种精神，战胜了人们无法想像的困难。“我们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确实是长征精神支撑着我走完全程的。作为记者，能够用重走长征路的方式，成为长征精神的体验者和传播者，这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人若不能走到终点骨灰也要到
　　
　　“长征途中红军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世所罕见的，过去，我在书本上读过，电影里看过。我沿着红军的足迹途经11个省区，走过10多个兄弟民族地区，穿越千山万水后，深深感到，从字面上理解与实地经历红军的艰难困苦是大不一样的。”20世纪80年代初长征路上的自然环境，比30年代其实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后无追兵，上无飞机。罗开富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抓活鱼吃，恶心，呕吐，也要强忍着腥臭吃下去，否则就饿死了。
　　1984年12月19日，罗开富从贵州高洋雪山的冰凌上摔下崖，锁骨处被嵌进已摔破的凤凰牌照相机的铁片，左腿小腓骨骨折，第二天仍必须按红军当年的行军时间、行军原路走。
　　


　　“少了一条腿”的罗开富变成了5条腿，原来他由两位向导架着自己的肩膀前行。“走在长征路上，确实被红军精神感动了，轻伤不能下火线呀。再说，有老红军的关心、沿途干部群众的帮助，先后有240多位医生陪我边治疗边走路，我怎能停下来啊！”
　　在云南威信，女儿菲菲放寒假时来看他，面对罗开富竟然问别人：“我爸爸在哪里？”看着消瘦得一边挂盐水一边还在写稿的父亲，她哭了：“爸爸为什么还要走？”
　　有几次，罗开富还被当作“疑犯”。有一次，走了7个小时，走到老山界上的差转台，罗开富被莫名其妙禁止活动了几个小时，他和向导饿得吞食了所有所带的药品充饥。
　　长征途中，他30多次陷进草地沼泽；茫茫雪山千里冰封，浩瀚草地一望无际，山高坡陡举步维艰。寒冷、饥饿、病痛，毒蛇、沼泽、通讯不便，时时伴随着他。但是，他说：“很辛苦，也很愉快，这是我数十年记者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年。”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1985年8月17日。穿过草地时，驮电台的牦牛突然一下陷进了沼泽，连人也掉进去了。罗开富陷进去两个多小时都没能挣扎出来。他们在开始考虑留遗言时，没想到一头牦牛拼死挣扎了出来，向导丹泊抓住牛尾巴顺势上了岸，总算把队伍拯救出了泥淖。但是所有的粮食、干柴都没有了，只剩下一部电台和写稿用品等还顶在头上。取火的牛粪找不着了，他们烧光了搭床铺的木头。木头烧完了，他们只好吃生羊肉，喝雨水，遇到小河就抓生鱼吃。4天之后，他们终于碰到两位妇女，给他们背来了两筐牛粪，大家总算煮了一顿熟食吃。
　　罗开富告诉记者，这样的险境经历过多次了，有一次都几乎要放弃计划了。那是在1985年5月29日，按预定计划，那一天下午他应该到达泸定桥的。而且他获知消息，5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先头部队的领导人——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军，还有4位将军和《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已经到泸定桥等候他们了。但此刻的罗开富已累得患上了黄疸性肝炎，一路靠人架着。看到此景，杨成武将军动情地对安岗总编辑说：“老安，开富同志不能走了，他每天要写4个小时稿子，一个人走到这里也是不容易的了。”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看着整个人都变成了黄颜色的罗开富瘦得像个稻草人，心疼地说：“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了，还怎么走啊？”安岗感谢将军的关切之情，和将军商量说，要不换人吧。罗开富的体力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他要坚持走下去，哪怕是还有一口气！他流着泪对安岗、杨成武和其他在场的老红军们说：“请组织上同意让我再坚持两天——现在我还能喘气，怎么就躺下呢？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走到底。如果我实在不行了，倒下了，你们就换人，但是希望接替我的人能背着我的骨灰走进吴起镇！”
　　正当中国记者罗开富以惊人的毅力征服长征路的时候，国外出版的一本书上说，在中国，他们的革命前辈英勇善战，“长征”在中外战例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们的后代想要走这条路不容易，恐怕也走不通，至少近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国外舆论并不知道，此刻中国的这条长征路上，正匍匐躬行着一个瘦弱却坚毅的身影。
　　
　　扑朔迷离的三起三落背后
　　
　　用“脚”进行长途采访的罗开富，无疑是一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壮士。从他苦难的身世与磨难的履历中，能读到这位“中国新闻界的品牌”炼成背后的辛酸。
　　罗开富本名开泰，1942年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南浔双林的一个农村，三间半草房是全家惟一的财产。读小学办注册的时候，班主任金克勤建议他母亲把他的名字改成开富，为了以后他能富裕些。于是罗开富的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现在。
