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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店大厅直接横穿过去，就是后门，沿着曲折的走廊，到达一座更低矮的建筑，终于找到沈志华所在的房间。屋子不大，只有一张单人床，窗帘半开着，煙雾缭绕的，不时有嘈杂声从外面传来。
沈志华体型壮硕，躬着身子，在电脑前打字，手头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已经69岁，明年准备退休了，头发几乎全白，声音依旧浑厚。来苏州是因为出差。沈志华前一天刚刚参加一个历史学会议，结束后喝了酒，把采访的事情给忘了;第二天还是作息照常，四点钟就起床工作。
操心的事情太多，经常是几头同时推进，这跟以前不一样。2005年，沈志华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三无人员”。在此之前，他进过监狱，办过农场，倒过辣椒，开过工厂，卖过黄金，做过书商，屡屡被风浪打翻，又终于回到学术的甲板上。
这是一个在时代的消耗中如何保全并延展自己的故事。进入体制后的这十多年里，沈志华的学术方向继续延展，从中苏关系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从周边国家再到改革开放史，与此同时，他也带学生，培养后备力量。
10月末，《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刚刚出版，总共11卷，四万多件。沈志华是主编，他的多名学生也已经成长为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项目中。从起意到结项，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
整个过程困难重重，而沈志华有感于当下的学术状况，不免增添许多忧虑。史料整理如同铺路，即使现在不畅通，以后也还有机会。他经常说，历史学家是负责造镜子的，不是照镜子的。“我们要把镜子造好了，你别造成哈哈镜，一照变形了，贻害后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校区位于上海闵行。两条货运铁轨从校园里横穿过去，贴着沈志华所在的小区，像铁爪一样散开，跟前就是黄浦江。这条支线的部分轨道已经废弃，或是隐匿于树丛中，或是埋进柏油路下，经过来往车辆无数次碾轧，再次裸露地表。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主体迁到这里，沈志华也搬过来，十多年过去，原先荒僻的郊野逐渐热闹了起来。但热闹与他无关，他的兴趣在那些档案里。历史研究是个体力活儿，他身体不错，早年还当过两年的航空兵，但常年的伏案工作还是留下了一些毛病，会有不太灵光的时候。
四五年前，沈志华去韩国开会，坐在那儿写字，忽然就站不起来了，赶紧送到医院，说是脊椎出了问题。小半米长的钢针，他比划着，从尾骨插进去，沿着每个骨头缝儿，一点一点往里挤药。
钢针每插进去一点儿，医生就问他感觉怎么样，特别慢，前后将近五十分钟。还不能打麻药，否则容易捅到神经。他就死咬着毛巾，趴在那儿，旁边几个人一齐强摁着，难受极了。所幸手术效果不错，后来没有再复发过。眼睛也有问题，都是看书看的，每天早上四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六点。这还是老毛病。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沈志华不被体制接纳，只好去南方下海。后来研究生同学当上主编，要出一套学术丛书，缺人审稿。沈志华放弃了稳定的生活，接了下来。一年的时间，每天连轴转，审完了60多本书，2000万字，结果眼睛坏了。
沈志华。图/视觉中国
编完书，还是无处可去，沈志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眼睛有所好转。最近旧疾复发，点药都不行了，毕竟年纪摆在那儿。没办法，医生让他别老盯着一个地方，每半个小时就起来放松一下，看看远处，调节调节。对面住宅楼挡住了视线怎么办？那就走到阳台上，从侧面往外看。
总会有可以远望的地方，他说。“只要是心脏不出事，脑子不出事，眼睛不出事，工作就继续。”沈志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他对此倒是有些期待，毕竟可以少一些职务工作和应酬，多一点时间来写作。
不干活的时候，沈志华也并不孤独。他经常喊人过来，边吃边聊，因为有阿姨负责做饭，家里渐渐地变成了食堂。也是因为系里的很多同事都住在附近，同辈的学者，或是年轻一些的教师，距离不远。比如对门就住着韩钢，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在历史系，俩人认识有二十年了。
这天中午，韩钢过来吃饭，和沈志华继续闲聊。饭很家常，两菜一汤，配上粗米饭，有人来，就加一双筷子。学术话题最下饭，他们谈到了1952年前后的中国，内部是正在酝酿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外是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外界提起沈志华，朝鲜战争总是绕不去的话题。
有时候，他们也会聊起过去，聊起那些出逃与退守，那些无法远望的夜晚。1984年，沈志华结束了两年莫名的牢狱生涯，没有学术单位肯接受这个从社科院肄业的研究生。他在社科院的时候，研究的是苏联初期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这项改革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有价值。然而，牢狱之灾降临到他头上，即使他在监狱里写完了将近40万字的专著，依然无路可去，只能自谋出路。
