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不到常熟了。其实上海离常熟挺近的，早晨出门，八点过后已经坐在破山兴福寺的庭院里喝茶了。寺院整修得很好。庭院空阔，虽然已经坐满了茶客，但一些都不显得拥挤。这在国庆长假中尤为难得。到底二十年不到了，不免牵记当地的许多胜迹，就向隔座吃茶的一位老先生打听，柳如是的墓，有名的“王四酒家”……是否还在？老先生让我安心，这些名所不但全然无恙，而且新加维护、重建，面貌全新了。这就使我安心、放心，从容喝茶了。茶座侧边正好有一株挺拔的高树，日光从树冠泻下，散落在茶桌上，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诗人多少年前所见的景色，竟与今日无异，真是奇迹。
　　破山兴福寺的得名，多半也靠了常建这首诗。诗收在《又玄集》中，仅次于杜、李、王维之后，原题是“题破山寺后院”。这首诗太有名了，且已大字写成标语样式树立寺内，这里就不必重抄了。顺便想起了“唐人选唐诗”。汲古阁刻有九种，而《又玄集》不在内。唐代是诗的朝代，很有点“人人都作诗”的气势，在文学史上诗的成就也最高，从官方考场，到旗亭画壁，无处没有诗的踪迹和歌咏声。在这种“举国若狂”的形势下，社会上对诗的选本的需要是迫切的大量的。我看，“唐人选唐诗”简直就是唐代的《唐诗三百首》，《又玄集》的编者韦庄就在序文中说道，“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此外，在明代书坊翻宋刻《河岳英灵集》前留有数行宋刻坊本的“广告”，可证这些唐人旧选到宋代依旧是畅销读物。在唐代，这些选本是陆续出现的，入选的作者和诗篇也各个不同。这就说明在不同时期，当红的诗人和名篇都有很大的变化。早期选本没有杜甫的名字，因为他还没有出现，后来李杜并选，而李在杜前，到了《又玄集》，成书已在晚唐光化三年（九○○），是唐代最后的选本了。排名已是“杜、李”。这就说明了诗坛的易帜。像这样作家、作品的消长变换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读者对诗人评价变化的痕迹，自然也分明地显示出“初盛中晚”的划分，不同时期诗风的变化。是最可靠的诗史研究原始资料。可惜文学史家都忽略了未加注意。是一种遗憾。选本尽管有许多缺点，但自有其本身的价值，不应忽视。
　　最近偶然读到台湾《清华大学学报》谢正光先生的一篇论文，知道钱牧斋家族曾是兴福寺四代的大檀越。就像《红楼梦》中贾府与铁槛寺的关系一般。在牧斋晚年发生了与钱氏同宗别支钱朝鼎争夺寺产的一场激烈斗争，在《有学集》中收有牧斋两通争产的信件，措词激烈哀切，显然处于下风无奈状态，争产的结果不可知，两年后牧斋死去，钱氏家难继起，而挑起事端、终至逼死河东君的对手方正是钱朝鼎和他的马仔钱曾（遵王）。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记钱氏家难甚详。不料事前争兴福寺一事早露端倪了。一为待死之降清贰臣，一为新朝之显贵，又同为地方上的豪族乡宦，其沥血厮拼初战之处即为清净禅林之兴福寺，又哪里是今日游人想象得到的。
　　离开兴福寺后就到“王四酒家”午饭。寺前空地上有上百部小轿车停放着，可见游人之盛。更出意料的是，“王四酒家”早非当年一角小楼，几副座头，壁间悬着翁叔平木刻嵌绿的小联的原样，已化为金碧辉煌、海上风格的酒店，门首高悬着洋澄湖大闸蟹上市的通天招贴，提醒我们此际正是持螯赏菊的时节。不过时间迫促，只点了旧有印象的“叫花鸡”、“血糯”等几样小菜，草草杯盘，随即登车离去了。值得一记的是“酒家”收费不高，与上海同级饭店较，仅三之一而已。
