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治的终结》
　　[英]亚历克斯·S.维塔菜著
　　王飞/张鹏瀚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亚历克斯·S维塔莱
　　过去几十年见证了美国警察活动在范围和强度上的急剧扩大。
　　与之前相比，越来越多的警察越来越多地执行着越来越多的法律，由此造成的监禁、经济盘剥和虐待已然是天文数字。
　　警察活动的扩大，反映了大规模监禁的兴起。它始于20世纪60年代“犯罪战争”（War on Crime）的说辞，并凭借两党的共同支持而不断发展壮大，直至今日。

警力增长与一系列危机相关

　　在政治层面，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政客们急于寻找新的方式来驾驭白人选民的支持。正如米歇尔亚历山大等人所指出的，尼克松通过“法律与秩序”的镜头挑动种族恐惧，说服南方白人投票给共和党。
　　这种做法自内战后重建时期以来还是头一遭。随着迈克尔-杜卡基斯因为“对犯罪手软”而在1988年的大选中惨败，民主党人也开始完全接受这种策略。这就造成了像比尔-克林顿的“1994年犯罪法案”这样的灾难，该法案扩编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并且扩大了打击毒品与犯罪的战争。
　　美国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也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克里斯蒂安-帕伦蒂已经说明过，联邦政府为了阻碍工人力量的兴起，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让经济陷于崩溃的。
　　这使得几百万人失去工作，并且还创造出一个新的、主要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固定底层阶级。这个阶级大体上被排除在正式经济之外。作为回应，政府在各个层面都展开了动员，通过密集的警治和大规模监禁来管控这个新的“剩余人群”。
　　针对穷人和非白人社群的警治变得更加严酷。随着失业、贫穷和无家可归人数的增多，政府、警察和检察官们齐心协力，在诸如破窗理论和超级掠夺者神话等意识形态的辅助下，对这些人群狠狠挥动定罪的镰刀。

警治标准维系了种族和阶级不平等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警治都化约为对社会运动的积极压制和对少数种族的管控。如今，警察显然也关注公共安全和犯罪管控的问题，尽管他们的应对方法并不对路。
　　使用数据比照系统（Compstat）等管理技术的目的，确实是处理严重犯罪问题，为此投入的资源也相当可观。但这种打击犯罪的导向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管控的形式。
　　从乔纳森·西蒙的《由罪而治》（Goveming Through Crime）到米歇尔·亚历山大的《新吉姆·克劳》，大量研究表明，形塑了犯罪和管控对象之标准的，正是对种族和阶级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杰弗里·雷曼在《富人更富裕，穷人进监狱》中指出，刑事司法系统对造成严重社会损害的富人犯罪宽宏大量、熟视无睹，却对穷人和非白人的行为进行激烈的定罪——这些行为中有些并不造成什么社会损害。
　　当富人所犯之罪被处理时，一般是通过行政管控和民事执法的形式，而不是攻击性警治、刑事诉讼和监禁——这些手段大都留给了穷人和非白人。没有任何一个银行家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锒铛入狱，尽管美国经济中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无家可归和经济混乱。
　　利用惩罚来管理“危险阶级”，美国的犯罪管控政策正是围绕着这一点构造起来的，但它却伪装成了一个关乎公正的体制。警察对犯罪问题的关注，使得他们的社会管控更容易让人接受。从使用民兵到使用民事警察，这个转变过程为国家在国内外的社会管控功能营造了更大的接受度。
　　如今的现代警察与他们的殖民主义先辈们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他们执行的法律体系，同样是用来再生产并维持经济不平等的——通常遵循着种族化的路线。最饱受诟病的案例就是毒品战争，其间有几百万人经由刑事司法系统而遭到监禁，其中大多数是黑色和棕色皮肤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毁于一旦，他们的社区动荡不安，而毒品的使用和供应却没有减少。

绕开警治的可能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安全的社区中，但当个人和社区指望警察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时，他们实质上启动了压迫他们自身的机器。
　　警察将会经常开展管控犯罪的运动，这些运动就算没有彻头彻尾的敌意，也还戴着阶级与种族怀疑主义的有色眼镜——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虽然警员个^可能并不怀有很深的偏见——尽管许多警官确实偏见颇深——整个制度的最终目的却总是管控穷人和非白人，而不是带来任何像是真正的公正那样的东西。
　　人们向警察求助，是希望他们能提供安全和保障，这可以理解。面对街头犯罪行为，穷人首当其冲。在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紧缩之后，地方政府没有意愿或能力去寻求能够改善现状的社会政策，使得能够在不动用武装警察的情况下处理犯罪和骚乱问题。正如西蒙所指出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把贫穷的街区扔给了市场的力量，而后者则受到镇压性刑事司法体系的支持。
　　该体系创造出一种恐惧文化，并宣称自己才是解决这种恐惧的不二之选，这就是它把持权柄的方式。随着贫困的加深和房价的上涨，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扶持已然消失，继之而起的则是流浪者收容所外加以破窗理论为导向的攻击性警治。
　　随着精神健康设施的关停，警察成了为精神健康突发事件提供协助的第一回应者。当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学校、工作或娱乐设施时，他们就拉帮结派以求互相保全，或者为了生存而涉足充斥着赃物、毒品和性的黑市，最后被无情地定罪。
　　现代警治大体上是一场针对穷人的战争，在促进人民安全和社区发展等方面毫无建树。就算是有一些成果，那也是通过国家力量中最具强制性的形式来完成的，而这毁掉了几百万人的生活。
　　我们不应再去请求警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必须团结起来謀求真正的公正。我们需要创造出这样的社会：它旨在满足人民的需求，而非沉湎于不计代价地追求财富。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