大家都争着挤进改革的列车，只有沈志华被甩到了时代的后面。最落魄的时候，他只能蹬板车，到大街上卖水果。
当时，张木生正在办《中国百业信息报》，自负盈亏。沈志华上研究生之前，在电力部门办过报纸，张木生就说让他过来，当副手。结果干了没俩月，让人给告了，说沈志华刚刚刑满释放，有污点。张木生有些为难，沈志华主动选择了离开。
天津大邱庄在搞生态农业试点，改良盐碱地，鸡粪喂鱼，鱼粪肥田。党委书记禹作敏名气很大，他让沈志华过去统管农场的事情。沈志华过去干了小半年，就住在那里。
广东是变革的前沿，沈志华听说那里英雄不问出身，就去了深圳，在进出口公司工作。他去过云南老山地区，坐着长途汽车，收购小辣椒，出口到日本等地。最后，靠着黄金和图书生意，沈志华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他终于有能力和资本去做研究，便杀回学术界。 徐庆全跟沈志华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那是1993年5月，在“大三元酒家”。当时徐庆全在高校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沈志华还在搞出版，组织学者做《白话资治通鉴》，却已经有了继续做学问的计划，并筹建“东方历史学会”。
徐庆全比沈志华小一轮，俩人性格很合得来。在徐庆全的印象里，平时喝酒聊天，沈志华有一股梁山好汉的气势，总是大步流星的，酒风浩荡，但是每次谈到学问，那种儒雅的风范就出来了。“他是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人，很单纯。”徐庆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专门写过文章，形容沈志华是“游击队员”，本来是“三无人员”，后来进入学校，收编了体制里的“正规军”。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已经解体，大批档案开放。沈志华知道了这个消息，觉得机会难得，很有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增长点。
1996年5月，沈志华一行人来到莫斯科，虽然政治体制已经变化，档案馆的人仍然跟以前一样，效率低下，复印费也高得吓人。沈志华办法多，找俄国学者一起干，喝酒谈心，付给他们一些劳务费，便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但在当时，其实已经失去了先机，部分档案馆收紧，幸亏美国的学者复印了不少档案。沈志华在90年代末跟社科院的人一起，专门去了两趟美国，带回来十几箱的档案。回来之后，又组织人翻译出版。
2002年，34卷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问世，现在还能看到内页上写着“内部发行”的字样，却成为中苏关系研究领域一部绕不过去的重要文献。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研究也开花结果，围绕朝鲜战争和中苏关系，写出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
“沈老师有一个大的突破，其实是通过发掘俄罗斯档案，重新复原冷战后的国际格局，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应和应对。我们过去只知道联共党史、中共党史，以为就是这样。好多问题没法解释，为什么一开始想走美国的路子，后来走苏联的路子，再后来又走美国的路子。”韩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
对于沈志华来说，出版时的删改是家常便饭。“搞历史研究的时候，不能自己预设很多界限，不然还怎么做学术，但是到了发表的阶段，可能会有妥协。”沈志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早上九点钟，沈志华端着保温杯，面带笑容，缓步走上前台，旁边是这次讲座的评议人韩钢。台下的灯光有些昏暗，偌大的中心讲堂，只坐了一小半的听众，后面都是空的。这种情况很少见。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对外公布任何信息，基本只有本专业的学生知道。
他还是没忍住自己的脾气，不明白为什么安排了讲座，又不对外公布。四下沉默，没有人回应。发完牢骚，开始进入正题。题目讲的是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末和70年代面临的两次选择，那些政治水位的风浪与地表之下的褶皱，或是长久的积压与偶然的爆裂，它们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档案和回忆录中。
讲台总是让沈志华兴奋，而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才能，不用任何台本，手势劈到半空中，如入无人之境，声音从高亢转入低沉，历史仿佛也有了语气。听完一场讲座，早已落定的尘埃都震荡一遍。
陆续有几位学生低着头进来，找旁边的地方坐下，成为新的听众。对于他们来说，中苏关系是遥远的历史，但对于沈志华来说，他是亲历者。提到中苏交恶的时候，他回忆了自己当兵的经历。
