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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就算我有一天失忆了，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认识他时，我才20岁，在设计学院读大二。那天下着毛毛雨，我用心做了三个月的设计作业被导师痛批了一顿。做了很多年的梦如同泡沫，突然被利器划破，风一吹，就散得无踪无影。我索性将画满草图的作业纸散了一地，在雨中嚎啕大哭。
雨越下越大，不知是错觉，还是电影里的桥段在现实中显灵了。我在脚下的水坑中照见自己狼狈的样子，浑浑噩噩，哪里像是20岁，简直是个怨妇。
我边哭边咒骂自己。低头时，在水坑中看见一只手的倒影，伸向我。我神经质地跳起来，看见一个面色苍白、头发高高竖起的男孩，茫然无措地站在我面前。
他几乎是在嗓子眼嘟囔着：别哭了，没啥大不了的。一口东北腔。
我头也不回地跑了。被一个孩子安慰，实在是件丢脸的事。而他塞在我手里的纸巾，直到回到寝室，还被我紧紧攥在手里。
日子一天天过，上课、写作业、画图、做家教。看似忙碌，却没什么盼头，无非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我几乎忘记了和我说“没啥大不了的”的那个男孩。
直到有天，在学校后街的咖啡馆里，一只猫打翻了我桌上的摩卡。浅褐色的咖啡一股脑泼在我的白裙子上，从前襟到大腿。我正狼狈不堪地胡乱擦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出现了：没啥大不了的，回去换件衣服吧。
这次，我乖乖地坐在了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用书包死死挡住胸前的“咖啡地图”。我们经过春天的校园，湖边的垂柳微微摆动着枝条，天鹅在湖面上悠游，路边的小花红得耀眼。就在我们路过那座石桥时，我看见桥下的荷叶，荷叶上的蜻蜓，蜻蜓扇动着的薄如轻丝的翅膀，翅膀上衬着阳光。
我旁边，是一位奋力蹬着车的少年，瘦瘦的背，高高竖起的头发在风中抖动。
等我跳下车，他羞涩地笑了笑，说了声：姐，我叫梁其，梁山好汉的梁，其实的其。然后风一般骑远了。
梁其，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他小我两岁，管我叫姐。
日子一天天过，我每天都为了未来忧心忡忡，担心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泯然众人，担心作品会淹没在多如牛毛的作品中，担心自己会最终成为一个找不到工作、养活不了自己、找不到男朋友的落魄鬼。
于是我加倍努力，没日没夜地画图，参加一个又一个考试，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和校园里那些张扬的、迷茫的、孤独的、慌张的身影一样，一心想着为未来铺路。看起来很充实，其实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迷茫无措。看似很狂放很拼搏，言必称理想信念，其实不过是在荆棘丛中迷了路，乱打乱撞而已。
跟风一般，我出了国，在英国的设计学院上了一年的课。在異国文化的冲撞下，我急着想找到自己，又急着想把自己抛弃。
我不断结识新的人，喜欢和他们在酒后调侃，用不娴熟的英语斗嘴，或者搭伴去旅行。我们爬到古堡上面，对着千百年前的铜墙铁炮放声大笑;我们在庄严的大教堂里听神的启示，望着色彩斑斓的彩窗和恢弘壮丽的穹顶惊叹;我们走到古城的街道上，想象马蹄踏过去的声音;我们跳上海边的崖壁，眺望大西洋上的太阳。
我们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酒后梦醒，旅途结束，音乐渐息过后，等待我们的，是无来由的悲伤和加倍的孤独。
那时我们真年轻呵，还能做做梦，聊聊未来，还能把一个少年晾在一边，不管能不能再次遇见。
等我从英国回来，迎接我的已经是大学的尾巴，而那个在雨中递给我纸巾，踩着自行车穿过石桥的梁其，也长高了个子，壮硕了些许。
每天傍晚，我们都相约在食堂里相见。或许是因为忙，或许是因为羞涩，属于我们俩的时间，只有晚饭。
他早早下了课，在人满为患的食堂里占个位子，等我出现。一进门，我就能看见他咧着嘴朝我笑。聊些什么呢？聊加州的海滩，英吉利海峡，新西兰牧场。一聊起海洋，他就兴奋得两眼放光，用手比划着：姐，鲸鱼的头有这么大，喷出的水柱又高又细。他还说：加州的蒙特雷海湾可以观赏鲸鱼。
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对鲸鱼这么痴迷。看见他咧嘴笑的样子，就足够了。
有时遇见他的同学，起起哄，红着脸挡回去，有惊无险。有时和迎面过来的老师打声招呼，然后大讲特讲那个老师有多损，作业有多变态。
我们生活的交集，就是晚饭，晚饭结束，就不再多说一句话。