　　还是按照二十年前的老经验，车出西门，沿了虞山山麓向下驶去。买了一张地图，公路上的著名景点，都一一标出，可惜路边没有显著的标记，只能在疑似的部位来往寻觅，最后是在一处临时搭建、出售蒲桃的摊位前停下打听，女主人不屑置答，只将嘴角一努，原来河东君墓正在摊位后面。她仿佛经历得多了，竟有不少游客，频频打听这个三百年前女人的遗冢，回答得厌烦了。赶忙下车，转往摊后，只见二十年前光秃秃的一堆土馒头，已被茂密的丛莽包围，连举步都难，河东君的遗冢在杂乱的杂树包围下，只能约略窥见新树的墓碑，想走近去更是困难。在一侧的钱牧斋墓情状略同，新添的是各有一座碑亭，亭柱各有一副嵌绿对联，词句新雅，但含义迷离，不易索解。也不能走上去细看，不知可有碑记。钱柳下世迄今三百余年，遗著多已重刊，更有陈寅恪为撰《柳如是别传》，于钱柳生平出处也已有一定的共识，我想是应该有一座简明的碑志，给游人以理解的帮助。照目前的情形，虽已努力绿化，但似乎缺少修整，落得眼下荒芜不活的状态，未免可惜。
　　二十年前初访柳墓时，觉得奇怪的是钱柳两墓何以均逼近公路侧边，却不想到这里原来即是拂水山庄的遗址，后来修公路，即穿园而过，钱柳两墓幸得保存，未被平毁。当时公路对过山麓还堆存了许多废弃的建筑石料，曾跑过去看过，不知是否是钱园的余物。今天自然是荡然无存了。
　　四十年前于吴下书坊偶得康熙刻《小方壶存稿》十八卷，《文钞》六卷。休阳汪森晋贤著。刻于康熙五十六年，是作者手订的全集。文钞卷一有《自桐川抵虞山记》一篇，记朱竹推荐虞山钱氏藏书甚富，劝其往观。遂于康熙丙寅（二十五年）由王石谷作介于钱遵王，前往观书。此文记游踪极详。碧巢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有裘杼楼。富而好事，喜刻书，朱竹的《词综》即晋贤所刻。其藏书路数与虞山派不同，自然不为钱遵王重视，其记云：
　　至三里桥，过遵王别业，竹树萧然，池水萦带，堂中所列悉宋元版本，余无他籍。语次，索其藏书目录，云寄宛平公矣。次日，抬饮。出宋钞国语及陶诗示余。纸色书法知其非近时物。饮散，复出香奁诗及与地图，装制颇精。
　　看情形钱遵王是看不起浙派藏书家的，认为他们不识版本，对藏书精品不能赏识，书目也托词不拿出来。难怪汪碧巢在文末说：“若钱氏之藏书不能尽观，未免有遗憾焉。竹其谓我何！”竹是想搜集宋元人秘集，为《词综》补遗，更希望能多见未见书，无奈把任务委托给一位外行的藏书家，计划不能不落空了。朱竹艳羡也是园的藏书，以致书林中流传着关于《读书敏求记》的故事，是不奇怪的。
　　汪晋贤在常熟还游览了拂水山庄遗迹，他说：
　　至拂水岩，……至山麓，舍舆而西，经花信楼，楼为乡先辈程孟阳旅居：孟阳与牧斋交甚笃，牧斋筑耦耕堂于拂水山庄，与孟阳读书其中，亦足以见两翁之志矣，循楼而南，为石径，多古柏老榆，下皆茭田，田之上即拂水山庄。皆乔木深竹，门以内为秋水阁，娄子柔所书额也。阁下有石桥，桥北为明发堂。堂东西多曲房邃宇，涧壑树石，人迹所罕至。其东北书室尤僻寂，风从灵牖入，作声。其中则牧斋及河东君二殡在焉。余与诸子凄然感之。
　　钱柳死于康熙三年，至丙寅已二十余年，尚未葬。这是世未前知的佚事。晋贤写书室双殡，阴森可怖。可见钱氏家难后后裔凄凉惨戚情状，二十年后仍未葬，不能葬或不敢葬，其中情事，悬想可知。至拂水山庄未圯前之情状，所记极详，绝非后人悬揣以意为之的图画所能及矣。
　　昔年为重刊山阴祁氏《远山堂曲品剧品》曾涌读祁彪佳日记，此书钞稿本今在国家图书馆，我所见的是活字排印本。读来深感趣味。他是淡生堂主人祁承的儿子，与诸兄世守藏书，但他自己并不热心收书，却是一位典型的“戏迷”。偶过书肆，所买的大都是政治方面的新书，兴趣所在却是坊间俗文学，特别是流行的曲本。远山堂所藏曲本极为丰富，见于其子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又极喜观剧，到处观场，都一一记在日记里，我曾将他所观剧目一一辑出，大致可以看出晚明剧场流行上演的是哪些戏文，有如一篇晚明流行的大戏单。看戏之余，他还将剧场、家乐中演出的传奇杂剧一一著录，加以品评，写成“曲品、剧品”，开戏剧评论风气之先，并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戏曲史料。对俗文学他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出任苏松巡按时，与冯梦龙有深厚的交谊，趣味相投，全在通俗文学方面。