那是1969年，沈志华19岁，他是公安子弟，“文革”初期，也忙着“闹革命”，搞串联。后来成为了一名航空兵，每天听报告，都说苏联要打过来，核战争即将爆发，部分机关部门也开始迁移。据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每个人只需要挖一个猫耳洞，往里一躲，什么事儿都没有。也不知道真假，沈志华挖了俩。
然而，“文革”改變了这个小战士的命运，有人举报，说沈志华是极左分子，还杀死过人。沈志华复原回家，到石景山发电厂烧锅炉，搞宣传。厄运似乎对他特别照顾，总是在他将要扑出水面的时候扯住后腿。
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偶尔才会被提起。学生们听得入迷，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沈志华享受这种表达的快感，尽管他也知道，阻碍与误解一直都在。以前经常有人在网上骂他是卖国贼，有反动倾向。他也不搭理，继续做自己的事。在他看来，那些立场和定性跟学术研究扯不上关系，“都是闲的”。
2005年，沈志华接受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决定进入体制。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吸引他的重要原因。当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是张济顺。她是一名历史学家，在她的推动下，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先后聚集到华师大历史系，包括杨奎松、茅海建和韩钢等人。
客观上说，沈志华进入体制，也是因为他做生意赚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到俄罗斯购买档案，资助青年学者，书出了一百多本。不过，刚到华师大的那段时间，沈志华担任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每年只有20万的拨款。当时很多门道没有摸清，资金申请手续繁琐，公家的钱并不好用，还得自己想办法。他的弟弟给了一百万，夫人李丹慧的哥哥也出了一百万，作为支持。
钱的问题还在其次，更迫切的是人才。“要是就自己研究，那完全没问题，全国世界都可以自己去找。但是你要是想有一些大的举动，推动某个学科的发展，还是得进到体制内，这样才能带学生，组织团队，毕竟民间学者没几个，得跟领域里的学者对话。”沈志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周娜是沈志华带过的博士生，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周娜被调入研究中心工作。开始的时候，只有沈志华和她两个常驻人员。她跟《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沈志华联系了历史系相关老师，希望能一起搞冷战史研究。然而，没有一个人响应沈志华的提议。他只能从基本做起，申请项目，带博士生，手把手传帮带。 谷继坤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师，硕博都是跟着沈志华读的。他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对苏援建”，那是2012年，去北方某省档案馆查资料，工作人员把档案拿出来，又让他先喝茶，说要研究一下，才能决定是否给他看。
谷继坤喝了一天的茶，最终还是没能看到档案，不免心生沮丧。没有办法。谷继坤回到上海，在沈志华的办公室里说起此事。沈志华给他打气，回忆起自己跟夫人李丹慧一起，沿着中苏和中蒙边境搜集档案的往事，走了一圈，到几乎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的档案馆查资料，各种办法都用尽，还是没少吃闭门羹。
2009年5月，沈志华在北京的三味书屋作讲座，老朋友徐庆全找他，说晚上喝酒。酒桌上，沈志华提起说，俄罗斯档案已经收紧，但东欧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开放了，他一直盯着这块呢。徐庆全当时听了挺惊讶，他知道，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动辄数以万计，耗时耗力，没有几年的工夫根本下不来。
但是沈志华清楚，这是新的突破口。和中国一样，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老大哥的后花园”，其实也不断面临着选择，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两次社会转型。它们是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窗口。
2011年夏天，沈志华跟几位学者一起去东欧考察。他发现，东欧档案的开放程度比俄罗斯要好，管理制度跟西方差不多，有的地方还免费复印。国家和外交档案馆都是如此，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都可以查阅。在捷克，工作人员主动给他们展示了当年中国发过来的公文电报文件。
在罗马尼亚，沈志华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会面，对方都是原来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高官，他们担任过诸如总统和国防部长的职位，一大帮子，有二十来人。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很关注，但思想仍然比较保守，内心的时钟仍然停留在过去。
