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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不可避免的话题。要想研究一个文本必须先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这样便于我们从根源抓住作者的意图。而这个所谓的时代背景我认为它就是当时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的缩影，或者说影射。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会顺从制度的发展，但是当制度不再具有普遍的公正性，即它成为了维护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了人民大众的合法利益时，文学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制度意识。我认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关键词：吴敬梓；儒林外史
作者简介：宋芸蔓（1992-），女，汉，辽宁省丹东东港市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1
吴敬梓，清代滁州全椒（今安徽省全椒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乾隆十九年病逝于揚州。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祖父两代人间，他们一家“科第仕宦多显著”（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这也是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羡称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其父吴霖起也是康熙年间的拔贡。而生于书香门第的吴敬梓小时候也是聪颖好学，才识过人，但是由于父亲病逝，吴敬梓又过着“千金一掷买醉酣”的纸醉金迷的浪子生活，所以很快家产挥霍殆尽，再加上科举失利以及羁旅南京，为他写下《儒林外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继《金瓶梅》之后，完成了从传奇性到现实性的过渡的一本惊世之作，描写的对象更贴近现实人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更为真实，人物性格不再单一的类型化，逃脱了类型化描写的窠臼，人物性格由单一到复杂。作者描写的人物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善于挖掘人物由善到恶的根源，即畸形的科举制度对人的残害。
我认为，要更好地了解《儒林外史》，我们势必要摒弃我们一些理所当然的结论：科举制度是对文人士子的摧残。诚然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世家大族“树大根深”，加强自己对朝廷的掌控力而设立的。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上位者需要有自己的“智囊团”，在朝堂上形成忠于自己的势力，所以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基于这种考量，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科举制度在最初设立的时候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毕竟它的初衷可以算得上是“选贤举能”，不可否认它确实让寒门士子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而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实现质的飞跃。而当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逐渐演变成近乎泯灭人性的残酷机制。它除了是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利器，还是读书人求得荣华富贵的捷径。明清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更为尖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级差距达到顶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迫切的抓住科举这一救命稻草，渴望摆脱生存的困境。所以在《儒林外史》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个家庭因为科举而支离破碎，一个个现货的生命因为科举而逐渐凋零。这个时期形成一种考科举的狂热现象，贫苦的下层人民举家之力、倾家荡产也要走科举的道路，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了，但是也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民已经无路可走，上层的大厦也即将崩塌。书中的描写只是当时社会的冰山一角，但也足以振聋发聩。比如匡超人，比如范进。但是它字里行间所展示的并不全是消极的东西，还有一些积极的，准确地说还有让作者能够对这个社会存有期待的一些点。因为在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身上，仍然存在着坚守自己的节操而摒弃功名富贵却活的恣意潇洒的人。我认为它是以科举制度为引，猛烈的批判当时社会的病态与畸形以及在这种环境下麻木的活着的人不人，鬼不鬼，以及颂扬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即将消失殆尽的真挚的感情。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书中并没有歇斯底里绝望的状态，而是在夹缝中仍有一丝光明。作者在无情的鞭挞丑恶事物的同时，又热情地歌颂正面人物，使行文跌宕起伏，这种延宕的内在逻辑让我们在嬉笑怒骂中体会人间百味。
《儒林外史》主要描述的是科举制度下扭曲的社会和人生，仅以匡超人进行具体分析。在极度扭曲的社会中，癫狂的追求功名利禄，人性也发生了蜕变。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五篇的篇幅描写了匡超人如何从一个忠厚孝顺的青年堕落成无耻的势利小人，他的人生随着这种变化又会发生什么？匡超人出身寒微，但是却有着质朴的情感，流落他乡的时候，惦记着生病的父亲：“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孝心的青年竟然一步步步入堕落的深渊。在其中，我们可以总结道，在他堕入炼狱的过程中，他的人性与心灵受到了三次腐蚀。而这三次的腐蚀是从他意识到科举考试开始的。首先，受马二先的影响，把科举视为人生的唯一出路；其次，考上秀才后，与一些自诩“名士”的扭曲人格的人厮混，追名逐利；然后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做起流氓恶棍。这三次腐蚀，让他彻底抛弃礼义廉耻，泯灭人性。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变成衣冠禽兽。在匡超人蜕变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讽刺事情，当他侍奉久病的父亲，敬奉兄嫂，展现出人性的淳朴善良时，他只是一个靠卖豆腐而勉强果腹的穷苦大众；当他开始追名逐利，做起流氓恶棍时，却拥有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荣华富贵，“高兴长安道”，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流名士。作者从人性变化从而境遇不同入手，鞭辟入里，深刻的讽刺了这个社会不给好人活路，只有人性泯灭的人才能在这里得到施展。极度颠倒的社会让匡超人由活生生的人变成受魔鬼支配的躯壳。在作者的笔下，这一类人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物化了的人，甚至于异化的人。