　　祁彪佳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日记前有小序，他说：“予自乙亥乞归，至此已五载，不为不久。杜门不预户外事，不为不暇……乃碌碌土木，迄无已时。”乃命此卷日记为《叶录》，这又是他的别一种兴趣所在。他与当时著名的造园叠石名家张南垣关系密切，花了许多精力营造他的“寓园”。他的亲家张宗子（岱）也是讲究享受的贵公子，来往密切。同赋《寓山仕女春游曲》。他的师友有刘念台、倪鸿宝、杨龙友、谢三宾、钱牧斋、毛子晋、汪然明等。牧斋曾向他借淡生堂书，“予以先人之命，不令借人，但可录以相赠，因托德公兄简出诸书”（崇祯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作书致钱牧斋，以抄书十种应其所索。又作书致毛子晋，索其所携《余苑》。”（同年五月初九日）这一两年中，与汪然明过往尤密，书札不断。如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日记：“与汪然明魏行之放舟南塘，抵城。共访张燕客。……余送汪然明抵梅市田方别。舟次然明剧谈王修微女侠状，可下酒一斗。”汪然明是徽人而客杭州的富商，平生喜与侠妓名姝往还，常为她们排忧解难。世所共知他俨然是柳如是的保护人与经纪人。柳如是其时正寄居湖上汪家别墅，选婿待嫁，汪则为她寻觅合适的对象，供其选择。祁幼文是在苏松巡按任上卸职闲居的贵官，不可能不在汪氏的目光之内。果然，在祁氏崇祯十二年日记《弃录》三月二十九日条，就出现了下面一条，时彪佳在湖上。
　　张介子、汪彦文过访，晤汪然明及柴式之郎君。归寓。介子操舟，邀予小酌。至吴弘文寓，访柳如是，获晤。又与吴弘文访张深之。……
　　如是时年二十二岁。以名伎身份居杭。声价甚高，常人不易得见。以前苏松一带地方最高长官往见一位名女人，祁幼文下“获晤”一语，可见“嘉会”之难得。汪然明只在背后操持，当时并不在场。此次晤面经过，幼文并未详记，但可证如是己卯春确在杭州，同时知道她周围的人物。她在己卯春的诗集《湖上草》最后一题是“题祁幼文寓山草堂”，也是题赠彪佳的。
　　悬圃凉风物外姿，石楼丹总相宜。
　　家通洛浦琪云接，人倚湘君放鹤迟。
　　花满晓临珠盖拂，莺啼春入玉衣吹。
　　伊余亦有怀园引，笛里青霞渺桂旗。
　　此诗列于《别汪然明》诗后，为《湖上草》压卷之作。看来似是题画卷诗，河东君未必亲至寓山。诗是写景，但处处不离对祁氏家风的钦慕，尾联更别有深意。总起来看，如是对彪佳是留下美好的感情的。赏画题诗，初晤以后必有更多接触，可惜日记中别无记录，只留惊鸿一瞥而已。
　　祁彪佳为官从政却另有一番风度。他是否东林或复社的成员，查吴扶九《复社姓氏录》，无彪佳名，而豸佳、鸿孙、骏佳俱在录中。总之，他是属于“清流”的、深知民生疾苦，任苏松巡按，撰《按吴政略》，深悉民隐，尽调查研究之能事，他常携书手数人自随，所有公私文牍必抄存副本，因此保存文献最多，他和吴昌时是朋友，却能在崇祯一朝最后一场政治大斗争中挺身而出，揭发参奏，使周（延儒）吴俱被诛死（周玉绳是赐自尽）。南都弘光一局，他是拥立之一人。后辞官家居，清军南下，破杭州。清帅必欲彪佳赴杭相见。乡人亲属多劝他一见，便辞官归，亦不丧失名节，而可保一方平安、家族无恙。彪佳没有接受此种“人文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写好遗书，深夜自沉于他辛苦修治的寓山园池中。被家人发现时，遗体端坐池中，水仅没顶而已。
　　以上两事，陈先生《别传》都未说及，写此聊当补遗。
　　二○○七年四月二日