从东欧回来后，项目开始启动，一共九个国家，各自的负责人来自华师大和北大等高校，很多是沈志华带过的学生，已经是青年学者，还有外国学者做学术顾问。沈志华担任首席专家，负责统筹，无论巨细，都要看。
有东欧那边的学者做顾问，但是因为劳务支出的报销程序非常繁琐，后来他们的积极性打了折扣，主要还是做档案搜集工作。
最难的还是语言关。东欧的这几个国家，除了德语，都是小语种，像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会说的人都很少，即使有，也多是做现状研究，容易出成果，看起来更有用一些。选择做历史研究的人极少。
学习这些冷门语言的学生，出路往往是去外交部，或者去大公司做翻译。沈志华印象很深的是，他去北京的外国语院校讲课，结束后跟学生闲聊，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做研究，有人说，就算是去旅游公司当导游，也比做历史研究赚钱多。
项目团队联系到了几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他们成长于50年代，那时候国家专门派人学习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到了沈志华读研究生的时候，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语言人才还很完备，思想解放，算是黄金时代，即使问题敏感，也可以发在内部刊物上。现在则有些凋零，青黄不接，凑不齐人了。
“我们原来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往来其实是很紧密的，80年代经济开放以后，主要面对的是美国和西欧国家，东欧这些国家的人才很紧缺，特别是东南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葛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之前是沈志华的博士生，这次参与了东欧项目，负责的是东德档案的搜集和整理。
因为语言方面的问题，几个团队翻译完，互相之间也经常有出入，人名地名，都需要统一。过程很繁琐，甚至可以说是枯燥。10月末，《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终于出版。
实际上，围绕这些档案，沈志华同时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已经出版的“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另一个是5卷的“东欧九国与中国关系”。后者在去年就已经结束所有工作，但一直未接到结项通知，更别提出版了。
也有让他觉得欣慰的事情。这套书刚出版，也就是前几天，沈志华去北大开会。有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找到他，阿尔巴尼亚语专业的，说是想跟著他研究阿尔巴尼亚史。沈志华很高兴，虽然这位学生在历史方面的底子有点薄。
沈志华担心他全国统考考不过，建议对方先读一个国际关系的硕士，缓冲一下，多读点历史书，到了博士阶段，再跟自己读，算是“曲线救国”。
在历史楼的一层大厅里，摆放着一面镜子。而在沈志华的客厅里，则摆着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字，“微渺通玄”。
在沈志华看来，历史学关注真相，而非真理。不同于现在流行的一些研究，它不是要证明某个预先设定的终极答案。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去还原历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是去解读，为什么会发生。
这些年，沈志华的视野一直在拓宽。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做冷战研究，担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以大学为依托的全球四大冷战研究中心之一”。如今，多所高校都成立了这方面的研究机构。2016年，学校成立周边国家研究院，沈志华担任院长。他的关注点从苏联和东欧拓展到越南、蒙古等周边国家。
今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徐庆全也加入进来，在研究中心担任秘书长。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缺不了沈志华的一手推动。今年2月份，春节前后，他们在北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请吴敬琏、高尚全和杨启先等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担任研究中心的顾问。
“这就跟他对社会的现实关照有关系，他掌握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材料很多是苏联和东欧那边的，但是他感觉到当下现实中这块是缺的。没有别人干，我们就先干起来。”徐庆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沈志华经常跟周围的年轻学者交流，大环境情况复杂，小环境却是可以维护的。谷继坤仍然记得自己在沈志华家里吃饭时的一个场景。当时他投了几篇论文，研究苏联对外蒙古政策的，但接连被退稿，不免心中郁闷。吃完饭，他就问自己的老师，中国研究苏联史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沈志华回答说，在你心里。他经常跟学生说的是，低头拉车，别管前面的路，反正也看不清。