　　罗开富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吃饱饭。小时候。除了春节，没有一天吃饱过。”不过，在记忆中，有一年的中秋节，他吃得很饱。有一年中秋节前夕，罗开富家所养的羊发病死了，怎么办？于是，罗开富与兄弟敞开肚皮吃。“我们也能吃，吃了不少，腰带怎么也解不开——说是腰带，其实就是麻绳，不存在什么裤腰带问题。这下叫我嫂子发现了，找到我妈说，那两个小人吃得太多，也不知道节省一点。我爸在旁听了，叹了一口气：作孽这两个小人了，他们饿坏了，从没吃好过，要不是羊死了，他们也难得好好吃上一回——不吃完不行，天又热，容易腐坏。”罗开富说，因为当时怎么也解不开麻绳做的腰带，最后只得用剪刀剪开。“今天人们还怕什么禽流感，这是对的，应当预防。不过，我小时候什么没吃过？瘟鸡、瘟猪都吃过。也许，人一饥饿，病菌不容易上身。”
　　在小学五年级的一篇作文中，罗开富巧用了报纸上摘抄的“手无缚鸡之力”，得到了老师的鼓励，于是，年幼的心灵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1年当了铁道兵的罗开富写作的兴趣更浓厚，把每月6块钱的津贴1/3用来买电池，在熄灯号之后头蒙被子偷偷地打着手电在被窝中耕耘。连续向《铁道兵报》等媒体投稿至第18篇的时候，罗开富终于见到了形成铅字的“处女作”——不过登错了作者名字，的确有点可惜，而4元钱稿费为全班改善了两顿伙食。
　　1964年10月，罗开富到师政治部成为一名新闻干事。从此，正式踏上了新闻征途。当新闻干事，长年深入在成昆线的险山恶水中，一篇篇报道刊登在军内外的报刊上。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到云南视察，指名要接见新闻干事罗开富和他所报道的典型。
　　在坎坷不平的新闻记者道路上，在曲折艰险的从业生涯中，罗开富三起三落。22岁开始在“铁道兵报”当记者的罗开富，“文革”中由于所谓的“站错队”，才干了3年编辑的他被下放浙江接受农民再教育；几年后，罗开富的写作才能被发现，借调到《浙北日报》当编辑，后升任编辑部主任；可好景不长，在1972年的“整风运动”中，罗开富代表报社提意见，只愿实话实说的罗开富得罪了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掌权者，差一点进“局子”，在当地军分区的领导帮助下才脱离了险境。“那时，三十而立，人生的根基应该有了，而我那时却面临着重新开始，而且无依无靠。就像大学生现在找工作难一样，我那会儿还不如大学生，是公安局盯上的人。而且走得急，又为了不惊动人，只得把老母亲和1岁多的女儿留在当地，和妻子鲁萍在半夜悄悄地走。那时，我们是很痛苦的，找不到工作。先在乌蒙山区和农民打了半年交道。后来又在好心人帮助下，在一个部门让我搞报道，但不能署名。”直到1978年国务院财贸小组主办的《财贸战线报》（后更名为《中国财贸报》，系《经济日报》前身）在云南选记者，执著于新闻工作的罗开富在落实政策后才重新迈入了新闻队伍。
　　1981年1月，在云南记者站任职的罗开富在采访中了解到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某些领导利用职权批条子、走后门，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在掌握真凭实据后，罗开富写了《云南省领导批条子走后门的香烟有13万条之多》的情况反映。于是，有人就造舆论或向上级汇报，说记者捕风捉影，不怀好意，是诬陷。自然，这期间罗开富的日子不好过。后来，中纪委派工作组到云南调查，查出走后门的香烟竟达60多万条。有关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同行们对罗开富说：“这下你的日子好过了。”
　　其实，接下来罗开富的日子并不好过。今天，罗开富苦笑说：“一些人不敢接近你，怕你再捅‘娄子’，连带着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找一些领导采访，不是躲，就是打哈哈。”于是，罗开富只得到农村、工厂和街上“转悠”。
　　这年6月的一天，罗开富在昆明街头见到云南镇雄县几个农民运到省城交售专供出口的水苔（即水藓，将营养液浸泡后可代替土壤种花）数千斤，因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内部有矛盾而拒绝收购，导致农民已在昆明滞留50多天，钱粮用光，靠变卖身上的衣服度日。罗开富路见不平，写了一篇反映云南省外贸部门某些领导损害群众利益的公开报道，为此罗开富遭到了非法调查以及严重的打击报复。经中央领导李先念、胡耀邦、万里以及陈云、胡启立直接过问，中央组成调查组两次深入云南调查，才澄清了事实真相，使罗开富在新闻队伍中最后站稳了脚跟。日后，罗开富当选为中国记协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委员会委员。作为维权委员，他总是竭力为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奔波。
　　1985年底，罗开富刚回到云南记者站，就接到返京的电话。1986年1月11日，他被任命为副总编辑，不久出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罗开富组织和参与采写了大量有深度的稿件，曾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最高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