我以为我们只是约饭而已，但等到后半夜，和人喝醉了，被要挟着随便打个电话的时候，却只能想起梁其。梁其接起电话，不到几分钟，就直冲到我们喝酒的地方，不管是在后街的烧烤摊，还是在校外的餐馆或KTV。
我说，梁其，你其实不用来，他们只是开个玩笑。他一脸严肃，说：不要再喝了。大概是太无所适从了，或是毕业季的伤感情绪使然，我借着酒劲儿大哭，他就用一口东北腔说：别哭了，没啥大不了的。然后一手推着车，一手扶着我，送我回寝室。
那时我们真年轻呵，还能喝喝酒，耍耍赖，还能让一个少年深夜里骑着车，穿过整个校园来接我，不管能不能有结果。
转眼毕业季悄然来临。我的设计作品没有评上什么奖，被摆在学校展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落满灰尘。我也没能如预期那样，进入到那所著名的美院继续进修。往日的失魂落魄、胡作非为而今得到了报应，尽管努力过，但还是一败涂地。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力——等生日一过，就该离开这座城市了。
朋友们都把我的生日会，当做离别前的最后一次狂欢，话里话外透着青春易逝的苦楚和前途未知的凉意，每一句后会有期都说得苍白无力。
我照样喝得烂醉如泥。
十二点一过，梁其推门进来，奔向我。他把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深深地，缓缓地，吻我。他的嘴，什么味道都没有。我奋力睁开眼，看见他紧闭的眼睑，微微颤抖。
我趁着劲爆的音乐声，大吼着，说自己完了，以后完了，没有什么出路了。
梁其贴在我耳边，小声说：姐，没啥大不了的。以后咱俩一起去看鲸鱼。加州的蒙特雷海湾，有成群结队的鲸鱼。你和它们一样，自由、潇洒、漂亮。
转眼间，我离开那座校园已经七年了。在家人的介绍下和一个伤病退伍的军人结了婚，每天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吵得天翻地覆。找了一份和设计完全无关的工作，每天从早到晚盯着电脑屏幕，因为怕被老板骂而胆战心惊。面对那些不知何意的眼神和背后的算计，如履薄冰，笑脸相迎。在全然陌生的城市，风里来雨里去，身上时刻系着一条家庭的绳子，动弹不得。过去一起欢笑打闹的朋友，也潜入到各自的生活中，杳无音讯。
一晚，我正在厨房做饭，两岁大的女儿在客厅里歇斯底里地大叫。我冲过去，手里还举着菜刀，指缝间粘着葱花。
大鱼！大鱼！大鱼！
她兴奋地挥着手臂。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电视里，加州蒙特雷海湾的鲸鱼，从水面上腾空而起，自由如飞鸟，潇洒如少年，阳光下溅起的浪花，比想象中更绚丽。
认识他时，我才20岁，在设计学院读大二。那天下着毛毛雨，我用心做了三个月的设计作业被导师痛批了一顿。做了很多年的梦如同泡沫，突然被利器划破，风一吹，就散得无踪无影。我索性将画满草图的作业纸散了一地，在雨中嚎啕大哭。
雨越下越大，不知是错觉，还是电影里的桥段在现实中显灵了。我在脚下的水坑中照见自己狼狈的样子，浑浑噩噩，哪里像是20岁，简直是个怨妇。
我边哭边咒骂自己。低头时，在水坑中看见一只手的倒影，伸向我。我神经质地跳起来，看见一个面色苍白、头发高高竖起的男孩，茫然无措地站在我面前。
他几乎是在嗓子眼嘟囔着：别哭了，没啥大不了的。一口东北腔。
我头也不回地跑了。被一个孩子安慰，实在是件丢脸的事。而他塞在我手里的纸巾，直到回到寝室，还被我紧紧攥在手里。
日子一天天过，上课、写作业、画图、做家教。看似忙碌，却没什么盼头，无非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我几乎忘记了和我说“没啥大不了的”的那个男孩。
直到有天，在学校后街的咖啡馆里，一只猫打翻了我桌上的摩卡。浅褐色的咖啡一股脑泼在我的白裙子上，从前襟到大腿。我正狼狈不堪地胡乱擦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出现了：没啥大不了的，回去换件衣服吧。
这次，我乖乖地坐在了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用书包死死挡住胸前的“咖啡地图”。我们经过春天的校园，湖边的垂柳微微摆动着枝条，天鹅在湖面上悠游，路边的小花红得耀眼。就在我们路过那座石桥时，我看见桥下的荷叶，荷叶上的蜻蜓，蜻蜓扇动着的薄如轻丝的翅膀，翅膀上衬着阳光。
我旁边，是一位奋力蹬着车的少年，瘦瘦的背，高高竖起的头发在风中抖动。
等我跳下车，他羞涩地笑了笑，说了声：姐，我叫梁其，梁山好汉的梁，其实的其。然后风一般骑远了。
梁其，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他小我两岁，管我叫姐。
日子一天天过，我每天都为了未来忧心忡忡，担心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泯然众人，担心作品会淹没在多如牛毛的作品中，担心自己会最终成为一个找不到工作、养活不了自己、找不到男朋友的落魄鬼。