沈志华体型壮硕，躬着身子，在电脑前打字，手头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已经69岁，明年准备退休了，头发几乎全白，声音依旧浑厚。来苏州是因为出差。沈志华前一天刚刚参加一个历史学会议，结束后喝了酒，把采访的事情给忘了;第二天还是作息照常，四点钟就起床工作。
操心的事情太多，经常是几头同时推进，这跟以前不一样。2005年，沈志华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三无人员”。在此之前，他进过监狱，办过农场，倒过辣椒，开过工厂，卖过黄金，做过书商，屡屡被风浪打翻，又终于回到学术的甲板上。
这是一个在时代的消耗中如何保全并延展自己的故事。进入体制后的这十多年里，沈志华的学术方向继续延展，从中苏关系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从周边国家再到改革开放史，与此同时，他也带学生，培养后备力量。
10月末，《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刚刚出版，总共11卷，四万多件。沈志华是主编，他的多名学生也已经成长为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项目中。从起意到结项，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
整个过程困难重重，而沈志华有感于当下的学术状况，不免增添许多忧虑。史料整理如同铺路，即使现在不畅通，以后也还有机会。他经常说，历史学家是负责造镜子的，不是照镜子的。“我们要把镜子造好了，你别造成哈哈镜，一照变形了，贻害后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病与乐园
校区位于上海闵行。两条货运铁轨从校园里横穿过去，贴着沈志华所在的小区，像铁爪一样散开，跟前就是黄浦江。这条支线的部分轨道已经废弃，或是隐匿于树丛中，或是埋进柏油路下，经过来往车辆无数次碾轧，再次裸露地表。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主体迁到这里，沈志华也搬过来，十多年过去，原先荒僻的郊野逐渐热闹了起来。但热闹与他无关，他的兴趣在那些档案里。历史研究是个体力活儿，他身体不错，早年还当过两年的航空兵，但常年的伏案工作还是留下了一些毛病，会有不太灵光的时候。
四五年前，沈志华去韩国开会，坐在那儿写字，忽然就站不起来了，赶紧送到医院，说是脊椎出了问题。小半米长的钢针，他比划着，从尾骨插进去，沿着每个骨头缝儿，一点一点往里挤药。
钢针每插进去一点儿，医生就问他感觉怎么样，特别慢，前后将近五十分钟。还不能打麻药，否则容易捅到神经。他就死咬着毛巾，趴在那儿，旁边几个人一齐强摁着，难受极了。所幸手术效果不错，后来没有再复发过。眼睛也有问题，都是看书看的，每天早上四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六点。这还是老毛病。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沈志华不被体制接纳，只好去南方下海。后来研究生同学当上主编，要出一套学术丛书，缺人审稿。沈志华放弃了稳定的生活，接了下来。一年的时间，每天连轴转，审完了60多本书，2000万字，结果眼睛坏了。
编完书，还是无处可去，沈志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眼睛有所好转。最近旧疾复发，点药都不行了，毕竟年纪摆在那儿。没办法，医生让他别老盯着一个地方，每半个小时就起来放松一下，看看远处，调节调节。对面住宅楼挡住了视线怎么办？那就走到阳台上，从侧面往外看。
总会有可以远望的地方，他说。“只要是心脏不出事，脑子不出事，眼睛不出事，工作就继续。”沈志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他对此倒是有些期待，毕竟可以少一些职务工作和应酬，多一点时间来写作。
不干活的时候，沈志华也并不孤独。他经常喊人过来，边吃边聊，因为有阿姨负责做饭，家里渐渐地变成了食堂。也是因为系里的很多同事都住在附近，同辈的学者，或是年轻一些的教师，距离不远。比如对门就住着韩钢，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在历史系，俩人认识有二十年了。
“游击队员”
这天中午，韩钢过来吃饭，和沈志华继续闲聊。饭很家常，两菜一汤，配上粗米饭，有人来，就加一双筷子。学术话题最下饭，他们谈到了1952年前后的中国，内部是正在酝酿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外是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外界提起沈志华，朝鲜战争总是绕不去的话题。
有时候，他们也会聊起过去，聊起那些出逃与退守，那些无法远望的夜晚。1984年，沈志华结束了两年莫名的牢狱生涯，没有学术单位肯接受这个从社科院肄业的研究生。他在社科院的时候，研究的是苏联初期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这项改革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有价值。然而，牢狱之灾降临到他头上，即使他在监狱里写完了将近40万字的专著，依然无路可去，只能自谋出路。
大家都争着挤进改革的列车，只有沈志华被甩到了时代的后面。最落魄的时候，他只能蹬板车，到大街上卖水果。