总的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不可超越的讽刺之作，且具有跨时代意义。
关键词：吴敬梓；儒林外史
作者简介：宋芸蔓（1992-），女，汉，辽宁省丹东东港市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1
吴敬梓，清代滁州全椒（今安徽省全椒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乾隆十九年病逝于揚州。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祖父两代人间，他们一家“科第仕宦多显著”（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这也是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羡称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其父吴霖起也是康熙年间的拔贡。而生于书香门第的吴敬梓小时候也是聪颖好学，才识过人，但是由于父亲病逝，吴敬梓又过着“千金一掷买醉酣”的纸醉金迷的浪子生活，所以很快家产挥霍殆尽，再加上科举失利以及羁旅南京，为他写下《儒林外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继《金瓶梅》之后，完成了从传奇性到现实性的过渡的一本惊世之作，描写的对象更贴近现实人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更为真实，人物性格不再单一的类型化，逃脱了类型化描写的窠臼，人物性格由单一到复杂。作者描写的人物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善于挖掘人物由善到恶的根源，即畸形的科举制度对人的残害。
我认为，要更好地了解《儒林外史》，我们势必要摒弃我们一些理所当然的结论：科举制度是对文人士子的摧残。诚然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世家大族“树大根深”，加强自己对朝廷的掌控力而设立的。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上位者需要有自己的“智囊团”，在朝堂上形成忠于自己的势力，所以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基于这种考量，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科举制度在最初设立的时候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毕竟它的初衷可以算得上是“选贤举能”，不可否认它确实让寒门士子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而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实现质的飞跃。而当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逐渐演变成近乎泯灭人性的残酷机制。它除了是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利器，还是读书人求得荣华富贵的捷径。明清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更为尖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级差距达到顶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迫切的抓住科举这一救命稻草，渴望摆脱生存的困境。所以在《儒林外史》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个家庭因为科举而支离破碎，一个个现货的生命因为科举而逐渐凋零。这个时期形成一种考科举的狂热现象，贫苦的下层人民举家之力、倾家荡产也要走科举的道路，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了，但是也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民已经无路可走，上层的大厦也即将崩塌。书中的描写只是当时社会的冰山一角，但也足以振聋发聩。比如匡超人，比如范进。但是它字里行间所展示的并不全是消极的东西，还有一些积极的，准确地说还有让作者能够对这个社会存有期待的一些点。因为在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身上，仍然存在着坚守自己的节操而摒弃功名富贵却活的恣意潇洒的人。我认为它是以科举制度为引，猛烈的批判当时社会的病态与畸形以及在这种环境下麻木的活着的人不人，鬼不鬼，以及颂扬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即将消失殆尽的真挚的感情。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书中并没有歇斯底里绝望的状态，而是在夹缝中仍有一丝光明。作者在无情的鞭挞丑恶事物的同时，又热情地歌颂正面人物，使行文跌宕起伏，这种延宕的内在逻辑让我们在嬉笑怒骂中体会人间百味。
《儒林外史》主要描述的是科举制度下扭曲的社会和人生，仅以匡超人进行具体分析。在极度扭曲的社会中，癫狂的追求功名利禄，人性也发生了蜕变。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五篇的篇幅描写了匡超人如何从一个忠厚孝顺的青年堕落成无耻的势利小人，他的人生随着这种变化又会发生什么？匡超人出身寒微，但是却有着质朴的情感，流落他乡的时候，惦记着生病的父亲：“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孝心的青年竟然一步步步入堕落的深渊。在其中，我们可以总结道，在他堕入炼狱的过程中，他的人性与心灵受到了三次腐蚀。而这三次的腐蚀是从他意识到科举考试开始的。首先，受马二先的影响，把科举视为人生的唯一出路；其次，考上秀才后，与一些自诩“名士”的扭曲人格的人厮混，追名逐利；然后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做起流氓恶棍。这三次腐蚀，让他彻底抛弃礼义廉耻，泯灭人性。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变成衣冠禽兽。在匡超人蜕变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讽刺事情，当他侍奉久病的父亲，敬奉兄嫂，展现出人性的淳朴善良时，他只是一个靠卖豆腐而勉强果腹的穷苦大众；当他开始追名逐利，做起流氓恶棍时，却拥有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荣华富贵，“高兴长安道”，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流名士。作者从人性变化从而境遇不同入手，鞭辟入里，深刻的讽刺了这个社会不给好人活路，只有人性泯灭的人才能在这里得到施展。极度颠倒的社会让匡超人由活生生的人变成受魔鬼支配的躯壳。在作者的笔下，这一类人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物化了的人，甚至于异化的人。
总的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不可超越的讽刺之作，且具有跨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