于是我加倍努力，没日没夜地画图，参加一个又一个考试，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和校园里那些张扬的、迷茫的、孤独的、慌张的身影一样，一心想着为未来铺路。看起来很充实，其实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迷茫无措。看似很狂放很拼搏，言必称理想信念，其实不过是在荆棘丛中迷了路，乱打乱撞而已。
跟风一般，我出了国，在英国的设计学院上了一年的课。在異国文化的冲撞下，我急着想找到自己，又急着想把自己抛弃。
我不断结识新的人，喜欢和他们在酒后调侃，用不娴熟的英语斗嘴，或者搭伴去旅行。我们爬到古堡上面，对着千百年前的铜墙铁炮放声大笑;我们在庄严的大教堂里听神的启示，望着色彩斑斓的彩窗和恢弘壮丽的穹顶惊叹;我们走到古城的街道上，想象马蹄踏过去的声音;我们跳上海边的崖壁，眺望大西洋上的太阳。
我们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酒后梦醒，旅途结束，音乐渐息过后，等待我们的，是无来由的悲伤和加倍的孤独。
那时我们真年轻呵，还能做做梦，聊聊未来，还能把一个少年晾在一边，不管能不能再次遇见。
等我从英国回来，迎接我的已经是大学的尾巴，而那个在雨中递给我纸巾，踩着自行车穿过石桥的梁其，也长高了个子，壮硕了些许。
每天傍晚，我们都相约在食堂里相见。或许是因为忙，或许是因为羞涩，属于我们俩的时间，只有晚饭。
他早早下了课，在人满为患的食堂里占个位子，等我出现。一进门，我就能看见他咧着嘴朝我笑。聊些什么呢？聊加州的海滩，英吉利海峡，新西兰牧场。一聊起海洋，他就兴奋得两眼放光，用手比划着：姐，鲸鱼的头有这么大，喷出的水柱又高又细。他还说：加州的蒙特雷海湾可以观赏鲸鱼。
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对鲸鱼这么痴迷。看见他咧嘴笑的样子，就足够了。
有时遇见他的同学，起起哄，红着脸挡回去，有惊无险。有时和迎面过来的老师打声招呼，然后大讲特讲那个老师有多损，作业有多变态。
我们生活的交集，就是晚饭，晚饭结束，就不再多说一句话。
我以为我们只是约饭而已，但等到后半夜，和人喝醉了，被要挟着随便打个电话的时候，却只能想起梁其。梁其接起电话，不到几分钟，就直冲到我们喝酒的地方，不管是在后街的烧烤摊，还是在校外的餐馆或KTV。
我说，梁其，你其实不用来，他们只是开个玩笑。他一脸严肃，说：不要再喝了。大概是太无所适从了，或是毕业季的伤感情绪使然，我借着酒劲儿大哭，他就用一口东北腔说：别哭了，没啥大不了的。然后一手推着车，一手扶着我，送我回寝室。
那时我们真年轻呵，还能喝喝酒，耍耍赖，还能让一个少年深夜里骑着车，穿过整个校园来接我，不管能不能有结果。
转眼毕业季悄然来临。我的设计作品没有评上什么奖，被摆在学校展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落满灰尘。我也没能如预期那样，进入到那所著名的美院继续进修。往日的失魂落魄、胡作非为而今得到了报应，尽管努力过，但还是一败涂地。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力——等生日一过，就该离开这座城市了。
朋友们都把我的生日会，当做离别前的最后一次狂欢，话里话外透着青春易逝的苦楚和前途未知的凉意，每一句后会有期都说得苍白无力。
我照样喝得烂醉如泥。
十二点一过，梁其推门进来，奔向我。他把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深深地，缓缓地，吻我。他的嘴，什么味道都没有。我奋力睁开眼，看见他紧闭的眼睑，微微颤抖。
我趁着劲爆的音乐声，大吼着，说自己完了，以后完了，没有什么出路了。
梁其贴在我耳边，小声说：姐，没啥大不了的。以后咱俩一起去看鲸鱼。加州的蒙特雷海湾，有成群结队的鲸鱼。你和它们一样，自由、潇洒、漂亮。
转眼间，我离开那座校园已经七年了。在家人的介绍下和一个伤病退伍的军人结了婚，每天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吵得天翻地覆。找了一份和设计完全无关的工作，每天从早到晚盯着电脑屏幕，因为怕被老板骂而胆战心惊。面对那些不知何意的眼神和背后的算计，如履薄冰，笑脸相迎。在全然陌生的城市，风里来雨里去，身上时刻系着一条家庭的绳子，动弹不得。过去一起欢笑打闹的朋友，也潜入到各自的生活中，杳无音讯。
一晚，我正在厨房做饭，两岁大的女儿在客厅里歇斯底里地大叫。我冲过去，手里还举着菜刀，指缝间粘着葱花。
大鱼！大鱼！大鱼！
她兴奋地挥着手臂。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电视里，加州蒙特雷海湾的鲸鱼，从水面上腾空而起，自由如飞鸟，潇洒如少年，阳光下溅起的浪花，比想象中更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