当时，张木生正在办《中国百业信息报》，自负盈亏。沈志华上研究生之前，在电力部门办过报纸，张木生就说让他过来，当副手。结果干了没俩月，让人给告了，说沈志华刚刚刑满释放，有污点。张木生有些为难，沈志华主动选择了离开。
天津大邱庄在搞生态农业试点，改良盐碱地，鸡粪喂鱼，鱼粪肥田。党委书记禹作敏名气很大，他让沈志华过去统管农场的事情。沈志华过去干了小半年，就住在那里。
广东是变革的前沿，沈志华听说那里英雄不问出身，就去了深圳，在进出口公司工作。他去过云南老山地区，坐着长途汽车，收购小辣椒，出口到日本等地。最后，靠着黄金和图书生意，沈志华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他终于有能力和资本去做研究，便杀回学术界。 徐庆全跟沈志华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那是1993年5月，在“大三元酒家”。当时徐庆全在高校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沈志华还在搞出版，组织学者做《白话资治通鉴》，却已经有了继续做学问的计划，并筹建“东方历史学会”。
徐庆全比沈志华小一轮，俩人性格很合得来。在徐庆全的印象里，平时喝酒聊天，沈志华有一股梁山好汉的气势，总是大步流星的，酒风浩荡，但是每次谈到学问，那种儒雅的风范就出来了。“他是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人，很单纯。”徐庆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专门写过文章，形容沈志华是“游击队员”，本来是“三无人员”，后来进入学校，收编了体制里的“正规军”。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已经解体，大批档案开放。沈志华知道了这个消息，觉得机会难得，很有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增长点。
1996年5月，沈志华一行人来到莫斯科，虽然政治体制已经变化，档案馆的人仍然跟以前一样，效率低下，复印费也高得吓人。沈志华办法多，找俄国学者一起干，喝酒谈心，付给他们一些劳务费，便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但在当时，其实已经失去了先机，部分档案馆收紧，幸亏美国的学者复印了不少档案。沈志华在90年代末跟社科院的人一起，专门去了两趟美国，带回来十几箱的档案。回来之后，又组织人翻译出版。
2002年，34卷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问世，现在还能看到内页上写着“内部发行”的字样，却成为中苏关系研究领域一部绕不过去的重要文献。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研究也开花结果，围绕朝鲜战争和中苏关系，写出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
“沈老师有一个大的突破，其实是通过发掘俄罗斯档案，重新复原冷战后的国际格局，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应和应对。我们过去只知道联共党史、中共党史，以为就是这样。好多问题没法解释，为什么一开始想走美国的路子，后来走苏联的路子，再后来又走美国的路子。”韩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沈志华来说，出版时的删改是家常便饭。“搞历史研究的时候，不能自己预设很多界限，不然还怎么做学术，但是到了发表的阶段，可能会有妥协。”沈志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隐形的人
早上九点钟，沈志华端着保温杯，面带笑容，缓步走上前台，旁边是这次讲座的评议人韩钢。台下的灯光有些昏暗，偌大的中心讲堂，只坐了一小半的听众，后面都是空的。这种情况很少见。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对外公布任何信息，基本只有本专业的学生知道。
他还是没忍住自己的脾气，不明白为什么安排了讲座，又不对外公布。四下沉默，没有人回应。发完牢骚，开始进入正题。题目讲的是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末和70年代面临的两次选择，那些政治水位的风浪与地表之下的褶皱，或是长久的积压与偶然的爆裂，它们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档案和回忆录中。
讲台总是让沈志华兴奋，而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才能，不用任何台本，手势劈到半空中，如入无人之境，声音从高亢转入低沉，历史仿佛也有了语气。听完一场讲座，早已落定的尘埃都震荡一遍。
陆续有几位学生低着头进来，找旁边的地方坐下，成为新的听众。对于他们来说，中苏关系是遥远的历史，但对于沈志华来说，他是亲历者。提到中苏交恶的时候，他回忆了自己当兵的经历。
那是1969年，沈志华19岁，他是公安子弟，“文革”初期，也忙着“闹革命”，搞串联。后来成为了一名航空兵，每天听报告，都说苏联要打过来，核战争即将爆发，部分机关部门也开始迁移。据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每个人只需要挖一个猫耳洞，往里一躲，什么事儿都没有。也不知道真假，沈志华挖了俩。
