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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数量很大的迁移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大城市工人部分丧失了向厂商索取较高名义工资以补偿其较高生活成本的能力。此时，厂商享受着大城市较高的聚集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却不用对工人较高生活成本进行完全补偿。这种厂商和工人承受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必然引发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