然而，“文革”改變了这个小战士的命运，有人举报，说沈志华是极左分子，还杀死过人。沈志华复原回家，到石景山发电厂烧锅炉，搞宣传。厄运似乎对他特别照顾，总是在他将要扑出水面的时候扯住后腿。
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偶尔才会被提起。学生们听得入迷，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沈志华享受这种表达的快感，尽管他也知道，阻碍与误解一直都在。以前经常有人在网上骂他是卖国贼，有反动倾向。他也不搭理，继续做自己的事。在他看来，那些立场和定性跟学术研究扯不上关系，“都是闲的”。
2005年，沈志华接受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决定进入体制。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吸引他的重要原因。当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是张济顺。她是一名历史学家，在她的推动下，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先后聚集到华师大历史系，包括杨奎松、茅海建和韩钢等人。
客观上说，沈志华进入体制，也是因为他做生意赚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到俄罗斯购买档案，资助青年学者，书出了一百多本。不过，刚到华师大的那段时间，沈志华担任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每年只有20万的拨款。当时很多门道没有摸清，资金申请手续繁琐，公家的钱并不好用，还得自己想办法。他的弟弟给了一百万，夫人李丹慧的哥哥也出了一百万，作为支持。
钱的问题还在其次，更迫切的是人才。“要是就自己研究，那完全没问题，全国世界都可以自己去找。但是你要是想有一些大的举动，推动某个学科的发展，还是得进到体制内，这样才能带学生，组织团队，毕竟民间学者没几个，得跟领域里的学者对话。”沈志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周娜是沈志华带过的博士生，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周娜被调入研究中心工作。开始的时候，只有沈志华和她两个常驻人员。她跟《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沈志华联系了历史系相关老师，希望能一起搞冷战史研究。然而，没有一个人响应沈志华的提议。他只能从基本做起，申请项目，带博士生，手把手传帮带。 谷继坤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师，硕博都是跟着沈志华读的。他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对苏援建”，那是2012年，去北方某省档案馆查资料，工作人员把档案拿出来，又让他先喝茶，说要研究一下，才能决定是否给他看。
谷继坤喝了一天的茶，最终还是没能看到档案，不免心生沮丧。没有办法。谷继坤回到上海，在沈志华的办公室里说起此事。沈志华给他打气，回忆起自己跟夫人李丹慧一起，沿着中苏和中蒙边境搜集档案的往事，走了一圈，到几乎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的档案馆查资料，各种办法都用尽，还是没少吃闭门羹。
寻访东欧
2009年5月，沈志华在北京的三味书屋作讲座，老朋友徐庆全找他，说晚上喝酒。酒桌上，沈志华提起说，俄罗斯档案已经收紧，但东欧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开放了，他一直盯着这块呢。徐庆全当时听了挺惊讶，他知道，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动辄数以万计，耗时耗力，没有几年的工夫根本下不来。
但是沈志华清楚，这是新的突破口。和中国一样，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老大哥的后花园”，其实也不断面临着选择，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两次社会转型。它们是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窗口。
2011年夏天，沈志华跟几位学者一起去东欧考察。他发现，东欧档案的开放程度比俄罗斯要好，管理制度跟西方差不多，有的地方还免费复印。国家和外交档案馆都是如此，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都可以查阅。在捷克，工作人员主动给他们展示了当年中国发过来的公文电报文件。
在罗马尼亚，沈志华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会面，对方都是原来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高官，他们担任过诸如总统和国防部长的职位，一大帮子，有二十来人。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很关注，但思想仍然比较保守，内心的时钟仍然停留在过去。
从东欧回来后，项目开始启动，一共九个国家，各自的负责人来自华师大和北大等高校，很多是沈志华带过的学生，已经是青年学者，还有外国学者做学术顾问。沈志华担任首席专家，负责统筹，无论巨细，都要看。
有东欧那边的学者做顾问，但是因为劳务支出的报销程序非常繁琐，后来他们的积极性打了折扣，主要还是做档案搜集工作。
最难的还是语言关。东欧的这几个国家，除了德语，都是小语种，像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会说的人都很少，即使有，也多是做现状研究，容易出成果，看起来更有用一些。选择做历史研究的人极少。
学习这些冷门语言的学生，出路往往是去外交部，或者去大公司做翻译。沈志华印象很深的是，他去北京的外国语院校讲课，结束后跟学生闲聊，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做研究，有人说，就算是去旅游公司当导游，也比做历史研究赚钱多。
项目团队联系到了几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他们成长于50年代，那时候国家专门派人学习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到了沈志华读研究生的时候，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语言人才还很完备，思想解放，算是黄金时代，即使问题敏感，也可以发在内部刊物上。现在则有些凋零，青黄不接，凑不齐人了。
“我们原来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往来其实是很紧密的，80年代经济开放以后，主要面对的是美国和西欧国家，东欧这些国家的人才很紧缺，特别是东南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葛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之前是沈志华的博士生，这次参与了东欧项目，负责的是东德档案的搜集和整理。
因为语言方面的问题，几个团队翻译完，互相之间也经常有出入，人名地名，都需要统一。过程很繁琐，甚至可以说是枯燥。10月末，《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终于出版。
实际上，围绕这些档案，沈志华同时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已经出版的“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另一个是5卷的“东欧九国与中国关系”。后者在去年就已经结束所有工作，但一直未接到结项通知，更别提出版了。
也有让他觉得欣慰的事情。这套书刚出版，也就是前几天，沈志华去北大开会。有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找到他，阿尔巴尼亚语专业的，说是想跟著他研究阿尔巴尼亚史。沈志华很高兴，虽然这位学生在历史方面的底子有点薄。
沈志华担心他全国统考考不过，建议对方先读一个国际关系的硕士，缓冲一下，多读点历史书，到了博士阶段，再跟自己读，算是“曲线救国”。
镜子与迷雾
在历史楼的一层大厅里，摆放着一面镜子。而在沈志华的客厅里，则摆着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字，“微渺通玄”。
在沈志华看来，历史学关注真相，而非真理。不同于现在流行的一些研究，它不是要证明某个预先设定的终极答案。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去还原历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是去解读，为什么会发生。
这些年，沈志华的视野一直在拓宽。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做冷战研究，担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以大学为依托的全球四大冷战研究中心之一”。如今，多所高校都成立了这方面的研究机构。2016年，学校成立周边国家研究院，沈志华担任院长。他的关注点从苏联和东欧拓展到越南、蒙古等周边国家。
今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徐庆全也加入进来，在研究中心担任秘书长。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缺不了沈志华的一手推动。今年2月份，春节前后，他们在北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请吴敬琏、高尚全和杨启先等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担任研究中心的顾问。
“这就跟他对社会的现实关照有关系，他掌握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材料很多是苏联和东欧那边的，但是他感觉到当下现实中这块是缺的。没有别人干，我们就先干起来。”徐庆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沈志华经常跟周围的年轻学者交流，大环境情况复杂，小环境却是可以维护的。谷继坤仍然记得自己在沈志华家里吃饭时的一个场景。当时他投了几篇论文，研究苏联对外蒙古政策的，但接连被退稿，不免心中郁闷。吃完饭，他就问自己的老师，中国研究苏联史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沈志华回答说，在你心里。他经常跟学生说的是，低头拉车，别管前面的路，反正也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